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北京的規劃者公布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這個雄心勃勃的方案的目的是引領未來產業的發展。這個計劃確定了十個重點投資領域，包括能源、半導體、工業自動化和高科技材料。
目標是提升中國在這些產業及其他相關領域的製造水平，減少對進口和外國企業的依賴，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總體目標是把中國打造為技術強國，並使中國的“國家冠軍企業”成長為全球領先企業。
中國政府為這一願景提供了巨額財政支持，每年通過直接和間接補貼、低息貸款和稅收優惠等方式投入國內生產總值的1%到2%。
中國在這一戰略上的成果令人矚目。不僅在電動車和清潔能源發電領域領先全球，在無人機、工業自動化以及其他電子產品方麵，也處於主導地位。中國對稀土磁體的控製甚至促成了與特朗普達成的一項快速貿易協議。中國企業正在逐步掌握由美國、歐洲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生產的更高端技術產品。
盡管如此，中國的模式仍受到很多質疑。
批評者指出，大量資金投入導致了浪費和腐敗，催生了多個企業製造相似產品、卻難以盈利的行業。由此引發的通貨緊縮讓企業不願招聘新員工或提高工資，導致消費者信心減弱，經濟增長乏力。
曾被認為有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如今陷入增長放緩，可能永遠無法在總產出上趕上美國。
這些問題確實不容忽視。但若因此認為足以阻礙中國的技術進程，那就大錯特錯了。北京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成功，不僅僅是因為選對了產業並給予補貼，更在於國家建設了支撐技術崛起的深層基礎設施。
中國打造了以強大電力和數字網絡為核心的創新生態係統，並建立了一支掌握先進製造知識的龐大勞動力隊伍。這可以稱作一種“全方位技術戰略”。
這種戰略使中國能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快地開發和大規模推廣新技術。即便經濟增速放緩，或受到美國製裁，中國的技術路線也不太可能偏離軌道。
中國在工業和技術上的實力，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力量。
美國必須與中國展開競爭，以保持整體技術領導地位，並維係實現全民繁榮和國家安全所需的關鍵產業。但美國政策製定者必須認識到，現有的做法——出口管製、關稅和零散的產業政策——收效甚微。
單靠拖慢中國的發展，是行不通的。華盛頓應把重點放在構建自身的產業體係上，進行耐心且長期的投資，不僅投資於關鍵行業，還要投資於能源、信息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否則，美國將麵臨更嚴重的去工業化，並失去技術領導地位。
德國西部山區一條蜿蜒曲折、全長21公裏的賽道紐博格林賽道，以“綠色地獄”著稱，是考驗車手膽量和車輛性能的嚴苛賽道。曆來在這裏表現最出色的車輛，通常出自德國的寶馬、保時捷、奔馳，或是意大利、日本、韓國那些曆史悠久的製造商。
但在2025年6月，這條賽道刷新了電動車的速度紀錄，而創下紀錄的並非傳統冠軍，而是中國公司小米——一家更以中端智能手機和電飯煲而聞名的企業。
這家公司僅在一年前才造出第一輛車。然而，小米製造的電動車，成為史上在綠色地獄賽道上第三快的車輛——無論是不是電動車。
小米在賽道上的成功，是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迅速崛起的象征。2024年，中國製造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電動車，占全球電動車出口的40%。
中國在太陽能供應鏈方麵也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公司生產了全球大部分的電池，無論是用於電動車還是其他用途。同時，中國還製造了全球60%的電解槽設備，這些設備是目前最有效的製氫方式，推動了清潔氫能的發展。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之所以在技術上取得成功，是因為中央政府挑選了一些產業重點扶持，投入了數千億美元的補貼、稅收減免和低息貸款，並幫助中國企業從其他國家竊取或複製技術。
這確實是事實的一部分。但這種說法忽略了更關鍵的一點：中國的成功不僅僅來自對特定行業的補貼，更在於對創新和高效生產所需深層基礎設施——包括物質係統和人力資源——的投資。
這些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是交通係統，比如公路、鐵路和港口。在過去30年裏，中國建設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總長度是美國州際公路係統的兩倍；建設了全球最長的高鐵網絡，軌道裏程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還建立了龐大的港口體係，其中最大的上海港，有些年份處理的貨物比美國所有港口加起來還多。
但如果中國隻停留在這一層麵，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技術高度。還有其他基礎設施係統同樣至關重要。其中之一是中國的數字網絡。
互聯網剛出現時，人們普遍認為會削弱專製政權的控製力，因為打破了信息壟斷，並讓普通民眾能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組織協調。2000年，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曾說，控製互聯網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但中國領導層得出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高質量的數據基礎設施將加強政府能力，使其能更好地監控和引導輿論，追蹤民眾動向，同時大大有利於國家工業發展，構建高科技生態係統。
中國真的把“果凍釘在了牆上”，建設了幾乎覆蓋全國人口的國內互聯網，同時屏蔽了國外信息。這個賭注得到了回報。得益於北京早期積極推動移動互聯網，中國企業在移動互聯網發展中處於領先。字節跳動、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平台成為全球一流創新者。華為則成為全球領先的5G設備製造商。
中國民眾現在高度依賴智能手機，而中國共產黨依然牢牢掌控局勢。
電力驅動
中國技術實力背後的另一個關鍵基礎設施是電力係統。在過去25年裏，中國在建設電廠方麵處於全球領先地位，每年新增的發電能力，相當於英國全國供電量。如今，中國每年發電量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
中國還大量投資於特高壓輸電線路，使得電力可以高效地遠距離輸送，並在各類電池儲能技術上持續投入。這種充足的電力供應，推動了依賴電力的運輸係統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高鐵和電動車。
中國已經克服了長期以來阻礙電力成為主要能源的難題——電難以運輸、難以儲存、在交通領域應用效率低。但現在，中國正穩步邁向成為全球首個主要依賴電力運行的經濟體。
當前，全球電力在能源消費中的占比為21%，美國為22%。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接近30%，在所有大國中，僅次於日本。更重要的是，這個占比正在快速增長：中國電力消費每年增長約6%，而全球為2.6%，美國僅為0.6%。
中國的電氣化並非出自統一規劃，而是技術官僚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回應，比如工業區電力短缺、釋放鐵路運力以減少運煤壓力。但現在，迅速的電氣化已經具備了清晰的戰略意義。正如達米安·馬和李紫在《外交事務》7月文章中指出，這是工業創新的引擎，是“為未來提供動力”。
政府也深知，充足且廉價的電力是未來高耗能產業（尤其是人工智能）中的關鍵競爭優勢。因此，北京正全力確保其電力係統在全球範圍內持續保持最大、最強的地位。
中國最隱秘但最關鍵的基礎設施，是超過7000萬人的產業工人隊伍，這是全球最大的產業勞動力。依靠多年來複雜製造供應鏈的密集建設，中國的工廠管理者、工程師和工人積累了幾十年“流程知識”——即從實際操作中獲得的關於產品如何製造、如何改進的經驗。
這種流程知識使得中國具備持續改進的能力，即不斷對產品進行微調，從而提升效率、質量並降低成本，也使中國具備大規模生產能力：中國工廠可以迅速組織起一支有經驗的團隊來製造幾乎任何新產品。
