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百年前，當清帝國在內憂外患中日漸式微，數以千計的中國青年懷抱家國理想，東渡日本求學。他們中有人成為軍人，有人走上立憲、革命、報業、實業、藝術之路；有的改寫了中國的權力結構，有的開啟了現代中國的輿論空間與工業化道路。
在東京，這些青年或在士官學校、法政大學接受近代國家之術，或在《讀賣新聞》《朝日新聞》裏體悟新聞的力量，或在不忍池畔追逐藝術夢想。他們的軌跡最終匯聚成一次大規模的政治社會轉型——或站在了武昌起義的前線，或投身民初議會製度的創建，或在失敗與流亡中，重新構思政黨、政體、國家與革命。
本文選錄的《在東京重造中國》中兩個章節，以細致翔實的史料和人物描寫，勾勒出晚清至民初間一幅驚心動魄的知識分子與軍人變革史。如書中所展現，他們並非整齊劃一的群體，有人為共和、有人為專製，有人為體製內改革、有人成為刺客與謀士。他們在日本所受的教育、結下的網絡、經曆的思想洗禮，在辛亥革命爆發、民國建立、黨爭初起的關鍵時刻發揮了深遠影響。
《在東京重造中國》並非誇飾，而是實錄。東京，不僅是他們學習之地，更是他們精神啟蒙、組織結社、籌謀革命的基地。本書通過翔實的留學資料、人物生平、機構網絡，還原出一個近代中國從瓦解走向重構的瞬間橫截麵。
正如梁啟超所言：“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嚐不相輔相成。”革命者、立憲派、軍人、記者、實業家、藝術家——他們或許並不屬於同一群體，卻都在共同回答一個問題：中國何以重生？而他們的許多答案，源頭正是在那個時代的東京。
閱讀這段曆史，是為了理解今天中國的起點；也是為了記住，那些為改變命運而選擇離開故土、又一次次義無反顧歸來的年輕人。
十九
武昌起義發生後， 1911 年 11 月 21 日，翰林院學士惲毓鼎在日記中說：“亡國三妖，一東洋留學生，一新軍，一資政院谘議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種為諸魔之母。”
新軍的各級軍官和資政院、谘議局的議員中也不少東洋留學生。幾天之後，11 月 25 日他在日記中咒罵：“此次亂事皆成於留學生，背負國家，荼毒生靈，天道猶存，此輩斷難幸免。”
清廷於 1904 年頒布《選派陸軍學生分班遊學章程》之前，就向日本派出留學生學習陸軍，1903 年有兩百多人，到 1904 年達到 500 人，人數最多的一年是 1906 年，共派出 1600 多人。清廷選派年輕人到日本學陸軍，充實到新軍之中，當然是為了保衛他們的政權。
初到東京，他們往往會被安排在成城學校、振武學校接受預科教育，從這兩個學校畢業的學生有 850 多人，然後經過日本軍隊實習，再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有 673 人。
陸軍士官學校設在東京牛込區的市穀，中國留學生先後在這裏走出的有鐵良、吳祿貞、張紹曾、唐在禮、蔣雁行等 40 人（第一期）；良弼、藍天蔚等 25 人（第二期）；蔣百裏、蔡鍔、蔣尊簋、張孝準、許崇智、吳光新、傅良佐等 95 人（第三期）；蔣作賓、方聲濤等 83 人（第四期）；何成濬、陳儀等 58 人（第五期）；孫傳芳、李根源、羅佩金、閻錫山、尹昌衡、劉存厚、孔庚、羅香亭、唐繼堯、李烈鈞、趙恒惕、程潛等143 人（第六期）……這個不完整的名單涵蓋了清末民初許多名聲顯赫的軍人，包括滿人貴胄中的鐵良、良弼。
武昌起義時，新軍的各級軍官、教練、將領中有大批留日士官生，在關鍵的時候拋棄了送他們到東京留學的朝廷。
參加同盟會的留日士官生中另有“丈夫團”的組織，武昌起義後在各地響應，起兵獨立的許多人多為其中成員，這個名單包括唐繼堯、閻錫山、程潛、李烈鈞、尹昌衡、張鳳翽、李根源、羅佩金、李書城、葉荃、黃郛等。1904 年來到東京的李烈鈞回憶，“丈夫團”最初隻是士官生的小組織，與同盟會並無關係，由黃郛和他等幾個人發起，黃郛慷慨激昂地說：“滿洲政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人應起而推翻之，古人嚐謂當仁不讓。”又說：“本校人數甚多，良莠不齊，應有嚴密組織小團體之必要。”很多人當即表示讚同，在討論團體名稱時，眾人默然，黃郛笑著說：“孟子不雲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我輩既以推翻滿清為責任，必須具有不屈不撓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濟。”於是就叫“丈夫團”。
這是 1907 年孫文離開東京之後的事。李書城回憶，黃興讓參加了同盟會的士官生不要暴露，而以“丈夫團”作為他們的小團體，這與李烈鈞的說法並不矛盾，黃興隻是肯定了他們的“丈夫團”。
孫文
