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新冠疫情，幸虧美國有真正的智慧科學家福奇醫生掌舵，不然損失不可想像。他果斷推動了 mRNA疫苗的研發與臨床試驗，並且以極其豐富的科學與行政經驗夜以繼日地為美國工作。在麵對一位對科學缺乏尊重的總統時，福奇始終堅守科學立場，抵製政治壓力，成為美國乃至全球抗疫的定海神針。
讓我舉些簡單的例子：當時被稱為“人民的希望”的藥物在早期試驗時顯示似乎有效，帶來了巨大鼓舞。但是在隨後的臨床試驗中，它又被證明並沒有顯著的療效，還有研究顯示羥氯喹的臨床試驗無效，福奇都如實說出。即使來自白宮的壓力巨大，福奇仍堅持科學結論，拒絕迎合政治需要，他真是美國醫學與科學界的良心與脊梁。
福奇在特殊的時代為抗疫做出了非凡的貢獻，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紀念他的卓越人生，也希望讓更多人了解他背後的精神與科學品質。
阿肯森相當肯首福奇的人品和才華，他們都曾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著名的“Yellow Berets”成員。那是越戰時期一批頂尖醫學年經人加入政府的研究項目後獲得的綽號，他們以科學研究服務國家可以避免被送往越南前線。以此可見越戰在當時的美國人中不受歡迎的程度，那一代“Yellow Berets”後來成為美國醫學界的領袖群體。Green Beret為美國特種部隊的象征，Yellow Beret也是體製性逃兵役的諷刺語。
福奇醫生的非凡之處在於，他原本隻是國立傳染病與變態反應研究所的所長，並非整個 NIH 的院長，但憑借極高的學術威信，他成為白宮首席傳染病顧問。
媒體喜歡調侃他是美國政府薪資最高的人，這並非特權，而是因為他在政府裏服務了 54年，薪資隨資曆而自然遞增的結果。他在 84 歲退休時，已先後為從裏根到拜登的七位美國總統提供了公共衛生方麵的決策谘詢。
福奇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他所經曆的遭遇同樣讓人必須為他鳴不平。無論在艾滋病防治還是新冠防疫中，他都曾麵對來自陰謀論製造者和政治活動人士的攻擊與威脅，有時甚至波及到家庭。這種針對科學家的仇恨是文明社會裏最不應該出現的，美國的保守派對福奇醫生確實欠一份道歉。
現任美國衛生部長肯尼迪幾乎是個小醜式的人物，科學的敵人。在公眾最需要科學指引的時刻，他所領導的基金會卻從事反疫苗活動，對美國社會造成了傷害。麵對這樣的政治與輿論環境，福奇醫生更顯珍貴，他的理性與勇氣捍衛了科學與人性。
福奇唯一的失誤，也許是他在疫情初期曾建議不必佩戴口罩。但他後來坦率解釋了，那是因為當時美國醫護人員的防護物資極度短缺，他擔心公眾的搶購可能導致一線醫護人員無防護設備。
在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美國能擁有福奇這樣的科學家實乃國家的幸運。相形之下，中國的防疫專家的層次則差很遠。像張文宏和喬治高雖在國內受到追捧，但他們的科學鑒賞力，完全無法與美國科學院院士級別的福奇相比。中美科學體係與社會結構的差異，也決定了兩國人民在這場災難中所經曆的命運截然不同。
《川普再失策也不會解雇Tony Fauci》
今天記者招待會Tony Fauci還在，我就放心了。川普麵對極端保守派的壓力，至今沒有幹掉Tony實乃美國之幸事，極端保守派已經弄出了一個#FireFauci的運動。我在文後使用他在美國學術界的昵稱Tony（托尼), 他太重要了，值得專門寫文章談他。
托尼在周末訪談時，明顯暗示川普在二月份阻止了他們專家多次建議的社交距離的措施，而他認為如果實施有效的隔離措施肯定會救不少人。川普已經在推特中對托尼表示不滿了，但是他如果動了托尼，可能會激起美國民眾的強烈反彈。川普恐怕不會動他的，當然無人能預測川總統。托尼在美國國會也明確說CDC獨欖檢測係統是一大錯誤，但是他自己也在係統中，脫不了幹係。托尼的另一個錯誤是沒有號召美國民眾早戴口罩。我們還是應該全力抗疫，美國在拉平曲線的過程中，雖然任務仍然艱巨。美國完全沒有恐慌，因為信息是公開的，醫療係統也沒有被擠兌。
