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的一夜與四十年沉浮滄桑
人生是一部大書，說不清主題的章節也許倒自有其後現代的意味。
在大約四十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在北大偶然地與一群後來的“風雲人物”有了數麵之緣。四十年後回看，真是“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那時我正在北京大學念本科，在正要進入新年的一個夜晚，同鄉學長建生兄對我說同鄉學長宵兵兄那天回到北大來跟朋友們一起過新年，我們也去一塊玩吧。宵兵兄那時已經從北大畢業，分配在國家教委工作，但不時會回北大找朋友玩。我就跟了建生兄走，去的地方是五四操場邊上的新三教，那時剛建好，還沒有開始使用。所以那天我跟著建生兄是第一次走進那座嶄新的大樓。
我們進了一個房間，看見十來個人，但我認識的隻有朱正琳師跟宵兵兄，我才意識到所謂“朋友”隻是他們的朋友。我對朱正琳師異常崇拜，總是想從他那兒得到點對人生的insight，遇上他跟他的朋友們在一起高談闊論，我總是樂於在一旁靜聽。慢慢地，我明白過來，原來那些我不認識的人幾乎都是北大中文係的，而且多在校團委任職。這倒自然，因為宵兵兄正是北大中文係畢業，且曾是中文係學生會主席，朱正琳師正是通過他與那些人成為朋友。那時北大校團委得到一個任務，要舉辦一個展覽，題為“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就用那剛建好還沒有開放作教室的新三教作場地。那一群人，就是經辦那展覽的骨幹。他們努力了幾個月，終於大功告成，那晚要慶祝一場。
其中一個年約三十的，名叫潘維明，（好像）時任北大校團委副書記。另有幾個年紀比我略大的男生是當時中文係的學生。其中一人，寡言少語，似乎深有城府，名趙仕仁，時任北大校團委宣傳部副部長，是“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展覽的具體操辦人。另有兩人，是趙仕仁的朋友，被他叫去幫忙的，一人叫駱一禾，一人叫何拓宇。後來得知駱一禾和何拓宇都是北大小有名氣的詩人， 駱一禾時任北大五四文學社社長。朱正琳師則是因為是潘維明的朋友，被請去作（義務）顧問。另有兩個女生，一個正哭哭啼啼，於是這幫大老爺們都在圍著嗬哄。原來那哭啼的是趙仕仁的女朋友，說是新年想家了；那沒有哭的則是駱一禾的女朋友，看起來頗tough。
不一會，一個高大結實，年約三十的男子異常興奮地衝進屋裏，高喊“李克強當選團中央常委了”。後來得知，這男子名劉小峰，時任北大校團委宣傳部部長。李克強則（好像）是當時的北大校團委書記。李、潘、劉都是剛留校的團委專職幹部。劉小峰異常興奮的原因，據說是當時李克強作為北大代表去參加全國團代會，似不被代表們看好，在一個什麽小範圍內的什麽選舉中得票甚低，但在大會即將結束時，傳來上麵指示：團中央要知識化、年輕化。代表們突然醒悟到李克強這樣的北大畢業生才是新時代未來的領導，於是將他選入團中央常委。
有人準備了一、兩瓶白酒，和若幹喝水的搪瓷缸，分給眾人。那一夜，眾人就那樣喝著“白”酒慶祝，沒有任何吃的。（那時的北大校團委的確是相當廉潔的，幾年後我再看見的情況就很不一樣了。） 宵兵兄、建生兄和我是展覽的“外人”，於是被朱正琳師導引參觀展覽。印像裏那展覽跟別的同類展覽沒什麽區別，唯一特別之處是題頭畫麵中大字“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之下另有稍小字體的一句格言：“我們來了，我們看見了，我們勝利了”。那是朱正琳師的得意之筆，語出普魯塔克《愷撒傳》中凱撒在一戰擊敗龐培之後的名言veni vidi vici。朱正琳師青少年時代，被“不許革命”，遂博覽群書，所以能作這類驚人之語，非一般搞宣傳輩可比肩。
那一夜，駱一禾何拓宇等都一邊幹喝著搪瓷缸裏的白酒，一邊當場賦詩，為眾人朗誦。也許因為那時已是下半夜，我饑腸骨碌地幹喝了些白酒已經迷迷糊糊了，隻聽得駱一禾激昂地重複“黃河…長江…長江…黃河”；至於何拓宇的詩，現在是一個字都記不得了，也許“隻是當時已惘然”。雖然宵兵兄文言詩、白話詩都很能做，但那夜好像努力了一番沒有結果，也就罷了。 後來眾人一起高歌一陣，天明散去。
因為在一起辦了那個展覽，朱正琳師與趙仕仁、駱一禾、何拓宇三人從不相識到成為至交，彼此器重至極。校領導對展覽很滿意。一年多後，李克強升任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調出北大，由潘維明繼任北大校團委書記，後來又由劉小峰繼任。
