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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赤腳醫生好就是好》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人民公社《赤腳醫生好就是好》
轉載《毛主席說：“赤腳醫生就是好！” 》
出品 ：北科小博士融媒體工作室
“隔了五十米，就看到她步履蹣跚地走過來，速度卻不慢。問候的時候，與她握手，很有力量。臉上的笑容，在陽光下看，明媚得晃眼。”
這就我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第一人——王桂珍的第一印象。
01
中國需要“赤腳醫生”
中國需要“赤腳醫生”
1965年6月26日，我們敬愛的毛主席聽取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提交的關於農村醫療現狀的報告：彼時，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很低；而國內的140萬衛生技術人員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Q
悄悄提問：你知道1965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是多少嗎？
A.10.64%
C.17.98%
B.15.40%
D.17.38%
點擊空白處查看答案
C
1965年，我國城鎮人口比例為17.98%；A、B、D分別對應1949、1957、1970年。
聽聞如此情況，毛主席勃然大怒：“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隨即，毛主席做出指示：中國要培養起一批“赤腳醫生”，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農民解決衛生醫療問題。此後，無數中國農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
02
赤腳醫生王桂珍
1965年的秋天，尚是處在青春風華的少女王桂珍經黨支部推薦參加了鎮江公社開設的醫學培訓班。對於隻上過小學的王桂珍來說，這四個月的學習無比艱難。但她沒有放棄，每日刻苦學習，隻因她明白能有機會成為一名為人民服務的醫生有多麽不易。
結束四個月的學習後，王桂珍返回了生產隊，一邊在田間勞作，一邊給村民看病。剛開始時，她的業務還有些不熟練，也曾失去村民們的信任，也曾遭遇無數挫折。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她每日下苦工，在厚厚的草紙上練習紮針，不顧髒亂惡臭的環境親自為不修邊幅的村裏老人們洗澡、理發，解決老人們的大小便問題。除了這些小病，王桂珍同時承擔著防疫衛生知識的普及工作，為村民普及霍亂的危害與防治。為了給村民們打預防針，她赤著腳走到田地裏，就是為了做到一針不漏。
以王桂珍為代表的赤腳醫生們通過努力，讓五億中國農民免受了瘟疫的侵擾，使中國各類疾病的感染率有了顯著的下降，挽救了無數中國人的生命。
03
“赤腳醫生就是好！”
1968年，《人民日報》轉載了王桂珍等赤腳醫生的事跡。毛主席看完後甚是欣慰，便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學習赤腳醫生、學習王桂珍同誌的熱潮，紮根大地、痌瘝在抱、佑護寒黎、醫心赤誠的赤腳醫生精神也就此流傳於中國人民的精神當中。
王桂珍同誌更是在此後於國慶二十周年與毛主席一同登上天安門城樓，在七十年代作為中國赤腳醫生代表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並做了兩次發言。
電影《春苗》在《人民畫報》上的宣傳
1975年，上海電影製片廠以她為原型拍攝了電影《春苗》；2018年，浦東區委宣傳部響應王桂珍的要求，於毛主席“赤腳醫生好”的批示發表50周年之際建立了赤腳醫生陳列館，將赤腳醫生的曆史與精神永遠地傳承下去。
王桂珍親筆信
04
材料1809有話說
重溫這段曆史，致敬王桂珍等同誌的偉大事跡，同時給當前的醫療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在對比的基礎上堅持真理，永葆初心，使我國醫療事業在曲折中仍不斷發展前進。
