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任正非創立華為時,公司的銀行賬戶裏隻有幾千美元,公司產品並著眼於對國外先進技術進行逆向工程。7年後的1994年,華為已開始生產構成現代電信基礎的電話交換設備,包括硬件和軟件, 而任正非也因公司取得的成績而受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接見(下圖 reddit/digital trends)。這位華為首席執行官指出,公司的產品事關“國家安全”,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交換設備,就如同沒有自己的軍隊”。任的發言得到江澤民的讚許。自那時起,企業和政府就成為合作夥伴,共同維護中國大陸電信的安全。與此同時,在20世紀90年代末以及整個本世紀頭十年,在電信領域的領導地位無可匹美國,並未對其主導地位感到擔憂。畢竟,美國創造的2G、3G和4G技術,在世界各地被廣泛采用並安全運行。猶如在其他高技術領域一樣,美國在電信領域睥睨天下,並毫不懷疑自由市場的力量將使美國繼續保持領先地位。這時剛剛勉強追上行業潮流的中國大陸企業,已經雄心勃勃卻小心翼翼地將自己定位為趕超行業領先的挑戰者。北京向華為和其他中國大陸公司投入了大量資源,使它們能夠在競爭中不但不輸領先的同業外國公司,而且要超越它們。這一政企合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 - 到2012年,華為的電信設備就已遍布美國鄉村地區,其覆蓋區域甚至包括了美國核武器基地。這實際上讓北京有能力對美國最敏感地區和軍事能力進行持續監視。華為或許從這項投資中獲利不豐甚至沒有獲利,但該項投資可以說是北京一次情報上的勝利。
5G技術的失誤
20世紀中葉,美國政府的投資催生了互聯網、高速網絡和全球定位係統(GPS)的誕生。美國公司在蜂窩技術方麵的創新也塑造了全球通信:2G帶來了文本,3G帶來了移動寬帶,4G帶來了移動視頻和應用商店。除了政府(主要是國防部)對研發的支持外,華盛頓基本上沒有幹預自由市場。相比之下,在中國大陸,政府和軍方視領先的電信公司為國家冠軍,並為其崛起提供動力,希望這些冠軍企業的成功有助於北京政府實現其戰略目標。據報道,僅華為一家公司在2008年至2018年期間就獲得了750億美元的政府支持,這使得它能夠通過遠低於成本的價格來獲取市場份額。在20世紀90年代末時,西方供應商還占據著全球近90%的電信設備市場。但2025年,愛立信和諾基亞即使在收購了各自經營不善的同行後,其市場份額也下降到了40%(下圖 GMI)。中國企業占據了全球市場的另外40%。
川普1.0政府認識到電信安全的重要性,禁止華為和其他中國大陸產品進入美國網絡,並采取措施更換已有的設備。美國還鼓勵其盟友,尤其是英國,移除華為設備,轉而與值得信賴的公司合作。拜登政府延續了這一戰略。但多年來,兩黨都知道,僅僅禁止中國技術是不夠的。美國及其合作夥伴需要開發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以與北京大幅補貼的產品競爭。為此,拜登政府引入了兩個重要的政府機構 - 美國進出口銀行和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負責直接資助哥斯達黎加從華為4G網絡轉向值得信賴的5G網絡等項目,並與芬蘭投資銀行合作,為諾基亞5G技術在印度的大規模部署提供資金。
從資金成本方麵競爭
華盛頓的目標始終未變。它需要與中國進行規模化競爭,縮小中美技術之間的價格差距,並鼓勵世界更廣泛地采用西方的可信係統。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是激勵技術創新,並為各國在選擇中國和非中國技術時提供聯合融資。川普政府首先應該更好地利用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設立的為期十年、總額15億美元的撥款計劃。初始撥款重點資助對集成不同供應商硬件和軟件的技術進行大規模互操作性測試。該計劃已向美國及外國公司和大學提供了超過1.4億美元的撥款,並於2024年5月再提供4.2億美元的撥款。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未來的融資輪次必須加快步伐,並專注於將新技術商業化的項目,從而為美國軟件公司提供更大的市場準入的動力。特別是,將資金引導至網絡基礎設施的“雲化”,即補貼創建專用設備虛擬版本的技術,為擅長軟件開發的美國產業帶來紅利(下圖 Microsoft)。
