每一款蘋果新手機推出，即便價格不菲，人們仍然趨之若鶩地升級。原因之一，或許在於新款手機往往比舊款擁有更多像素。像素越多，圖像越清晰，而人們總是偏愛清晰。
人有兩種常見的毛病，叫近視眼和老花眼（本人兩種毛病皆有，深以為苦）。有近視眼或老花眼的人，看東西常常模糊一團。雖然從生理學、物理學上都可以得到解釋，但我們不妨姑且稱之為“眼素太低”。眼素太低的人，通常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患有此病。這多半是因為存在對比：近視者看遠物模糊，走近則逐漸清晰；老花者看近物模糊，放遠一些反而清楚。正因為有了對比，人才知道自己“有病”。
然而，人還有一種更隱蔽、也更麻煩的毛病，叫作“腦素太低”。腦素低的人，思想事物時往往一團模糊。胡適在《差不多先生傳》中，正談到這種毛病：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直隸省的西邊是哪一省？”
他說是陝西。
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陝西。”
他說：“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胡適說，“差不多先生”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我倒覺得，這種說法未免過於妄自菲薄了。“差不多先生”並非中國人的專利，而是全世界人的代表。
事實上，可以說一句：“人之初，腦素本低。”正因為如此，人需要受教育——不僅是學校教育，更是家庭與社會環境中潛移默化的教育。當家庭、社會、學校未能給予個人適當的“腦素”訓練與滋養時，個人便長期停留在“腦素未發展”的狀態，也就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差不多先生”。比如說，有人寫文章，動不動就是“中國人如何如何，外國人如何如何”，這樣的作者十有八九腦素很低。所謂“外國”，是指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而這些國家、地區之間的差異，天差地別，遠甚於山西與陝西之間的區別。而在他“腦”裏，這“外國”卻是無分別的模糊一團。
問題在於，當下的社會教育環境實在令人憂心。從前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多有編輯審稿把關，腦素太低的文字較難流通，因而社會影響有限。自從自媒體興起，情形大為不同：低腦素的文章、視頻、書籍鋪天蓋地而來。自媒體已成為社會環境中極為強勢的一部分，其影響力恐怕早已超過家庭和許多傳統社會機製。低腦素的自媒體迎合並塑造低腦素的個人與家庭，而這些低腦素的個體，又不斷再生產出更多低腦素的內容，如此循環往複，且“人氣”旺盛。長此以往，社會整體的腦素水準，實在令人不寒而栗。
需要強調的是，“低腦素”這一毛病，與一個人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無關，與性別、貧富、地域也無關，更與其揮舞何種旗幟無必然聯係。愛揮舞“愛國”旗幟者之中，固然不乏低腦素者；高舉“反封建”“民主”旗幟的，也並不意味著腦素自然就高。口號與旗幟，往往正是一些誘人的“坑”，使人安於一種低腦素的人生，正所謂“井底之蛙”。
腦素低的人，往往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因為他看不見對比。而要看出腦素高低的對比，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腦素。從單細胞生物進化到人類，需要幾十萬年；從一個低腦素的幼兒，成長為具備一定分辨力的成人，也往往需要數十年的持續發展。
所謂“腦素”，在傳統中文中其實早有對應的概念，即“識”。中國舊有“德、識、才、學”之說，正說明古人已意識到“識”與“才”“學”不同，更與“德”有別。
在西方文化中，與“識”最為接近的概念，是 intellect。可惜在近代漢譯過程中，“intellectual”被譯為“知識分子”，這一譯法並不盡達其意。“intellectual”本意是“關乎 intellect 的人”，或“擁有並熱愛 intellect 的人”。一旦“intellect”被等同為“知識”，便不可避免地與 knowledge 混為一談，而 knowledge 在中文中恰恰對應“學”。如此一來，便混淆了“識”與“學”的區別。從此，莘莘學子往往隻知“求學”，而不知“求識”。
倘若當初將 intellect 譯為“智性”，將 intellectual 譯為“智識分子”，這一概念在中文語境中或許不會如此陌生。事實上，“智識分子”這一譯法並非從未出現，隻是在與“知識分子”這一譯法的競爭中敗下陣來，終被淘汰，真可謂"劣幣驅逐良幣"。
希望這篇“腦素論”，能引起一些人對 intellect——亦即“識”——的興趣。
像素、眼素與腦素