最重要的是，這種流程知識還讓中國有能力創造出全新的產業。深圳的工人可能某年組裝iPhone，次年製造華為Mate手機，然後再去生產大疆的無人機或寧德時代的電動車電池。
中國勞動力的流程知識可能是北京最大的經濟資產。但這種知識難以量化，這也是全球長期低估中國能力的原因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之所以組裝全球大部分智能手機和電子產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
但事實上，中國仍能保持領先地位，是因為勞動力展現出高水平的專業性、規模能力和生產速度。
分析人士還忽略了中國企業家的強烈野心。中國充滿了願意顛覆產業格局的樂觀、敢為、甚至有些魯莽的企業家。小米傳奇創始人雷軍在2021年押注電動車，宣布這家當時估值800億美元的公司將投資100億美元開發電動車，並稱這是他“最後一次重大創業”。
在德國賽道上的勝利驗證了這次豪賭。雷軍成功接入了中國現有的電子生態係統、電池合作夥伴和經驗豐富的工人隊伍，僅用了幾年時間就製造出了高速電動車。
要理解為什麽美國企業難以做到同樣的事情，可以對比小米和蘋果的經曆。
2014年，蘋果也曾考慮開發電動車，這個想法並不瘋狂。當時蘋果市值6000億美元，現金儲備400億美元，遠比小米雄厚。從傳統標準來看，蘋果的技術水平也更高。但美國既缺乏中國那樣的能源係統，也缺乏製造能力，蘋果找不到可以利用的基礎設施。
結果是，2024年，蘋果董事會終止了長達十年的電動車研發計劃。同一年，小米擴展了製造能力，並多次上調交付目標。而與此同時，美國電動車領軍企業特斯拉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市場銷售都在下滑。
中國消費者如今認為，本土品牌比特斯拉更具創新性，更能迎合快速變化的消費趨勢。
負麵效應
低估中國是錯誤的。但這個國家確實麵臨嚴峻的經濟挑戰，其中很多至少部分來源於帶來輝煌成果的產業政策本身。
中國技術官僚不僅將資源導向高生產率的基礎設施，也投入給了一些對科技生態係統幾乎沒有貢獻的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積累大量債務，拖累經濟效率。政府對像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字節跳動聯合創始人張一鳴這樣的創新型企業家的政治打壓，讓民營企業信心嚴重受挫。這些人因北京加強對消費互聯網的控製而遭受羞辱。
此外，不受監管的補貼也滋生了普遍腐敗。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國半導體產業。自2014年以來，這個行業獲得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直接國家政策支持。但其中一些項目是徹頭徹尾的騙局，另一些雖然合法，卻仍被企業人士和官員貪汙挪用。
自2022年以來，已有十餘位芯片行業高層因腐敗入獄，包括清華紫光的負責人（公司運營多個重要芯片製造企業），以及中國國家集成電路基金的主管。兩位時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也因貪腐被免職。
補貼有時也會抑製創新。大量的製造補貼確實促進了科技生態的發展，但也讓效率較低的企業得以長期存活，延緩市場出清。這導致利潤整體降低，因為企業為了維持市場份額不得不不斷壓價。
反過來，這又使得企業無法在研發上投入足夠資源，也不敢擴招或提高工資。
太陽能產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掌控太陽能供應鏈對國家來說是戰略勝利，但太陽能組件企業生產的產品差異不大，為了爭奪市場份額不斷壓價，利潤微薄。電動車、智能手機等領域的企業也麵臨同樣的困境，太多企業生產同類產品，利潤空間極低。
中國科技產業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中許多企業自身的處境卻十分艱難。
相比之下，中國對科技和製造企業過於“慷慨”，但對服務行業則不夠支持。北京對服務行業長期管控過嚴，打擊政府認定具有壟斷傾向或威脅政治社會穩定的互聯網企業。金融、醫療和教育等領域也受到嚴格限製。
這導致服務行業就業增長疲弱，進而拖累整個國家的就業形勢。即使在這個以工業為中心的國家，服務業也雇用了城市勞動力的60%，並貢獻了過去十年所有淨新增就業崗位。
如今，就業崗位難找、工資停滯或下降，加之房價下跌（住房是大多數中國家庭最重要的資產），中國消費者不願消費。看到需求疲軟，私營企業更不願招聘和加薪。
中國當前的模式幾乎注定經濟增長放緩。北京製造出的惡性循環，讓中國經濟如今很難實現每年5%的增長目標，並且持續麵臨通貨緊縮壓力。
同時，由於內需不足，中國高產能製造業的更多產品必須依賴出口，從而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中國目前的貿易順差接近1萬億美元，是五年前的兩倍多。
北京麵臨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增長放緩可能使經濟變得不夠活躍，科技企業可能失去持續創新的能力或動力。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可能引發全球更嚴厲、更協調的保護主義，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效仿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設立關稅壁壘。
但北京很可能會像以往應對各種挑戰那樣，戰勝這些風險。中國已經開始意識到補貼過高的問題，並著手逐步退出。規模小、效率低的企業將會被市場淘汰。
電動車行業已經在整合：自2022年以來，電動車製造商數量從57家減少到49家。現在，已有三分之一的電動車企業月銷量超過1萬輛，而三年前這一比例還不到四分之一。
至於保護主義，大多數國家會發現，在成本效益上，很難找到能替代中國出口商品的其他選擇。還有一些規避關稅壁壘的方式，比如通過第三國轉運商品，或者像比亞迪那樣在巴西和匈牙利等國設立組裝廠。
中國官員似乎認為，較低的經濟增長、通貨緊縮以及貿易夥伴的不滿，都是值得承受的代價。2020年，習近平表示，“要認識到實體經濟的根本性地位……絕不能去工業化”。
當年，中國製造業在新冠疫情期間大幅提升醫療設備和消費品產能，應對危機。這一表態傳遞的信號非常明確：中國的核心目標不是高速增長，而是自給自足和技術進步。
無法阻擋
麵對中國科技和製造業的進展，華盛頓並沒有袖手旁觀。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對“中國製造2025”的雄心感到震驚，於是重啟了美國商務部中一度陷入沉寂的機構，動用龐大的官僚體係，試圖切斷中國獲取關鍵原材料的渠道。
美方意識到，中國高度依賴西方的技術輸入，比如尖端半導體和芯片製造設備，因此押注於全麵封鎖這些技術，認為這將大幅減緩中國的技術引擎。
這是一個跨黨派的共識。2021年，拜登上台後繼續執行特朗普的限製措施。事實上，拜登政府對高端芯片，尤其是人工智能所需芯片及相關設備的出口管控進一步加強。
然而，這些限製措施的成效至今仍不明顯。
2018年，中國兩家大型科技公司中興和福建晉華在被切斷美國技術供應後幾乎倒閉。但那些更有能力的企業，在律師和遊說人士的協助下，設法恢複了元氣。
特朗普最近還取消了對英偉達AI芯片的限製，允許該公司再次向中國出售產品。
華為在2019年被美國商務部製裁後確實受到重創。但到了2025年公司宣布，上一年營收已經恢複至2019年水平。華為仍然是一家擅長生產5G設備和手機的企業，隻不過現在還是中國領先的芯片創新企業之一，在替代美國產品方麵投入了數十億美元。
還有一些企業比華為應對得更好。
作為中國重要的芯片代工企業，中芯國際自2020年遭製裁以來，營收翻了一番。盡管在盈利能力方麵仍遠落後於台積電，但已經實現了技術上的突破，成功製造出7納米芯片——這在製裁初期曾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限製，也並未阻止DeepSeek的崛起，這家公司開發出的AI推理模型僅有少數矽穀企業可比。
DeepSeek的成功並不難理解。盡管中國的AI公司無法獲得與美國同行相同的尖端芯片，但他們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成熟芯片和龐大的數據池，還有幾乎無限量的廉價電力——這是美國企業所不具備的。
全球技術評估數據顯示，中國的大型語言模型最多隻比美國領先企業落後六個月，且這一差距正持續縮小。美國的技術限製並未阻止中國前進，反而引發了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編注，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當時震驚了美國，被視為美國在太空競賽中的警鍾時刻）”。
中國企業如今規模更大、競爭力更強，對美國產品的依賴也遠小於十年前。