不久，趙仕仁、駱一禾、何拓宇畢業了，趙仕仁好像分配到中央某部，駱一禾、何拓宇分配到十月雜誌社任編輯。一天我在朱正琳師處遇到三人，何拓宇對朱正琳師笑言他分管貴州來的投稿，朱正琳師盡可告知他在貴州的朋友，以後投稿通過朱正琳師打個招呼就行了。朱正琳師則笑答所有貴州投稿的都是他的朋友，何隻需凡是貴州來的投稿都采用就是了。我對何拓宇的旁觀印像是他極端想給人一個很“酷”的印像。也許那就是他後來悲劇的根源。有一次在北大五四文學社印的刊物上讀到過何拓宇的詩，概而言之就是“男子漢”氣概加愛國主義。
後來又有一個新年，劉小峰請朱正琳師在他的宿舍裏吃飯，駱一禾也在座。那時劉小峰雖然任北大團委書記，但住的也就是一般單身職工的宿舍，在一個筒子樓裏。那種房間，當時一般是兩個研究生共用一間，劉的待遇稍高一點，一人住一間。飯菜也就是邊上學二食堂買來。我恭陪末座，大家在一起喝了點啤酒。同桌隻有四人，跟駱一禾說過不多幾句話，感覺他在陌生人麵前有些內向，倒不是高慢。駱一禾是個很文靜的人，但我讀他寫的詩，多是些民族啦、國家啦之類高大題目，而我唯一愛讀的白話詩卻是戴望舒的“雨巷”，跟民族啦、國家啦都相距十分遙遠。
後來在朱正琳師的回憶文章中讀到說趙仕仁、駱一禾、何拓宇在北大人稱“未名三劍客”，這倒是我當年未曾聞的。不過中國人對“三”這數字有不尋常的愛好，《三國演義》中有“三英戰呂布”、“三顧茅廬”、“三氣周瑜”，《水滸》中有“三打祝家莊”，《西遊記》中有“三打白骨精”，在這樣的經典背景下，“未名三劍客”這樣的名號的確朗朗上口。
不幾年後，一天“未名三劍客”中仕途正無限光明的趙仕仁在北京某處遊泳時，竟溺水而死。又過了兩三年，北京起了政治風波，小有名氣的青年詩人駱一禾在天安門廣場上關心學生時忽發腦溢血不救。又過了十幾年，中國青年們好像對詩歌詩人沒什麽興趣了，何拓宇“下海”經商數年，據說曾頗有成就，一天從高樓自墜。
潘維明在八十年代中期扶搖直上，任上海市代理宣傳部長，據說當時曾給胡耀邦很好印像。不料八六年底學生運動起，直接導致胡下台，潘也以處理不力遭拙，後一拙再拙，遠處江湖。
劉小峰曾從北大調出任青海西寧市長，後被陳一諮攬入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八十年代末又遇上一場更大的風波，結局是趙紫陽下台，陳一諮被作為幕後黑手通緝，劉小峰竟冒大不諱自駕助其脫亡海外，結果自己係獄數年，當然此生再無緣於廟堂。按古中國人的道德觀所言“忠”、“義”倒是劉小峰此舉堪當。
潘維明與劉小峰都是很有人情味的人，雖然我談不上是他們的朋友，但當年在北大時，因別人的事，我曾分別請托過他們二位出麵給幫個不大不小的忙，他們都盡力去做了。太有人情味，也就是說不夠冷酷，也許竟是他們終為逐客的原因之一。惜也！
後來，朱正琳師的願望就是辦一份自己的雜誌，終因涉“妄議”之嫌，半途而廢。再後來寄人籬下於央視辦“讀書時間”，又因“缺乏商業價值”關門。朱正琳師一生輕蔑“精英”而高揚“大眾”，結果是被“大眾”用“眼”投票 （不看他的節目），徹底“拋棄”。他晚年也不無淒涼地自嘲為“無洞無府的主”，卻對他所高揚的“大眾”始終無怨無悔。人真是難能沒有信仰。故佛謂之“執著”。無怨無悔的“牧馬人”曲嘯信仰的是共產主義；無怨無悔的朱正琳師信仰的是“老百姓”。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受到的“信仰”教育都太強了。所以後來雖然信仰不同，但要有信仰這一點是完全相同的。孫悟空七十二變，一個筋鬥可以飛出十萬八千裏，但也還是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晚生者我，在這一點上似乎多少要多一點“後見之明”。
宵兵兄運道倒不太壞，在教育部三十餘年，在司長位上致仕；且重文譽，著有古體詩、新詩、古詩詞格律、各種文論等書十來部，倒是古（官僚）文人風。從來豪飲，終於酒中化仙。
建生兄隱居美國數十年，我們都沒有他的電話電郵；一天忽聞他臨老卻回老家貴陽去隱居去了，雖有老友微信群而不入，“隻在此城中，雲深不知處”，欲與言而不可得。
五年前，方別朱正琳師數周，忽聞吾師竟驟駕鶴西去了。
兩年前又聞宵兵兄也忽發腦梗辭世。
噫，當年斯夜共候新春諸人，已去其半。猶生之人，能不善自珍重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