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至1945年，歐洲大陸燃起納粹的火焰，屠殺與追捕迫使無數猶太人逃亡四方。而幾乎關閉國門的世界裏，唯有上海，成為那不設簽證、不問出身的港口。
乘船來滬的猶太人，衣冠楚楚地開始了難民生活。
在當時由日本控製的虹口區，約兩萬名猶太難民被收容在霍山路、舟山路、唐山路一帶。提籃橋，成了他們的避風港，也成了“無國維也納”。有上海人背地裏叫他們“外國癟三”，但這“癟三”中，有教授、醫生、音樂家、詩人，他們帶著歐洲文化的餘暉，在破舊的上海弄堂中重燃文明與尊嚴的微光。
我小學時有個男同學，皮膚白得發亮，鼻梁高挺，眼窩微陷，乍一看像是課本上走出來的外國小孩。帶著小人的玩皮，我們背地裏叫他“小白臉”。
有一次我們幾個去他家，還看見她姐姐，我哥的同學，也是一副外國人模樣，她叫維維。那時隻覺得“維維”名字很洋氣，直到多年後我出國，才知“Vivian”是常見的西方女孩名，原來我們童年的直覺並不算太遠。
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的父母，我看見她媽也和上海別的姆媽長得不一樣，聽我哥說：“他爸爸長得像瓦爾特，他媽媽像撒切爾夫人。”我們小時候都不懂那是怎樣的長相，隻覺得他們一家都像外國人。
現在，我忽然生出一個遲來的疑問：他爸媽是不是那批在戰火中流亡到上海、最終留下來的猶太人？我應該去打聽打聽。
聽老人說過，二戰期間，虹口有不少裏弄，一進門，八九戶裏就有四五戶是猶太人。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母語說話，用家鄉的菜譜煮出命運的餘溫，在異鄉的磚瓦間熬過了失落的年月。
我一直對猶太人的曆史抱有深深的興趣。在所有民族中，我總覺得他們是最像中國人的一支：聰慧、堅韌、重視家庭與教育，在劫難中掙紮求生，卻始終不失尊嚴與信念。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也最多災多難的民族。
而上海，特別是我曾住過的虹口，與猶太人之間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提藍橋那片弄堂，那些老街舊巷，曾是他們戰亂漂泊中的棲身之地。
九十年代中末的提籃橋，是我出國前最後的生活舞台之一。它喧鬧卻鮮活；擁擠卻溫暖。那裏的熱鬧，不是商圈燈火的輝煌，而是人間煙火的炊煙裊裊。舊城改造前，我們這些去海外的最後一代上海人在那裏活成了一格格老電影的膠片，泛著柔光，也藏著深深的不舍。
十幾年前，我曾陪母親故地重遊，走過提籃橋一帶，隻覺冷清寂寥，那裏仿佛成了一處被城市遺忘的角落。去年再訪，為參觀猶太難民紀念館匆匆路過，竟已再也尋不回當年的喧囂與熱氣。那些曾經的熱鬧，像是隨風散去的舊夢，隻是心裏還記得那時光的溫度。
那些年，我除了喜歡逛四川路，也喜歡出沒於提籃橋這一帶，熟悉的地方有：東海電影院、大名電影院，還有電影院旁的報刊門市部和遠洋賓館邊上的百貨商店。遠洋賓館旋轉廳剛開張那陣子，我還和朋友特意去“打卡”過一次，覺得那是難得的新潮體驗。
但每次經過熙熙攘攘的舟山路小菜場，我總會不自覺地加快腳步，不敢抬頭看那高牆之上，一個人間，一個監獄。人群在叫賣、討價還價，空氣中是油煙與蔬菜混合的味道，而頭頂的那一片沉默，卻如影隨形。有時我也會想，那些被關押在牆後的犯人，會不會也聽見了外頭的生活聲響？他們是否也會向往這種自由自在的鬧猛日常？可他們是自作自受，命運終究是他們自己選的。
而在不遠處，那些當年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才是真正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群體。他們沒有犯錯，卻被命運驅趕，顛沛於異國他鄉。在同一片天空映照下，有人因罪受罰，有人曾因信仰、血統被迫逃亡。這種命運的對照，那時總讓我久久不能平靜。
每次回國，我都想去看看“猶太難民紀念館”，卻總是匆匆錯過。2020年，搬到浦東的我的最好同學（初高中）帶我專程趕去，可惜趕到時已過下午五點，館門剛剛關閉。2023年，我又一次與家人路過，滿心歡喜地想進去，才發現必須攜帶身份證才能入內，隻能望門興歎。直到2024年，我終於準備妥當，與兄妹、先生及大兒子大部隊開過去，了卻了這個多年未圓的心願。
記念館坐落在上海虹口區長陽路62號，是一幢磚紅色、清水牆的三層小樓，。這座被稱為“摩西會堂”的建築，原為猶太人禮拜場所，如今則化身為“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2020年，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完成了擴建，從原初的1千平方米到4千，在原摩西會堂基礎上，新建展廳、沉浸空間與複原街景。展館內有以“逃亡上海、避難生活、同舟共濟、戰後離別、特殊情誼、共享未來”六大主題，館外那堵刻有18578個名字的名單牆，也記錄了這段人道主義奇跡。它們共同講述著一段漂泊與庇護、苦難與尊嚴並存的往事。
一走進展館，耳邊的音樂氛圍便將我們緩緩帶入那個壓抑而緊張的時代，展廳牆上的影像逐幀閃過納粹德國的鐵蹄踐踏猶太街區，成排的星形臂章、堆疊的行李、逃難的母親抱著嬰兒、眼神驚恐的孩子……那一刻，我的心情無比壓抑，仿佛自身其中。
