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麟與王統照在青島
芮少麟
小引
文革後，筆者將1985年先父政治嫌疑案平反後寫的《抗戰勝利後芮麟與王統照在青島的往來紀實》文稿，向省市政協文史辦提交，2008年該文稿輯入上海遠東出版社重版先母黃哲淵的《離亂十年（1937--1946）》一書。隨著時代演進，將它網上展出，供讀者參閱。
青島地理位置優越，早年城市建築風格歐化，素有東方瑞士之稱，是反侵略抗戰前國內文人薈萃的向往地。二戰時青島飽受敵偽蹂躪。勝利之初，盡管條件所限，不少仁人誌士仍對青島戰後文化複興，有過美好願望與設想，並為爭取文化出版自由，做過不懈努力，然當今史料記載，卻見諸極少。隨著對全民族文化事業認識加深，及國家對先父政曆蒙冤的澄清昭雪，乃至新世紀山東省誌出版庫對先父母早年在青島創辦乾坤出版社業績的確認，和先父長篇山水風情錄《神州遊記（1925-1937）》在上海出版，抗戰勝利後父親與著名文學家王統照先生在青島文化交往史料的披露，也順理成章了。
王統照年長父親十一二歲，他倆年齒不同，籍貫各別，經曆有異，但在那段曆史歲月，卻有著誠摯情誼和友好往來。這與他們對文學創作的長期耕耘探索，及對政治腐敗厭惡的共同點，感受相通分不開。本文依據上海圖書館、青島市檔案館、青島市圖書館館藏出版文字，展現史實，望能對現代作家王統照先生那段時期思想脈絡的觀察，及同期中國的文化活動等，增加關注。
一、父親與王統照的結識
先父芮麟，字子玉，號玉廬，江蘇無錫人。1929年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畢業，1930年任無錫民眾教育館館長，是早年活躍於長三角地區的社會教育活動家，也是民國三、四十年代名彰文壇的文化人，與海內著名文人易君左、林語堂、鄒韜奮、錢振銓等都有交往。父親說他三十年代初期即與王統照先生在上海相識。
1930年12月，父親的長篇詩評《新詩之變遷及其趨勢》在上海光華書局的《讀書月刊》發表，文壇矚目。1931年春，光華書局為適應文學青年對學習原理及指導創作之需，特邀文藝理論界的鬱達夫、鍾敬文、趙景琛、朱介民、傅東華、洪深等二十餘人分別執筆撰寫《文藝創作講座》的各類專題。該書的“詩歌作法講座”部分，擬由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孫俍工先生與父親分題撰寫（見《讀書月刊》二卷一期，1931年4月）。在此前後，父親為社會教育及文學創作事宜，較多奔走於滬、寧、杭、錫間。有一天，父親在上海四馬路的讀書月刊社和陳獨醒等幾位浙籍文化名人約見時，與剛從日本歸國的王統照先生不期而遇。
父親早年出版文字中曾立有“餘嚐蓄大願三：盡交天下好男兒，一也；盡讀天下好文章，二也；盡遊天下好山水，三也”的夙願，對魯籍文化名人王統照先生，更是久懷慕藺。這次偶遇，時間雖不長，卻談吐相契。1935年秋，父親高等文官考試及格，雁塔題名後於1936年春至青島市教育局任職，在青島前海棧橋與王統照先生晤麵並小敘過一次。抗戰軍興始，王僻居孤島，父親投筆魯西敵後抗戰，後混跡陪都，兩人在戰時，各自東西。
二、《青聲》的創刊與王統照《結局》譯文的刊出
1945年10月底，父親受國民政府考試院之命，抵青島市政府設置人事處，曾在國立青島臨時大學中文係兼教，而王統照先生抗戰勝利後回青島任《民言報》副刊主編。在當時交通不暢，內戰風雨飄搖日盛，而文化封閉的青島，他們舊友相逢，除暢敘八年抗戰文壇友人的離別之情、談論文化故舊的境遇變遷外，都還有一個想為推動青島戰後文化複興，做點事業的願望。在彼此敬重切磋時代詩文的基礎上，他們籌劃完善這一設想，相輔而行，逐漸建立誠摯情誼。
1946年春，王統照先生曾與父親相商，擬由他倆出麵聚集幾位誌同道合者，創辦一個出版社，發行文學刊物，以推動國統區的戰後文學研究。然幾經奔波周折，因青島地域有限，人選難覓，及內戰形勢愈顯，措款缺口大，這一計劃隻得在苦笑中告終。
青島時係國民政府轄屬特別市，是當時輸送內戰兵員軍火的重要港口。內戰和民族分裂陰影，將中華民族浴血奮戰八年取得勝利的喜悅頓時衝淡。王統照先生看到副刊園地，並非是促進文化事業發展的場域，百感下辭去報社職務，應國立山東大學趙太侔校長之聘，任職中文係教授。父親也在當時發表的《勝利後重返青島》一詩中憂心忡忡地寫下：“百戰歸來喜欲顛，人生去住果由天。當年故舊驚星散，祖國山河慶瓦全。痛定回頭餘涕淚，憂深北望半烽煙。高歌敢作升平想，萁豆紛紛猶自煎！”等詩，由此不難看出他們痛感國事日非的沉鬱心情。
1946年秋，父親的抗戰詩集《莽蒼蒼行》經考試院提交“考試及格人員著作審查委員會”評審後，獲優等獎，並在寧、滬版報紙連載。王統照先生閱後，對父親在“誤入名場十二年，一官匏係倘由天。何時脫卻樊籠去，涉水登山好放顛”、“清狂隻合老江湖，世路悠悠客夢孤。十載為官堪自慰，風懷依舊一寒儒。浪吟自笑太癡生，佳句當前眼便明。不向仕途爭得失，千秋角逐是詩名”、“健翮依然奮不飛，殘燈明滅影依稀。一官冷落貧如昨，千裏迢遙夢獨歸。幻到人情慵側目，吟成魚鳥共忘機。征袍擲卻飄然去，還我江南老布衣”等詩篇袒露的意念情懷，尤加讚賞。當時，父親因地位環境的激勵，依然躊躇滿誌，想為青島戰後的文化振興，做點有益工作。他向王統照先生訴說，意欲拿出自己的優等獎金及稿酬做基金，以召集在青島的高等考試及格同年創建“青聲月刊社”的設想，希望得到包括王先生在內的“本外埠學術界人士的協助與合作”，王統照先生欣然讚同。他們在常談中既看到“過去，也曾有好多知識青年及文化工作者想打破這沉寂，辦周刊，辦月刊，企圖提高學術研究的空氣。可是，不隻一次的嚐試，每一次都不幸失敗了”的前車之鑒，又對“在讀者與作者都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辦雜誌實在是一件冒險的事，其難於維持長久，乃為各種必然的邏輯”等，進行了討論。了（《青聲》創刊詞，1947.2）。