黃郛字膺白，1880 年生於浙江上虞，1905 年從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官費留學東京，進入振武學校，以後畢業於日本參謀本部所轄的陸地測量部。陳英士就讀於上野的警監學校，他的哥哥陳藹士則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武昌起義後，陳其美策動上海獨立，出任滬軍都督，黃郛為參謀長兼滬軍第 2 師師長，蔣介石是他下屬，他們三人成為換帖的“盟兄弟”。在民國早年，他先後出任過外交總長、教育總長、代總理、攝政內閣總理，在國民政府時期，曾任上海市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1905 年 10 月 28 日，閻錫山由黃興介紹，正式宣誓加入同盟會。與他一起入盟的有山西籍的溫壽泉等人。1909 年，他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到山西，先任山西陸軍學校教官，三個月後升為監督。為了實際掌握新軍，他經過種種努力，出任山西陸軍第一混成協第二標教練官（中校團附），一年後升為標統。他與同為留日士官生的趙戴文、溫壽泉、南桂馨等發起山西軍人俱樂部，以研究學術為名，暗中鼓動革命，又組織模範隊，表麵上是作為訓練的表率，實際上是準備起義的骨幹。在武昌起義十九天後，閻錫山、趙戴文等在太原發動起義，29 歲的閻錫山被推為山西都督。
在昆明策動起義的唐繼堯等公推非同盟會員、非雲南籍的蔡鍔作為總指揮，也是出於公心，蔡鍔的資曆、威望、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在各省出任都督的留日士官生比例相當高，陝西張鳳翽、山西閻錫山、雲南蔡鍔、貴州唐繼堯、江西李烈鈞、四川尹昌衡、浙江蔣尊簋……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同盟會和“丈夫團”的成員。
1884 年生於湖北的蔣作賓，1905 年在武昌文普通學堂畢業，官費留學日本，後入陸軍士官學校。他聯絡了學習陸軍的數十人，計劃畢業回國之後，“腳踏實地，分途進行，掌握軍權，以為革命準備”。他們分別在湖北、廣西、雲南、四川等省的新軍中發展，擔任了各級軍官，他本人則在陸軍部軍製司擔任科長，武昌起義前夕已當上司長，利用職權，到處安插有革命傾向的士官生。他則在北京匯總各方消息，暗中布局。
在各省谘議局選舉中當選的議員，留日學生也占了相當比例，比如江蘇的楊廷棟、雷奮是早稻田大學的，孟森、孟昭常是日本法政大學的，浙江的沈鈞儒、陳時夏、陳敬弟、阮性存是日本法政大學的，褚輔成是日本東洋大學的，福建的林長民是早稻田大學的，湖北的湯化龍是日本法政大學的，山西的梁善濟是日本法政大學的……資政院的 98 名民選議員中，至少有三十人在東京留過學，日本法政大學出身的最多，其他有早稻田大學、弘文學院師範科的。其中孟昭常、雷奮等都是在國會請願運動中出了名的人。欽選議員中也有一些留日學生，比如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汪榮寶、早稻田大學的陸宗輿等。
他們的立場並不相同，在清廷麵臨危機的時刻，各自的選擇也有所不同，但東京接受的教育對於他們的選擇確實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影響。立憲，革命，那一刻也可以說是殊途同歸。
與宋教仁交情頗深的日本人北一輝趕到上海，目睹出入於革命機關的幾乎都是留日學生。當隊伍集結起來，準備去攻打江南製造總局時，他發現他們穿的都是立領、銅扣的外衣，這些人幾天前可能還在東京神田的公寓裏。也因此留日學生穿的這一身衣服被看作是革命服。隻能說日語的北一輝在這個人群中沒有任何語言上的障礙。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不僅在東京的章太炎他們紛紛回國。炮兵工學校、士官學校、野戰炮兵第十九聯隊的中國留學生也有 26 人私自脫逃回國，其中蔣介石所在的野戰炮兵第十九聯隊共有 62 名中國實習生，他和張群、陳星樞三個人立即束裝回國。1911 年 11 月 8 日，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致函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要求給他們“除隊的處分”。
1912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誕生，內閣成員中有留日背景的占了極高比例，尤其是各部次長，包括陸軍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陸軍次長蔣作賓、司法次長呂誌伊、財政次長王鴻猷、內務次長居正、教育次長景耀月、實業次長馬君武，交通次長於右任雖未留學日本，但也到東京考察過報業。