部分美國官員已意識到，僅靠打壓中國行業無法取勝。例如，拜登政府的經濟團隊製定了一套產業政策，試圖推進美國在關鍵戰略領域的發展。美國通過了《芯片法案》，加強半導體生產；還通過了《通脹削減法案》，為清潔技術提供補貼。
管這兩項政策動用了數千億美元資金，實際成效卻不佳。
失敗原因很簡單：美國自身沒有建立起足夠的深層基礎設施。拜登在任初期提出要讓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能用上互聯網的宏大計劃，但在他卸任前，這個“全民互聯網”項目尚未為任何人接入服務。
盡管國會已批準巨額撥款，美國至今仍未建成全國範圍的電動車充電網絡。更不用說電力傳輸係統的建設，仍麵臨大量繁瑣的行政和法規障礙，導致能源企業無法利用《通脹削減法案》為太陽能和風能項目提供的稅收激勵。
如今，這些激勵措施也岌岌可危。特朗普7月提出的預算和解法案規定，2026年底前未開工的大多數太陽能和風電項目，將無法再享受補貼。《芯片法案》雖然依然有效，但特朗普卻嘲諷這項法律“糟糕透頂”、“可笑至極”。
與此同時，特朗普征收的關稅讓製造業陷入深度不確定性，企業暫停投資，努力維持供應鏈。
白宮宣稱，這些關稅最終將迫使企業將生產轉回美國本土。但這種分析有誤。製造企業高度依賴進口原材料，並不願意根據特朗普一變再變的言論做出重大戰略決策。
事實上，僅在4月至7月之間，美國製造業就減少了超過1萬個崗位，而正是在這期間，特朗普宣布對幾乎所有國家征收高關稅的計劃。
當然，特朗普並不是唯一未兌現承諾的政客。美國政客總喜歡在新礦山或半導體工廠開業時大肆宣傳，但在產品延遲、裁員和產能下降的背景下，美國製造業仍在持續萎縮。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製造業產出始終未能恢複至危機前水平。
即便是國防製造業也出現萎縮。盡管獲得大量資金，美國幾乎所有在建的海軍艦艇都存在嚴重拖延，有些甚至延期三年。盡管美國向烏克蘭大量提供武器彈藥，本國的炮彈製造商仍未能快速提高產能。美國試圖擺脫對中國稀土資源的依賴的努力，也基本失敗。
美國在幾個關鍵領域仍保有優勢，包括軟件、生物技術、人工智能，以及由高校主導的創新生態係統。但這些機構的未來也變得充滿不確定性。自回歸白宮以來，特朗普開始削減科研經費，並阻礙技術人才流入。政府機構正在審查哈佛、哥倫比亞等頂尖大學，以“反猶太主義”的指控為由，撤銷政府撥款，並威脅取消其免稅資格。
白宮已大幅削減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預算。而特朗普對移民的敵意，迫使原本想在美國工作的研究人員轉而選擇其他國家的公司和大學。激進的驅逐政策也在打擊美國的建築業。美國顯然未為未來的創新生態打好基礎。
回歸基礎
美國可以，也應該在條件允許時盡快撤銷特朗普對科研經費和移民的限製。但要想真正有效地與中國競爭，僅僅消除自我設限還遠遠不夠。華盛頓連續幾屆政府的失敗不是偶然：美國官員，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從未真正重視中國的能力。
“中國不創新，隻會偷，”這是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今年4月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充分反映了美國人對中國成就的輕視態度。
太多美國領導人仍相信，隻要製定更精密的出口管製，就能遏製中國的技術勢頭。他們是在派律師打一場工程師的戰鬥。他們必須意識到：無論美國如何施壓，都無法打破中國的工業與技術體係。
華盛頓真正應該做的，是增強自身能力。這意味著，美國必須開始認真建設自己的深層基礎設施。華盛頓不需要複製北京那種大規模、往往效率低下的全麵投資模式，但也不能再采取拜登那種零散的、按行業逐個施策的做法，更不能繼續特朗普依靠高關稅重振舊工業的幻想，尤其是他對鋼鐵等傳統重工業的執著。
政策製定者需要像中國那樣，以生態係統的視角進行思考。美國在創業和金融領域本就具有深厚優勢，因此國家主導的現代基礎設施投資很可能獲得巨大回報，就像19世紀和20世紀鐵路與高速公路建設那樣。
大型基礎設施項目不僅可以刺激技術需求，也有助於積累製造經驗，這些是重建製造業的關鍵第一步。當務之急，應是建設更大、更強的電力係統，融合核能、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
為了最大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美國應投資更多電池儲能設施和高壓輸電線路。
美國還需要找到辦法，降低產業整體成本。
作為一個富裕國家，美國的工資水平較高，勞動和環保標準也更嚴格，因此永遠無法與中國或印度在低成本勞動力方麵競爭，也不應嚐試這麽做。但若想真正重建工業，美國必須致力於使其市場對資本密集型產業更具吸引力。這包括取消特朗普破壞性的關稅，這些關稅正在讓美國產品成本高得難以承受；還包括提供充足且廉價的能源；此外，還要推動審批改革，減少新建設項目的過度監管成本；為基礎研究和開發提供足夠政府資金；實施更加寬鬆的移民政策，讓企業能從全球引進最優秀的人才。
雖然移民政策並非直接降低成本的手段，但對於重建美國的製造經驗至關重要。大量製造知識如今掌握在國外，美國必須有能力引進這些知識。
最重要的是，華盛頓絕不能低估對手。北京已將實現技術領先地位作為首要政治任務。中國推動技術進步的補貼確實造成了不少浪費，但這些隻是中國實現未來產業主導地位所付出的代價。要與之競爭，美國也必須下定決心在這些產業中爭奪領導地位，並接受“犯錯”和“浪費”是取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中國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政策製定者做對了很多事情，也因為他們為中國企業家創造了成功的環境。這個國家有很多問題，但依然非常有效。而中國持續的成功，隻會加速美國及其盟友的去工業化過程，受到來自中國能源、工業品，甚至人工智能企業的持續壓力。
如果美國要真正具備競爭力，政策製定者就必須少花時間琢磨如何削弱對手，多花時間思考如何讓美國成為最強大、最有活力的版本。
美國應該少想怎麽破壞對手，多想怎麽增強自身（ZT）
朱頭山 (2025-08-25 14:37:00) 評論 (2)
十年前，北京的規劃者公布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這個雄心勃勃的方案的目的是引領未來產業的發展。這個計劃確定了十個重點投資領域，包括能源、半導體、工業自動化和高科技材料。
目標是提升中國在這些產業及其他相關領域的製造水平，減少對進口和外國企業的依賴，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總體目標是把中國打造為技術強國，並使中國的“國家冠軍企業”成長為全球領先企業。
中國政府為這一願景提供了巨額財政支持，每年通過直接和間接補貼、低息貸款和稅收優惠等方式投入國內生產總值的1%到2%。
中國在這一戰略上的成果令人矚目。不僅在電動車和清潔能源發電領域領先全球，在無人機、工業自動化以及其他電子產品方麵，也處於主導地位。中國對稀土磁體的控製甚至促成了與特朗普達成的一項快速貿易協議。中國企業正在逐步掌握由美國、歐洲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生產的更高端技術產品。
盡管如此，中國的模式仍受到很多質疑。
批評者指出，大量資金投入導致了浪費和腐敗，催生了多個企業製造相似產品、卻難以盈利的行業。由此引發的通貨緊縮讓企業不願招聘新員工或提高工資，導致消費者信心減弱，經濟增長乏力。
曾被認為有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如今陷入增長放緩，可能永遠無法在總產出上趕上美國。
這些問題確實不容忽視。但若因此認為足以阻礙中國的技術進程，那就大錯特錯了。北京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成功，不僅僅是因為選對了產業並給予補貼，更在於國家建設了支撐技術崛起的深層基礎設施。
中國打造了以強大電力和數字網絡為核心的創新生態係統，並建立了一支掌握先進製造知識的龐大勞動力隊伍。這可以稱作一種“全方位技術戰略”。
這種戰略使中國能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快地開發和大規模推廣新技術。即便經濟增速放緩，或受到美國製裁，中國的技術路線也不太可能偏離軌道。
中國在工業和技術上的實力，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力量。
美國必須與中國展開競爭，以保持整體技術領導地位，並維係實現全民繁榮和國家安全所需的關鍵產業。但美國政策製定者必須認識到，現有的做法——出口管製、關稅和零散的產業政策——收效甚微。