Fauci這意大利姓氏也難堪。在艾滋病的高峰期，托尼麵對的是極端左派，那些艾滋病的活動分子，當時他們的口號是：“Fuck you, Fauci!”。在美國新冠記者招待會上，有時還會出現另一位意大利後裔，那就是美國現任國務卿蓬佩奧。紐約現任州長和市長都是意大利後裔，管理成這樣意大利傳統是否也是部分原因？意大利裔美國人在近代才被接納，我與一位意大利裔醫生共事過，他的學曆是華大MD，本科藤校。他的姓為DiValerio，很難發音，有次我接一位病人電話：“Can I speak to Dr. DiVa, Dr. DiValeaa...I am sorry！What a fucking name, I can’t pronounce it!”。這可真不是他的錯，他爹媽給的，讓我們同情一下姓Xi, Cao, Lie, Xing, Xu, Xiao和Xue的老中。
關於托尼的身高，他每次從川普那裏接麥克風時都必須壓低它，任何事情就怕有比較，托尼在政客裏是太矮了。托尼的身高其實是五英尺七英寸，大概就是1米7，至少他自己是這樣說的。托尼喜歡長跑，所以到這年齡身體和精神都特別棒，隻是嗓音有些嘶啞。如果托尼在大學裏做教授，他的個子應該沒問題，他肯定比華大知名教授Emil Unanue或華大校友諾獎得主Daniel Nathans高，做過Hopkins校長的Nathans 曾經來過華大，我曾在路上與他擦身而過，所以知道他是個小個子。Nathans現在已經去世，他兒子也成為著名教授。托尼與華大前著名教授Stan Korsmeyer的個子應該差不多。
我很早就知道托尼，我們隔壁實驗室的老板（簡稱JA教授）就是托尼的博士後，這位匈牙利皇家貴族的後代幾乎教了我免疫學。當時JA教授給我們幾位博士後或臨床Fellows開小課，形式是每周大家圍繞權威免疫學教科書講一章，5-6人坐在會議室的圓桌上。這人越少越可怕，因為問題會隨時向你襲來。這是我首次經曆與國內完全不同的教學方式，學生必須發言，教授負責答疑和隨後的討論。對我來說無論英文還是專業都麵臨挑戰，學完後才知道科學是可以這樣學與做的，我們有時還會分析經典論文。
JA教授的本科畢業於耶魯，40多歲仍單身，每天除了工作就在他麵向森林公園的辦公室讀書。JA教授的笑聲和我的猶太老板一樣傻，你問JA教授任何免疫學或醫學知識，他都知道。JA教授與人打交道幾乎是近於害羞的程度，雖然談起科學他可以沒完沒了。他人是nice得不得了，唯一的特點就是沒有出息，在他實驗室做過博後的華裔醫生說，他的經曆可以寫本書。
我最近得知托尼大概40多歲才與護士結婚，太太為愛爾蘭後裔，育有三位女兒，托尼為整個家族裏第一位與非意大利裔結婚的人。我們隔壁的JA教授被華大趕走時還是單身，後來很晚才在紐約組建家庭和領養孩子。在他的紐約科係做過住院醫來華大做專科的泰國華裔醫生，提到JA教授是崇拜萬分，稱他為免疫學百科全書般的人物。對我來說，JA教授沒有成為同誌就是意外，當時華大好幾位這樣的單身漢教授，莫非是受托尼的影響？
托尼本科是Holy Cross, 醫學院是以第一名從康乃爾畢業的。漂亮的白宮新冠主管 Dr. Birx也是文理學院的畢業生，讀的學院很多人可能連名字都不知道：Houghton College。他們都有很強的文理學院傳遞信息的能力，這裏托尼和Dr. Birx還是師生關係，不可想像吧，Dr. Birx曾經是托尼實驗室的Fellow。也就是說，一個實驗室的師生現在running the whole country，經營著整個國家的新冠防控策略。Dr. Birx說，美國與別國不同，所有新冠陽性病人無論因任何原因死亡，全部計入新冠的死亡總數中。
在托尼受訓的年代，最聰明的醫學畢業生搶著去NIH, 因為那會算在政府部門工作，可以不去越南打仗。托尼除了回紐約做過臨床訓練外，一輩子在那裏。阿肯森和Korsmeyer都屬於NIH的那批人，俗稱Yellow Berets, 也就是說戴黃帽的軍人，當時從越南傳回的消息是：“夥計們，不值得去越南送死”。
托尼在總結自己的人生成就時，認為學術成就首選在他領導實施的治療艾滋病人的雞尾療法，使艾滋病成為可控製性疾病。這個評價有一點不太恰當，因為雞尾酒療法是華裔洛克菲勒大學教授何大一的功勞，托尼的貢獻是行政管理。我至今仍記得，何大一那篇測定艾滋病人血中CD4+細胞的動態變化的經典Nature文章。當然托尼是美國的一流免疫學家，而何大一則是病毒學家。托尼的另一個貢獻，是響應小布什的號召將艾滋病的治療推廣到非洲（PEPFAR)，美國在那裏的努力幾乎拯救了一個大陸。其實在我看來，托尼的一個重大貢獻來自他做Fellow的階段，那就是將治療癌症的細胞毒性化療藥物（Cytotoxic drugs)首次應用到治療風濕等自身免疫病人身上，像cyclophosphamide或methotrexate, 原理是它們能殺死增殖度活躍的癌細胞也應該能對活躍的免疫細胞有同樣的作用。這個貢獻相當了不起，為現在常規治療的鼻祖。