按當時“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的原則，次長大多數都是留日學生中的同盟會員。當然還有法製局長宋教仁，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下麵的秘書任鴻雋、張季鸞、吳玉章、雷鐵崖這些人幾乎都是東京回來的留學生。
孫文的就職宣言就是張季鸞起草的。1888 年出生的張季鸞是陝西榆林人，1906 年以官費留學東京，先後在東京經緯學堂、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求學。1908 年，他和陝西留日學生井勿幕、康心孚等一起辦《夏聲》雜誌，出任編輯，並以“少白”“一葦”等筆名發表文章。井勿幕幾次勸他加入同盟會，他沒有答應，他認為：“做記者的人最好要超然於黨派之外，這樣，說話可以不受約束，宣傳一種主張，也易於發揮自己的才能，更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他的陝西同鄉於右任稱他“發願終身作記者”。
在這期間，他認識了比他小一歲的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學生胡政之，他們都留心報業，最後以辦報為畢生誌業。經過多年曆練，由另一位留日學生、銀行家吳鼎昌出資，他們三人於 1926 年在天津盤下老牌的《大公報》，開創了中國報業的奇跡。
當他們在東京留學的時代，日本的報業已相當發達，1908 年考察日本的王三讓在《遊東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
路見送報人馳走如風，腰懸銅鈴，聲錚錚聒耳，按門逐戶，無或遺漏。其上流人之閱報者無論矣，即降而貧家兒女及拉人力車者，亦率皆手不擇報，口喃喃若讀狀，推其原因，總由教育普及，讀書識字之人多，故能使民智大開，人人有國家思想也。張季鸞、胡政之耳濡目染，熟悉《朝日新聞》《讀賣新聞》這類報紙的版麵，接辦《大公報》，心中自有尺度。“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即是他們提倡並踐行的光照中國報業史的“四不”方針。
二十
根據日本人佐藤三郎編輯的《民國之精華》所收《中華民國議員列傳》，截止 1916 年，國會參眾兩院的 439 名議員中，有 183 人是留日學生，其中四位正副議長全是留日學生。畢業於法政大學的學生很多，包括湯化龍、陳國祥、王茂材、王烈、尹宏慶、白常潔、田稔……這是個長長的名單，許多人的姓名已不大為人熟知。畢業於明治大學、弘文學院、中央大學、早稻田大學的也有不少，還有少數議員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
早稻田大學曆史館的展覽說明中提及，在民國初年第一次國會選舉中，有 89 位早稻田的校友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其中 22 人是清國留學生部的畢業生，最廣為人知的就是 1906 年預科畢業的宋教仁。湖南平江籍的議員李積芳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他是共產黨人李銳的父親。
外國報紙曾發表評論：
東西洋留學青年，學實業者寥寥，大抵皆法政家，謀歸國而得官。於是政黨多，報館多。無官者藉黨而可得官；有官者因黨而不失官；不得官者藉報以詈官；既得官者倚官而辦報。政黨也，報館也，有謾罵者，有狐媚者，無非欲得官而言。
這番話雖也道出了某些實情，但沒有指出，在民國早年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不僅是學法政的，還有大批學陸軍的，這些人掌握了實際權力，包括後來崛起的蔣介石。學法政之外，學陸軍是許多學生的選擇。學實業的確實寥寥，開創了中國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李燭塵，在留日學生中屬於異數。
範旭東就是範銳，1883 年生於湖南，是範源濂的弟弟，1901 年，他 17 歲那年隨哥哥到了東京，先後在清華學校、和歌山中學、岡山第六高等學堂就讀，1908 年考入京都帝國大學學習應用化學。他在日本十年，與梁啟超、黃興、宋教仁等都有來往，最後立下了“工業救國”之誌。
辛亥革命後他回到中國，1914 年在天津塘沽海邊的不毛之地開辦久大鹽廠，從讓中國人吃上精鹽開始，再拓展到製堿工業，創辦了永利堿廠。李燭塵也是湖南人，1912 年才到日本留學，在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專攻電氣化學， 1918 年回國，應範旭東之邀，出任久大、永利的廠長。這兩家企業與此後建立的黃海化學工業社一起，合稱“永久黃”團體，他們一起將天津塘沽變成了中國化學工業的耶路撒冷。
湖南人蔡鍔一心學陸軍，終於如願。連宋教仁初到東京，也想進士官學校，而不是學法政。與楊昌濟、陳天華等同時東渡日本的石陶鈞回憶，到弘文學院安頓下來，一連幾個月“挖達苦西”“阿拉達”的念起來，慢慢的能看日文了——