王統照先生對父親這種“明知辦雜誌是要賠錢的，為了企求打破青島文化運動的沉寂，為了提高青島學術研究的空氣，決定創辦這個小小的刊物——青聲”的勇氣及為爭取學術自由為宗旨的做法給予了鼓勵，並以向父親熱心介紹北平名作家景修先生等人撰稿，和多次向《青聲》月刊著文幫協，以示支持。
經半年籌辦，1947年初春，《青聲》月刊社在青島成立，父親任社長兼總編輯。當父親與王統照先生促膝談心時，對中國從抗戰勝利進入全麵內戰境地，及當局對民眾施壓扼殺文化學術自由等愈演愈烈的專橫行為，由初始的不理解，變得感觸日深，他們油然而生的民主反戰之心，漸趨明朗。父親不顧文網嚴酷，將王統照先生譯畢十個月之久，外地它刊，不便采用而憤以相示的《結局》譯文，收載於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青聲》創刊號上（父親後得知該文係三十年代文友鄭振鐸先生輾轉托交王統照先生盼譯發表的）。
《結局》是德國文學巨匠托馬斯?曼的反戰名作。王統照先生通過介紹原文作者，寓意深刻地在小序裏寫道：“這是去年在美國《自由世界》上所登的一篇名文。作者乃德國現存的文藝著作界的偉大人物，被納粹放逐出國寓居美洲已經八年。他早為希特勒主義向全世界發訃文——他的自由思想，明確觀察，為人類的熱情，為公道與正義的激動，都借他那些著作表現出來。此篇作於去年五月德國降服的時候。想想有思想、有至誠、有名望的老文人，眼見故國被一群荒謬野心家領入地獄，且使他國共遭苦難，他下筆寫此心中是何滋味？——尤其他後兩段，真夠得上‘沉痛’‘悱惻’！足為狂妄國家的‘殷鑒’”。在該篇譯文的後記中，王統照先生又說明“今年一月間（指1946年1月——筆者注）有一遠戚K君持印有此文的雜誌相示，盼我譯出。因為他老先生的評論、立意、遣詞不易追譯。我看過兩遍，用兩晚上的功夫譯出，置於書中，忽已三月。今檢出謄清刊布與留心戰後德國情形者等讀。他不為自己是德國人便蔑棄正義感；也不因為德國人現時所受的痛苦便對列強大肆嘲侮。平心而論，希特勒與其黨徒因為(是字，疑版誤遺漏)造成這場人類禍患的領導，而德國人在那次‘民族覺醒’運動中的空虛熱狂，沒曾走上革命的大道，自不能不分執其咎。這裏有民族性，曆史，政治環境與誇大心理，複仇觀念，混合釀造，終於成了空前的世界災難！作者明鑒分析，深入腠理，絕非一般耳食者所能及，除理論外，文字之周密條理，價值尤高，到底是出自偉大作者的手筆！三十五年初夏霧季，記於海濱隅寓”。王統照先生幾經周折努力，通過發表《結局》譯文，以提醒抗戰勝利後的國人，對時局發展引起注意。父親則在《青聲》創刊號“編輯後記”中，直言不諱地向國統區讀者介紹“王統照先生所譯《結局》，立論警辟，文字犀利，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值得我們細細地咀嚼”。 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借德國的曆史和法西斯統治的最終結局，隱喻時局及現實，相互配合，艱澀隱晦地將內心蘊蓄的厭惡內戰、追求光明的民主向往情緒，表露出來，其意義有一定的前瞻性。
三、在“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時期
1947年春，大城市的學生愛國反暴政示威遊行，進入高潮。當局對學生遊行，以維穩的鎮壓手段實施，五月十八日頒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嚴禁工人學生罷工罷課集會和遊行示威。各地軍警特務為強製維係社會穩定，毆打逮捕甚至屠殺愛國學生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種特務恐怖和法西斯血腥鎮壓形勢，激起廣大市民群眾的反抗義憤，也受到每個正直愛國者的嚴正譴責。期間，父親與王統照先生交往頻繁。他們念及“五四”時代衝擊舊世界及給現代文學發展帶來的生機，亦對比麵臨學潮中的學生情緒激昂、教授議論憤然之情景，他們更是以文化人特有的民主理念，幻想當局能對學潮和安定民生，做出讓步的可能性，因此，他們用各自的社會言行，經曆了這段時代曆史的洗禮。
在青島以山東大學愛國學生為主體參加的“六二”學潮中，王統照先生發表了一些追念“五四”運動的文章，還在學校的師生集會上為員工索討欠薪的正當要求，慷慨陳詞，主持公道，對學生的愛國行動深表同情。然始料未及，他竟被迫違心辭去教職。為轉圜此事，父親找趙太侔校長說情，趙言此係當局情治單位高壓所為，校方無可奈何。八月間，父親又奔走於官場各方，執意為王統照先生的民主言行和不公正待遇伸張，然續聘之事，未得解決。
在此期間，父親對學生和教授們參加反威權愛國民主鬥爭和“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行動，不與官方立場合汙，亦不潔身自好，不袖手旁觀，而是從正義感出發，蔑視剛剛頒布的反動法令禁綱，利用個人社會地位和文字影響，對民主運動由衷表示了同情支持。父親在1947年6月15日出版的《青聲》一卷三期的《尤悔錄》裏發表《紀念“五四”》的短文雲：“青年人永遠是可愛的。中年人不肯說話，老年人不肯說話，青年人卻勇敢地說話了。中年人不敢行動，老年人不敢行動，青年人便率先行動了。青年人是站在時代尖端的。‘五四’雖已過去二十八年了，但‘五四’精神，今日依然需要，並且需要再接再厲，發揚光大。”父親目睹民生凋敝，在該刊的《山雨欲來》中，還指出：“社會的大變亂，莫不由於大多數人的活不下去。這幾天最怕開口、最不肯出頭的讀書人——河南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的教授們，竟先後罷教了。最安分最怕事的小市民——無錫、杭州、上海，許多產米區的窮人們，竟紛紛發生搶米風潮了。這是說明活不下去的人們，已經不願再沉默地挨餓了，他們要以行動來代替沉默了……”。這耿直話語的刊印，在當時繼青島“六二”學潮形勢下，深為知識分子階層和愛國學生讚許，亦更是清寒出身的父親1935年1月遊曆太湖馬跡山表露心跡時“我不論在何時，不論在哪裏，將永遠站在勞苦大眾一麵”曆史文字的一脈相承（見上海圖書館藏芮麟著《東南環遊記》，1935年）。