單靠拖慢中國的發展，是行不通的。華盛頓應把重點放在構建自身的產業體係上，進行耐心且長期的投資，不僅投資於關鍵行業，還要投資於能源、信息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否則，美國將麵臨更嚴重的去工業化，並失去技術領導地位。
德國西部山區一條蜿蜒曲折、全長21公裏的賽道紐博格林賽道，以“綠色地獄”著稱，是考驗車手膽量和車輛性能的嚴苛賽道。曆來在這裏表現最出色的車輛，通常出自德國的寶馬、保時捷、奔馳，或是意大利、日本、韓國那些曆史悠久的製造商。
但在2025年6月，這條賽道刷新了電動車的速度紀錄，而創下紀錄的並非傳統冠軍，而是中國公司小米——一家更以中端智能手機和電飯煲而聞名的企業。
這家公司僅在一年前才造出第一輛車。然而，小米製造的電動車，成為史上在綠色地獄賽道上第三快的車輛——無論是不是電動車。
小米在賽道上的成功，是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迅速崛起的象征。2024年，中國製造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電動車，占全球電動車出口的40%。
中國在太陽能供應鏈方麵也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公司生產了全球大部分的電池，無論是用於電動車還是其他用途。同時，中國還製造了全球60%的電解槽設備，這些設備是目前最有效的製氫方式，推動了清潔氫能的發展。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之所以在技術上取得成功，是因為中央政府挑選了一些產業重點扶持，投入了數千億美元的補貼、稅收減免和低息貸款，並幫助中國企業從其他國家竊取或複製技術。
這確實是事實的一部分。但這種說法忽略了更關鍵的一點：中國的成功不僅僅來自對特定行業的補貼，更在於對創新和高效生產所需深層基礎設施——包括物質係統和人力資源——的投資。
這些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是交通係統，比如公路、鐵路和港口。在過去30年裏，中國建設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總長度是美國州際公路係統的兩倍；建設了全球最長的高鐵網絡，軌道裏程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還建立了龐大的港口體係，其中最大的上海港，有些年份處理的貨物比美國所有港口加起來還多。
但如果中國隻停留在這一層麵，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技術高度。還有其他基礎設施係統同樣至關重要。其中之一是中國的數字網絡。
互聯網剛出現時，人們普遍認為會削弱專製政權的控製力，因為打破了信息壟斷，並讓普通民眾能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組織協調。2000年，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曾說，控製互聯網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但中國領導層得出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高質量的數據基礎設施將加強政府能力，使其能更好地監控和引導輿論，追蹤民眾動向，同時大大有利於國家工業發展，構建高科技生態係統。
中國真的把“果凍釘在了牆上”，建設了幾乎覆蓋全國人口的國內互聯網，同時屏蔽了國外信息。這個賭注得到了回報。得益於北京早期積極推動移動互聯網，中國企業在移動互聯網發展中處於領先。字節跳動、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平台成為全球一流創新者。華為則成為全球領先的5G設備製造商。
中國民眾現在高度依賴智能手機，而中國共產黨依然牢牢掌控局勢。
電力驅動
中國技術實力背後的另一個關鍵基礎設施是電力係統。在過去25年裏，中國在建設電廠方麵處於全球領先地位，每年新增的發電能力，相當於英國全國供電量。如今，中國每年發電量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
中國還大量投資於特高壓輸電線路，使得電力可以高效地遠距離輸送，並在各類電池儲能技術上持續投入。這種充足的電力供應，推動了依賴電力的運輸係統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高鐵和電動車。
中國已經克服了長期以來阻礙電力成為主要能源的難題——電難以運輸、難以儲存、在交通領域應用效率低。但現在，中國正穩步邁向成為全球首個主要依賴電力運行的經濟體。
當前，全球電力在能源消費中的占比為21%，美國為22%。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接近30%，在所有大國中，僅次於日本。更重要的是，這個占比正在快速增長：中國電力消費每年增長約6%，而全球為2.6%，美國僅為0.6%。
中國的電氣化並非出自統一規劃，而是技術官僚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回應，比如工業區電力短缺、釋放鐵路運力以減少運煤壓力。但現在，迅速的電氣化已經具備了清晰的戰略意義。正如達米安·馬和李紫在《外交事務》7月文章中指出，這是工業創新的引擎，是“為未來提供動力”。
政府也深知，充足且廉價的電力是未來高耗能產業（尤其是人工智能）中的關鍵競爭優勢。因此，北京正全力確保其電力係統在全球範圍內持續保持最大、最強的地位。
中國最隱秘但最關鍵的基礎設施，是超過7000萬人的產業工人隊伍，這是全球最大的產業勞動力。依靠多年來複雜製造供應鏈的密集建設，中國的工廠管理者、工程師和工人積累了幾十年“流程知識”——即從實際操作中獲得的關於產品如何製造、如何改進的經驗。
這種流程知識使得中國具備持續改進的能力，即不斷對產品進行微調，從而提升效率、質量並降低成本，也使中國具備大規模生產能力：中國工廠可以迅速組織起一支有經驗的團隊來製造幾乎任何新產品。
最重要的是，這種流程知識還讓中國有能力創造出全新的產業。深圳的工人可能某年組裝iPhone，次年製造華為Mate手機，然後再去生產大疆的無人機或寧德時代的電動車電池。
中國勞動力的流程知識可能是北京最大的經濟資產。但這種知識難以量化，這也是全球長期低估中國能力的原因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之所以組裝全球大部分智能手機和電子產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
但事實上，中國仍能保持領先地位，是因為勞動力展現出高水平的專業性、規模能力和生產速度。
分析人士還忽略了中國企業家的強烈野心。中國充滿了願意顛覆產業格局的樂觀、敢為、甚至有些魯莽的企業家。小米傳奇創始人雷軍在2021年押注電動車，宣布這家當時估值800億美元的公司將投資100億美元開發電動車，並稱這是他“最後一次重大創業”。
在德國賽道上的勝利驗證了這次豪賭。雷軍成功接入了中國現有的電子生態係統、電池合作夥伴和經驗豐富的工人隊伍，僅用了幾年時間就製造出了高速電動車。
要理解為什麽美國企業難以做到同樣的事情，可以對比小米和蘋果的經曆。
2014年，蘋果也曾考慮開發電動車，這個想法並不瘋狂。當時蘋果市值6000億美元，現金儲備400億美元，遠比小米雄厚。從傳統標準來看，蘋果的技術水平也更高。但美國既缺乏中國那樣的能源係統，也缺乏製造能力，蘋果找不到可以利用的基礎設施。
結果是，2024年，蘋果董事會終止了長達十年的電動車研發計劃。同一年，小米擴展了製造能力，並多次上調交付目標。而與此同時，美國電動車領軍企業特斯拉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市場銷售都在下滑。
中國消費者如今認為，本土品牌比特斯拉更具創新性，更能迎合快速變化的消費趨勢。
負麵效應
低估中國是錯誤的。但這個國家確實麵臨嚴峻的經濟挑戰，其中很多至少部分來源於帶來輝煌成果的產業政策本身。
中國技術官僚不僅將資源導向高生產率的基礎設施，也投入給了一些對科技生態係統幾乎沒有貢獻的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積累大量債務，拖累經濟效率。政府對像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字節跳動聯合創始人張一鳴這樣的創新型企業家的政治打壓，讓民營企業信心嚴重受挫。這些人因北京加強對消費互聯網的控製而遭受羞辱。
此外，不受監管的補貼也滋生了普遍腐敗。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國半導體產業。自2014年以來，這個行業獲得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直接國家政策支持。但其中一些項目是徹頭徹尾的騙局，另一些雖然合法，卻仍被企業人士和官員貪汙挪用。