浮世文心 (2025-12-31 06:53:37) 評論 (4)每一款蘋果新手機推出，即便價格不菲，人們仍然趨之若鶩地升級。原因之一，或許在於新款手機往往比舊款擁有更多像素。像素越多，圖像越清晰，而人們總是偏愛清晰。
人有兩種常見的毛病，叫近視眼和老花眼（本人兩種毛病皆有，深以為苦）。有近視眼或老花眼的人，看東西常常模糊一團。雖然從生理學、物理學上都可以得到解釋，但我們不妨姑且稱之為“眼素太低”。眼素太低的人，通常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患有此病。這多半是因為存在對比：近視者看遠物模糊，走近則逐漸清晰；老花者看近物模糊，放遠一些反而清楚。正因為有了對比，人才知道自己“有病”。
然而，人還有一種更隱蔽、也更麻煩的毛病，叫作“腦素太低”。腦素低的人，思想事物時往往一團模糊。胡適在《差不多先生傳》中，正談到這種毛病：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直隸省的西邊是哪一省？”
他說是陝西。
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陝西。”
他說：“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胡適說，“差不多先生”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我倒覺得，這種說法未免過於妄自菲薄了。“差不多先生”並非中國人的專利，而是全世界人的代表。
事實上，可以說一句：“人之初，腦素本低。”正因為如此，人需要受教育——不僅是學校教育，更是家庭與社會環境中潛移默化的教育。當家庭、社會、學校未能給予個人適當的“腦素”訓練與滋養時，個人便長期停留在“腦素未發展”的狀態，也就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差不多先生”。比如說，有人寫文章，動不動就是“中國人如何如何，外國人如何如何”，這樣的作者十有八九腦素很低。所謂“外國”，是指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而這些國家、地區之間的差異，天差地別，遠甚於山西與陝西之間的區別。而在他“腦”裏，這“外國”卻是無分別的模糊一團。
問題在於，當下的社會教育環境實在令人憂心。從前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多有編輯審稿把關，腦素太低的文字較難流通，因而社會影響有限。自從自媒體興起，情形大為不同：低腦素的文章、視頻、書籍鋪天蓋地而來。自媒體已成為社會環境中極為強勢的一部分，其影響力恐怕早已超過家庭和許多傳統社會機製。低腦素的自媒體迎合並塑造低腦素的個人與家庭，而這些低腦素的個體，又不斷再生產出更多低腦素的內容，如此循環往複，且“人氣”旺盛。長此以往，社會整體的腦素水準，實在令人不寒而栗。
需要強調的是，“低腦素”這一毛病，與一個人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無關，與性別、貧富、地域也無關，更與其揮舞何種旗幟無必然聯係。愛揮舞“愛國”旗幟者之中，固然不乏低腦素者；高舉“反封建”“民主”旗幟的，也並不意味著腦素自然就高。口號與旗幟，往往正是一些誘人的“坑”，使人安於一種低腦素的人生，正所謂“井底之蛙”。
腦素低的人，往往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因為他看不見對比。而要看出腦素高低的對比，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腦素。從單細胞生物進化到人類，需要幾十萬年；從一個低腦素的幼兒，成長為具備一定分辨力的成人，也往往需要數十年的持續發展。
所謂“腦素”，在傳統中文中其實早有對應的概念，即“識”。中國舊有“德、識、才、學”之說，正說明古人已意識到“識”與“才”“學”不同，更與“德”有別。
在西方文化中，與“識”最為接近的概念，是 intellect。可惜在近代漢譯過程中，“intellectual”被譯為“知識分子”，這一譯法並不盡達其意。“intellectual”本意是“關乎 intellect 的人”，或“擁有並熱愛 intellect 的人”。一旦“intellect”被等同為“知識”，便不可避免地與 knowledge 混為一談，而 knowledge 在中文中恰恰對應“學”。如此一來，便混淆了“識”與“學”的區別。從此，莘莘學子往往隻知“求學”，而不知“求識”。
倘若當初將 intellect 譯為“智性”，將 intellectual 譯為“智識分子”，這一概念在中文語境中或許不會如此陌生。事實上，“智識分子”這一譯法並非從未出現，隻是在與“知識分子”這一譯法的競爭中敗下陣來，終被淘汰，真可謂"劣幣驅逐良幣"。
希望這篇“腦素論”，能引起一些人對 intellect——亦即“識”——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