博士說：小夥伴們，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921-2021，百年披荊斬棘，百年砥礪前行，百年黨史激蕩。小博士發起“百年黨史接力跑”，邀請100個黨支部、團支部講述100秒黨史故事貫通風雲激蕩的100年。歡迎大家為本期主講團支部材料1809團支部點讚加油，助力成為“人氣團支部”。下一期，我們將請求是學會講述焦裕祿的故事，敬請關注。
接力回顧
拒絕上頭，要走心： 我愛你，中
64.為了這盛世，他們義無反顧！
65.天崩開局，極致運營完成奇跡翻盤！
出品 | 北科小博士融媒體工作室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中國共產黨靠《文盲農民》立國
留下的少數知識青年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中國都是文盲農民”的擁護下，不但打下了江山，成立了新中國。還要一邊進行掃盲，一邊帶領這些“文盲農民”進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建設，其中包括從零開始的完整的工業係統從重工業國防工業輕工業及民用工業的全麵建設，和建設基礎水利化，社辦工業化的農村人民公社建設。這些建沒全在毛澤東時代即毛澤東逝世前己經完善完成。至於先進的手機電腦等科技，當時在世界上也沒普及，不能要求當時造出手機來。這方麵事實繁多，下麵隻舉鋼鐵業一例如下：就這一例也有點長。沒有冒犯誰之意。這是個人之見而己。不想讀下去就忽略了。保留各自觀點。不過，“中國都是文盲農民”，聽了似乎不太舒服。就因此而發泄一下。
就拿本文的赤腳醫生來說，隻培養了半年左右的知識青年，能與八年製甚至十二年製的大醫生比嗎？這些八年製甚至十二年製的大醫生對於《文盲農民》來說看得起嗎？養得起嗎？中國幾千年來有過幾年有八年製甚至十二年製的大醫生來為《文盲農民》治病的。《文盲農民》有這個福份免費讓這些大醫生看病嗎？這些《文盲農民》幾千年來不就是一些自學的祖傳的一些民間中醫郎中治治病，還沒錢治就等死，平均壽命為什麽這麽低。毛澤東知道剛建國人多國窮，國家化錢培養的醫生全在城市為當官的服務了。看到民間農村人民公社有自己培訓的赤腳醫生出現，而且又成功的，提倡推廣了一下而已。在現代人看來不就是《文盲醫生》嗎。《文盲醫生》為《文盲農民》治病後，《文盲農民》說好得很。毛澤東幫著說，好得很。傷害到誰了？你們有八年製甚至十二年製的大醫生看病，就容不下《文盲醫生》為《文盲農民》治病嗎？
轉載《鞍鋼“三大工程”奠基新中國工業》
鞍鋼複產時轟轟烈烈的獻交器材運動
從廢墟中站立起來的新中國，百廢待興。“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樣東西就什麽都好辦了。”毛澤東曾不止一次表達過這個觀點。
新中國的工業化戰略以重工業為重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鑒蘇聯經驗。而在此期間，共產黨人一直在摸索一條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道路。1953年，以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七號高爐組成的鞍鋼“三大工程”竣工，為全國鋼鐵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也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標誌性事件。
中國共產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此時麵世的《論十大關係》，被稱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幾年後，毛澤東仍將其視為一個轉折。他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頭號工程
1953年12月25日，鞍山城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以傾城之力，整個鞍山正醞釀著一場壯大慶典。中央美術學院的畫家專門從北京趕過來，設計了大會會場--在鞍山市中心人民劇院門前，豎起了象征“基礎”的四個巨大的紅色方柱，上麵矗立著象征“建設”的灰色鋼架；用高爐和無縫鋼管、重軌圖案組成的“三大工程”開工紀念章模型在會場正中的牆上放射出金色的光輝。
主席台兩側，掛著開工紀念錦旗以及周恩來的題詞--“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七號煉鐵爐的開工生產，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的重大勝利”。