自2022年以來，已有十餘位芯片行業高層因腐敗入獄，包括清華紫光的負責人（公司運營多個重要芯片製造企業），以及中國國家集成電路基金的主管。兩位時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也因貪腐被免職。
補貼有時也會抑製創新。大量的製造補貼確實促進了科技生態的發展，但也讓效率較低的企業得以長期存活，延緩市場出清。這導致利潤整體降低，因為企業為了維持市場份額不得不不斷壓價。
反過來，這又使得企業無法在研發上投入足夠資源，也不敢擴招或提高工資。
太陽能產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掌控太陽能供應鏈對國家來說是戰略勝利，但太陽能組件企業生產的產品差異不大，為了爭奪市場份額不斷壓價，利潤微薄。電動車、智能手機等領域的企業也麵臨同樣的困境，太多企業生產同類產品，利潤空間極低。
中國科技產業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中許多企業自身的處境卻十分艱難。
相比之下，中國對科技和製造企業過於“慷慨”，但對服務行業則不夠支持。北京對服務行業長期管控過嚴，打擊政府認定具有壟斷傾向或威脅政治社會穩定的互聯網企業。金融、醫療和教育等領域也受到嚴格限製。
這導致服務行業就業增長疲弱，進而拖累整個國家的就業形勢。即使在這個以工業為中心的國家，服務業也雇用了城市勞動力的60%，並貢獻了過去十年所有淨新增就業崗位。
如今，就業崗位難找、工資停滯或下降，加之房價下跌（住房是大多數中國家庭最重要的資產），中國消費者不願消費。看到需求疲軟，私營企業更不願招聘和加薪。
中國當前的模式幾乎注定經濟增長放緩。北京製造出的惡性循環，讓中國經濟如今很難實現每年5%的增長目標，並且持續麵臨通貨緊縮壓力。
同時，由於內需不足，中國高產能製造業的更多產品必須依賴出口，從而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中國目前的貿易順差接近1萬億美元，是五年前的兩倍多。
北京麵臨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增長放緩可能使經濟變得不夠活躍，科技企業可能失去持續創新的能力或動力。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可能引發全球更嚴厲、更協調的保護主義，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效仿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設立關稅壁壘。
但北京很可能會像以往應對各種挑戰那樣，戰勝這些風險。中國已經開始意識到補貼過高的問題，並著手逐步退出。規模小、效率低的企業將會被市場淘汰。
電動車行業已經在整合：自2022年以來，電動車製造商數量從57家減少到49家。現在，已有三分之一的電動車企業月銷量超過1萬輛，而三年前這一比例還不到四分之一。
至於保護主義，大多數國家會發現，在成本效益上，很難找到能替代中國出口商品的其他選擇。還有一些規避關稅壁壘的方式，比如通過第三國轉運商品，或者像比亞迪那樣在巴西和匈牙利等國設立組裝廠。
中國官員似乎認為，較低的經濟增長、通貨緊縮以及貿易夥伴的不滿，都是值得承受的代價。2020年，習近平表示，“要認識到實體經濟的根本性地位……絕不能去工業化”。
當年，中國製造業在新冠疫情期間大幅提升醫療設備和消費品產能，應對危機。這一表態傳遞的信號非常明確：中國的核心目標不是高速增長，而是自給自足和技術進步。
無法阻擋
麵對中國科技和製造業的進展，華盛頓並沒有袖手旁觀。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對“中國製造2025”的雄心感到震驚，於是重啟了美國商務部中一度陷入沉寂的機構，動用龐大的官僚體係，試圖切斷中國獲取關鍵原材料的渠道。
美方意識到，中國高度依賴西方的技術輸入，比如尖端半導體和芯片製造設備，因此押注於全麵封鎖這些技術，認為這將大幅減緩中國的技術引擎。
這是一個跨黨派的共識。2021年，拜登上台後繼續執行特朗普的限製措施。事實上，拜登政府對高端芯片，尤其是人工智能所需芯片及相關設備的出口管控進一步加強。
然而，這些限製措施的成效至今仍不明顯。
2018年，中國兩家大型科技公司中興和福建晉華在被切斷美國技術供應後幾乎倒閉。但那些更有能力的企業，在律師和遊說人士的協助下，設法恢複了元氣。
特朗普最近還取消了對英偉達AI芯片的限製，允許該公司再次向中國出售產品。
華為在2019年被美國商務部製裁後確實受到重創。但到了2025年公司宣布，上一年營收已經恢複至2019年水平。華為仍然是一家擅長生產5G設備和手機的企業，隻不過現在還是中國領先的芯片創新企業之一，在替代美國產品方麵投入了數十億美元。
還有一些企業比華為應對得更好。
作為中國重要的芯片代工企業，中芯國際自2020年遭製裁以來，營收翻了一番。盡管在盈利能力方麵仍遠落後於台積電，但已經實現了技術上的突破，成功製造出7納米芯片——這在製裁初期曾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限製，也並未阻止DeepSeek的崛起，這家公司開發出的AI推理模型僅有少數矽穀企業可比。
DeepSeek的成功並不難理解。盡管中國的AI公司無法獲得與美國同行相同的尖端芯片，但他們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成熟芯片和龐大的數據池，還有幾乎無限量的廉價電力——這是美國企業所不具備的。
全球技術評估數據顯示，中國的大型語言模型最多隻比美國領先企業落後六個月，且這一差距正持續縮小。美國的技術限製並未阻止中國前進，反而引發了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編注，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當時震驚了美國，被視為美國在太空競賽中的警鍾時刻）”。
中國企業如今規模更大、競爭力更強，對美國產品的依賴也遠小於十年前。
部分美國官員已意識到，僅靠打壓中國行業無法取勝。例如，拜登政府的經濟團隊製定了一套產業政策，試圖推進美國在關鍵戰略領域的發展。美國通過了《芯片法案》，加強半導體生產；還通過了《通脹削減法案》，為清潔技術提供補貼。
管這兩項政策動用了數千億美元資金，實際成效卻不佳。
失敗原因很簡單：美國自身沒有建立起足夠的深層基礎設施。拜登在任初期提出要讓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能用上互聯網的宏大計劃，但在他卸任前，這個“全民互聯網”項目尚未為任何人接入服務。
盡管國會已批準巨額撥款，美國至今仍未建成全國範圍的電動車充電網絡。更不用說電力傳輸係統的建設，仍麵臨大量繁瑣的行政和法規障礙，導致能源企業無法利用《通脹削減法案》為太陽能和風能項目提供的稅收激勵。
如今，這些激勵措施也岌岌可危。特朗普7月提出的預算和解法案規定，2026年底前未開工的大多數太陽能和風電項目，將無法再享受補貼。《芯片法案》雖然依然有效，但特朗普卻嘲諷這項法律“糟糕透頂”、“可笑至極”。
與此同時，特朗普征收的關稅讓製造業陷入深度不確定性，企業暫停投資，努力維持供應鏈。
白宮宣稱，這些關稅最終將迫使企業將生產轉回美國本土。但這種分析有誤。製造企業高度依賴進口原材料，並不願意根據特朗普一變再變的言論做出重大戰略決策。
事實上，僅在4月至7月之間，美國製造業就減少了超過1萬個崗位，而正是在這期間，特朗普宣布對幾乎所有國家征收高關稅的計劃。
當然，特朗普並不是唯一未兌現承諾的政客。美國政客總喜歡在新礦山或半導體工廠開業時大肆宣傳，但在產品延遲、裁員和產能下降的背景下，美國製造業仍在持續萎縮。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製造業產出始終未能恢複至危機前水平。
即便是國防製造業也出現萎縮。盡管獲得大量資金，美國幾乎所有在建的海軍艦艇都存在嚴重拖延，有些甚至延期三年。盡管美國向烏克蘭大量提供武器彈藥，本國的炮彈製造商仍未能快速提高產能。美國試圖擺脫對中國稀土資源的依賴的努力，也基本失敗。
美國在幾個關鍵領域仍保有優勢，包括軟件、生物技術、人工智能，以及由高校主導的創新生態係統。但這些機構的未來也變得充滿不確定性。自回歸白宮以來，特朗普開始削減科研經費，並阻礙技術人才流入。政府機構正在審查哈佛、哥倫比亞等頂尖大學，以“反猶太主義”的指控為由，撤銷政府撥款，並威脅取消其免稅資格。
白宮已大幅削減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預算。而特朗普對移民的敵意，迫使原本想在美國工作的研究人員轉而選擇其他國家的公司和大學。激進的驅逐政策也在打擊美國的建築業。美國顯然未為未來的創新生態打好基礎。
回歸基礎