王統照先生賦閑後，深居簡出，在物價飛漲日子裏，經濟日趨艱窘。父親不避嫌言，不以境遇取人，為接濟友人緩解困境，他多次力促王統照先生“隨便寫點什麽，先從《青聲》弄點錢救救急要緊”，王統照先生從學術角度論述人類食物進化與文化發展關係的《食物進化之曆史觀》一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寫成，並由父親在《青聲》一卷四期至二卷二期上，分三次連載。此外，《青聲》篇幅有限，父親還將王統照先生在青島學潮中的辭教一事，向上海文化界友人，澄清原委，並向《上海文訊》社朋友推薦刊用了王先生的多篇學術長文。當先父母拜望王先生時，王統照先生感慨地對我母親說：“玉廬先生不以世態炎涼待人，大不易！”，這句話不隻是他對父親的謝意，更顯露出王統照先生苦悶悲憤的心理狀態之一斑。在1947年“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風潮後，王先生與父親的交往，愈加推心置腹。
四、《青島市雜誌聯合刊》的創刊
抗戰勝利後，人們出於對歌舞升平的空泛幻想，青島的文化事業一度興盛，新出刊物達三十種之多。在文化方麵，父親也利用各種場合，倡議當局重視《青島市誌》的纂修、《青島年鑒》的編輯、《嶗山誌》的重修，及青島市文獻委員會的組織，青島叢書或青島文庫的編印，青島市立圖書館關於青島文獻參考室的設置等，並於1947年8月發表了他的《當前青島文獻工作的三大課題》一文。然隨時局變化，內戰連綿，和平無望，物價暴漲，國統區文化界被逼走投無路，許多報刊相繼告停，父親對保存與發揚青島文獻的願望也隨之落空。在這種形勢下，當局為配合時政宣傳，不得不給新聞事業單位，打上幾針興奮劑，諸如文化貸款，配給紙張等，才使奄奄待斃的各報，得以苟延殘喘。但文化界的雜誌業，則因出版者情形複雜，不僅登記審查慎嚴，且無貸款及紙張配給優待。
為團結力量，促進文化發展，要求改善待遇，1947年12月由《會計》月刊、《影劇》周刊及《青聲》月刊等雜誌社發起組織“青島市雜誌業商業公會”，父親被推選為理事之一。由於雜誌業公會是文化人的鬆散社團，實際上各社刊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彼此相輕，很難真正團結力量來推動青島文化發展。一些刊物為迎合商賈貴人們茶餘酒後的消遣需求，刊登荒誕低級趣味文字的傾向，日趨嚴重，頓成一種時代頹廢文化的特點傾向。
1948年新春過後，王統照先生在來我家閑談時關切詢問了青島市雜誌業公會情況，並向父親提議是否能由多家社刊聯合出版一刊物來真正發揮作用。父親認為此意甚妥可行，即與其他六位理事相商，擬發起各雜誌社集資興辦“聯合刊”的籌劃。經醞釀，青島市以《會計》月刊為代表的二十四家雜誌社的發行人決定出版《青島市雜誌聯合刊》。其總體內容的確定，由《會計》月刊的吳雁南等負責向各刊及社會上征集選定，發刊詞由《青聲》月刊的芮麟和《影劇》周刊的薑銘琛負責執筆起草，聯合刊的經費雖名為共同出資，但由《會計》月刊及《青聲》月刊先行墊付。後，其他各刊也隻象征性地進行了負擔。
聯合刊發刊詞的撰寫，既要體現聯合刊推動青島文化事業發展的宗旨，又要考慮各雜誌發行人的接受程度，父親可謂腦汁絞盡。他曾請王統照先生以讀者身份對發刊詞初稿，予以評論和斟酌，王先生也率直提請父親注意發刊詞應力求暴露文化時弊，爭取撰寫自由，取得讀者支持的原則。在聯合刊發刊詞定稿討論時，為顧全各雜誌業同仁要求，雖添加了以免賈禍的應時文字，但發刊詞的刊出，畢竟令當時的廣大讀者大為深省，反響強烈。發刊詞寫道：
“本來國家大事，不須小民掛齒。至有關軍事、政治、經濟等自有專家們在研究探討、決策、施行，以救亡。而目前的一團糟，也許不久會在大人先生們的宏猷良謀下搶救過來，重慶升平！
”如此說來，青島市的雜誌聯合刊，真是一件多餘的事。尤其是紙張狂漲，工人每月增薪，讀者購買力逐日減低，並且編輯們一言不慎，文字最易賈禍。執筆者、發行人都不免大倒其黴，甚者則非砸即囚，如此這般，司空見慣。說句幹脆而沉痛的話，還是停刊關門大吉的好。
“可是事又不然，偏偏這般硬骨頭的窮漢們要聯合起來出版。因為我們是小民，也正因為我們是文化工作者，我們不能就這樣輕輕地放棄了自己的崗位，脫卸了自己的責任。我們雖不是什麽專家之流，高談闊論可以博取政府，一步升天，更不是什麽滿腹經綸的大人先生，一執教鞭可以使‘天下攝然，民安其生’。雖也不免有時憂國而複憂家，卻難得登呼廟堂之上，發抒偉謨宏論。縱然有所見地，可以扺掌而談，也不過三五知己在茶餘飯後，發發牢騷而已。其於個人素願何？其於所負文化使命何？也正是因此在二十四個單位雜誌社的同仁的商量之後，為了各人所負的使命，應有的責任，即使各人本身都是小民，可是小民也應該在行憲後，各盡其為主人的責任。況乃自負為文化工作者目睹國事蜩螗、社會不安、民命如蟻、餓莩載途的今日，我們為主人的文化界的同人，寧能一言不發，寧能袖手旁觀，寧能看火燒到身邊無路可走，也一同跳進火坑算完？為了這些，或不僅這些，我們不能不振奮起精神，聯合起力量，重整旗鼓，大張撻伐，為青島市的文化事業爭一口氣，為青島市的文化工作者辟開一條坦途。我們相信在這一條坦途上終於會生出燦爛的自由之花，光輝的幸福之果。……”
《青島市雜誌聯合刊》1948年6月20日出版，在內容上兼收了《軍人，流氓！強盜！》、《救災義選原來是玩歌女》等多篇暴露性詩文，直言不諱地鞭撻了腐敗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映現出當時的文化界要求民主進步發展的願望。聯合刊的發行，是四十年代後期青島市文化界人士反對當時文化桎梏的一次自發聯合行動，它在內戰期間的風雨飄搖幾個特別市中，亦是較為鮮明突出的刊物。盡管後來父親出麵應付過當局主管機關對《聯合刊》背景的查詢，《聯合刊》雜誌也終因諸多原因，而與《青聲》月刊等雜誌一樣，殊途同歸，停刊了事，但王統照先生對青島民主進步文化事業的關心和支持，卻使父親一直銘記在心。
五、王統照先生替先母《離亂十年》一書作序
