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掌控公安、國安、檢察、法院等強力機關，堪稱中國權力結構中的“刀把子”。在中共體製中，中央政法委作為一個超越單一司法機構的綜合指揮中樞，具備統一協調、直接幹預敏感案件偵辦、起訴和審理的全過程權力。公安係統若不配合，檢察機關難以取證立案；法院的判決若無政法委指令，可能淪為空文。這種製度安排賦予了政法委在實際運作中阻擋中央某些司法決定的能力。相比之下，大陸法院在體製中長期處於尷尬地位：名義上作為獨立審判機關，實則在政治案件中必須服從黨委領導，尤其是政法委的統一部署。法院院長通常兼任政法委副書記，這種結構性重疊使司法權缺乏真正的獨立性和抗衡能力。政法委的超然地位，使其成為權力製衡的關鍵節點，同時也為權力濫用埋下隱患。在中共內部，長期存在“刑不上大夫”的潛規則——在位或退位的高級領導，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級別，即便落馬，也多獲象征性量刑。然而，2015年，周永康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減為無期徒刑），打破了這一慣例。這不僅反映了習近平對周永康的極端痛恨，更是對政法係統發出的嚴重警告：沒有絕對安全的高位，任何可能挑戰最高權力意誌的係統或人物，都將被毫不留情地清除。從製衡到真空：權力的轉折點在周永康任內，盡管政法係統存在腐敗和權力尋租，但其龐大的資源和相對獨立的運作模式，使中央最高領導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需與之協調妥協。這種體製遺留了鄧小平時代的一個潛在共識——權力雖集中，但不能完全為所欲為。例如，2012年習近平剛上台時，政治氛圍相對寬鬆，網絡言論管控尚未全麵收緊。一位網民回憶：“2012-2014年，我在百度貼吧公開批評習近平，都沒遇到麻煩。這在當時是常見的，很多人都在網上表達不滿。”這反映了當時政法係統在周永康掌控下，仍對最高權力的執行保持一定緩衝。然而，周永康的倒台（2014年被調查，2015年判刑）標誌著這一製衡的徹底崩塌。政法係統被全麵收編，地方公安、檢察院、法院等機構直接聽命於中央，權力在最高層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集中。上述網民補充道：“周永康倒台後，我因同樣的貼吧言論被地方公安找麻煩，警告我停止發表敏感內容，甚至威脅要傳喚我。”這種從寬鬆到高壓的轉變，清晰印證了權力集中化的後果。政治迫害案件的數量和力度顯著上升，“司法”與“政治”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709大抓捕與排外執法：權力失控的信號彈2015年7月9日，中國大陸爆發震驚國際的“709大抓捕”事件。公安機關在全國範圍內對約300名律師、維權人士及其家屬展開大規模抓捕和騷擾，涉及王全璋、李和平、謝燕益等著名人權律師。許多人在羈押期間遭受酷刑，如長時間剝奪睡眠、強製站立、電擊等，案件處理過程缺乏透明度，嚴重侵犯被告人基本人權。709事件並非孤立，而是周永康倒台後、政法係統失去製衡的直接體現。中央對政法機關的絕對掌控，使其成為政治指令的忠實執行者，對異議人士的打擊更係統化、強硬化。其他典型案例進一步揭示了這一趨勢：
- 謝陽案（2017年）：湖南律師謝陽因代理敏感案件被拘留，其律師會見記錄披露了酷刑細節（如電擊和暴力毆打），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但最終仍被判刑。
- 許誌永案（2020年）：公民運動倡導者許誌永因推動教育平權、呼籲憲政，被判刑四年，審判過程程序高度政治化。
- 丁家喜案（2023年）：維權律師丁家喜因組織公民聚會，被判刑十二年，創下近年來同類案件的量刑紀錄。
- 董瓊瑤案：作為“潑墨女孩”，董瓊瑤因2018年向習近平畫像潑墨抗議，遭到長期監控、拘押和精神病院強製治療，家人也受到牽連，最終導致家破人亡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