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2 月 3 日，是顧準逝世五十周年；2025 年 7 月 1 日，是顧準誕辰 110 周年。回想顧準生活的年代，以及他身後的半個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回望顧準，人們愈發認識到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是荒謬年代的先知。他那些高屋建瓴的觀點，當時非常具有前瞻性，至今仍富有生命力，一點兒也不過時。
筆者是通過母親張純音認識顧準的。母親生前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與顧準是同事。她是個仗義豪俠的人，交友隻看重兩條：一是德，二是才，絕不因朋友的榮辱升降而有所改變。她曾開玩笑說：“我一生都在篩選朋友，而且用的那把篩子網眼兒特別細密，因此朋友個個都人品好、學問高。” 在母親眾多的朋友當中，顧準無疑是最傑出的一位。
母親與顧準相識於 1962 年。顧於 1957 年被打成“右派”，次年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在河南省商城縣，他經曆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差點兒被餓死。1962 年，摘帽後的顧準，應時任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的邀請，第二次到經濟所工作，被安排在政治經濟學組，而我母親恰好是這個組的成員之一。她與顧準最初的交往頗有戲劇性，可謂不打不相識。然而通過接觸，她逐漸認識到顧準這個人非同凡響。他那超人的才華與剛直不阿的品格，令母親折服，於是跟他成為好友，直至他離世。2015 年，筆者撰寫了《母親張純音與顧準伯伯的交往》一文，發表在《老照片》雜誌第 95 輯。該文詳細講述了這個故事，朋友們讀後都說深受感動。
1969 年，“文革”到了第四個年頭。當時全國響應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大辦幹校。經濟所被“連鍋端”，下放到河南息縣。我隨母親一同前往，在那裏認識了顧準伯伯。當時的我隻有 15 歲，從跟他相識、相知，到他去世，有整整五年的時間。而這五年，恰恰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階段。顧伯伯像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關心、指點我，使我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一步步成熟起來，人生觀逐漸定型，從而受益終生。就在去幹校的幾天前，顧準才獲悉與他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妻子汪璧已自殺身亡，而大女兒又拒絕與他見麵，使顧準精神上遭受到嚴重打擊。
幹校初期，生活異常艱苦。當時極左思潮一浪高過一浪，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作為全國唯一曾兩度戴上“右派”帽子的“階級敵人”，顧準在幹校的處境格外悲慘。他患有嚴重的肺氣腫（或許
肺部已有早期癌變），經常發低燒，痰中帶血，卻被迫在幹校勞改隊幹諸如抬土、脫坯、起豬圈等最繁重的體力勞動，還時不時要挨鬥。母親對此深感憂慮，擔心他熬不過這艱難的日子。為了讓我和她一起照顧這位老朋友，悄悄向我講述了顧準的人品、學識，以及他遭遇的種種不幸。聽到這些，我特別同情。為了使他的身體狀況不進一步惡化，偷偷給他送些從北京帶來的奶粉、肉罐頭之類的食品。而他則趁沒人的時候建議我自學數理化，並從旁給予了很多指導。自從跟顧準伯伯成為忘年交，我各方麵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凡此種種，筆者在《幹校劄記》和《我所認識的顧準》兩篇文章中有詳細記述。
即使在那樣嚴酷的環境下，顧準並沒有停止思考。1970 年初，他在《息縣日記》中寫道：“決心在五七幹校一麵勞動，一麵繼續觀察思考和研究。……一個人，用全部生命寫出來的東西，並非無聊文人的無病呻吟，那應該是銘刻在腦袋中，溶化在血液裏的東西。”剛到幹校沒幾天，他就在日記中提出這樣的預言：“今後三十年，我國如果不斷以躍進步伐發展經濟，全國有半數以至 2/3 人口進入城市經濟，糧價要調整了，外貿要占領世界市場，50-60 年代暴發戶的日本要淪為今天的英國，這是 64-68 年間逐步設想過的。” “今後若幹年，我國將獨占世界棉紡織品的出口—也許還包括棉紡織設備的出口。這件事本身的意義未必能夠過於誇大，因為世界貿易中棉紡織品的位置已經遠不如四五十年以前了。但是，這顯然是中國在經濟上雄飛世界的開始……” 就在他說這話的 8 年後，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顧準當年的預言一一變為現實，足見他目光之遠大。
上世紀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初期，中國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和價值規律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顧準經過深入研究，發現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價值規律已經起不到調節作用，由此產生了很多問題。他認為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可以調節生產，第一個提出計劃體製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強調企業要有自主獨立的成本核算製度。為此，他於 1957 年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製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顧準的觀點，今天看來隻是常識。在當年卻被視為離經叛道，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狠狠扣在了他的頭上。
