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陪中國企業界的資深人士參觀美麗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地點是丹佛斯主校區。我們發誓沒有問,客人主動說這校園比霍普金斯漂亮多了。
我沒有讓朋友送回家,而是選擇從主校園走了近一個小時,在天黑時才抵達古董社區。沿路隻有我一個人,左側是數不盡的豪宅,右側則是比紐約中央公園還大的聖路易斯森林公園。

我在35年前第一次走過這條路,那是與周末相反的方向,當時去華大主校園參加中秋晚會,我還寫過在後麵分享的文章。現在是經常走,森林公園就是我家的南院。
當年那位27歲的中國年輕人,不僅兩手空空還欠了一堆的債,對這些Lindell 路上的古董房隻有羨慕的份,完全不敢有什麽類似的美國夢。我是背著債到美國來打天下的,國家是絕情般地將我們這些出國的人買斷,不是同濟的錯。

現在每當朋友問我,我們的古董社區是什麽樣時,我總這樣回答:“像Lindell麵向森林公園的成排古董建築,隻是更好些!”。

記得作為家長出席斯坦福錄取新生的招待會,為住在Ladue豪宅區的斯坦福家長主持的,所謂Prefrosh Party。聚會中有位組織者指著後院絕美的庭院說:“你們應該選擇讀斯坦福,看看這就是斯坦福畢業生所擁有的人生!”。我完全不可能有這種豪情,當時擔心的是將飯菜放桌子上,因為需要養家糊口。
我們在美國的一切都是依靠自己的雙手打造出來的,美國給了我們什麽?最為重要的是公平的機會。其實對於任何一個人都是如此,隻是各人在品質,抓住機會和刻苦努力上存在差異。對於我來說,總覺得我那位英年早逝的生母在上蒼保佑著我們。
分享我在11年前寫的文章:



遠離故鄉的第一個中秋節
雅美之途,寫於2014年9月7日
仿英國劍橋聖約翰學院建築的華盛頓大學正門。當年的華盛頓大學前草坪給一位年輕人無限的憧憬。
在歐洲的朋友近期愛上了攝影,開始用鏡頭錄下他們居住了十幾年的歐洲古城的美。她稱放在微信後院的照片中的景色為“第三故鄉”,還配上了優美的文字。這些正好與現在的中秋節氛圍相遇,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一些初到美國時的往事,幾天裏斷斷續續寫下這些感想。
我們都有念故鄉的情懷,無數古人的詩篇均與思故鄉相關,中秋時節更是每逢佳節倍思親。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少小離家,但是故鄉的人情和景色定格在那裏對我來說總是那麽的年輕。然而出門在外,數十載的歲月隨流水般逝去後,現在又不知不覺地發現,周圍的環境已經是我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家園了。這裏更是我們孩子們的故鄉,對他們來說“他鄉變故鄉”的形容都不恰當。不管他們走到哪裏,有一點是不會改變的,那就是永遠將是聖路易斯紅雀棒球隊的粉絲。


當年我出國時仍囊中羞色,同時代的人都是如此。我從北京轉道香港飛美國舊金山的單程一千三百多美元的飛機票還是老板預付的,來後則需逐月償還這筆不算小的費用。我是8月13日抵美國的,因為我是毫無猶豫地來到美國,自然不會在意老板選擇的這個13號的不吉利日子飛行。這樣我在外麵過的第一個中國節日就是那二十幾年前的中秋節。當時中國學生學者在華盛頓大學主校園內舉辦Party,我沒車隻好打聽清楚路線後,沿Lindell大道走了三至四英裏才能赴會。熟悉這裏的朋友知道,那條道的南側是比紐約中央公園更大的森林公園,北邊臨街的則是聖路易斯的富有古典美的一棟棟歐式豪宅,僅欣賞那些整理得不能再好的富人家的草坪就是一種享受。

二十幾歲的我仍像孩子般驚奇外麵的世界,因為我受訓的醫學院與華大主校園是分開的,在美國第一次興奮地看到美侖美奐的華盛頓大學校園,還記得當時躺在華大正門的前草坪觀藍天白雲的情景。聚會裏的很多事情都已經淡忘,但是與一位從紐約過來的中年男士的談話令我印象深刻,他當時九十年代初已經到美國大約十年了,也就是說他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踏出國門的人。我們這些初到者向他取經在美國的生存之道時,他隨口說出,其實在人性方麵中國和美國是非常相似的,美國同樣擁有我們在國內熟悉的善良與互助以及貪婪與狡詐,隻是表達形式不同而己。我如今在美國的時間已經是他當時的一倍還多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他當年說得精辟。
熱鬧的聚會完後,我馬上需要麵對美國“殘酷”的現實,黑夜裏我不可能再走回去了,我必須問那些認識不久的朋友走時能否同方向送我回家。我最後搭上了一位老兄的車子,但沒有想到的是,區區幾英裏的路程,他卻不斷公開抱怨我住得太遠了,大有耗了他太多汽油的意思。
我們回憶這些故事,各種味道都有。如今那些父母都可以送兒子或女兒來美國讀書的年輕一代,更是很難想像我們當時的境遇的。中國用一代人的時間發生的巨變仍世界曆史中一千年難尋的例子,用“翻天覆地,換了人間”八個漢字都難以形容。
舊文引用完畢。


關於萬斯的peasants用詞,普林斯頓家長:“[Lol][Lol]隻是中國人的膚色,和redneck搭不上邊啊[偷笑]”
我的回複:“萬斯就是Redneck,但是這詞不能形容老中。白人曬成紅脖子,我們曬成黑炭般。我在30多年前,在San Diego的中餐館裏就見過這樣的華裔二代,很是讓我吃驚。兒子在11歲時獨自回中國,回來問我一個很奇怪的問題:“爸,中國人是不是很希望自己長得像白人?”,我說你這話怎講,他說在中國到處都是漂白護膚品和整容手術的廣告。他可能是被我同濟室友震憾到了,那整形外科家夥發展成為中國鼻王,中國的希臘鼻子就是他開創的。這家夥特別愛國,希臘鼻愛中國,在阿拉斯加郵輪上,留日海歸的他像我父親那樣教導我要愛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