托尼是最具表達能力的科學家，剛性的觀點以柔性形式表達出來的天才，他說自己喜歡人文和科學，所以選了醫學這介於它們之間的職業。托尼在周末麵對媒體的爭議訪談，其實也留下了解釋的空間，這正是他的藝術之所在。如果沒有托尼，美國不是被川普帶到陰溝裏, 而是翻船到海裏了。
托尼在NIH工作十幾年後就成為國家過敏與感染性疾病的所長，當時隻有43歲的他為NIH最年輕的所長，他谘詢總統是從裏根開始的，現在更是每天不辭辛苦地工作。托尼是位美國英雄，一個意大利裔藥劑師的兒子，祖父母生於意大利南部。托尼從小長在紐約的小意大利城，學前隻與祖父母說意大利語，上小學後祖父母為了他的前途就改用破碎的英語交流。托尼父母全部為美國出生的，父親讀了紐約哥大。托尼的祖父母從來沒有回過意大利，托尼在成人之前也未曾訪問過意大利。福山和林纓長在美國很少注重族群政治的時代，父母都把他們當美國人養，他們都是在長大後才明白自身的族裔歸屬的。
媒體把川普與托尼可能的衝突吵過了頭，托尼後來解釋他在周末回答的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早隔離的話很多人是否會獲救？他說當然是這樣，他沒有責怪總統的意思，川普也說他沒有任何解雇托尼的意圖，並且稱讚了托尼。從整個過程看來，川普還不是無可救藥的人，他先要求居家令後15天開放，托尼他們建議需要30天，他也都聽了，川普沒有像競選期間那麽剛愎自用。麵對媒體關於有人要謀殺他的問題，托尼回答這是他選擇要做的職業，但是有些人幹擾了他的家人，這是十分不應該的。
托尼始終堅持的一個理念是要與總統一起工作，因為他認為很多情況下，你如果與總統正麵衝突，那就什麽都做不成了。如果換成David Baltimore或Richard Feynman, 恐怕難聽的話早就出口了。托尼多次麵對科學家或左傾媒體的鋒利問題都選擇不回答，充其量這樣說總統：“你總不希望我把他推一邊，然後把他的麥克風奪過來吧？”。寫於2020月04月14日。
美國三軍聯席會議主席開始就新冠病毒的起源提出一些問題，當時還不敢說病毒一定是中國製造的，但那隻是陰謀論的原始階段。
我對石正麗在病毒泄漏上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她是一位具有競爭意識的科學家，在沒有政治壓力的情況下，她若真發現了一種全新的病毒，她們理應會主動發表相關的論文。然而在疫情爆發前，她並未發表任何關於新冠作為新型病毒發現的學術成果。
以此可以反向推測，盡管她確實在野外采集和研究過許多病毒樣本，但至少新冠病毒並不在其中。隨著事態的發展，中美兩國政客相繼卷入，他們相互指責對方是製造了新冠病毒的元凶，這導致了美國科學界的人士幾乎不屑參與爭論。
《輪到美國炒作病毒實驗室漏露案了》
關於美國Fox News報道病毒從武漢的實驗室傳出的信息，我是這樣在同濟校友群中討論的，略加修改公布如下：
可以看這裏的視頻，美軍聯席會議主席Mark Milley將軍直接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不能排除這個病毒來源於實驗室，但是現在的證據指向病毒為自然的產物：
這是記者與Mark Milley將軍的對話：
記者：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that the virus began in a Chinese lab and was maybe released accidentally?
(“你是否有任何證據指向病毒源於中國的實驗室，可能是意外漏露的？”)
Milley將軍：”There’s a lot of rumor and speculation in a wide variety of media, blog sites, etc. It should be no surprise to you that we’ve taken a keen interest in that and we’ve had a lot of intelligence take a hard look at that. And I would just say at this point, it’s inconclusive, although the weight of evidence seems to indicate natural. But we don’t know for certain.”