美國可以，也應該在條件允許時盡快撤銷特朗普對科研經費和移民的限製。但要想真正有效地與中國競爭，僅僅消除自我設限還遠遠不夠。華盛頓連續幾屆政府的失敗不是偶然：美國官員，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從未真正重視中國的能力。
“中國不創新，隻會偷，”這是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今年4月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充分反映了美國人對中國成就的輕視態度。
太多美國領導人仍相信，隻要製定更精密的出口管製，就能遏製中國的技術勢頭。他們是在派律師打一場工程師的戰鬥。他們必須意識到：無論美國如何施壓，都無法打破中國的工業與技術體係。
華盛頓真正應該做的，是增強自身能力。這意味著，美國必須開始認真建設自己的深層基礎設施。華盛頓不需要複製北京那種大規模、往往效率低下的全麵投資模式，但也不能再采取拜登那種零散的、按行業逐個施策的做法，更不能繼續特朗普依靠高關稅重振舊工業的幻想，尤其是他對鋼鐵等傳統重工業的執著。
政策製定者需要像中國那樣，以生態係統的視角進行思考。美國在創業和金融領域本就具有深厚優勢，因此國家主導的現代基礎設施投資很可能獲得巨大回報，就像19世紀和20世紀鐵路與高速公路建設那樣。
大型基礎設施項目不僅可以刺激技術需求，也有助於積累製造經驗，這些是重建製造業的關鍵第一步。當務之急，應是建設更大、更強的電力係統，融合核能、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
為了最大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美國應投資更多電池儲能設施和高壓輸電線路。
美國還需要找到辦法，降低產業整體成本。
作為一個富裕國家，美國的工資水平較高，勞動和環保標準也更嚴格，因此永遠無法與中國或印度在低成本勞動力方麵競爭，也不應嚐試這麽做。但若想真正重建工業，美國必須致力於使其市場對資本密集型產業更具吸引力。這包括取消特朗普破壞性的關稅，這些關稅正在讓美國產品成本高得難以承受；還包括提供充足且廉價的能源；此外，還要推動審批改革，減少新建設項目的過度監管成本；為基礎研究和開發提供足夠政府資金；實施更加寬鬆的移民政策，讓企業能從全球引進最優秀的人才。
雖然移民政策並非直接降低成本的手段，但對於重建美國的製造經驗至關重要。大量製造知識如今掌握在國外，美國必須有能力引進這些知識。
最重要的是，華盛頓絕不能低估對手。北京已將實現技術領先地位作為首要政治任務。中國推動技術進步的補貼確實造成了不少浪費，但這些隻是中國實現未來產業主導地位所付出的代價。要與之競爭，美國也必須下定決心在這些產業中爭奪領導地位，並接受“犯錯”和“浪費”是取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中國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政策製定者做對了很多事情，也因為他們為中國企業家創造了成功的環境。這個國家有很多問題，但依然非常有效。而中國持續的成功，隻會加速美國及其盟友的去工業化過程，受到來自中國能源、工業品，甚至人工智能企業的持續壓力。
如果美國要真正具備競爭力，政策製定者就必須少花時間琢磨如何削弱對手，多花時間思考如何讓美國成為最強大、最有活力的版本。
目標是提升中國在這些產業及其他相關領域的製造水平，減少對進口和外國企業的依賴，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總體目標是把中國打造為技術強國，並使中國的“國家冠軍企業”成長為全球領先企業。
中國政府為這一願景提供了巨額財政支持，每年通過直接和間接補貼、低息貸款和稅收優惠等方式投入國內生產總值的1%到2%。
中國在這一戰略上的成果令人矚目。不僅在電動車和清潔能源發電領域領先全球，在無人機、工業自動化以及其他電子產品方麵，也處於主導地位。中國對稀土磁體的控製甚至促成了與特朗普達成的一項快速貿易協議。中國企業正在逐步掌握由美國、歐洲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生產的更高端技術產品。
盡管如此，中國的模式仍受到很多質疑。
批評者指出，大量資金投入導致了浪費和腐敗，催生了多個企業製造相似產品、卻難以盈利的行業。由此引發的通貨緊縮讓企業不願招聘新員工或提高工資，導致消費者信心減弱，經濟增長乏力。
曾被認為有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如今陷入增長放緩，可能永遠無法在總產出上趕上美國。
這些問題確實不容忽視。但若因此認為足以阻礙中國的技術進程，那就大錯特錯了。北京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成功，不僅僅是因為選對了產業並給予補貼，更在於國家建設了支撐技術崛起的深層基礎設施。
中國打造了以強大電力和數字網絡為核心的創新生態係統，並建立了一支掌握先進製造知識的龐大勞動力隊伍。這可以稱作一種“全方位技術戰略”。
這種戰略使中國能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快地開發和大規模推廣新技術。即便經濟增速放緩，或受到美國製裁，中國的技術路線也不太可能偏離軌道。
中國在工業和技術上的實力，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力量。
美國必須與中國展開競爭，以保持整體技術領導地位，並維係實現全民繁榮和國家安全所需的關鍵產業。但美國政策製定者必須認識到，現有的做法——出口管製、關稅和零散的產業政策——收效甚微。
單靠拖慢中國的發展，是行不通的。華盛頓應把重點放在構建自身的產業體係上，進行耐心且長期的投資，不僅投資於關鍵行業，還要投資於能源、信息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否則，美國將麵臨更嚴重的去工業化，並失去技術領導地位。
德國西部山區一條蜿蜒曲折、全長21公裏的賽道紐博格林賽道，以“綠色地獄”著稱，是考驗車手膽量和車輛性能的嚴苛賽道。曆來在這裏表現最出色的車輛，通常出自德國的寶馬、保時捷、奔馳，或是意大利、日本、韓國那些曆史悠久的製造商。
但在2025年6月，這條賽道刷新了電動車的速度紀錄，而創下紀錄的並非傳統冠軍，而是中國公司小米——一家更以中端智能手機和電飯煲而聞名的企業。
這家公司僅在一年前才造出第一輛車。然而，小米製造的電動車，成為史上在綠色地獄賽道上第三快的車輛——無論是不是電動車。
小米在賽道上的成功，是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迅速崛起的象征。2024年，中國製造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電動車，占全球電動車出口的40%。
中國在太陽能供應鏈方麵也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公司生產了全球大部分的電池，無論是用於電動車還是其他用途。同時，中國還製造了全球60%的電解槽設備，這些設備是目前最有效的製氫方式，推動了清潔氫能的發展。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之所以在技術上取得成功，是因為中央政府挑選了一些產業重點扶持，投入了數千億美元的補貼、稅收減免和低息貸款，並幫助中國企業從其他國家竊取或複製技術。
這確實是事實的一部分。但這種說法忽略了更關鍵的一點：中國的成功不僅僅來自對特定行業的補貼，更在於對創新和高效生產所需深層基礎設施——包括物質係統和人力資源——的投資。
這些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是交通係統，比如公路、鐵路和港口。在過去30年裏，中國建設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總長度是美國州際公路係統的兩倍；建設了全球最長的高鐵網絡，軌道裏程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還建立了龐大的港口體係，其中最大的上海港，有些年份處理的貨物比美國所有港口加起來還多。
但如果中國隻停留在這一層麵，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技術高度。還有其他基礎設施係統同樣至關重要。其中之一是中國的數字網絡。
互聯網剛出現時，人們普遍認為會削弱專製政權的控製力，因為打破了信息壟斷，並讓普通民眾能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組織協調。2000年，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曾說，控製互聯網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但中國領導層得出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高質量的數據基礎設施將加強政府能力，使其能更好地監控和引導輿論，追蹤民眾動向，同時大大有利於國家工業發展，構建高科技生態係統。
