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如果看到流氓被揍，立刻想到’下一個就是我’，那你肯定就是。”
這句來自網絡的諷刺之語，乍一聽像個段子，細細想來，卻是對當代國際關係中某些國家心理狀態的精準診斷。尤其放到當今中國的國際輿論與外交心態上，更是有一種驚人的適配性——明明自詡“偉大光明正確”，可每每一國出事（薩達姆倒台、卡紮菲斃命、伊朗被打擊、俄羅斯侵略、朝鮮遭封鎖），中國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人之將亡，自有其因”，而是惴惴不安地感到“下一個可能是我”。這種“草木皆兵”的神經質，不是別的，恰是典型的“流氓恐懼”。
中國官方的國際政治論述裏，從不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標簽。從“和平演變”到“顏色革命”，從“中國威脅論”到“遏製戰略”，美國的在世界上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中國輿論都默認“這是針對我們的”，哪怕事情八竿子打不著。美國製裁俄羅斯，是因為吞並克裏米亞、進攻烏克蘭；美國和以色列聯手打擊伊朗，是因為伊朗發展核武與支持恐怖主義。中國則義正辭嚴地說：“美國在打壓所有反美國家，下一個就輪到中國。”
這已經不是“警惕”這麽簡單，而是把美國的所有舉動都往自己身上套，哪怕是毫不相關的區域性摩擦，也要硬拗成“全球打壓中國”的一環。這不是分析，而是一種偏執。而偏執的本質是什麽？是不理性，是情緒驅動，是“你不讓我好過，我也不讓你好過”的地痞心理。它不是對事實的冷靜判斷，而是一種底層焦慮的自我投射。
在中國的政治傳播體係中，“他國之鑒”常被當成預警語態，告誡國人“不聽黨的話、國家就會像敘利亞那樣四分五裂”，或者“西方推翻獨裁政權，是打著民主旗號的殖民主義”。於是，中國人看到阿拉伯之春的結局，不是反思“一個政府是否真該與民意對抗”，而是斥責“美國策動政變”；看到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不是思考“侵略是否正當”，而是嘲笑“烏克蘭聽美國的話被利用”，順便告誡“我們別當下一個烏克蘭”。
諷刺的是，這種“鏡像防禦”恰恰說明一個事實：中國其實知道自己問題不小。否則，為什麽別人家政府倒了，你卻聯想到自己會有事？你若真是清廉愛民、製度先進，那你應該慶幸“壞人得到了懲罰”，怎麽反而要自慚形穢地聯想到“下一個就是我”？這正是“流氓心理”的真實寫照：一個流氓不是因為被人盯上才恐慌，而是因為心裏知道自己幹過壞事，所以看誰倒黴都心驚肉跳。這種心理，既是害怕正義，也是潛意識中的自我揭露。
回顧晚清，這種“亡國恐懼症”曾是一個民族的深刻集體記憶。自甲午戰敗、八國聯軍入京，清政府便始終處於驚弓之鳥狀態。庚子賠款、辛醜條約之後，清廷每逢外力壓境便俯首稱臣，隻因深知自己“理虧底虛”。正義對它來說，並非可以依賴的庇護，而是時時刻刻要躲避的審判。
今天的中國，在國力遠勝當年、外交話語權明顯上升的情況下，卻仍保留著那種“清廷式”恐懼的底色——不相信國際正義，不相信他人動機，不相信製度可以自證合法，隻能用“對抗”“壓迫”“圍剿”來想象世界圖景。這種思維模式的邏輯其實是：“隻要我不是世界的中心，那這個世界就是來針對我的。”
實際上，這是一種典型的“強國的弱者心態”——表麵上氣勢如虹，動輒要在南海宣示主權，要在台海震懾“台獨”，要在外交上打“戰狼”，可內心深處，卻始終沒能走出那種“我們隨時可能再次淪為殖民地”的深層自卑。
如果我們冷靜看待曆史，美國確實對很多國家發動過戰爭，也犯下過許多爭議行為。但這些行為往往基於本國戰略利益，而非“打壓中國”的統一劇本。中國若真要擔心美國介入，那也應反省自身製度與國際規範的差距，而不是一味推責、指控、逢美必反。
一個真正理性的國家，不會因為“美國幹了什麽”而決定自己的立場，而是會站在普世價值與自身利益的平衡點上進行判斷。可中國卻選擇了一種最偷懶、也最危險的方式：隻要是美國支持的，我們就反對；隻要是美國製裁的，我們就拉攏。於是你看到，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堅定不移站在俄羅斯一邊，哪怕俄羅斯是赤裸裸的入侵者；在伊朗問題上聲援“反美”而不談伊朗本國政權暴政；在朝鮮問題上堅持“不幹涉”，哪怕朝鮮民眾被極權壓迫得奄奄一息。
這已經不是“外交策略”，而是徹底的道義自殺。中國本可以成為地區和平與秩序的關鍵力量，卻淪為不義政權的庇護者。更要命的是，這種偏執不僅表現在外交上，也蔓延到對內的宣傳與教育中。一代又一代人從小被灌輸“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對世界的理解被塑造成“敵我對抗式”的二元框架，任何批評都被視為敵意，任何異見都被看成顛覆。這種“反美即正義”的偽命題，最終造就的是一個閉目塞聽的民族，一個無法與世界對話、隻能與全球對抗的國家。
“他國之鑒”本是善意的提醒，是從別人的災難中尋找自己的警示與提升。但在中國政治語境中，它卻變成了一種自證合理的工具——不是為了變好，而是為了掩蓋問題；不是為了改革，而是為了防禦世界。世界不是敵人，正義不是陰謀。真正的安全，不是靠敵視一切非我族類，而是靠製度的透明、公民的自由、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對世界善意而理性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