(“在廣泛的媒體或博客中存在大量的謠言或推測。你應該不意外我們對此有濃厚的興趣，我們的情報部分也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在這個時間點，我隻能說我們不能得出結論，雖然大量證據指向病毒是自然的產物。但是我們不十分肯定”)。
美國國防部長Mark Espe也說：“A majority of the views right now is that (the virus) is natural -- it was organic,"（“大多數的觀點認為病毒是自然的產物”)。
以上是些采訪的內容。
我查不到美國媒體病毒漏露論的令人信服的證據來源，他們在不確定或存在深喉的情況下多用Multiple sources, 但是到現在為止的信息是沒有smoking gun或no credible evidence。我是這樣看的：在石正麗發表那篇新冠病毒的Nature論文之前，她們沒有發表過任何與該病毒一致的病毒。現在這個病毒在包括華大的一流病毒學家Michael Diamond在內的全球科學家的手裏，大家沒有發現任何人工操作的痕跡，完全就是個自然病毒。至於是否是從實驗室漏露的，可能性也極低。現在沒有任何證據，隻能算是炒作，隻不過炒作從中國輪到了美國。那UNC的人工病毒與這病毒是兩回事，況且那人工病毒是美國科學家製備的，石正麗隻是個合作者而已。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石正麗手上早就有了這個新病毒，現在不小心漏露出來了，從武昌漏露到幾十公裏外的漢口華南市場附近。也就是說她幾年前就發現了這種自然界的新病毒，卻沒有發表，現在弄到全基因序列被上海的張永振搶先發表了。這對於一個富有競爭意識的科學家會有多麽慘，我們應該推斷這種可能性很低。至於什麽感染了黃姓研究生和她的男朋友，這純粹是陰謀論，早在前段時間已經被證偽了，現在轉到記者向川普提問了。
中國做得好的，我是會在公開的國際場合大力讚揚的。正如我給自己的好朋友美國感染科專家的這封回郵所展現的。他擁有麻省理工和聖路易斯華大的哲學和醫學雙博士，本科與Anthony Fauci讀的同一所文理學院：
Holy Cross。
Tom,
Nice to get your note and I hope everything is well with you and your wife.
Regarding your questions on Wuhan BSL-level 4 lab, I have to say that they are managing very well. No graduate students or any personnel associated with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ere infected, that is an amazing record for a city initiated the pandemic. They made great discoveries this time: identifying the virus, receptor ACE2, and the neutralized antibody. This time the Chinese scientists are doing a much better job than their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but the government was horribl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ontrolling the virus spread. Please find the source of research done by Scripps scientists published at Nature Medicine showing that the virus was not lab construct or man-made whatsoever.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820-9
Regards,
（高興收到你的來信，希望你和你太太一切都好。
關於你提到的WIV P4實驗室的問題，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管理得很好。他們的研究生和任何工作人員無人感染新冠病毒，這對於大流行始發的城市是個驚人的記錄。他們做出了偉大的發現：發現新冠病毒，發現了新冠病毒的受體並且認識到新冠病毒能產生中和抗體。中國科學家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的表現遠強過他們在薩斯流行時的記錄，但是ZF在早期防止病毒擴散方麵失策不少。請看下麵Scripps研究所的文章，說明病毒不是源於實驗室或人為製造的）
美國Scripps 研究所等單位的科學家終於在Nature Medicine發表文章還了石正麗一個清白，當時我所極力反對的對她鋪天蓋地的陰謀論，比現在還盛，十分可惡。最關鍵的是這句話：“Our analyses clearly show that SARS-CoV-2 is not a laboratory construct or a purposefully manipulated virus.” （“我們的分析清楚地說明新冠病毒不是實驗室構建的或者人為操作出來的病毒”）
