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經常回娘家， 總是帶著我一起去，她從未帶過大姐， 她的理由是黃包車上隻能帶一個孩子， 當然是帶小的； 但是， 事實上是母親不喜歡大姐， 因為大姐出世後母親就生病， 說是這個女兒命中克母， 加上她從小又不在母親身邊， 當然會帶來以後的惡果。
大哥訂婚了， 是母親作的主， 對象是她的堂房侄女，是我五舅的女兒， 名叫何毓嫺， 她就是我的表姐， 平時我總是喊她大姐， 可是， 從她和大哥訂婚後， 我就自動地改口喊她大嫂子了， 她由於害羞就躲避著我， 我就一邊口喊大嫂，一邊到處找她， 大人們看到了也不阻攔我， 而隻是對我發笑。
在秋高氣爽季節的某一天， 父母親突然提出要出遠門， 經祖父母的同意後就走了； 不幾日， 他們回來了， 說是到南京中央司法部去找了一個人， 他是母親的表叔（姓侯）， 幫助父親完成了再就業的任務， 這次是安排在浙江省餘姚縣地方法院當推事了， 數日後， 父親即一人輕裝上陣而去； 而我們仍舊在淮安。
冬天到了， 大雪紛飛， 五人營的活動就要隨季節而變， 營長命令我們每人帶一個臉盆到後花園去搬雪， 營長親自在堆雪人， 要戰士們給他提供資源； 我要小便了， 花園裏沒有廁所， 回去吧， 路遠而要影響我們的戰鬥任務， 想在地上小便吧， 五人營的戰友們說：隨地大小便是不害羞， 怎麽辦呢？ 隻有忍耐著！ 時間一點點過去， 實在忍不住了， 就尿了一褲子， 回來時還挨了兩巴掌呢！
過年了， 除去穿新衣， 有好吃的以外， 還要對全家的長輩一一的磕頭， 每磕一個頭， 都會拿到一個紅紙包（壓歲錢）， 另外在除夕夜由祖父帶領全家人，到後花園的花廳去對已掛好的許多畫像進行排隊磕頭， 隻見那些畫像中的人都是穿著清朝的服裝， 特別是中間的一位， 頭帶大紅頂的帽子， 身穿清朝的官服， 那就是我的高祖父趙某森（字樾芩）， 他在清朝被封為“光祿公”， 官具一品， 曾任當時的“船政大臣”， 在福建省建設海軍的裝備和基地， 後因海軍經費被慈禧用以造頤和園之用， 他便告老還鄉，造宅河下白酒巷隱居。（注：如果當時慈禧能暫緩建頤和園，而將這筆經費用以加強海軍裝備的話，在以後的中日甲午戰爭中， 中國的北洋海師是絕對不會全軍覆沒的。） 關於高祖的生事， 已由淮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將他列入《淮安文史》中。
冬去春來， 祖母病重了， 當父親趕回來的那天， 祖母就去世了； 次日， 三叔（趙錫晉，字康仲）也帶了六弟（趙國倫）從天津趕回來了； 全家老小都放聲大哭； 父親、三叔、五叔、母親、四嬸、五嬸等人都日夜守護在死去祖母的身旁； 到第三天才入斂， 把靈柩放在上堂屋的中央， 還叫了和尚在靈柩前念經； 另外， 在圓門內的廳房中布置了一個佛堂， 有佛像、在佛像的前麵掛了兩幅很大的幕布， 每逢到“七”（從死的那天算起）就請很多的和尚來在此處念經、做法場； 五人營的全體成員在和尚不來念經的時候就把這裏當成戰場了，有一次， 我們在做捉迷藏活動， 不小心把幕布弄掉下來了， 這可不得了， 一定又要挨打，最少是挨罵了； 於是，大家拿了竹竿來， 想用它來把幕布掛上去， 可是一次又一次地也掛不上去， 急壞了， 怎麽辦呢？ 也不知是誰說了一句：“要求佛”， 大家都自動地跪在佛像前求饒， 過了一會， 真的就把幕布掛上去了。真奇怪！到底是碰巧還是有說法？一直是個迷。
祖母的喪事辦完以後， 把祖母的靈牌送到“綠野堂”（是趙家存放亡靈牌位的祠堂）放到應有的位置上； 父親和三叔都要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 這時，父親提出要母親、二哥、大姐和我與他同往， 而大哥留在淮安上中學， 由祖父和母親指定的媬姆照管；從此， 我就離開了我的永久故鄉——淮安， 五人營也就不宣而散了。
到了浙江餘姚以後， 是住在一所獨宅獨院的住房裏， 用了一個媬姆， 大家都叫她“阿珍”，還從淮安帶來一個男傭人（俞三）給我們燒飯。 很快又聯係了我們的學校（餘姚縣府前路中心小學）， 那時正逢暑假時期， 學校可招插班生， 父親說我已認識不少字了， 可以上二年級， 但學校對插班生是要考試的， 連阿拉伯數字都不認識的我， 怎麽考呢？ 隻有交白卷了。 肯定是不錄取； 過了幾天， 父親叫了一個法警帶我到學校去， 我莫名其妙地 跟隨著那個法警走進了教室， 見到很多學生都坐得整整齊齊地， 而老師卻叫我坐在最後一排的位子上； 此時， 才知道我就是插班生了。在課堂裏， 老師講的話我是一句都聽不懂（餘姚的地方方言）， 隻能像木頭一樣的坐著； 關於語文課， 我還能看得懂， 數學呢？ 已經上到十位數的加減法了， 回來後，從認數字、用鉛筆寫數字到加減進位和借位等都由二哥教我， 說也奇怪， 很快就學會了； 學期結束， 應付考試還沒有問題呢！