鞍山市區的主要街道和廠區的建築物上，懸掛起巨幅標語和千百麵彩旗。各機關、學校和商店門口掛上了成對成排的燈籠。市文工團和各文化館、文化站領導的業餘劇團，全都趕排了精彩的節目，街巷裏鑼鼓喧天，彩帶飛揚。正在鞍山演出的著名演員梅蘭芳、周信芳、程硯秋和馬連良等也留了下來，等著參加這個慶典。
人們自發地組織起來，到車站去迎接為“三大工程”付出辛苦的蘇聯專家。火車站前人頭攢動，個個喜氣洋洋。
一周前，以“鞍鋼全體職工”落款的一封喜報發向了北京：
當此第一個國家五年建設計劃的第一年計劃即將順利完成之際，我們興奮地向您報告：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第七號煉鐵爐，都已提前竣工，並開始生產，國家交給我們的“三大工程”任務，已經勝利完成了。
複電很快發回到鞍鋼，落款是令鞍鋼人興奮的名字，“毛澤東”：
鞍鋼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和第七號高爐的提前完成建設工程並開始生產，是1953年我國重工業發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國人民現正團結一致，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你們的英勇勞動就是對於這一目標的重大貢獻。
“三大工程”占了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無數個“第一”--它是“一五”計劃中位列首席的頭號工程，是我國第一個鋼鐵基地，是新中國重工業建設中首批竣工投入生產的重點工程……
除此之外，“三大工程”還有個不一般的“頭名”：在毛澤東1949年12月出訪莫斯科時簽訂的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50個工程項目中，鞍鋼列於榜首。
“既好看，又好吃”
剛剛從戰火硝煙中誕生的新中國，太知道鋼鐵意味著什麽。“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樣東西就什麽都好辦了。”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這個觀點，而當時，全國的鋼產量不足16萬噸。平均下來，還不夠給每個中國家庭打一把菜刀。
早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已提出：未來中國工業建設要“在若幹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實現工業化的艱難重任曆史性地落在中國共產黨人肩上。
1949年12月，西南邊陲仍彌散著戰爭的硝煙，重工業部就已經組織召開了鋼鐵會議，這是新中國召開的第一個討論工業的會議。同月，毛澤東前往莫斯科，會見斯大林。
列車在茫茫的西伯利亞雪原上奔馳。車上裝著膠東產的白菜、萊陽梨、大蔥，河北鴨梨，山東蘿卜，北京綠皮“心裏美”蘿卜，江西小金橘等土特產。這些為斯大林準備的生日禮物，帶著濃鬱的泥土氣息，在外交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
據擔任毛澤東俄語翻譯的師哲回憶，毛澤東大多時間都不在車廂裏安坐，而是經常站在車窗口向外眺望。每逢到站，毛澤東都要下車走一圈，一邊散步一邊思考。
當車輛在一個叫做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小站停靠時，散步的毛澤東忽然頭暈，站立不穩。醫生診斷認為是感冒，但師哲認為“這和他的過度勞累有關”。之後再遇火車停靠，毛澤東就再也不下來散步了，但煙卻抽得越來越勤。
這次訪蘇，是毛澤東第一次離開生養造就他的中國，當然也是有備而去的。他準備就兩黨兩國所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同斯大林直接會商。
到達莫斯科後，毛澤東受到了斯大林的禮遇。當天，斯大林就在克裏姆林宮與他舉行了會談。斯大林破格地站在了門口迎接，蘇聯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在這裏列隊，這在蘇聯是不多見的。
雙方的談話海闊天空，從前線的軍事情況談到經濟建設、糧食收獲、土地改革以及群眾工作等。談話曆時兩個多小時，斯大林再三問毛澤東：“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我們要不要搞個什麽東西？”