降低美國企業成本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稅收政策。例如,華盛頓可以通過允許加速折舊來鼓勵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加速折舊可使企業快速降低新資產的價值,從而減輕稅負並釋放投資資金。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包含了這樣的條款,但該條款的設定期限有限,而且該機製目前正在逐步取消。國會現在應該將此類稅收優惠政策擴展到更廣泛的數字基礎設施設備類別,以最大限度地吸引私營部門的投資。
聯手盟友
即使美國實施這些改革,非中國技術的成本仍難以說服其他國家避開中國大陸供應商,除非美國提供的替代方案既技術先進且價格又具競爭力。因此,美國需要與其合作夥伴在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方麵開展合作,如2022年啟動的東密克羅尼西亞光纜項目,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共同出資超過9000萬美元,用於支持太平洋島國及其之間安全、可持續且具有韌性的電信基礎設施建設(下圖 EXAMINER/IB)。
中國正在加大對其5G項目的資金投入,美國及其合作夥伴也必須效仿。華盛頓顯然可以求助的機構是美國政府的信貸機構 - 進出口銀行。該銀行仍需更靈活地承擔風險並為5G項目提供有競爭力的融資,但其近期的努力已顯示出良好的前景。2023年,該銀行董事會批準了5G相關交易,其中涉及的商品和服務中,隻有不到51%來自美國,前提是出口商能夠提出在美國擴大就業的計劃。根據與芬蘭出口信貸機構達成的聯合融資協議,目前已批準3.13億美元用於支持印度的5G建設。通過更多此類合作,華盛頓可以向世界展示,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決心為中國大陸補貼的供應商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頻譜的使用
最後,華盛頓應該改革其頻譜政策。頻譜是指用於通過空氣傳輸信息(例如電視和WiFi)的不可見能量波範圍,是一種有限的資源。國防部是美國最大的頻譜所有者,但其所需頻譜數量和使用時間並不透明(下圖 DEFENSESCOOP/U.S> Department of Defense)。頻譜對於各種數據傳輸都至關重要,無論是流媒體電影還是使用無人機監控基礎設施 - 換句話說,不僅僅是政府需要它。但與中國大陸公私部門就共同目標進行合作不同,美國的政府和私營企業爭奪頻譜使用權。這使得美國的技術相對於其中國大陸競爭對手有所欠缺。華盛頓現在需要做出艱難的選擇,將五角大樓的部分頻譜用於商業用途,同時確保其保留關鍵的軍事和情報能力。
迄今為止,支撐現代世界的大部分數字基礎設施都是在美國發明、開發和部署的。如果美國徹底失去這一優勢,後果將非常嚴重 - 一個主宰全球數字網絡的中國大陸將能夠隨意監控這些網絡(下圖 CIMA/Linkedin)。它還將在人工智能領域占據領先地位,利用流經中國大陸公司網絡的數據訓練人工智能模型,並控製依賴高速網絡的人工智能應用。曆屆美國政府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們采取的措施並未解決核心問題:缺乏能夠在價格上與中國大陸競爭的替代技術。
* 本文作者安妮·紐伯格(Anne Neuberger)現為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弗蘭克·E·和亞瑟·W·佩恩傑出講師(Frank E. and Arthur W. Payne Distinguished Lecturer)。她曾在拜登政府時期擔任總統副助理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網絡與新興技術副國家安全顧問。
參考資料
Neuberger, A. (2025). China is still winning the battle for 5G-and 6G.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hina-still-winning-battle-5g-and-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