每日努力學課之外，泛濫的涉獵關於文化、革命、科學、戰史、戰略等書，興趣驟增，精神尤異常興奮。……我不習陸軍，誰習？……好像我的習陸軍與否，便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存亡似的。他也如願以償，進入了陸軍士官學校。
1889 年出生的歐陽予倩，1904 年到東京也想學陸軍，先進了成城學校。他說：
到日本的時候，滿心想學陸軍，最羨慕的是日本兵褲子上的那條紅線。在成城學校做製服的時候，我硬叫裁縫在我的褲子上加一條白線，以為不像兵也要像警察，那裁縫始終不聽，當我小孩子，向我笑笑罷了。日本兵穿的鞋子，滿底上都釘的是鐵釘，鞋麵的皮，其粗無比，我每從鞋鋪走過，總想買一雙，就比其餘的同學高明些。但盡管如此，終竟因為眼睛有些近視，沒有能進陸軍學校，就是短衣鑲邊和大褲腳的海軍學生製服——我最喜歡那個裝束——也沒法穿上。於是有人勸我學軍醫，便也可充準軍人，但是也沒有能達目的。
他先後進了明治大學、早稻田大學，並投身戲劇，踏上了另外一條路。因為他在東京遇到了李叔同。
1905 年 8 月，26 歲的李叔同來到東京，正是同盟會誕生之際，但他的興趣在藝術方麵。初到東京，他就創辦了《音樂小雜誌》，接著辦了《美術雜誌》。1906 年 9 月，他考入上野的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當時的學名為李哀。10 月 4 日，德富蘇峰創辦的《國民新聞》即以《清國人誌於洋畫》為題對他做了報道。在油畫之外，他拉小提琴、寫詩，還組織了春柳社演藝部。
李叔同
為了給國內賑災募捐，1907 年 2 月，春柳社第一次演出《茶花女遺事》，李叔同穿上粉紅色的西裝，扮演茶花女。雖然歐陽予倩說他的扮相並不好，聲音也不甚美，表情動作難免生硬些。而有日本人對他大為讚賞，認為演得非常好，化妝雖然簡單了些，卻完全是根據西洋風俗的。
作為中國第一個話劇社，春柳社在東京誕生。歐陽予倩就是看了《茶花女遺事》加入春柳社的，1907 年 6 月他參與了《黑奴籲天錄》的演出，也是作為戲劇家的他第一次粉墨登台。
在上野不忍池畔，李叔同做著瑰麗的藝術夢。有一次他和歐陽予倩約定早晨八點見麵，歐陽遲到了，名片遞進去，他推開樓窗，說：“我和你約的是八點鍾，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鍾，我現在沒有功夫了，我們改天再約罷。”說完一點頭，關起窗門進去了。
李叔同對於音樂、油畫、話劇都有開風氣之功。三十九歲出家，以“弘一法師”知名於世。由他作詞的《送別》傳唱至今，曲譜卻是源於1907 年日本音樂家犬童球溪改編的一首歌，當時他正在東京。
第一個引入學堂樂歌，並使唱歌成為一門正式課程的沈心工，被李叔同譽為“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1902 年春天，沈心工來到東京弘文學院，11 月發起“音樂講習會”，向日本音樂家學習，並開始創作樂歌，不少旋律就直接借用了日本的歌曲。1903 年他回國之後，在上海南洋公學附小任教。
男兒第一誌氣高，年紀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來做兵隊操。兵官拿著指揮刀，小兵放槍炮。龍旗一麵飄飄，銅鼓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體好。將來打仗立功勞，男兒誌氣高。
中國的第一首學堂樂歌《男兒第一誌氣高》就是他根據日本童謠《手戲》的曲調改編的。他編的幾本《學校唱歌集》風行過一個時代，將一係列樂歌帶給了中國的小學生。
毛澤東少年時代在湖南的小學讀書，曾留學日本的音樂老師教過他們一首日本歌：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裏綠色的田野多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綠，
展現一幅新圖畫。
很多年後，他在延安的窯洞裏還記得這首歌。當時正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對美國記者斯諾說：“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也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它對於戰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揚。”
進入民國，沈心工那首學堂樂歌《男兒第一誌氣高》的歌詞改成了：
國民第一資格高，年紀無老小，講求學問不辭勞，知識開通早。
敦品勵行重節操，道德真緊要。體育功夫深造，體健身強腦力好，
共和程度一齊到，全球人稱道。二十世紀我同胞，國民資格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