毛澤東說：“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麽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
這句幽默的話，讓坐在旁邊的師哲略微有點犯難。如果直譯出來，蘇聯人肯定不明白。他想了想，在翻譯時又加了一句解釋：“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給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內容，有味道，實實在在。”
然而在座的蘇聯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隻有對東方幽默略知一二的貝利亞失聲笑了起來。
什麽是“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兩方的話接不上茬。毛澤東提出，想叫周恩來來一趟莫斯科。可斯大林並不讚同，他問：“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要完成什麽事情，為什麽還要叫他來，他來幹什麽？”
談判陷入僵局，十幾天毫無進展。在停頓期間，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路透社發了一條聳人聽聞的消息：毛澤東在蘇聯被斯大林軟禁起來了。
這一下子蘇聯方麵緊張起來了。他們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沒有毛澤東的消息，沒有辦法向全世界交代，就急忙和中共方麵商量，怎樣對待這條消息。
還是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個主意，說以毛澤東個人的名義發表一個答記者問，這樣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經過這番周折，周恩來終於來到蘇聯談判。最終，1950年2月14日，中蘇雙方簽訂了《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規定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用來恢複國民經濟。
簽約當天，一個小細節耐人尋味，當毛澤東和斯大林以及中蘇雙方其他領導人合影時，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葉子龍發現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住處，葉子龍向毛澤東提到了這一點。毛澤東微微一笑說：這樣就一般高了嘛！最終拿到照片，葉子龍一看，兩人果然基本差不多高。
條約簽訂的三天後，周恩來一行14人啟程回國。李富春、王稼祥、葉季壯、劉亞樓等人則組成新的代表團，留在蘇聯繼續談判單項的經濟貿易協定。最終，第一批援助的大型工程項目確定為50項，包括煤炭、電力等能源項目，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基礎工業項目，以及國防工業項目。
新中國成立前，鞍鋼是國內惟一一家鋼鐵聯合企業，使用的是日本人從美國引進的技術。東北地區原有的重工業基礎較好，而鞍鋼的底子又是全國最好的，便成了工業奠基的重中之重。
1950年3月，中蘇簽訂了《關於恢複和改建鞍鋼技術援助議定書》，這是蘇聯斯大林時代對中國技術援助的第一個議定書。
18畝地的圖紙
1950年4月，42歲的煉鐵專家王之璽從鞍山趕到天津，在鞍鋼連續工作了60多個小時，王之璽雙眼已經布滿血絲，他在火車上支著頭打了會兒盹，算是休息。
一進天津市內，王之璽就指揮著司機，左轉、直行、左轉……停到一座不起眼的二層白色建築門口，王之璽下了車，直奔地下室。
打開地下室的門，是滿滿的三大排木架子，架子上摞滿了一卷卷的圖紙。
這些圖紙，是在戰火紛飛的解放戰爭時期，王之璽帶著幾個同事一筆筆畫下來的。1948年8月，盤踞在遼南、沈陽一帶的國民黨軍占領遼陽，在8月15日和9月4日連續向鞍山發起了兩次大的進攻，鞍鋼辦公區正是國民黨守敵的最後一個據點，國民黨25師的1.3萬軍士盤踞於此，戰事激烈，機槍子彈像雨點一樣洗劫著荒寂無人的廠區。
在撤離鞍鋼之前，幾十名工程師連夜趕工，複製了鞍鋼的圖紙，搬運到關內保存。這些從戰火中搶出來的圖紙，成了鞍鋼改擴建的重要依據。