抗戰勝利後，王統照先生出於對時局的憂憤，他同期的文學作品以含蓄凝練、寓意深沉為特點，直抒胸臆的文字不多。王先生文風嚴謹，一生鮮為他人的著作寫序，而替母親的《離亂十年》一書作序，卻慷慨應允。這既是他對乾坤出版社在艱辛條件下為中國的文化出版發展，做過努力的讚佩，亦是他對先父母在文化事業上的執著追求，表示敬重和情誼難卻的支持例證。
1947年春，在《青聲》月刊建社同時，先父母共同創辦的乾坤出版社，亦成立了，這是中國抗戰勝利後國內唯一的一家夫婦出版社。在短短兩年內，他兩人包攬創作、編輯、校核等一應事務的乾坤社，出版過詩集、山水遊記、傳記文學等體裁的七本書，其中先父母的個人著作即達六種，一時名震青島，在當時的中國，亦屬罕見。
先母黃哲淵，1937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教育係，《離亂十年》是她繼《產婦日記》後寫的約二十餘萬字的戰時回憶錄，是乾坤社最後出版的一部書。創建乾坤出版社是先父母對振興青島文化之宏願相連的。盡管他們也看到“在這一個民窮財盡的局麵之下，出版事業是極難得到發展的一條路”！然而母親在《離亂十年》中追憶“但是玉（指父親）和我，偏偏在這一種工作上，有濃厚的興趣”、“玉唱我隨，鼓足勇氣，寧可家裏沒有買菜的錢，也不能使喜歡的工作半途而廢；他天天為出版事業發愁，卻很少為衣食住行費過心”。她又說：“安貧樂道，是我們讀書人應該有的本色。我們到了兒女成行的年齡，家庭的責任，一天一天的大，生活的擔子，一天一天的加重，按常情常理來說，應該在這一個時候，努力想辦法發財，應該趁著這個時期，奠定經濟的基礎，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致富的問題，我們卻常常共謀如何發展出版事業。在我們兩個人的頭腦中，已建立了一個理想中的乾坤出版社……”。
王統照先生目睹乾坤社的工作，尤為讚賞先父母的人生情操，對《離亂十年》的寫作，始終關心備至。他茶餘飯後來我家閑坐時，常稱先母是父親“文化事業上必不可少的賢內助”，詢問“書寫得怎麽樣了……”1948年夏，《離亂十年》稿畢，先父母婉辭了有關方麵出於安撫需要，欲將書稿在青島影響最大的《民言報》連載結集的建議，約請王統照、馮沅君、蕭繼宗等諸位先生作序，以兩代人渴望和平、停止內戰為主題內容的畫圖為封麵，借資將書稿付梓印行。
1948年7月，王統照先生閱畢校樣，欣然作序。在其序言裏他闡述了對文學創作的觀感，語意深長地指出文學作品“有無意義，並不在事的瑣屑與偉大，而在作者的人生觀與其情感的真實與否。譬如杜甫詩裏，盡多對於小雞白魚江花茅屋的描寫，盡多命兒子樹雞柵叫童豎摘蒼耳的感懷，並非一首首一句句全是‘致君堯舜上’，‘許身稷與契’那樣話。然而極瑣極細甚至極俗的事，都變成了他的好詩。又如盧梭的《懺悔錄》，高爾基的《母親》等震驚世界文壇的不朽之作，雖時代不同，思想各別，然而這種著作裏，其為身邊瑣事則無以異。他們並不板起麵孔，儼然以大道以訓言教誡世人，使讀者望而生畏。反之，把自己的幼年或青年壯年的生活，瑣瑣碎碎，和盤托出，甚至就連世人俗見以為不可告人的衝動情熱，亦複述出，為什麽感人？為什麽價值永在？”
王統照先生在序言裏還表抒了他對抗戰文學創作的期望：“抗戰八年中，多少人流離死傷，艱辛苦痛，整個說是一部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悲壯史詩。就這其間播蕩浮沉的個人說，我想每個有心的中國人，俱有其永久記憶的寶貴經驗，縱然所處地方不同，所經過的生活不同，所負的任務不同，但除卻毫無心肝者流，如果總集起那漫長的歲月中的己身經曆，筆記出來，豈止是自己的記錄？無論如何想法，總與那個偉大的時代，以及社會人心的變動，在在有關。但勝利已過三年，至今則連這等直抒胸臆、並記述當時情況的著作，並不多見，更不必說因八年血戰而啟引出的劃時代的偉著了。自然以種種關係，執筆與印刷，都有許多困難，可是我們的創作力，甚至翔實的記述文章，也如此缺少，不能不令人興歎！”。
關於對母親的《離亂十年》一書，王統照先生序言裏評介：“哲淵女士以每日公暇與理家務照顧兒女之餘，以半年工夫寫成此書，校樣印成，出以相示，使人讀去不易釋手。她本身與玉廬先生的經曆以及情思蹤跡，變化錯雜，拋開文筆不論，其中情感之真切，風物之描繪，前敵抗戰之窘苦，後方生活之艱難，雖處處以個人為基，而在在都有此一時期中國與強敵抗衡的社會縮影。除此外，作者的熱誠真感，尤其是超乎文字以上的特點。哲淵女士以有限時間，並沒意匠經營，有意的使成為文學上的著作，但就娓娓而談，平直敘述，已足動人。不妝點，不彎曲，不矯飾，自有明白如畫的長處。原是內容的生動，比起有意修飾的布局文詞，實更重要。何況一切都是真實的記錄，戀情與戰鬥，個人與國家，打成一片，結為一體的生活表現，此中自有真境。盼望這類記錄當時身經的抗戰期中的著作，能夠多多刊出，給那場偉大悲壯的史詩，多留下幾部插曲，也使人不易把那段艱苦的歲月，被當前的紛擾忘卻。即使是身邊瑣事，是這樣的有關國家民族的身邊瑣事，則瑣細中固有其價值所在。作者與玉廬先生必屬略寫閱後所見，遂拉雜寫此，視作‘常談’便好”。
毋庸諱言，王統照先生對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愛國思想和文學創作理念，乃至他與先父母在抗戰勝利後氣息相通的友好情誼，從這篇序言的字裏行間，即見一斑，也顯示出他對“不易把那段艱苦的歲月，被當前的紛擾忘卻”的寓意。
上述史實，以父親芮麟為側麵，概括繪抒了他與王統照先生在中國特定曆史時期的一段交往。1949年建國後，除一九五七年六月先母曾被作為特邀代表，出席過青島市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外，因曆史變遷，先父母銷聲文壇，潛心執教，而王統照先生應邀赴省垣，任職山東省文化局，與先父至此天各一方。
（筆者時係青島市第八、九屆市政協委員）
芮麟與王統照在青島
青島蒼龍嶺 (2025-07-17 03:57:35) 評論 (0) 芮麟與王統照在青島