中國真的把“果凍釘在了牆上”，建設了幾乎覆蓋全國人口的國內互聯網，同時屏蔽了國外信息。這個賭注得到了回報。得益於北京早期積極推動移動互聯網，中國企業在移動互聯網發展中處於領先。字節跳動、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平台成為全球一流創新者。華為則成為全球領先的5G設備製造商。
中國民眾現在高度依賴智能手機，而中國共產黨依然牢牢掌控局勢。
電力驅動
中國技術實力背後的另一個關鍵基礎設施是電力係統。在過去25年裏，中國在建設電廠方麵處於全球領先地位，每年新增的發電能力，相當於英國全國供電量。如今，中國每年發電量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
中國還大量投資於特高壓輸電線路，使得電力可以高效地遠距離輸送，並在各類電池儲能技術上持續投入。這種充足的電力供應，推動了依賴電力的運輸係統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高鐵和電動車。
中國已經克服了長期以來阻礙電力成為主要能源的難題——電難以運輸、難以儲存、在交通領域應用效率低。但現在，中國正穩步邁向成為全球首個主要依賴電力運行的經濟體。
當前，全球電力在能源消費中的占比為21%，美國為22%。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接近30%，在所有大國中，僅次於日本。更重要的是，這個占比正在快速增長：中國電力消費每年增長約6%，而全球為2.6%，美國僅為0.6%。
中國的電氣化並非出自統一規劃，而是技術官僚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回應，比如工業區電力短缺、釋放鐵路運力以減少運煤壓力。但現在，迅速的電氣化已經具備了清晰的戰略意義。正如達米安·馬和李紫在《外交事務》7月文章中指出，這是工業創新的引擎，是“為未來提供動力”。
政府也深知，充足且廉價的電力是未來高耗能產業（尤其是人工智能）中的關鍵競爭優勢。因此，北京正全力確保其電力係統在全球範圍內持續保持最大、最強的地位。
中國最隱秘但最關鍵的基礎設施，是超過7000萬人的產業工人隊伍，這是全球最大的產業勞動力。依靠多年來複雜製造供應鏈的密集建設，中國的工廠管理者、工程師和工人積累了幾十年“流程知識”——即從實際操作中獲得的關於產品如何製造、如何改進的經驗。
這種流程知識使得中國具備持續改進的能力，即不斷對產品進行微調，從而提升效率、質量並降低成本，也使中國具備大規模生產能力：中國工廠可以迅速組織起一支有經驗的團隊來製造幾乎任何新產品。
最重要的是，這種流程知識還讓中國有能力創造出全新的產業。深圳的工人可能某年組裝iPhone，次年製造華為Mate手機，然後再去生產大疆的無人機或寧德時代的電動車電池。
中國勞動力的流程知識可能是北京最大的經濟資產。但這種知識難以量化，這也是全球長期低估中國能力的原因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之所以組裝全球大部分智能手機和電子產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
但事實上，中國仍能保持領先地位，是因為勞動力展現出高水平的專業性、規模能力和生產速度。
分析人士還忽略了中國企業家的強烈野心。中國充滿了願意顛覆產業格局的樂觀、敢為、甚至有些魯莽的企業家。小米傳奇創始人雷軍在2021年押注電動車，宣布這家當時估值800億美元的公司將投資100億美元開發電動車，並稱這是他“最後一次重大創業”。
在德國賽道上的勝利驗證了這次豪賭。雷軍成功接入了中國現有的電子生態係統、電池合作夥伴和經驗豐富的工人隊伍，僅用了幾年時間就製造出了高速電動車。
要理解為什麽美國企業難以做到同樣的事情，可以對比小米和蘋果的經曆。
2014年，蘋果也曾考慮開發電動車，這個想法並不瘋狂。當時蘋果市值6000億美元，現金儲備400億美元，遠比小米雄厚。從傳統標準來看，蘋果的技術水平也更高。但美國既缺乏中國那樣的能源係統，也缺乏製造能力，蘋果找不到可以利用的基礎設施。
結果是，2024年，蘋果董事會終止了長達十年的電動車研發計劃。同一年，小米擴展了製造能力，並多次上調交付目標。而與此同時，美國電動車領軍企業特斯拉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市場銷售都在下滑。
中國消費者如今認為，本土品牌比特斯拉更具創新性，更能迎合快速變化的消費趨勢。
負麵效應
低估中國是錯誤的。但這個國家確實麵臨嚴峻的經濟挑戰，其中很多至少部分來源於帶來輝煌成果的產業政策本身。
中國技術官僚不僅將資源導向高生產率的基礎設施，也投入給了一些對科技生態係統幾乎沒有貢獻的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積累大量債務，拖累經濟效率。政府對像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字節跳動聯合創始人張一鳴這樣的創新型企業家的政治打壓，讓民營企業信心嚴重受挫。這些人因北京加強對消費互聯網的控製而遭受羞辱。
此外，不受監管的補貼也滋生了普遍腐敗。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國半導體產業。自2014年以來，這個行業獲得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直接國家政策支持。但其中一些項目是徹頭徹尾的騙局，另一些雖然合法，卻仍被企業人士和官員貪汙挪用。
自2022年以來，已有十餘位芯片行業高層因腐敗入獄，包括清華紫光的負責人（公司運營多個重要芯片製造企業），以及中國國家集成電路基金的主管。兩位時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也因貪腐被免職。
補貼有時也會抑製創新。大量的製造補貼確實促進了科技生態的發展，但也讓效率較低的企業得以長期存活，延緩市場出清。這導致利潤整體降低，因為企業為了維持市場份額不得不不斷壓價。
反過來，這又使得企業無法在研發上投入足夠資源，也不敢擴招或提高工資。
太陽能產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掌控太陽能供應鏈對國家來說是戰略勝利，但太陽能組件企業生產的產品差異不大，為了爭奪市場份額不斷壓價，利潤微薄。電動車、智能手機等領域的企業也麵臨同樣的困境，太多企業生產同類產品，利潤空間極低。
中國科技產業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中許多企業自身的處境卻十分艱難。
相比之下，中國對科技和製造企業過於“慷慨”，但對服務行業則不夠支持。北京對服務行業長期管控過嚴，打擊政府認定具有壟斷傾向或威脅政治社會穩定的互聯網企業。金融、醫療和教育等領域也受到嚴格限製。
這導致服務行業就業增長疲弱，進而拖累整個國家的就業形勢。即使在這個以工業為中心的國家，服務業也雇用了城市勞動力的60%，並貢獻了過去十年所有淨新增就業崗位。
如今，就業崗位難找、工資停滯或下降，加之房價下跌（住房是大多數中國家庭最重要的資產），中國消費者不願消費。看到需求疲軟，私營企業更不願招聘和加薪。
中國當前的模式幾乎注定經濟增長放緩。北京製造出的惡性循環，讓中國經濟如今很難實現每年5%的增長目標，並且持續麵臨通貨緊縮壓力。
同時，由於內需不足，中國高產能製造業的更多產品必須依賴出口，從而導致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中國目前的貿易順差接近1萬億美元，是五年前的兩倍多。
北京麵臨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增長放緩可能使經濟變得不夠活躍，科技企業可能失去持續創新的能力或動力。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可能引發全球更嚴厲、更協調的保護主義，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效仿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設立關稅壁壘。
但北京很可能會像以往應對各種挑戰那樣，戰勝這些風險。中國已經開始意識到補貼過高的問題，並著手逐步退出。規模小、效率低的企業將會被市場淘汰。
電動車行業已經在整合：自2022年以來，電動車製造商數量從57家減少到49家。現在，已有三分之一的電動車企業月銷量超過1萬輛，而三年前這一比例還不到四分之一。
至於保護主義，大多數國家會發現，在成本效益上，很難找到能替代中國出口商品的其他選擇。還有一些規避關稅壁壘的方式，比如通過第三國轉運商品，或者像比亞迪那樣在巴西和匈牙利等國設立組裝廠。
