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為什麽如此懦弱?

sandstone2 (2025-10-10 05:06:48) 評論 (3)

歐洲,真是一個很值得琢磨的地方。這裏是現代工業經濟的發源地,而現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充滿生機;這裏的人們經常被指為白左,不乏天真善良,但也給自己釀造了很多麻煩;按美元計價的名義 GDP計算,歐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應對俄羅斯的威脅,尤其是在對烏克蘭的援助上,卻軟弱無力。

我們如何評論歐洲?自處型社會在《雅典與斯巴達:我說的自處型社會與競爭型社會的雛型》那篇文章中,我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隻要一群人以群體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有一個基本的、原初性的問題就會不時地纏繞他們:我們應該怎麽生活,是更抱團一點,還是更鬆散一點?抱團意味著更多的約束,更多的個人放棄。但無疑會更有力量,尤其是對外的時候。而鬆散則恰恰相反,人們會生活得更舒服,更自在,說不定還更有創造力。選擇哪一個?整部人類文明史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

為此,我曾提出一對概念,自處型社會與競爭型社會,來描述由此形成的兩種不同類型的選擇。這裏的競爭型社會可以更準確地稱之為對抗型社會。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態和體製模式。曆史上的雅典和斯巴達,就是這兩種生活形態和體製模式的雛形。 如果說雅典和斯巴達是橫軸上的對照,曆史上的丹麥和今天的丹麥,就是縱軸上的演進。據說,在丹麥一官方網站的首頁上,就坦蕩地寫著這樣一句話:我們曾經是凶殘的維京海盜,但現在我們是世界上最和平的社會之一。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個體與整體的關係,更進一步可以演伸為社會的治理體製和權力結構。如果我們用最直白但有點不太確切的方式來理解,就是兩句話所體現的理念。一句是,個體的自由符合人性並造就活力;另一句就是,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是鐵,團結是鋼。這是如何組織社會生活,如何構建人與人關係問題的基礎性問題。

如果按照這個脈絡來理解,現在的歐洲可能就是這樣一種自處型社會的模式:自己生活得很舒適,但要和別人對抗,真有點不行。因為他現在的製度模式就不是為這個設計的。有事商量辦這一點突出表現在決策的程序上。

歐洲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是民主體製。這種體製與前麵所說的自處型社會是相一致的。在一種以人們如何生活得自由幸福為目標的自處型社會,一些重大的問題當然要靠民意以及相應的機製來進行決策。一般地說,在沒有麵臨重大挑戰的情況下,這樣的決策過程,哪怕是效率低一點,仍然是為人們所樂見的。但在遇到重大外部威脅的時候,這種體製的弊端就開始暴露出來了。人們都在指責,歐洲對烏克蘭的援助優柔寡斷,整天在開會,議而不決。其背後的,就是民主體製固有的協商妥協、權力分散、多元利益博弈等特點在複雜國際局勢下的體現。

首先,歐洲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是脆弱多數,有的甚至需要與其他政黨聯合執政。這時民意中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對政府決策產生重要影響,不順應民意就會失掉選票甚至執政地位。而作為一般民眾而言,不可能人人都是世界主義者,或者關心的都是國家大事。人們首要關心的是柴米油鹽,是物價福利,而不是世界上的正義與是非。表現在體製上,就是碎片化的多黨議會政治。多黨議會政治的好處是,每一種訴求都有政治上的代表,弊端則是施政能力受到限製。

前一段時間,德國通過了創紀錄的超過800億歐元的國防預算,但國內也是批評聲音不斷,如何落地還是一個問題。與此同時,這種脆弱多變的決策機製,也往往導致戰略的模糊與短視多變。而在歐盟的層麵,決策效率的低下更是顯而易見。漫長的協商與博弈、民主體製強調的程序正義和廣泛參與,這在國內事務中有時還可能是優點,但在需要快速反應的危機中,則可能成為負擔。 歐盟由27個成員國組成,每個成員國都有自己關心的利益和國內政治考量,這必然使得談判過程變得漫長拖遝。

和平主義人格在曆史上,歐洲是戰爭最頻仍的一個大洲。有人統計過,在二戰之前的1000年間裏,隻有15年的和平時光。給人的感覺是,誰和誰都打。從粗線條的線索來說,就有北部的蠻族與南部的羅馬之間的戰爭,西部的英格蘭島國與歐洲大陸各國的戰爭,有東部的斯拉夫民族與中部日耳曼民族的戰爭。而在同一民族內部,往往也是戰爭與衝突不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盡管有長達幾十年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盡管歐洲是處在冷戰的最前沿,但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爆發之前,歐洲這塊土地上幾乎沒有發生過像樣的戰爭。在整整80年的時間裏,整個歐洲沐浴在和平的陽光之下。和平帶來的是繁榮的經濟,是歲月靜好的生活在歲月靜好中,生成的是和平人格。這種和平人格在歐洲領導人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馬克龍就是個典型的70後,他出生於1977年。其時距離二戰結束已經32年,按照時間推斷,甚至他老爸可能都沒有太強的戰爭記憶。不但馬克龍,就是歐洲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也都是在和平的蜜罐裏長大的。他們是溫室裏的花朵,在複雜麵前天真,在暴力麵前懦弱,他們愛講道理,不善於爭鬥,甚至經常是非不分地揮灑道德。於是,在人們的內心中,戰爭的形象在改變。

美國政治學家英格爾哈特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以自己量化研究的數據證明:現代富足的生活與人們對人生價值的追求,使得人們對戰爭傷亡的接受程度在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每天死亡高達2500人,但美國在越戰中總共死亡了58000人後,在伊拉克戰爭中死了3000人後,戰爭就失去了公眾支持。伊拉克戰爭中死亡美軍的總人數相當於二戰四個小時死亡的人數,但美國人不能容忍了。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比如,日本青年人表示願為國而戰的比例最低,隻有10%,德國是30%,也非常低。要知道,這兩個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這種變化表明,現在,他們的生活、生命與戰爭之間的天平,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是好是壞,如何評說?罵歐洲,現在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俄烏戰事,久拖不決,人們想想就窩火,於是遷怒歐洲,罵歐洲;有人指責特朗普偏袒俄羅斯,其擁躉也以罵歐洲來回應,似乎罵了歐洲就可以為特朗普卸責開脫。確實,在一個叢林主義的時代,按照叢林主義的法則,對歐洲的責罵和奚落,可以找到各種合乎邏輯的理由。

但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長遠更開闊一點呢?難道你真的覺得好鬥的、時刻準備對抗的、大家擰成一股繩的、殺伐決斷出於一人的模式是一個應該努力爭取的生存模式嗎?因此,我對歐洲會有種種責備之意,但卻很難罵得出口。就像麵對一個在流氓麵前軟弱無力的文弱書生一樣。也許,這也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種尷尬吧。

作者:孫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