芮少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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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筆者將1985年先父政治嫌疑案平反後寫的《抗戰勝利後芮麟與王統照在青島的往來紀實》文稿，向省市政協文史辦提交，2008年該文稿輯入上海遠東出版社重版先母黃哲淵的《離亂十年（1937--1946）》一書。隨著時代演進，將它網上展出，供讀者參閱。
青島地理位置優越，早年城市建築風格歐化，素有東方瑞士之稱，是反侵略抗戰前國內文人薈萃的向往地。二戰時青島飽受敵偽蹂躪。勝利之初，盡管條件所限，不少仁人誌士仍對青島戰後文化複興，有過美好願望與設想，並為爭取文化出版自由，做過不懈努力，然當今史料記載，卻見諸極少。隨著對全民族文化事業認識加深，及國家對先父政曆蒙冤的澄清昭雪，乃至新世紀山東省誌出版庫對先父母早年在青島創辦乾坤出版社業績的確認，和先父長篇山水風情錄《神州遊記（1925-1937）》在上海出版，抗戰勝利後父親與著名文學家王統照先生在青島文化交往史料的披露，也順理成章了。
王統照年長父親十一二歲，他倆年齒不同，籍貫各別，經曆有異，但在那段曆史歲月，卻有著誠摯情誼和友好往來。這與他們對文學創作的長期耕耘探索，及對政治腐敗厭惡的共同點，感受相通分不開。本文依據上海圖書館、青島市檔案館、青島市圖書館館藏出版文字，展現史實，望能對現代作家王統照先生那段時期思想脈絡的觀察，及同期中國的文化活動等，增加關注。
一、父親與王統照的結識
先父芮麟，字子玉，號玉廬，江蘇無錫人。1929年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畢業，1930年任無錫民眾教育館館長，是早年活躍於長三角地區的社會教育活動家，也是民國三、四十年代名彰文壇的文化人，與海內著名文人易君左、林語堂、鄒韜奮、錢振銓等都有交往。父親說他三十年代初期即與王統照先生在上海相識。
1930年12月，父親的長篇詩評《新詩之變遷及其趨勢》在上海光華書局的《讀書月刊》發表，文壇矚目。1931年春，光華書局為適應文學青年對學習原理及指導創作之需，特邀文藝理論界的鬱達夫、鍾敬文、趙景琛、朱介民、傅東華、洪深等二十餘人分別執筆撰寫《文藝創作講座》的各類專題。該書的“詩歌作法講座”部分，擬由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孫俍工先生與父親分題撰寫（見《讀書月刊》二卷一期，1931年4月）。在此前後，父親為社會教育及文學創作事宜，較多奔走於滬、寧、杭、錫間。有一天，父親在上海四馬路的讀書月刊社和陳獨醒等幾位浙籍文化名人約見時，與剛從日本歸國的王統照先生不期而遇。
父親早年出版文字中曾立有“餘嚐蓄大願三：盡交天下好男兒，一也；盡讀天下好文章，二也；盡遊天下好山水，三也”的夙願，對魯籍文化名人王統照先生，更是久懷慕藺。這次偶遇，時間雖不長，卻談吐相契。1935年秋，父親高等文官考試及格，雁塔題名後於1936年春至青島市教育局任職，在青島前海棧橋與王統照先生晤麵並小敘過一次。抗戰軍興始，王僻居孤島，父親投筆魯西敵後抗戰，後混跡陪都，兩人在戰時，各自東西。
二、《青聲》的創刊與王統照《結局》譯文的刊出
1945年10月底，父親受國民政府考試院之命，抵青島市政府設置人事處，曾在國立青島臨時大學中文係兼教，而王統照先生抗戰勝利後回青島任《民言報》副刊主編。在當時交通不暢，內戰風雨飄搖日盛，而文化封閉的青島，他們舊友相逢，除暢敘八年抗戰文壇友人的離別之情、談論文化故舊的境遇變遷外，都還有一個想為推動青島戰後文化複興，做點事業的願望。在彼此敬重切磋時代詩文的基礎上，他們籌劃完善這一設想，相輔而行，逐漸建立誠摯情誼。
1946年春，王統照先生曾與父親相商，擬由他倆出麵聚集幾位誌同道合者，創辦一個出版社，發行文學刊物，以推動國統區的戰後文學研究。然幾經奔波周折，因青島地域有限，人選難覓，及內戰形勢愈顯，措款缺口大，這一計劃隻得在苦笑中告終。
青島時係國民政府轄屬特別市，是當時輸送內戰兵員軍火的重要港口。內戰和民族分裂陰影，將中華民族浴血奮戰八年取得勝利的喜悅頓時衝淡。王統照先生看到副刊園地，並非是促進文化事業發展的場域，百感下辭去報社職務，應國立山東大學趙太侔校長之聘，任職中文係教授。父親也在當時發表的《勝利後重返青島》一詩中憂心忡忡地寫下：“百戰歸來喜欲顛，人生去住果由天。當年故舊驚星散，祖國山河慶瓦全。痛定回頭餘涕淚，憂深北望半烽煙。高歌敢作升平想，萁豆紛紛猶自煎！”等詩，由此不難看出他們痛感國事日非的沉鬱心情。
1946年秋，父親的抗戰詩集《莽蒼蒼行》經考試院提交“考試及格人員著作審查委員會”評審後，獲優等獎，並在寧、滬版報紙連載。王統照先生閱後，對父親在“誤入名場十二年，一官匏係倘由天。何時脫卻樊籠去，涉水登山好放顛”、“清狂隻合老江湖，世路悠悠客夢孤。十載為官堪自慰，風懷依舊一寒儒。浪吟自笑太癡生，佳句當前眼便明。不向仕途爭得失，千秋角逐是詩名”、“健翮依然奮不飛，殘燈明滅影依稀。一官冷落貧如昨，千裏迢遙夢獨歸。幻到人情慵側目，吟成魚鳥共忘機。征袍擲卻飄然去，還我江南老布衣”等詩篇袒露的意念情懷，尤加讚賞。當時，父親因地位環境的激勵，依然躊躇滿誌，想為青島戰後的文化振興，做點有益工作。他向王統照先生訴說，意欲拿出自己的優等獎金及稿酬做基金，以召集在青島的高等考試及格同年創建“青聲月刊社”的設想，希望得到包括王先生在內的“本外埠學術界人士的協助與合作”，王統照先生欣然讚同。他們在常談中既看到“過去，也曾有好多知識青年及文化工作者想打破這沉寂，辦周刊，辦月刊，企圖提高學術研究的空氣。可是，不隻一次的嚐試，每一次都不幸失敗了”的前車之鑒，又對“在讀者與作者都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辦雜誌實在是一件冒險的事，其難於維持長久，乃為各種必然的邏輯”等，進行了討論。了（《青聲》創刊詞，1947.2）。