美國是個十分慷慨的國家，現在終於有個總統對世衛說：“老子不幹了！”，美國國會還說他違法。美國政府不支付錢後，美國的蓋茨基金仍是全世界付款最多的。寫於2020年04月16日。
在疫情初期和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剛公布不久，曾有印度學者發表後來撤稿的論文聲稱，在新冠病毒中發現了類似 HIV（艾滋病毒）的基因片段。這一說法立刻被陰謀論者熱烈追捧，他們據此認為新冠病毒是人為製造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對人類的殺傷力。
出呼意料的是，法國那位因發現 HIV 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也引用了類似的觀點，聲稱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國利用先進技術製造出來禍害人類的。
其實HIV在法國或美國的發現過程本身就頗具傳奇，美國媒體使NIH的Robert Gallo與諾貝爾獎無緣，而這位法國諾貝爾獎得主的晚年言論也是飽受爭議。那時他已高齡88歲，思維似乎有些混亂，甚至還曾相信過水具有記憶功能這個科學上的著名鬧劇。
《上海交大的法國諾獎得主稱新冠為人造》
最近法國發現艾滋病毒的諾貝爾獎得主Luc Montagnier（蒙塔尼耶）發表訪談，認為新冠病毒是人造的，因為新冠基因組裏麵含有艾滋病毒片段。他還說美國對中國科學無論從資金和技術都有巨大的援助，所以兩國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都脫不了幹係。
蒙塔尼耶認可印度人關於新冠病毒基因組中含有艾滋病毒片段的學說，印度人自己都撤稿的東西他來背書，還弄出了個什麽數學模型。他似乎在講虛構的故事，他得HIV諾貝爾獎後腦袋就不清楚了，近期這位過氣的法國科學家頻頻在天朝撈錢，這次訪談是否是因為與天朝的交易不順？
幾位朋友問我對蒙塔尼耶訪談的看法，我讓他們別信這位法國諾獎得主。他得獎後就糊塗了，這是世界科學界人所皆知的事實。他以前相信水擁有記憶的假科學，讓我先說說那個知名的抗體無限稀釋實驗，法國科學家Jack Benveniste把抗體以10倍稀釋，稀釋了120次，裏麵除了水之外沒有任何抗體分子，他還認為該稀釋水中的“抗體”能夠刺激嗜堿性白細胞產生過敏反應。他們把文章投稿到Nature，Nature審稿人認為整個實驗過程無可挑剔，結果卻將顛覆世界的科學認知，主編同意在加備注讓大家警惕的情況下發表。文章發表後震驚科學界，但是無人能重複他們的實驗。Nature便派由主編、科學家和資深記者組成的團隊去法國國家級研究所（INSERM）的實驗室核實，盯著他們現場重複實驗，結果發現實驗不能重複。真實的情況是法國人故意設套了實驗，實驗員預先知道哪個試管是含有未稀釋的原抗體，哪個試管是被無限稀釋了的。Nature隨後發表幾篇文章描述整個過程，揭開法國科學家的騙局。
這在當時是轟動性科學事件，Jack Benveniste已經去世。蒙塔尼耶卻繼承了他的衣缽，他認為水分子通過電磁場擁有了記憶功能，水與抗體接觸後就記住了抗體的功效，那怕水中無抗體也無所謂。蒙塔尼耶可以把DNA稀釋到幾乎無分子存在的情況下，還能從水中PCR擴增出該DNA，並且蒙塔尼耶可以把這記憶的電磁場通過電腦傳到意大利去重複PCR實驗，他們把科學變成了巫術。蒙塔尼耶現在己經88歲了，說的是老年癡呆般的語言，蒙塔尼耶稱Jack Benveniste是當代伽裏略，受盡了委屈後離世的。
蒙塔尼耶於78歲高齡在法國走途無路後，被上海交大雇去擔任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所長，以證明他的假設，沒見任何成果，現在又說胡話了。蒙塔尼耶稱他在疫情暴發前還在中國，或許還是上海交大的教授。天朝是人傻錢多，我真不知道上海交大為什麽那麽渴望在自己的教授中擁有諾貝爾獎得主，蒙塔尼耶自己都說是在歐洲沒市場才去上海的。
蒙塔尼耶還有好多關於自症狀和疫苗的奇談怪論，從他的水通過電滋波擁有記憶的學說出發，他認為自閉症是感染造成的，他要應用抗生素治療這些孩童，當時引起科學界的強烈批評。他稱歐洲對他采取了科學的暴力，中國上海的思想開放，他要在上海交大研究他的電滋波理論。中國雇了這位神仙科學家，現在回法國又推出關於新冠病毒的數學新理論。
當年美國媒體硬是把美國NIH的Robert Gallo的諾貝爾獎給攪黃了。無論從HIV基因組、病毒學與免疫學研究，Gallo研究組都甩蒙塔尼耶幾條街。蒙塔尼耶還有一個特點是在很多正式場合都說法語，我聽過他說很難懂的英文。美國媒體人深挖到Gallo研究員沒有發現HIV, 他發現的HIV是從蒙塔尼耶寄的樣品中分離出來的，Gallo在文章中扯謊說是自己發現的。美國媒體直接揭露自己的意大利裔科學家Bob Gallo, 調查過程堪稱世界調研采訪史上的經典，不僅使Gallo與諾貝爾獎無緣，最後他隻有離開NIH去了馬裏蘭大學。
需要說明的是，新冠病毒攻擊包括免疫係統在內的全身組織與器官，尤其能使CD4和CD8陽性T淋巴細胞急驟下降，這些特征使新冠病毒像是薩斯病毒和艾滋病毒的複合體。寫於2020年04月18日。
