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興坊之四,家

陶次瓦 (2025-08-21 20:46:58) 評論 (3)
自記事起,我便與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也許是受江浙與本地方言的影響,上海人的稱謂很特別,叫祖父為阿爹、叫祖母為恩奶、叫爸爸為爹爹,叫媽媽為姆(抿嘴發鼻音)媽,叫姨祖母(祖母的妹妹)為阿嫡。我家是個不算小的家庭,小時候一日三餐是唯一全家(除了爹爹以外)聚在一起的時候。客堂正中一張加了雜木台麵的紅木八仙桌,沉重得難以挪動。吃飯時爺爺朝南獨坐,恩奶坐東朝西、旁邊是我;阿嫡坐西朝東、旁邊是大姐;媽媽和二姐坐北朝南。偶爾我也會坐到桌首阿爹右手邊上,不過好象不記得姐姐們坐過那裏。這基本上也就是我們的家庭結構和安排了,我們姐弟三個都沒進過幼兒園。我從小跟恩奶睡,由她照顧;大姐和阿嫡睡,二姐跟媽媽睡。民國時期暨南大學畢業的阿嫡終身未婚,她和大姐住三樓前樓。姆媽住在三樓的亭子間,這也是後來我成婚的新房。幼時大多時間二姐跟姆媽睡三樓亭子間。爹爹每年回來探親一次,每次大概一個月不到。爹爹回來的時候,二姐便搬到三樓的閣樓上睡。

三樓的閣樓原來沒窗,冬悶夏熱,直到七十年代末,爹爹從新疆調回上海後,才帶著我一起動手鋸開了屋頂,加了個外伸的天窗,上海人叫“老虎窗”,閣樓隨之而變得通風透氣。那時我已經學了不少鉗工電工手藝,通過開老虎窗,又從爹爹這個五七幹校“畢業”的木工那裏,學了些木匠功夫,通過練習,居然能用老式木工架子鋸從四五米長的的木料上直接開板材了。

不記得從何時起,這放雜物的閣樓成了我的世界,從高小,中學、技校、大學、工廠,一直住到結婚我才搬下閣樓,這點上,我算是個名符其實地“閣樓少爺“。這三樓閣樓的進口處才半人高,得踩著兩截釘在陽台樓梯木扶手上的木塊,才能爬上去。可能是從小參加體育鍛煉的結果吧,就是在我身高一米八六,被紹興老酒灌得爛醉時,也從沒覺得上下閣樓有過困難,相反,我非常喜歡這閣樓“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的感覺。以前的上海高樓不多,站在老虎窗前遠眺是我的另一嗜好,我能看著天上的飛鴿站好久好久,臨出國前有段時間,我自己也養起了信鴿。幾年前回家時,看到爹爹傳給我的24貝斯手風琴,還在閣樓上靜靜地躺著,感慨中耳邊好象又響起了自己最得意的曲子,降A調“多瑙河之波”。也許是這上下閣樓的鍛煉吧,我和二姐後來都在風雨操場與上海田徑隊(那時叫體工隊)結了一段緣份。

呀呀學語時,我和恩奶睡在二樓亭子間裏。阿爹原來住在餘興坊內的第二排的另一幢石庫門裏,那是個由客堂和天井改建成的書房兼睡房,睡房頂上有個大閣樓,阿爹的收藏大多是書,都滿滿地堆放在那裏。文革被抄家時有點價值的善本書,都有的放矢地“被消失”了。過後不久,那裏的房子也被沒收了。阿爹被迫搬到了我們這幢樓的二樓前樓,現在回想起來,那可能是阿爹一生中最難捱的歲月了。那時我還不懂事,到是很高興阿爹的搬遷,因為這下我可以隨時擺弄阿爹那些希奇古怪的玩意兒了。小時候平時家裏唯一的男人便是老阿爹,對爹爹的記憶卻很淡。隻記得他在新疆,一年回來一次。每次爹爹回來之前,恩奶和阿嫡總要敲著我的腦殼提醒:”爹爹快回來了,當心點,勿要討生活吃(挨打)“。雖如此,我的記憶中每年至少“一頓生活”還是免不了的。這大概與爸爸小時候受恩奶”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教有關吧。我小時候最不喜歡的就是爹爹回來的那些日子,每次都覺得日子過得真慢哪。

或是時局的動蕩,抑或是他不羈的性格,阿爹的一生充滿了曲折坎坷。我現在經常捫心自問,如果我出生在阿爹的那個年代,是否會有和他同樣的勇氣,不亢不卑地在逆流中求生存呢?我無法想象。去年和國內研究清華大學圖書館曆史的學者交流阿爹信息時,被問到阿爹1928年擔任清華大學外文係助教時,以及1937年擔任德國漢堡大學中文講師時的學曆?我一時到也答不上來,經過一段時間的仔細考證,發現阿爹的最高文憑僅是高小。他在中學畢業前,因參加五四運動被開除而沒得到中學文憑。在清華園時的七年自學,當然也沒得到“業餘大學”文憑。去德國留學了五年,最終也因二戰爆發而滯滬,因而中途而廢沒拿到學位。阿爹會舞劍,文革抄家前,見阿爹舞過那把後來被抄走的對劍。可從1900年出生到1985年過世,人生這把雙刃劍卻始終劃在阿爹的身上,而不是被他掌握在手中。

雖然我家也是孔夫子的嫡裔,但按民國前的舊規,族人一旦離開聖城曲阜,便不得再予以續譜、免稅賦、或受祿了。當我的祖先離開曲阜遷去平陽,再慢慢遷徙至江陰時,大多的孔裔都是以務農為生。到了我曾祖輩時,包括我曾祖父都已經不識字了。我們家這次能續上孔氏家譜,主要是靠族人的幫助,找到了民國那次續譜,把阿爹和曾祖父續入平陽三支的紀錄,也靠阿爹留下的隻字片語,其中有曾祖父給我阿爹的口述,阿爹自己對江陰祖墳的回憶,以及阿爹和堂伯們的來往信件。