王統照先生對父親這種“明知辦雜誌是要賠錢的，為了企求打破青島文化運動的沉寂，為了提高青島學術研究的空氣，決定創辦這個小小的刊物——青聲”的勇氣及為爭取學術自由為宗旨的做法給予了鼓勵，並以向父親熱心介紹北平名作家景修先生等人撰稿，和多次向《青聲》月刊著文幫協，以示支持。
經半年籌辦，1947年初春，《青聲》月刊社在青島成立，父親任社長兼總編輯。當父親與王統照先生促膝談心時，對中國從抗戰勝利進入全麵內戰境地，及當局對民眾施壓扼殺文化學術自由等愈演愈烈的專橫行為，由初始的不理解，變得感觸日深，他們油然而生的民主反戰之心，漸趨明朗。父親不顧文網嚴酷，將王統照先生譯畢十個月之久，外地它刊，不便采用而憤以相示的《結局》譯文，收載於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青聲》創刊號上（父親後得知該文係三十年代文友鄭振鐸先生輾轉托交王統照先生盼譯發表的）。
《結局》是德國文學巨匠托馬斯?曼的反戰名作。王統照先生通過介紹原文作者，寓意深刻地在小序裏寫道：“這是去年在美國《自由世界》上所登的一篇名文。作者乃德國現存的文藝著作界的偉大人物，被納粹放逐出國寓居美洲已經八年。他早為希特勒主義向全世界發訃文——他的自由思想，明確觀察，為人類的熱情，為公道與正義的激動，都借他那些著作表現出來。此篇作於去年五月德國降服的時候。想想有思想、有至誠、有名望的老文人，眼見故國被一群荒謬野心家領入地獄，且使他國共遭苦難，他下筆寫此心中是何滋味？——尤其他後兩段，真夠得上‘沉痛’‘悱惻’！足為狂妄國家的‘殷鑒’”。在該篇譯文的後記中，王統照先生又說明“今年一月間（指1946年1月——筆者注）有一遠戚K君持印有此文的雜誌相示，盼我譯出。因為他老先生的評論、立意、遣詞不易追譯。我看過兩遍，用兩晚上的功夫譯出，置於書中，忽已三月。今檢出謄清刊布與留心戰後德國情形者等讀。他不為自己是德國人便蔑棄正義感；也不因為德國人現時所受的痛苦便對列強大肆嘲侮。平心而論，希特勒與其黨徒因為(是字，疑版誤遺漏)造成這場人類禍患的領導，而德國人在那次‘民族覺醒’運動中的空虛熱狂，沒曾走上革命的大道，自不能不分執其咎。這裏有民族性，曆史，政治環境與誇大心理，複仇觀念，混合釀造，終於成了空前的世界災難！作者明鑒分析，深入腠理，絕非一般耳食者所能及，除理論外，文字之周密條理，價值尤高，到底是出自偉大作者的手筆！三十五年初夏霧季，記於海濱隅寓”。王統照先生幾經周折努力，通過發表《結局》譯文，以提醒抗戰勝利後的國人，對時局發展引起注意。父親則在《青聲》創刊號“編輯後記”中，直言不諱地向國統區讀者介紹“王統照先生所譯《結局》，立論警辟，文字犀利，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值得我們細細地咀嚼”。 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借德國的曆史和法西斯統治的最終結局，隱喻時局及現實，相互配合，艱澀隱晦地將內心蘊蓄的厭惡內戰、追求光明的民主向往情緒，表露出來，其意義有一定的前瞻性。
三、在“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時期
1947年春，大城市的學生愛國反暴政示威遊行，進入高潮。當局對學生遊行，以維穩的鎮壓手段實施，五月十八日頒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嚴禁工人學生罷工罷課集會和遊行示威。各地軍警特務為強製維係社會穩定，毆打逮捕甚至屠殺愛國學生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種特務恐怖和法西斯血腥鎮壓形勢，激起廣大市民群眾的反抗義憤，也受到每個正直愛國者的嚴正譴責。期間，父親與王統照先生交往頻繁。他們念及“五四”時代衝擊舊世界及給現代文學發展帶來的生機，亦對比麵臨學潮中的學生情緒激昂、教授議論憤然之情景，他們更是以文化人特有的民主理念，幻想當局能對學潮和安定民生，做出讓步的可能性，因此，他們用各自的社會言行，經曆了這段時代曆史的洗禮。
在青島以山東大學愛國學生為主體參加的“六二”學潮中，王統照先生發表了一些追念“五四”運動的文章，還在學校的師生集會上為員工索討欠薪的正當要求，慷慨陳詞，主持公道，對學生的愛國行動深表同情。然始料未及，他竟被迫違心辭去教職。為轉圜此事，父親找趙太侔校長說情，趙言此係當局情治單位高壓所為，校方無可奈何。八月間，父親又奔走於官場各方，執意為王統照先生的民主言行和不公正待遇伸張，然續聘之事，未得解決。
在此期間，父親對學生和教授們參加反威權愛國民主鬥爭和“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行動，不與官方立場合汙，亦不潔身自好，不袖手旁觀，而是從正義感出發，蔑視剛剛頒布的反動法令禁綱，利用個人社會地位和文字影響，對民主運動由衷表示了同情支持。父親在1947年6月15日出版的《青聲》一卷三期的《尤悔錄》裏發表《紀念“五四”》的短文雲：“青年人永遠是可愛的。中年人不肯說話，老年人不肯說話，青年人卻勇敢地說話了。中年人不敢行動，老年人不敢行動，青年人便率先行動了。青年人是站在時代尖端的。‘五四’雖已過去二十八年了，但‘五四’精神，今日依然需要，並且需要再接再厲，發揚光大。”父親目睹民生凋敝，在該刊的《山雨欲來》中，還指出：“社會的大變亂，莫不由於大多數人的活不下去。這幾天最怕開口、最不肯出頭的讀書人——河南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的教授們，竟先後罷教了。最安分最怕事的小市民——無錫、杭州、上海，許多產米區的窮人們，竟紛紛發生搶米風潮了。這是說明活不下去的人們，已經不願再沉默地挨餓了，他們要以行動來代替沉默了……”。這耿直話語的刊印，在當時繼青島“六二”學潮形勢下，深為知識分子階層和愛國學生讚許，亦更是清寒出身的父親1935年1月遊曆太湖馬跡山表露心跡時“我不論在何時，不論在哪裏，將永遠站在勞苦大眾一麵”曆史文字的一脈相承（見上海圖書館藏芮麟著《東南環遊記》，1935年）。