在整個新冠疫情的傳播過程中，最初的重大誤判之一是對病毒傳播指數的嚴重低估。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後來計算出，新冠病毒的傳播指數高達 5.7。這一數字相當驚人，尤其在沒有出現奧密克戎（Omicron）變異株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病毒的致病性逐漸減弱，但它的傳播力卻顯著增強，這正是奧密克戎的典型特征。
根據早期的測序結果，新冠病毒在最初階段並沒有太多變異，因為美國與中國的病毒基因序列非常接近。隨著疫情的擴散和病毒的持續進化，變異開始不斷累積，最終出現了像奧密克戎這樣傳播性極強但是毒性較低的變異株。
實際上，奧密克戎在某種程度上幾乎像是一種自然演變出來的活疫苗，通過廣泛傳播，使大部分人群獲得群體免疫。文章中還詳細討論了武漢早期毒株的致病性特點，以及各國在不同時間點可能實現群體免疫的科學推算。
《大家都弄錯的是新冠病毒驚人的傳染指數》
關於新冠病毒的傳播指數R0, 成功預測新冠疫情的英國院士Neil Ferguson開始稱R0為2.5，後來他自己調高到3.1，其他各方學者測定的R0在2左右。傳播指數R0指病原微生物在沒有人為幹預的情況下傳播的強度，R0 3意味著一個感染者可以傳三個人。我長期認為新冠的傳染指數會高於Neil Ferguson推算的，我覺得應該至少是4-5。這次美國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算出的新冠R0高達5.7，這病毒的傳染性也太高了。
我們在2018年驅車去過位於新墨西哥州深山老林裏的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為世界原子彈的故鄉，現在很多核武器是計算機模擬的，他們應該算得準數字。朋友也說：“我也是這樣認為的，能造原子彈一定算得準數字”。以前R0為3時，如果沒有防範的話，推算新冠需要77天感染整個歐洲7.4億的人群，現在R0定為5.7，恐怕一月左右就可讓全歐洲感染。想想武漢45天以上無防控的情況，對一個1500萬人口的城市意味著什麽？
攝入病毒量的多少也是判斷致死概率的關鍵因素，記得當時我給華大醫學教授們看武漢病人的白肺CT時, 他們都驚歎這些患者吸入了太多的冠狀病毒。病毒量少的話免疫係統會清除它們，量多機體則變成了病毒的天下，病毒就會擠兌免疫係統，讓這個保護性的防禦係統變得敵我不分。
托尼（Tony Fauci) 曾經寫評述文章稱新冠相當於重號的流感，我覺得還是有些根據的。當抗體檢測出來和治療措施跟上後，我們會發現新冠在人群中的真實死亡率應該低於1%，流感的死亡率為0.1%。我讀過托尼的New England 文章，他們當時是這樣猜測的：鑒於中國報道的死亡率為1-5%，如果考慮沒有檢測的大量人群，所以推測新冠總死亡率將會低於1%，也就是重的流感。托尼這樣說是基於事實或當時的認知，現在看來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注意我們隻是說死亡率上新冠像流感，新冠的傳染性遠勝過流感，流感的R0為1.2-1.6，全世界錯在沒有人知道新冠的R0可以高達5.7，直到這次美國人說出來。
讓我們看看Tony Fauci和CDC主任Robert Redfield在3月26日的New England雜誌怎麽說的:
“On the basis of a case definition requiring a diagnosis of pneumonia, the currently reported case fatality rate is approximately 2%. In another article in the Journal, Guan et al. report mortality of 1.4% among 1099 patients with laboratory-confirmed Covid-19; these patients had a wide spectrum of disease severity. If one assumes that the number of asymptomatic or minimally symptomatic cases is several times as high as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the case fatality rate may be considerably less than 1%. ”
(“基於診斷設定必須擁有肺炎，現在的病死率為2%（注：來自WHO)，在另一篇發表在新英格蘭的文章中，關氏等學者報道（注：中國學者）1099例實驗室證實的新冠病人的死亡率為1.4%，這些病人的嚴重程度分布很廣。如果考慮無症狀或輕症狀的患者是現在所報道病例的幾倍，我們猜測新冠的病死率可能遠低於1%”)。
新冠病毒很少變異，現在傳到世界各地的新冠基因組99%為同源的，所以我不認為新冠流行到其他地方後傳播指數增高了，原因是大家從開始就把它的傳播指數messed up了。造成了它的R0隻有2的假象，結果全世界都吃虧了。同濟在芝加哥郊區做醫生的校友說，他們醫院的鄉下病人除了超市外其他地方都沒去過也感染了新冠。