中國官員似乎認為，較低的經濟增長、通貨緊縮以及貿易夥伴的不滿，都是值得承受的代價。2020年，習近平表示，“要認識到實體經濟的根本性地位……絕不能去工業化”。
當年，中國製造業在新冠疫情期間大幅提升醫療設備和消費品產能，應對危機。這一表態傳遞的信號非常明確：中國的核心目標不是高速增長，而是自給自足和技術進步。
無法阻擋
麵對中國科技和製造業的進展，華盛頓並沒有袖手旁觀。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對“中國製造2025”的雄心感到震驚，於是重啟了美國商務部中一度陷入沉寂的機構，動用龐大的官僚體係，試圖切斷中國獲取關鍵原材料的渠道。
美方意識到，中國高度依賴西方的技術輸入，比如尖端半導體和芯片製造設備，因此押注於全麵封鎖這些技術，認為這將大幅減緩中國的技術引擎。
這是一個跨黨派的共識。2021年，拜登上台後繼續執行特朗普的限製措施。事實上，拜登政府對高端芯片，尤其是人工智能所需芯片及相關設備的出口管控進一步加強。
然而，這些限製措施的成效至今仍不明顯。
2018年，中國兩家大型科技公司中興和福建晉華在被切斷美國技術供應後幾乎倒閉。但那些更有能力的企業，在律師和遊說人士的協助下，設法恢複了元氣。
特朗普最近還取消了對英偉達AI芯片的限製，允許該公司再次向中國出售產品。
華為在2019年被美國商務部製裁後確實受到重創。但到了2025年公司宣布，上一年營收已經恢複至2019年水平。華為仍然是一家擅長生產5G設備和手機的企業，隻不過現在還是中國領先的芯片創新企業之一，在替代美國產品方麵投入了數十億美元。
還有一些企業比華為應對得更好。
作為中國重要的芯片代工企業，中芯國際自2020年遭製裁以來，營收翻了一番。盡管在盈利能力方麵仍遠落後於台積電，但已經實現了技術上的突破，成功製造出7納米芯片——這在製裁初期曾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限製，也並未阻止DeepSeek的崛起，這家公司開發出的AI推理模型僅有少數矽穀企業可比。
DeepSeek的成功並不難理解。盡管中國的AI公司無法獲得與美國同行相同的尖端芯片，但他們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成熟芯片和龐大的數據池，還有幾乎無限量的廉價電力——這是美國企業所不具備的。
全球技術評估數據顯示，中國的大型語言模型最多隻比美國領先企業落後六個月，且這一差距正持續縮小。美國的技術限製並未阻止中國前進，反而引發了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編注，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當時震驚了美國，被視為美國在太空競賽中的警鍾時刻）”。
中國企業如今規模更大、競爭力更強，對美國產品的依賴也遠小於十年前。
部分美國官員已意識到，僅靠打壓中國行業無法取勝。例如，拜登政府的經濟團隊製定了一套產業政策，試圖推進美國在關鍵戰略領域的發展。美國通過了《芯片法案》，加強半導體生產；還通過了《通脹削減法案》，為清潔技術提供補貼。
管這兩項政策動用了數千億美元資金，實際成效卻不佳。
失敗原因很簡單：美國自身沒有建立起足夠的深層基礎設施。拜登在任初期提出要讓幾乎所有美國人都能用上互聯網的宏大計劃，但在他卸任前，這個“全民互聯網”項目尚未為任何人接入服務。
盡管國會已批準巨額撥款，美國至今仍未建成全國範圍的電動車充電網絡。更不用說電力傳輸係統的建設，仍麵臨大量繁瑣的行政和法規障礙，導致能源企業無法利用《通脹削減法案》為太陽能和風能項目提供的稅收激勵。
如今，這些激勵措施也岌岌可危。特朗普7月提出的預算和解法案規定，2026年底前未開工的大多數太陽能和風電項目，將無法再享受補貼。《芯片法案》雖然依然有效，但特朗普卻嘲諷這項法律“糟糕透頂”、“可笑至極”。
與此同時，特朗普征收的關稅讓製造業陷入深度不確定性，企業暫停投資，努力維持供應鏈。
白宮宣稱，這些關稅最終將迫使企業將生產轉回美國本土。但這種分析有誤。製造企業高度依賴進口原材料，並不願意根據特朗普一變再變的言論做出重大戰略決策。
事實上，僅在4月至7月之間，美國製造業就減少了超過1萬個崗位，而正是在這期間，特朗普宣布對幾乎所有國家征收高關稅的計劃。
當然，特朗普並不是唯一未兌現承諾的政客。美國政客總喜歡在新礦山或半導體工廠開業時大肆宣傳，但在產品延遲、裁員和產能下降的背景下，美國製造業仍在持續萎縮。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製造業產出始終未能恢複至危機前水平。
即便是國防製造業也出現萎縮。盡管獲得大量資金，美國幾乎所有在建的海軍艦艇都存在嚴重拖延，有些甚至延期三年。盡管美國向烏克蘭大量提供武器彈藥，本國的炮彈製造商仍未能快速提高產能。美國試圖擺脫對中國稀土資源的依賴的努力，也基本失敗。
美國在幾個關鍵領域仍保有優勢，包括軟件、生物技術、人工智能，以及由高校主導的創新生態係統。但這些機構的未來也變得充滿不確定性。自回歸白宮以來，特朗普開始削減科研經費，並阻礙技術人才流入。政府機構正在審查哈佛、哥倫比亞等頂尖大學，以“反猶太主義”的指控為由，撤銷政府撥款，並威脅取消其免稅資格。
白宮已大幅削減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預算。而特朗普對移民的敵意，迫使原本想在美國工作的研究人員轉而選擇其他國家的公司和大學。激進的驅逐政策也在打擊美國的建築業。美國顯然未為未來的創新生態打好基礎。
回歸基礎
美國可以，也應該在條件允許時盡快撤銷特朗普對科研經費和移民的限製。但要想真正有效地與中國競爭，僅僅消除自我設限還遠遠不夠。華盛頓連續幾屆政府的失敗不是偶然：美國官員，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從未真正重視中國的能力。
“中國不創新，隻會偷，”這是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今年4月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充分反映了美國人對中國成就的輕視態度。
太多美國領導人仍相信，隻要製定更精密的出口管製，就能遏製中國的技術勢頭。他們是在派律師打一場工程師的戰鬥。他們必須意識到：無論美國如何施壓，都無法打破中國的工業與技術體係。
華盛頓真正應該做的，是增強自身能力。這意味著，美國必須開始認真建設自己的深層基礎設施。華盛頓不需要複製北京那種大規模、往往效率低下的全麵投資模式，但也不能再采取拜登那種零散的、按行業逐個施策的做法，更不能繼續特朗普依靠高關稅重振舊工業的幻想，尤其是他對鋼鐵等傳統重工業的執著。
政策製定者需要像中國那樣，以生態係統的視角進行思考。美國在創業和金融領域本就具有深厚優勢，因此國家主導的現代基礎設施投資很可能獲得巨大回報，就像19世紀和20世紀鐵路與高速公路建設那樣。
大型基礎設施項目不僅可以刺激技術需求，也有助於積累製造經驗，這些是重建製造業的關鍵第一步。當務之急，應是建設更大、更強的電力係統，融合核能、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
為了最大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美國應投資更多電池儲能設施和高壓輸電線路。
美國還需要找到辦法，降低產業整體成本。
作為一個富裕國家，美國的工資水平較高，勞動和環保標準也更嚴格，因此永遠無法與中國或印度在低成本勞動力方麵競爭，也不應嚐試這麽做。但若想真正重建工業，美國必須致力於使其市場對資本密集型產業更具吸引力。這包括取消特朗普破壞性的關稅，這些關稅正在讓美國產品成本高得難以承受；還包括提供充足且廉價的能源；此外，還要推動審批改革，減少新建設項目的過度監管成本；為基礎研究和開發提供足夠政府資金；實施更加寬鬆的移民政策，讓企業能從全球引進最優秀的人才。
雖然移民政策並非直接降低成本的手段，但對於重建美國的製造經驗至關重要。大量製造知識如今掌握在國外，美國必須有能力引進這些知識。
最重要的是，華盛頓絕不能低估對手。北京已將實現技術領先地位作為首要政治任務。中國推動技術進步的補貼確實造成了不少浪費，但這些隻是中國實現未來產業主導地位所付出的代價。要與之競爭，美國也必須下定決心在這些產業中爭奪領導地位，並接受“犯錯”和“浪費”是取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中國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政策製定者做對了很多事情，也因為他們為中國企業家創造了成功的環境。這個國家有很多問題，但依然非常有效。而中國持續的成功，隻會加速美國及其盟友的去工業化過程，受到來自中國能源、工業品，甚至人工智能企業的持續壓力。
如果美國要真正具備競爭力，政策製定者就必須少花時間琢磨如何削弱對手，多花時間思考如何讓美國成為最強大、最有活力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