王統照先生賦閑後，深居簡出，在物價飛漲日子裏，經濟日趨艱窘。父親不避嫌言，不以境遇取人，為接濟友人緩解困境，他多次力促王統照先生“隨便寫點什麽，先從《青聲》弄點錢救救急要緊”，王統照先生從學術角度論述人類食物進化與文化發展關係的《食物進化之曆史觀》一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寫成，並由父親在《青聲》一卷四期至二卷二期上，分三次連載。此外，《青聲》篇幅有限，父親還將王統照先生在青島學潮中的辭教一事，向上海文化界友人，澄清原委，並向《上海文訊》社朋友推薦刊用了王先生的多篇學術長文。當先父母拜望王先生時，王統照先生感慨地對我母親說：“玉廬先生不以世態炎涼待人，大不易！”，這句話不隻是他對父親的謝意，更顯露出王統照先生苦悶悲憤的心理狀態之一斑。在1947年“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風潮後，王先生與父親的交往，愈加推心置腹。
四、《青島市雜誌聯合刊》的創刊
抗戰勝利後，人們出於對歌舞升平的空泛幻想，青島的文化事業一度興盛，新出刊物達三十種之多。在文化方麵，父親也利用各種場合，倡議當局重視《青島市誌》的纂修、《青島年鑒》的編輯、《嶗山誌》的重修，及青島市文獻委員會的組織，青島叢書或青島文庫的編印，青島市立圖書館關於青島文獻參考室的設置等，並於1947年8月發表了他的《當前青島文獻工作的三大課題》一文。然隨時局變化，內戰連綿，和平無望，物價暴漲，國統區文化界被逼走投無路，許多報刊相繼告停，父親對保存與發揚青島文獻的願望也隨之落空。在這種形勢下，當局為配合時政宣傳，不得不給新聞事業單位，打上幾針興奮劑，諸如文化貸款，配給紙張等，才使奄奄待斃的各報，得以苟延殘喘。但文化界的雜誌業，則因出版者情形複雜，不僅登記審查慎嚴，且無貸款及紙張配給優待。
為團結力量，促進文化發展，要求改善待遇，1947年12月由《會計》月刊、《影劇》周刊及《青聲》月刊等雜誌社發起組織“青島市雜誌業商業公會”，父親被推選為理事之一。由於雜誌業公會是文化人的鬆散社團，實際上各社刊從其自身利益出發，彼此相輕，很難真正團結力量來推動青島文化發展。一些刊物為迎合商賈貴人們茶餘酒後的消遣需求，刊登荒誕低級趣味文字的傾向，日趨嚴重，頓成一種時代頹廢文化的特點傾向。
1948年新春過後，王統照先生在來我家閑談時關切詢問了青島市雜誌業公會情況，並向父親提議是否能由多家社刊聯合出版一刊物來真正發揮作用。父親認為此意甚妥可行，即與其他六位理事相商，擬發起各雜誌社集資興辦“聯合刊”的籌劃。經醞釀，青島市以《會計》月刊為代表的二十四家雜誌社的發行人決定出版《青島市雜誌聯合刊》。其總體內容的確定，由《會計》月刊的吳雁南等負責向各刊及社會上征集選定，發刊詞由《青聲》月刊的芮麟和《影劇》周刊的薑銘琛負責執筆起草，聯合刊的經費雖名為共同出資，但由《會計》月刊及《青聲》月刊先行墊付。後，其他各刊也隻象征性地進行了負擔。
聯合刊發刊詞的撰寫，既要體現聯合刊推動青島文化事業發展的宗旨，又要考慮各雜誌發行人的接受程度，父親可謂腦汁絞盡。他曾請王統照先生以讀者身份對發刊詞初稿，予以評論和斟酌，王先生也率直提請父親注意發刊詞應力求暴露文化時弊，爭取撰寫自由，取得讀者支持的原則。在聯合刊發刊詞定稿討論時，為顧全各雜誌業同仁要求，雖添加了以免賈禍的應時文字，但發刊詞的刊出，畢竟令當時的廣大讀者大為深省，反響強烈。發刊詞寫道：
“本來國家大事，不須小民掛齒。至有關軍事、政治、經濟等自有專家們在研究探討、決策、施行，以救亡。而目前的一團糟，也許不久會在大人先生們的宏猷良謀下搶救過來，重慶升平！
”如此說來，青島市的雜誌聯合刊，真是一件多餘的事。尤其是紙張狂漲，工人每月增薪，讀者購買力逐日減低，並且編輯們一言不慎，文字最易賈禍。執筆者、發行人都不免大倒其黴，甚者則非砸即囚，如此這般，司空見慣。說句幹脆而沉痛的話，還是停刊關門大吉的好。
“可是事又不然，偏偏這般硬骨頭的窮漢們要聯合起來出版。因為我們是小民，也正因為我們是文化工作者，我們不能就這樣輕輕地放棄了自己的崗位，脫卸了自己的責任。我們雖不是什麽專家之流，高談闊論可以博取政府，一步升天，更不是什麽滿腹經綸的大人先生，一執教鞭可以使‘天下攝然，民安其生’。雖也不免有時憂國而複憂家，卻難得登呼廟堂之上，發抒偉謨宏論。縱然有所見地，可以扺掌而談，也不過三五知己在茶餘飯後，發發牢騷而已。其於個人素願何？其於所負文化使命何？也正是因此在二十四個單位雜誌社的同仁的商量之後，為了各人所負的使命，應有的責任，即使各人本身都是小民，可是小民也應該在行憲後，各盡其為主人的責任。況乃自負為文化工作者目睹國事蜩螗、社會不安、民命如蟻、餓莩載途的今日，我們為主人的文化界的同人，寧能一言不發，寧能袖手旁觀，寧能看火燒到身邊無路可走，也一同跳進火坑算完？為了這些，或不僅這些，我們不能不振奮起精神，聯合起力量，重整旗鼓，大張撻伐，為青島市的文化事業爭一口氣，為青島市的文化工作者辟開一條坦途。我們相信在這一條坦途上終於會生出燦爛的自由之花，光輝的幸福之果。……”
《青島市雜誌聯合刊》1948年6月20日出版，在內容上兼收了《軍人，流氓！強盜！》、《救災義選原來是玩歌女》等多篇暴露性詩文，直言不諱地鞭撻了腐敗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映現出當時的文化界要求民主進步發展的願望。聯合刊的發行，是四十年代後期青島市文化界人士反對當時文化桎梏的一次自發聯合行動，它在內戰期間的風雨飄搖幾個特別市中，亦是較為鮮明突出的刊物。盡管後來父親出麵應付過當局主管機關對《聯合刊》背景的查詢，《聯合刊》雜誌也終因諸多原因，而與《青聲》月刊等雜誌一樣，殊途同歸，停刊了事，但王統照先生對青島民主進步文化事業的關心和支持，卻使父親一直銘記在心。
五、王統照先生替先母《離亂十年》一書作序