大姐和我們在一起玩是很自如的， 但她見到父母親總是不敢說話， 母親喊她， 她也不敢大聲答應， 母親叫她說話， 她也是一聲不吭， 因此， 母親說她是啞巴， 就對她使白眼； 甚至有一次母親還用雙手撕大姐的嘴； 我和二哥都在場， 不但不去勸說， 反而在一旁起哄。 還有更不應該的是從那以後我和二哥就看不起大姐了， 二哥渴了， 我也隨之要喝水， 都要叫大姐去給我們一杯一杯地倒好拿來； 晚上我和大姐同床睡覺， 我總是要占有一大半的地方； 早上起來見大姐的臉腫了， 我們不認為她是有病， 反而要嘰笑她， 說她是胖了，她早上起來不梳頭，母親就說她是個瘋子， 要把她送到瘋人院去，等等。 不久， 大姐真的病了， 而且已病得臥床不起了， 父母親才開始著急， 要將大姐送到醫院去治療， 可是大姐哭著不肯去， 並不斷地說：“我不去瘋人院， 我不去瘋人院。” 最後通過勸說， 並允許由俞三作為陪伴到醫院去住院治療， 才同意前往。 不幸治療無效、死亡。
大姐死後母親哭得很厲害， 我和二哥也都跟著哭； 這時， 大家都感到心中有愧。 於是就買了一塊地， 將大姐的靈柩暫時停放在那裏， 每逢到“七”， 俞三總是搞些飯菜， 領著我和二哥一同去祭典， 等滿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後， 就把大姐的靈柩托運回淮安去安葬了。
此時， 我已是11歲了，也就是1937年的上半年， 在學校我已
能夠適應一切； 餘姚的地方話我不僅能聽得懂， 而且還會講， 老師對我也很好， 從未批評過， 也沒有表揚過， 學習成積在班級中還能排列到中上等。 算是圓滿地完成了小學二年級的任務。
我的一生與家庭（3）
天上人間遊一遊 (2025-11-02 12:51:59) 評論 (10)母親經常回娘家， 總是帶著我一起去，她從未帶過大姐， 她的理由是黃包車上隻能帶一個孩子， 當然是帶小的； 但是， 事實上是母親不喜歡大姐， 因為大姐出世後母親就生病， 說是這個女兒命中克母， 加上她從小又不在母親身邊， 當然會帶來以後的惡果。
大哥訂婚了， 是母親作的主， 對象是她的堂房侄女，是我五舅的女兒， 名叫何毓嫺， 她就是我的表姐， 平時我總是喊她大姐， 可是， 從她和大哥訂婚後， 我就自動地改口喊她大嫂子了， 她由於害羞就躲避著我， 我就一邊口喊大嫂，一邊到處找她， 大人們看到了也不阻攔我， 而隻是對我發笑。
在秋高氣爽季節的某一天， 父母親突然提出要出遠門， 經祖父母的同意後就走了； 不幾日， 他們回來了， 說是到南京中央司法部去找了一個人， 他是母親的表叔（姓侯）， 幫助父親完成了再就業的任務， 這次是安排在浙江省餘姚縣地方法院當推事了， 數日後， 父親即一人輕裝上陣而去； 而我們仍舊在淮安。
冬天到了， 大雪紛飛， 五人營的活動就要隨季節而變， 營長命令我們每人帶一個臉盆到後花園去搬雪， 營長親自在堆雪人， 要戰士們給他提供資源； 我要小便了， 花園裏沒有廁所， 回去吧， 路遠而要影響我們的戰鬥任務， 想在地上小便吧， 五人營的戰友們說：隨地大小便是不害羞， 怎麽辦呢？ 隻有忍耐著！ 時間一點點過去， 實在忍不住了， 就尿了一褲子， 回來時還挨了兩巴掌呢！
過年了， 除去穿新衣， 有好吃的以外， 還要對全家的長輩一一的磕頭， 每磕一個頭， 都會拿到一個紅紙包（壓歲錢）， 另外在除夕夜由祖父帶領全家人，到後花園的花廳去對已掛好的許多畫像進行排隊磕頭， 隻見那些畫像中的人都是穿著清朝的服裝， 特別是中間的一位， 頭帶大紅頂的帽子， 身穿清朝的官服， 那就是我的高祖父趙某森（字樾芩）， 他在清朝被封為“光祿公”， 官具一品， 曾任當時的“船政大臣”， 在福建省建設海軍的裝備和基地， 後因海軍經費被慈禧用以造頤和園之用， 他便告老還鄉，造宅河下白酒巷隱居。（注：如果當時慈禧能暫緩建頤和園，而將這筆經費用以加強海軍裝備的話，在以後的中日甲午戰爭中， 中國的北洋海師是絕對不會全軍覆沒的。） 關於高祖的生事， 已由淮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將他列入《淮安文史》中。