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核心部分。由於其存在種種自相矛盾之處，已被現代經濟學所拋棄，唯有中國某些人至今還死抱著不放。相比顧準，當年他在經濟研究所的兩位摯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和駱耕漠，雖傾其一生不懈鑽研，並在有生之年見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們的學術觀點，卻仍或多或少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束縛，很是悲哀。為此，筆者撰寫了《經濟所“三家村”》，記錄了顧準、孫冶方、駱耕漠這三個老朋友間的深厚友情，以及他們在學術觀點上都有哪些相同與不同之處。
1973 年，我母親在跟顧準的一次談話中問他：“你年輕時拋棄優渥的物質生活，冒著生命危險參加革命。如今看到‘革命’成功後，建立的卻是專製獨裁政權。政治運動不斷，最後發展到‘文革’這一步，感到後悔嗎？”顧準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後悔，我的眼睛永遠向前看。正是因為經曆了這一切，才更要總結經驗，提出問題，探索人類未來的道路該如何走。”
顧準的研究遠不止於經濟學，還廣泛涉及政治、曆史、哲學、宗教等諸多領域。世上最了解顧準的，莫過於他的胞弟陳敏之。他說：“縱觀顧準的一生，他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堅決地、義無反顧地從理想主義走出來，走到經驗主義去。用他的話來說‘我自己也是這樣信過來的（指革命的理想主義）。然而，當今天的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製主義的時候，我堅決地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製主義而奮鬥到底。’”
這是何等振聾發聵的呐喊！
顧準從未因自己後半生坎坷、悲慘的遭遇而怨天尤人，他的精神是入世的。他說：“我的宗旨在於‘為人類服務’”。為了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未來，他立誌做一個“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杆子”。顧準的確實現了這一諾言，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擲地有聲的篇章，至死方休。
筆者在幹校及學部遷回北京後的 9 年當中，除有幸認識顧準，還近距離接觸到一大批中國社會科學頂尖學者，他們都是顧準同時代的學人。為了給曆史存證，我還寫了《另類大院兒的故事》《跟陳翰笙學外語》《我所認識的孫家琇》等幾篇回憶文。讀者通過了解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可進一步理解顧準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2014 年秋，我請當年一起下幹校的吳敬璉先生為《幹校劄記》一書作序。他讀過書稿後非常高興，欣然應允。然而經過七個月的漫長等待，序言卻遲遲未寫完。我知道他很忙，不好意思催促。直到次年4 月收到序言後，我才驚訝地現，這篇文字竟分為八節，長達一萬兩千多字！
我跟原經濟所所長趙人偉先生談到這篇序言，他說這不奇怪，吳敬璉有一肚子話沒地方講。為你的書作序，正好給他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是啊，多年來吳敬璉的社會定位是經濟學家，無論是寫作還是演講，大多圍繞著經濟議題展開。然而，他對政治、曆史，以及新中1997 年
國成立後出現的諸多問題之看法，卻鮮少有機會表達，或受限於國內政治環境不便表達。
仔細閱讀序言，看得出作者為寫這篇文字下了很大功夫。不僅對“五七幹校”這個怪胎產生的曆史背景作了詳細介紹，還深入剖析了毛澤東當年要求大辦“幹校”的思想動機，即在現實社會中做一個“天國”實驗。用毛本人的話來講，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從中“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這是我所見到的對“五七幹校”這一事物最準確的描述和最精準的曆史定位。
吳敬璉還介紹了他如何通過與顧準交往，逐漸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幹校後期，吳叔叔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關進勞改隊。人世間總是福禍相倚，遭到厄運的他，卻意外得到與顧準朝夕相處的機會。後者勸他不要再糾纏於派係鬥爭：“你們那時革命呀，造反呀，不過是別人手中的棋子。”還對他說：“要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學習世界文化史、宗教史、經濟史、政治史，對整個人類各種思想源流作一番梳理。然後回過頭來，對照分析中國的問題和探索人類的未來發展，才容易看得清楚。”於是，吳敬璉追隨顧準，從希臘史開始漫遊世界曆史，嚐試回答“娜拉出走後會怎樣”（即革命勝利取得政權以後，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等一係列根本性問題。
2016 年初，筆者出版了《幹校劄記》一書。該書經過數次加印，當下已不大可能再印。為了使更多讀者了解那本書的內容，同時也希望自己能有一個不受約束、暢所欲言的寫作機會，我在《幹校劄記》的基礎上作了大幅修訂，增加了 5 萬多字，其中包括新寫的兩篇回憶文《經濟所“三家村”》和《另類大院兒的故事》。讀者可將這本《我所認識的顧準》視作《幹校劄記》一書的增訂版。
眾所周知，中國有極其嚴格的出版審查製度，很多內容在《幹校劄記》中都不能寫或被迫刪除。如：顧準對毛澤東的看法；對如何解決台灣問題的看法；對中日關係的看法等。以及到底是誰，利用 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公報私仇，以莫須有的罪名把顧準整倒。凡此種種，本書都有明確的交代。
為了寫這本書，筆者找出珍藏了五十年的顧準留給我和母親的遺物，並一一為這些東西拍照，呈現給讀者。其中包括：顧伯伯寫給我的信、給母親批改翻譯作業後寫的意見，他的遺藏《新約全書》（聖經）、《非完美競爭經濟學》，以及他的相冊、照片、證件、鋼筆、咖啡勺、多用刀等遺物。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為這些珍貴文物找到一個妥善的保存之處，供後人永久懷念顧準—這位中國黑暗年代傑出的思想家。
徐方 2024 年 12 月於東京
在新書發布會上簽字售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