抗戰勝利後，王統照先生出於對時局的憂憤，他同期的文學作品以含蓄凝練、寓意深沉為特點，直抒胸臆的文字不多。王先生文風嚴謹，一生鮮為他人的著作寫序，而替母親的《離亂十年》一書作序，卻慷慨應允。這既是他對乾坤出版社在艱辛條件下為中國的文化出版發展，做過努力的讚佩，亦是他對先父母在文化事業上的執著追求，表示敬重和情誼難卻的支持例證。
1947年春，在《青聲》月刊建社同時，先父母共同創辦的乾坤出版社，亦成立了，這是中國抗戰勝利後國內唯一的一家夫婦出版社。在短短兩年內，他兩人包攬創作、編輯、校核等一應事務的乾坤社，出版過詩集、山水遊記、傳記文學等體裁的七本書，其中先父母的個人著作即達六種，一時名震青島，在當時的中國，亦屬罕見。
先母黃哲淵，1937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教育係，《離亂十年》是她繼《產婦日記》後寫的約二十餘萬字的戰時回憶錄，是乾坤社最後出版的一部書。創建乾坤出版社是先父母對振興青島文化之宏願相連的。盡管他們也看到“在這一個民窮財盡的局麵之下，出版事業是極難得到發展的一條路”！然而母親在《離亂十年》中追憶“但是玉（指父親）和我，偏偏在這一種工作上，有濃厚的興趣”、“玉唱我隨，鼓足勇氣，寧可家裏沒有買菜的錢，也不能使喜歡的工作半途而廢；他天天為出版事業發愁，卻很少為衣食住行費過心”。她又說：“安貧樂道，是我們讀書人應該有的本色。我們到了兒女成行的年齡，家庭的責任，一天一天的大，生活的擔子，一天一天的加重，按常情常理來說，應該在這一個時候，努力想辦法發財，應該趁著這個時期，奠定經濟的基礎，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致富的問題，我們卻常常共謀如何發展出版事業。在我們兩個人的頭腦中，已建立了一個理想中的乾坤出版社……”。
王統照先生目睹乾坤社的工作，尤為讚賞先父母的人生情操，對《離亂十年》的寫作，始終關心備至。他茶餘飯後來我家閑坐時，常稱先母是父親“文化事業上必不可少的賢內助”，詢問“書寫得怎麽樣了……”1948年夏，《離亂十年》稿畢，先父母婉辭了有關方麵出於安撫需要，欲將書稿在青島影響最大的《民言報》連載結集的建議，約請王統照、馮沅君、蕭繼宗等諸位先生作序，以兩代人渴望和平、停止內戰為主題內容的畫圖為封麵，借資將書稿付梓印行。
1948年7月，王統照先生閱畢校樣，欣然作序。在其序言裏他闡述了對文學創作的觀感，語意深長地指出文學作品“有無意義，並不在事的瑣屑與偉大，而在作者的人生觀與其情感的真實與否。譬如杜甫詩裏，盡多對於小雞白魚江花茅屋的描寫，盡多命兒子樹雞柵叫童豎摘蒼耳的感懷，並非一首首一句句全是‘致君堯舜上’，‘許身稷與契’那樣話。然而極瑣極細甚至極俗的事，都變成了他的好詩。又如盧梭的《懺悔錄》，高爾基的《母親》等震驚世界文壇的不朽之作，雖時代不同，思想各別，然而這種著作裏，其為身邊瑣事則無以異。他們並不板起麵孔，儼然以大道以訓言教誡世人，使讀者望而生畏。反之，把自己的幼年或青年壯年的生活，瑣瑣碎碎，和盤托出，甚至就連世人俗見以為不可告人的衝動情熱，亦複述出，為什麽感人？為什麽價值永在？”
王統照先生在序言裏還表抒了他對抗戰文學創作的期望：“抗戰八年中，多少人流離死傷，艱辛苦痛，整個說是一部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悲壯史詩。就這其間播蕩浮沉的個人說，我想每個有心的中國人，俱有其永久記憶的寶貴經驗，縱然所處地方不同，所經過的生活不同，所負的任務不同，但除卻毫無心肝者流，如果總集起那漫長的歲月中的己身經曆，筆記出來，豈止是自己的記錄？無論如何想法，總與那個偉大的時代，以及社會人心的變動，在在有關。但勝利已過三年，至今則連這等直抒胸臆、並記述當時情況的著作，並不多見，更不必說因八年血戰而啟引出的劃時代的偉著了。自然以種種關係，執筆與印刷，都有許多困難，可是我們的創作力，甚至翔實的記述文章，也如此缺少，不能不令人興歎！”。
關於對母親的《離亂十年》一書，王統照先生序言裏評介：“哲淵女士以每日公暇與理家務照顧兒女之餘，以半年工夫寫成此書，校樣印成，出以相示，使人讀去不易釋手。她本身與玉廬先生的經曆以及情思蹤跡，變化錯雜，拋開文筆不論，其中情感之真切，風物之描繪，前敵抗戰之窘苦，後方生活之艱難，雖處處以個人為基，而在在都有此一時期中國與強敵抗衡的社會縮影。除此外，作者的熱誠真感，尤其是超乎文字以上的特點。哲淵女士以有限時間，並沒意匠經營，有意的使成為文學上的著作，但就娓娓而談，平直敘述，已足動人。不妝點，不彎曲，不矯飾，自有明白如畫的長處。原是內容的生動，比起有意修飾的布局文詞，實更重要。何況一切都是真實的記錄，戀情與戰鬥，個人與國家，打成一片，結為一體的生活表現，此中自有真境。盼望這類記錄當時身經的抗戰期中的著作，能夠多多刊出，給那場偉大悲壯的史詩，多留下幾部插曲，也使人不易把那段艱苦的歲月，被當前的紛擾忘卻。即使是身邊瑣事，是這樣的有關國家民族的身邊瑣事，則瑣細中固有其價值所在。作者與玉廬先生必屬略寫閱後所見，遂拉雜寫此，視作‘常談’便好”。
毋庸諱言，王統照先生對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愛國思想和文學創作理念，乃至他與先父母在抗戰勝利後氣息相通的友好情誼，從這篇序言的字裏行間，即見一斑，也顯示出他對“不易把那段艱苦的歲月，被當前的紛擾忘卻”的寓意。
上述史實，以父親芮麟為側麵，概括繪抒了他與王統照先生在中國特定曆史時期的一段交往。1949年建國後，除一九五七年六月先母曾被作為特邀代表，出席過青島市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外，因曆史變遷，先父母銷聲文壇，潛心執教，而王統照先生應邀赴省垣，任職山東省文化局，與先父至此天各一方。
（筆者時係青島市第八、九屆市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