從外麵的世界看天朝的數據，就是一個流感，應該比流感還弱得多，在13億人中傳播五個月，還隻有8萬多人感染。從武漢出來500萬人，湖北之外的天朝隻有一萬多人感染？我們用腦袋想想問題，全國除武漢外沒有完全的小區封鎖，病毒會照樣流行的，現在還在傳播。托尼最近在不同場合也表示輕信了WHO和天朝的數據，美國流感可以造成每年41-74萬人住院，中國流感總數更多。現在天朝官方承認擁有6764例無症狀感染者，這些人就是新冠病人，為什麽不計算在內呢？什麽叫無症狀，現在是過敏季節，咳嗽幾聲算不算有症狀？根據美國白宮總管Dr. Birx, 所有美國新冠陽性的患者去世，不管是死於心肺衰竭，尿毒症甚至老年癡呆，美國全部都將他們計算入新冠病人死亡的總數。雖然這有待商榷，但是美國人就是這樣做的。天朝最近將武漢死亡病例調高了50%，這是一個好的開端，但是還應該進一步核查。
美國的問題出在CDC在早期控製了試劑盒，使測試得太少，忽視了二月份的社區流行。因為美國有規定在疫情期間隻允許CDC掌控檢測，川普在專家的建議下將私人企業的診斷試劑引入進來。美國現在新冠的R0遠高於流感，真實的新冠死亡率應該隻比流感高些。因為很多感染的人自愈了，根本沒有計算在內，全世界都是這樣的。德國普查測定高發病區的500-1000人群的新冠抗體陽性率高達15-18%，我想武漢和紐約都接近或高於這個比例，這意味著恐怕幾百萬人已經感染了，走在群體免疫的路上。
美國CDC為波士頓地區的397位無家可歸者測試了新冠病毒，發現146人為陽性，也就是146/397=36.7%感染率，這是我看到的向群體免疫挺進得最快的人群。令人震驚的是他們都沒有任何的症狀，平常需要體溫100.4度才能測試，如果不是瞄準這類特定的群體，沒有人覺得他們是病人。斯坦福研究加州的情況表明，真正感染的人是報道的病例的50-85倍，在一個郡的感染率達4.16%。
美國麻省總院在附近的Chelsea鎮對路人進行了新冠抗體的檢測，200位隨機抽取人群中64位為新冠抗體陽性，陽性率預示已經有32%的該鎮居民感染過新冠病毒。這些人大約有半數在近期有過一點症狀，這個麻省小鎮走在群體免疫的路上。該鎮擁有4萬人口，以32%陽性計算推測有12,800人已經感染，但是隻有39人死於新冠，這樣Chelsea的新冠病死率隻有0.3%，接近流感的0.1%的病死率了。當然美國新冠死亡人數也可能漏掉，但是美國是把所有新冠陽性的死亡都計入新冠死亡人數的，除非是沒有任何呼吸道症狀的死亡，這種可能性也有。
斯坦福得出的結論是新冠抗體陽性率可以是核酸陽性率的27-45倍，這被我猜中了。現在是哈佛、斯坦福和美國CDC三家獨立的研究結果，都指向群體免疫的趨勢。我們隻有麵對這群體免疫的現實，沒有什麽大驚小怪的。我們很多人都感染了，強壯的人才活了下來，十分殘忍，但是沒有辦法。新冠傳播指數極高，最終算它的病死率就是流感水準，托尼說對了。另外降低死亡率的重要因素是臨床上對病人的處理和治療，包括現在的對症治療和逐漸起來的抗病毒治療，讓我們充滿希望，這就是我說的將美國拖下水是全球人民的福氣。
實在無人能預測世界各國的疫情，像是虛構的小說，特別是3月7日以後的指數增長。自從1月18日向國內披露武漢已經1723人感染新冠以來，我寫了超過40篇的新冠文章，但是我在3月初猜測的美國疫情走向，與我當年預測川普不會當選美國總統錯的差不多。寫於2020年04月19日。
這篇文章寫於新冠疫情爆發大約半年之後，係統地總結了西方各國在新冠大流行初期普遍反應遲緩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其實源自文化層麵。西方社會高度重視個人隱私與人權，自由是其核心價值。這一文化基礎既塑造了社會的開放，也削弱了危機中的行政效率。
正因為建立在自由之上的政治體係，西方政府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顯得反應遲緩和協調混亂。公眾在自由氛圍中更傾向於質疑政府與專家的權威，這種懷疑態度也助長了各種反科學和反疫苗的言論蔓延。
我因此在最初的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從一開始就是成立的：中國有過控製薩斯的經驗，並且擁有強有力的政府體係，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新冠疫情的控製。
當然，中國在疫情早期壓製輿論和延誤信息公開，在中堅階段的清零暴政和在最後放閘的新冠海嘯，也正是專製體製的另一麵。這種信息的不透明最終導致病毒在武漢三鎮迅速擴散，並且蔓延至全球。
然而如今回望，當我們了解到新冠病毒這種極高的傳播指數，就會意識到：如此高傳染力的病毒，無論在任何國家或任何體製下爆發，恐怕都幾乎無法被完全遏製。
《為什麽西方普遍對新冠大流行反應遲鈍？》
同濟校友水平送我私人微信，他給我出了這道難題：“問你一個題外話：公衛思想起源西方，中國這次教訓很多，按說西方有新聞自由獨立的監督，醫療服務發達，ICU病床多，但是這次西方公共衛生防控體係基本都反應遲鈍，發病病死率數據目前結果都不太好，原因何在？[Smile]”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多少涉及過這些問題。當我看到他的問題後還是放下手頭的活兒，努力嚐試去回答，現整理擴充如下：