我曾祖母是填房,所以我阿爹比他的同輩堂兄弟們小很多,也不住在一起。阿爹的啟蒙主要來自於上過私塾的我曾祖母。我小時候廝混在阿爹那裏的時間較多。可能因為小吧,阿爹並未曾和我講起過孔氏族裔或曾祖父的事情。印象中阿爹非常非常崇敬和懷念他的母親,也不止一次地同我提起曾祖母,她的照片一直掛在阿爹屋子的正中堂。文革時期不是家家都要掛毛像嗎,可阿爹再崇拜毛的文采,也無法將之取代母親的地位,於是阿爹自作聰明地想出一招,把鏡框的背板換成玻璃,把毛像置於其中。有外人來時鏡框反放,無人時正放,他當然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誰知文革抄家時,這卻變成了阿爹”現行反革命的罪行“之一。

人腦的記憶結構很是神奇,年輕時一往直前,從來也沒回想過幼時的事情。現在上了年紀的我,腦海裏卻常常泛起幼時的情景:夏天躺在恩奶擦得幹幹淨淨的竹篾席上,恩奶輕輕地給我搖著羽毛扇,慢慢地把剛才在菜場裏買的菜,一樣一樣地報價給我,讓我用心算把它們加起來,恩奶記下總數後,等記帳時再予以核對。日複一日,如果算對了,隻要得到恩奶的一句誇獎,我便覺得心裏樂滋滋的,殊不知這是恩奶對我智力的培養。

管帳是恩奶的拿手,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北平女師大畢業的她跟著阿爹住在清華園的時候,曾經給趙元任開的餐館管過帳,這在當時也是一大軼事,詳情請參閱趙元任太太楊步偉先生的回憶文章,“清華園裏的教授太太們”。恩奶的爹爹,我的曾外祖父是上海正大針織廠的賬房老板,人稱二老板。二老板久無子嗣,恩奶這賀大小姐便自然成了賀家的掌門。

自我記事起,恩奶和阿嫡的輩份便是賀家最高的。每到農曆新年,穿著新衣吃完湯圓後我最起勁的,便是看拜年。客堂正牆上掛著曾外祖父母的放大照片,靠牆的櫃子桌上放著供品,燒著香,靠東牆的茶幾上放著糕點零食,正中間的八仙桌兩邊各放一把帶扶手的紅木太師椅,恩奶和阿嫡就在這椅子上朝南坐著。一大早,難得打開的石庫大門八字大開,大概從八九點開始,賀家的老老少少們便陸陸續續前來給“大姑姥子”和“小姑姥子“磕頭拜年,小孩子們還能拿紅包。賀家是皖南人,”姑姥子“在安徽話裏是指姑母的意思。大概午時,我姑姑一家會回娘家來給恩奶和阿爹拜年,哪時姑姑還沒生三表妹,大表姐小表妹加上姑姑、姑夫,連我家一共十一個人。吃飯時大人坐八仙桌,小孩坐小方桌,家裏熱鬧得像辦了幼兒園一樣,那是我記憶裏最最熱鬧和開心的日子了。照說爹爹的探親應該也是過年那段時間,可我已經完全沒有了印象。

我姆媽以前在海關工作,爹爹49年交大畢業後,響應號召支援大西北建設去了,先是青海再到新疆。那時鐵路到不了烏魯木齊,去那裏除了三天火車外,還得坐上五天的長途汽車。大概由於年輕吧,剛開始爹爹的情緒應該還是蠻高的,他曾經發表過“到柴達木盆地去“《195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以及不少水利專業論文,到黴的是姆媽也被拖了去。姆媽曾回憶那時因為她帶了一瓶醬油,晚上得接受勘探隊的小組批評,原因是隻有小資產階級才用醬油拌飯。去時容易回來難,漸漸地,等爹爹領教到了大西北天高皇帝遠,無法無天的厲害,想要回上海時已是難於上青天了。人生真是把雙刃劍,爹爹倒黴得早,但他卻早早地悟到了“烏龜法”的真諦。化教訓為經驗,後來不論是大鳴大放、整風、反右、還是文革,他總是”能縮頭時且縮頭“,始終沒被抓住小辮子打到。爹爹翹首卅載,終於在未滿六十歲之前,通過我家的世交,文革後平反複出的上海市出版局局長馬飛海周似春夫婦的關係,調回了上海。

姆媽的運氣好一些。那時烏魯木齊的醫療水平太糟,孕婦都得早早地去大城市待產。我的兩個姐姐都是姆媽回上海生的,當然每次上海的地區派出所,都隻讓姆媽報個臨時戶口。在生我時,姆媽得到了在自治區黨委工作,我大姨的幫助,出了封同意回滬生產的介紹信。可千萬別小看了這”生產“二字,那時候北方人說“生產”是指生孩子,可南方人卻認為是參加工作,就憑這二字,姆媽把戶口調回了上海。為了這事,單位取消了爹爹三年的探親假,等他第一次見到我這兒子時,我已經在滿地亂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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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文革之前的全家福,左下角是我

圖二,爹爹傳給我的手風琴

圖三,絕大多數時候的我們一家,前排左一我,左二,大姐,左三二姐,後排左一恩奶,左二阿嫡,左三阿爹,左四姆媽。應該是67年文革抄家前拍的。

圖四,我沒有記憶的曾外祖父,正大針織廠的二老板賀敏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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