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時代悄悄帶走的“芳華”
1961 年，我考入北京一所大學預科班。那是一所寄宿學校，在當年，是許多人羨慕卻進不來的地方。
學校的選址本身就帶著傳奇色彩。傳說這裏原是某位大軍閥的宅院，雕梁畫棟，院落深深，頗有幾分《紅樓夢》裏榮國府的氣象。校園裏除了我們一百多名學生，還有一個幹訓部，清一色是外貿係統送來進修外語的幹部。
他們有獨立的一棟宿舍樓和我校女生分享，他們有營養食堂，三歺自選，完全自費；
學生食堂則是自費加國家補貼。
從學生的組成就可以知道這個學校的特殊性遠非外人所知。
學校高幹子弟很多，我所在的英語小班有兩位部長的孩子，分別是外貿、煤炭部外加一大軍區司令員的子女；也有來自普通家庭的學生，學校的政工幹部從本科選派，我們的政治輔導員是烈士後代，抗日時她在延安上過小學，九十年代末被提撥為付院長。
更讓外人想不到的是
預科的主要課程隻有三門:外語，漢語，化學。外麵的孩子累死累活要學七八門課，然後擠高考的獨立橋，而我們畢業時隻要各門考試及格都可以直接進入本科大學。
從今天看這座學校等於為考大學開了後門。
班上有意思的人和事是介紹不完的。
就說那個留背頭打發臘的何明吧。
何明進校頭一年，被歸入所謂 “自由散漫、隻專不紅”的一類。有一次，輔導員找他談話，經點撥，他寫了入團申請書，並開始有意與原來的那一圈小夥伴劃清界線。
團組織還給他分配了一對一，一對紅，學習對象。
他的轉變很快，也很用力。
學雷鋒成了他的日常。每天早上，不等起床鈴響，他就起床，替同宿舍的人打洗臉水；冬天，別人還在被窩裏，他已經在宿舍裏打理火爐、添媒，倒垃圾。每次下鄉支農都表現突出，住老鄉家幫助房東掃院子、挑水。
但正是這些“過於積極”的表現，給他招來了麻煩。有人懷疑他打小報告，說他是宿舍的竊聽器。還有人借機諷刺他。
一次，有人當著很多人的麵起哄：“我這兒有雙臭襪子，誰幫我洗洗？我替他向領導匯報一下。”
立刻有人跟著喊：“順手把我褲衩也洗了吧！”
哄堂大笑。
何明委屈地站在那裏，沒說話。
看的出，班長、支部委員也並不喜歡他。原因其實不難理解——他的“先進”，會使他們變的平庸。在那個年代，表現是有分寸的，越過了那條無形的線，會給周邊的人帶來壓力反而讓人不安。有人會說‘’ You are rocking the boat." (壞事的來了)。 高三畢業前他入了團。
按條件，他完全可以直升本院，完成四年的大學學業。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放棄了。
他說得很簡單：
家裏負擔重，下麵還有一弟一妹；早點工作，可以減輕父母的經濟壓力。
還有一個原因，他沒有多說——大學畢業後全國統一分配，他不想離開北京。
於是，高中畢業那年，他被分到一所中學教英語。不久，升為教導主任，負責學生紀律和思想教育。
命運的轉折，很快到來。
“文革”開始後，他家的成分變了——由“城市貧民”，改成了“資本家”。
其實，他家上兩代都是搖煤球的。一個籃球場大小的院子，是全家的工作場所：除了煤堆就是黃土堆，還有一台手壓抽水機，用來和煤泥；那時還沒有蜂窩煤，一切都是手工勞動的; 住的是兩間半磚半泥的房子，屋裏是農村式的土炕，柴火灶。他們就在這裏生活了兩代人。
運動中，有人揭發他父親“雇過幫工”，還給警察局定期送煤球，巴結反對勢力，於是又被定為“資本家”。
成分一變，他從領導層又回到普通教師行列。不久，政策調整，教師要憑學曆上崗，大學英語係畢業生來到學校，把他頂替下來。
他被分到後勤組，管水電、修理、綠化工作。
這一管，就是許多年。
55 歲那年，他退休，由一個子女頂替上班。
再回頭看我們那一班同學，軌跡已然分明。
幾位高幹子女，本科畢業後，有的出國，有的做起了進出口貿易，還有人進了外貿部，做了大使館參讚。更離譜的是有人回過頭來娶走了當年的“校花”。他們比別人更早接觸了西方文化。有一次開同學會，一位同學木納地站在那裏，使人想起魯迅小說‘’故鄉‘’裏的潤土，他怯怯地問在外貿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學‘’ 你去過幾個國家‘’ ，那位回答說你最好問我沒去過那些國家。
當年的老班長先留校當學生科科長，後來進了黨委宣傳部當處長，我們早看他是幹部苗子，比他爸爸還勵害，到九十年代，已升至是副院長。
而同班的大多數人，也都完成了本科，或考入其他大學，或順利走上各自的工作崗位。何明有先見之明，本科畢業後大多數去了外地，最遠分到喀什，最近分到承德外貿，上山收核桃。
何明，穩穩地留在了北京，他不曾出席任何同學會，不入群，不聯係任何人。
何明的故事不像電影有那麽多起伏的情節，卻與《芳華》有著相似的底色——
有些人被時代高高舉起，
有些人被時代輕輕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