我的大兒子皺著眉頭輕聲說：“媽媽，我看了覺得很不舒服。”妹妹也低聲附和：“好壓抑……。”其實我也是，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身臨其境感受到一個民族這樣被驅趕被追殺的體驗，那些館內照片，實物還原了當時猶太人在上海的避難場景，這些來自曆史深處的重量，直擊人心。
像上海貧民一樣生煤球爐做猶太人早飯
上上海人用的盛開水的熱水瓶，猶太難民也用著＇
猶太難民的住所展館內靜默陳列著破舊的護照、泛黃的筆記本、咖啡館菜單，小孩的課本等實物及
猶太難民在簡陋的床鋪上，擁擠的生活空間中，昏暗的燈光下，以及在弄堂裏點火扇風在煤球爐上做飯的照片，還搭景還原了他們居住的上海弄堂生活的場景。有一個這樣的上海早晨，推馬桶的車慢慢駛過，飄過一陣臭氣，被熏醒的猶太人隻得起身把爐子用報紙木柴點起來燒水，有的或到老虎灶去泡開水，煤炭熏得天井弄堂灰濛濛。他們卻苦中帶笑著說，那鍋黑黢黢的飯是“Jewish food made in China”。
這是一首流亡民族四處漂泊、無國可歸的命運哀歌，也是一首＇生活強者的讚歌。
在虹口的那些年，戰火逼近，命運顛沛，但猶太人並沒有因此而躺平或自暴自棄。相反，他們努力維持尊嚴，重建文化。他們帶著從歐洲一路逃來的智慧與信念，在上海這片暫時安身的土地上，重新點燃了生活的火光。
他們辦起了四十多種自己的報紙，記錄戰爭消息，鼓舞人心。弄堂口開起了咖啡館與西點鋪，窗子外是石庫門的喧囂，窗子內卻飄著維也納蛋糕的香氣和巴赫的旋律。到了傍晚，還會有音樂沙龍、文學講座，小型演出，甚至選美比賽，在逃亡中依然堅持生活的體麵。這不是一種浮華，而是一種對“人還在，生活還在”的堅持。
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做早操，強身健體，一個永不言敗的民族
哪怕物資匱乏，他們還創辦診所和工坊，特別是學校。他們沒有忘記教育。猶太救濟機構在提籃橋一帶辦起了多所難民子弟小學，也開放給上海本地的孩子免費就讀。在一間間狹小教室裏，猶太教師一邊教孩子學希伯來語和德語，一邊教中國學生識譜、彈琴、唱歌。其中，就有後來聞名世界的鋼琴家傅聰。他的猶太裔啟蒙老師，把歐洲古典音樂的種子撒在中國土地上，影響了一代人的藝術追求。
他們把一場逃亡變成了重生。他們不是漂泊者，而是文化與文明的守火人，是在最黑暗的日子裏，也不肯讓燈熄滅的一群人。但他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誰，從何而來，將去何處。他們不是可憐人，而是一個曾有國家、文化、信仰與尊嚴的民族，但現在被驅逐到處流浪。
沒有哪一個人哪一個民族，願意一生顛沛、寄人籬下；也沒有哪一種苦難，是理所當然該被承受的。他們曾背井離鄉、漂泊萬裏，被稱作“世界的孤兒”，可他們知道，再多的同情和收留，也替代不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園。他們渴望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哪怕貧瘠，也能種下語言、信仰和希望；哪怕戰火未歇，也能在每個黃昏升起自己的國旗。
於是，戰後從各國各地避難的包括逃難來上海的猶太人很多都選擇了前往新成立的以色列。，把那段不願重演的難民經曆，寫進了對未來的承諾，重建自己國家與身份，他們不要再讓孩子無國可歸，不再讓民族的命運寄托在他人的寬容施舍與，庇護中。
兩個多小時參觀完記念館內部，我站在摩西會堂前，望著那塊刻著猶太難民名字的紀念碑，風一陣吹了過來，像那段曆史在低語。我突然理解，那些在上海生存下來的猶太人，為何在離開時說：“謝謝你們的善良，但我們必須自己回去，建一塊永遠不會被驅逐的土地。”
他們不想也不能再做難民。
最近，我看到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戰爭硝煙再起，有時難免疑惑：為何一個曾受盡苦難的民族，如今也手握兵器？為何那個曾在上海街頭售賣麵包、教孩子識譜的民族，如今也站在中東紛爭的最前線？
答案或許殘酷卻真實：因為他們太清楚無國可歸的代價，太明白寄人籬下的屈辱，也太明白，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命運從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不是好戰，而是懼怕再次失去。他們的戰爭，往往是從“不能再被驅趕”開始的。
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讓人再次想起那個民族身上的舊傷。他們為什麽不能軟弱？為什麽要武裝自己到牙齒？也許答案，就藏在那些展櫃中的老照片裏。今天，他們選擇不再被動、不再逃亡，不是為了複仇，而是為了不讓曆史再次輪回。
不想再做難民，這句話，不隻屬於猶太人，也屬於所有曾被曆史碾壓、卻依然想要好好活著的人。
大兒說，他上海之行，紀念館真是很值的去的地方。如果對上海猶太記念館感興趣的網友，可以化點時間看一下，怕視頻太長，我己很不舍得剪去一些。
還有記念館附近的房子曾住的居民不僅有前美國財政部長，還有我們城內的大才子藍山，不知他能否看到我在車上一掃而過的他的外公買下的小時舊居。我的一個親戚也曾住館邊。
舟山路這段居民已搬遷，不知後期這裏如何改造，但肯定不會拆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