第一。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不同，西方自由奔放的民風與文化在這裏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對待死亡與無神論的我們存在天然的區別。他們看待死亡是到了天堂或投入上帝的懷抱，我們的離世說輕點是家裏的損失，言重些則被讚譽為國家和民族的損失。西方人在葬禮這種悲傷的場合，甚至可以談笑風聲般聊逝者的有趣往事。我們在葬禮上必須有哭聲，嚎啕大哭最能表達悲傷，自己哭不出來雇人來哭。我在美國著名醫學院和醫院工作了幾十年，從來沒有見過這類哭聲。當然美國設置有專門的臨終關懷醫院與設施，在美國送別過親人的人都知道，美國人對逝者的尊重是中國無法比的。
我在華大多次遇見中國女學生打傘和遮臉，在像迪斯尼樂園等其他的公共場所，我也經常見到這樣的中國習俗。中國人以一白遮百醜為文化的認同，所以中國人很自然在疫情來臨時采用戴口罩等防護措施。而西方人絕少這樣，他們以把自己曬成褐色為美，戴口罩是疾病的象征。這也是為什麽在疫情早期中國人在聖路易斯地鐵通勤上被人轟出去甚至挨打的原因，理由是你生病了憑什麽出來傳病菌給我？這個叫有理說不通，主要是文化的差異。
我再去意大利的時候，他們的沒受太多教育的人們會對中國人另眼相待，但是這新冠大流行還是很難改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文化習俗的，文化的固性是驚人的。意大利是疫情最先泛濫的歐洲國家，西班牙稍晚，但是在西班牙感染人數少時，我就從去年在西班牙的所見預見他們會上來，現在果然已經超過了意大利。
第二。中國集權統治有利於從群體上控製人的流動，強製性形成社區隔離。我在1月18日的首篇新冠博文中就預測到了，我當時是這樣說的：“中國擁有非典經驗，又有強有力的政府機製，希望這次能渡過難關”。我傾向於將公衛看成是政府的一部分，它其實在中美都是通過政府部門來執行的，雖然美國也借助了私人機構的力量。中國可以一聲令下撤換湖北高官，川普連讓紐約封城的決定都做不了。
第三。中國這次限製言論自由使自己和全世界都吃了大虧，這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新冠病毒傳遍世界各地。英國研究發現，如果中國早期能控製住，95%的全球疫情可以避免，但是這個結論也是靠不住的。我觀察新冠世界大流行趨勢後，覺得似乎任何人都不能完全阻止新冠在全球的大流行，我們必須讓殘酷的數據說話。因為新冠的傳染指數太厲害了，隻要有那麽幾個人帶病毒出來，一切就完蛋了，潛伏一段時間後指數傳播，當今的全球航空係統使我們對新冠病毒防不勝防。西方媒體再強大也沒有用，因為不測定就看不見病毒，美國媒體在病毒隻有幾十例的三月初，再怎麽炮轟美國政府也不會起到任何的正麵影響。因為這是看不見的敵人，無確鑿的數據沒有人會理解政府的措施的。現在幾萬人死亡的情況下，美國都有那麽多人抗議政府的居家令。
第四。西方保守主義宣揚的小政府也與此次美國疫情控製有關。如果美國政府有規定隻允許CDC涉及，那就應該給CDC足夠的經費去檢測。這次CDC無論從資金到技術都不足以應對如此規模的挑戰，最後還是靠的Roche等私有企業，華盛頓州的華裔醫生幾乎是冒著犯法的風險自行聯係檢測。我沒有想到美國有立法，不允許CDC之外的任何機構涉及。另外這次曝露出來的問題是，美國醫生越來越被一群擁有MBA學位的職業經理人控製著，醫生隻是一個打工的。這是典型的外行領導內行，MBA執行官賺大錢，還沒為醫生準備好防護設備。
第五。西方民間存在著廣泛的反智主義和反政府情緒，這些都不利於需要科學與技術的新冠控製。什麽模型預測，沒有人認為是真的，隻當是科學家的遊戲。如果是政府出來解釋，那更沒有說服力，在美國越是政府的東西就越不好，真正需要強大政府的時候大家又沒折了。大家可以看博文刊頭的圖片與新聞，俄亥俄居民John McDaniel前幾周抗議州長居家令限製了他的自由，最近自己卻得新冠去世了。
第六。還有可能存在不同人種對新冠易感性的差別，包括ACE2受體是否在意大利後裔中存在易感突變。這個已經有些報道，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我們現在對新冠病毒的致病機理還處於初級階段，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華中科大海歸教授紅淩在去世前4-5小時都在與太太微信交流，後來突然去世。現在從各方麵的研究結果推測，驟死的原因可能是新冠造成凝血功能障礙所導致的肺血栓，或者病毒直接損害了心髒。
美國底層民眾容易感染新冠的原因是顯爾易見的，他們根本不可能通過Zoom meeting or teaching 在家辦公，他們必須擠地鐵去上班，不然家裏桌子上就沒有了食物。我將新冠大流行看成自然壓力迫使人類淘汰一些基因庫的過程，品德高尚的人類現在正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減低這種自然選擇的殘酷度，但是人類基本上永遠對抗不過大自然，人類對自然卻是有罪的。
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新冠是對貪婪的人類的報複，還僅僅是個開始，隨著全球變暖的惡化，我們的子孫將會麵對更加悲慘的命運。
貼些步行去華大上班路上的照片，沿街的鬱金香盛開，景觀涉及小區、CWE和森林公園。往日熙熙攘攘的醫學院校園，現在空空如也。比細胞還小的生命現在支配著世界，誰要我們打破了它們安寧的家園？寫於2020年0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