冬去春來， 祖母病重了， 當父親趕回來的那天， 祖母就去世了； 次日， 三叔（趙錫晉，字康仲）也帶了六弟（趙國倫）從天津趕回來了； 全家老小都放聲大哭； 父親、三叔、五叔、母親、四嬸、五嬸等人都日夜守護在死去祖母的身旁； 到第三天才入斂， 把靈柩放在上堂屋的中央， 還叫了和尚在靈柩前念經； 另外， 在圓門內的廳房中布置了一個佛堂， 有佛像、在佛像的前麵掛了兩幅很大的幕布， 每逢到“七”（從死的那天算起）就請很多的和尚來在此處念經、做法場； 五人營的全體成員在和尚不來念經的時候就把這裏當成戰場了，有一次， 我們在做捉迷藏活動， 不小心把幕布弄掉下來了， 這可不得了， 一定又要挨打，最少是挨罵了； 於是，大家拿了竹竿來， 想用它來把幕布掛上去， 可是一次又一次地也掛不上去， 急壞了， 怎麽辦呢？ 也不知是誰說了一句：“要求佛”， 大家都自動地跪在佛像前求饒， 過了一會， 真的就把幕布掛上去了。真奇怪！到底是碰巧還是有說法？一直是個迷。
祖母的喪事辦完以後， 把祖母的靈牌送到“綠野堂”（是趙家存放亡靈牌位的祠堂）放到應有的位置上； 父親和三叔都要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 這時，父親提出要母親、二哥、大姐和我與他同往， 而大哥留在淮安上中學， 由祖父和母親指定的媬姆照管；從此， 我就離開了我的永久故鄉——淮安， 五人營也就不宣而散了。
到了浙江餘姚以後， 是住在一所獨宅獨院的住房裏， 用了一個媬姆， 大家都叫她“阿珍”，還從淮安帶來一個男傭人（俞三）給我們燒飯。 很快又聯係了我們的學校（餘姚縣府前路中心小學）， 那時正逢暑假時期， 學校可招插班生， 父親說我已認識不少字了， 可以上二年級， 但學校對插班生是要考試的， 連阿拉伯數字都不認識的我， 怎麽考呢？ 隻有交白卷了。 肯定是不錄取； 過了幾天， 父親叫了一個法警帶我到學校去， 我莫名其妙地 跟隨著那個法警走進了教室， 見到很多學生都坐得整整齊齊地， 而老師卻叫我坐在最後一排的位子上； 此時， 才知道我就是插班生了。在課堂裏， 老師講的話我是一句都聽不懂（餘姚的地方方言）， 隻能像木頭一樣的坐著； 關於語文課， 我還能看得懂， 數學呢？ 已經上到十位數的加減法了， 回來後，從認數字、用鉛筆寫數字到加減進位和借位等都由二哥教我， 說也奇怪， 很快就學會了； 學期結束， 應付考試還沒有問題呢！
大姐和我們在一起玩是很自如的， 但她見到父母親總是不敢說話， 母親喊她， 她也不敢大聲答應， 母親叫她說話， 她也是一聲不吭， 因此， 母親說她是啞巴， 就對她使白眼； 甚至有一次母親還用雙手撕大姐的嘴； 我和二哥都在場， 不但不去勸說， 反而在一旁起哄。 還有更不應該的是從那以後我和二哥就看不起大姐了， 二哥渴了， 我也隨之要喝水， 都要叫大姐去給我們一杯一杯地倒好拿來； 晚上我和大姐同床睡覺， 我總是要占有一大半的地方； 早上起來見大姐的臉腫了， 我們不認為她是有病， 反而要嘰笑她， 說她是胖了，她早上起來不梳頭，母親就說她是個瘋子， 要把她送到瘋人院去，等等。 不久， 大姐真的病了， 而且已病得臥床不起了， 父母親才開始著急， 要將大姐送到醫院去治療， 可是大姐哭著不肯去， 並不斷地說：“我不去瘋人院， 我不去瘋人院。” 最後通過勸說， 並允許由俞三作為陪伴到醫院去住院治療， 才同意前往。 不幸治療無效、死亡。
大姐死後母親哭得很厲害， 我和二哥也都跟著哭； 這時， 大家都感到心中有愧。 於是就買了一塊地， 將大姐的靈柩暫時停放在那裏， 每逢到“七”， 俞三總是搞些飯菜， 領著我和二哥一同去祭典， 等滿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後， 就把大姐的靈柩托運回淮安去安葬了。
此時， 我已是11歲了，也就是1937年的上半年， 在學校我已
能夠適應一切； 餘姚的地方話我不僅能聽得懂， 而且還會講， 老師對我也很好， 從未批評過， 也沒有表揚過， 學習成積在班級中還能排列到中上等。 算是圓滿地完成了小學二年級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