王之璽把所有圖紙帶回鞍鋼時，26名蘇聯專家已經在廠裏等候。他們進行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龐大的擴建設計，以至於專家不夠用了，後來又增加到43名。
根據鞍鋼的基礎圖紙，蘇聯專家先把原昭和製鋼所各廠與北部五個私人工廠聯合成一個整體鋼廠，同時恢複二煉鋼廠，新建二初軋廠、大型廠、無縫鋼管廠、半連續熱軋鋼板廠、冷軋板廠和熱軋薄板廠。又因為鞍鋼是我國當時惟一的大型鋼鐵廠，要支援全國建設，因此在擴建計劃中又增加了300毫米連軋小型廠、250毫米連軋線材廠、螺旋焊管廠、電焊管廠、冷拔鋼材廠和車輪輪箍廠等。
以這個方案為基礎，1951年10月，蘇聯編製的120卷《恢複和改造鞍鋼總體規劃初步設計書》交到了鞍鋼人手上。
設計書首頁，開宗明義地寫著要“擴大鞍鋼生產規模，使之大大超過以往達到的最高水平”，“建設新的強大軋鋼廠，保證出產多種產品，以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需要”。
120卷圖紙，加起來有24000多張。如果一張張鋪開，能排滿18畝地。
看著浩如煙海的圖紙，負責“三大工程”基本建設的鞍鋼副經理王玉清頓時覺得心裏沒底。
王玉清原本是個鋼鐵業的門外漢，頭一年剛剛調到鞍鋼工作。他回憶說：
在此之前，我在大連工作。調動工作的時候，李富春同誌找我談了話，讓我到鞍鋼抓基本建設。當時我很擔心，怕幹不好，因為我不懂工業，更不懂基本建設。富春同誌說：“不懂的東西可以學習。”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報到時，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同誌對我說：“既然富春同誌讓你去鞍鋼，還是按他的意見辦，去了以後遇到困難，部裏會支持你。”這樣，我就到了鞍鋼。
不過，王玉清沒想到的是，他在鞍鋼遭遇的挑戰會如此之大。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都要在原有廠房的基礎上建設，可是鞍鋼當時連一台水平儀都沒有，地麵上不能搞測量，地下的土壤承壓試驗也做不了。
當時，鞍鋼的生產情況也簡陋得超乎想象--高爐爐身是用耐火磚砌築的，外邊加幾道鐵箍，鐵水不是流進鐵缸裏運走，而是在爐台上用沙子築起一個個格子坑，讓鐵水流進去凝成塊。
更嚴峻的是，整個鞍鋼的技術力量隻有70多名工程師，其中還有60多名是偽滿時期留下來的日本人，正在逐批回國，全部遣返後，作為全國鋼鐵產業中心的東北，技術人員僅占全行業總人數的0.24%。
蘇方給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七號高爐都采用了當時的最新成就，工程全部自動化，機械設備全部由電氣操縱。有些設備在蘇聯也是剛剛設計成功，就直接拿給鞍鋼。這樣的建設任務，對於發達國家來說也不是什麽容易的事情。
何況，國家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一席話，無異於給“三大工程”豎了一塊倒計時牌。
會上，李富春做了題為《中國工業的目前情況和我們的努力方向》的報告，他說：“到1953年，我們修建鐵路的鋼軌，就可以完全由自己解決了。大型鋼材、無縫鋼管及薄型鋼板，也能大部分解決了。這些新廠的建設，對於我國的重工業，是會有一定的加強作用。”
這個報告等於是公開宣布：1953年新中國將有新的大型軋鋼廠和無縫鋼管廠開工投產。
掐指一算，隻剩下不到兩年的時間。
再現“複工奇跡”
正踏上遣返回國路途的原昭和製鋼所理事瀨尾喜代三倒是信心十足，他說，看到鞍鋼複工的奇跡後，我覺得沒有什麽是你們中國工人不能實現的。
1948年11月，瀨尾喜代三和修建工程師原一楨組成二人小組，與王之璽和工程師邵象華、楊樹棠、李鬆堂分成兩路，設計鞍鋼的全麵複工計劃。
兩組人把工廠裏裏外外走了個遍，就花去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
這不是因為廠區有多大，實在是當時的情況慘不忍睹。偌大的廠區一片荒涼，到處雜草叢生，許多地方的蒿草沒膝、齊腰，甚至比人還高。雙腳還沒踏進草叢，就先撲啦啦地驚起了雉雞，嚇跑了野兔。
道路兩旁，雜亂地散放著各種殘損的零碎部件、電器設備和長滿厚厚紅鏽的廢鋼爛鐵。廠房四壁布滿了槍痕彈洞，樓裏四處是玻璃碎片。稍微值錢一點的儀器早已不見影蹤，就連樓梯扶手上包著的銅邊都不知被誰扒掉了。
瀨尾和原一楨受命與王之璽“背對背”地分別拿出鞍鋼複建方案。三個星期後，王之璽的方案擺在了桌子上，但瀨尾隻拿了個草稿出來。
鞍鋼護廠大隊負責人王群問瀨尾：“依你看，需要多少時間，什麽條件才能修複鞍鋼？”瀨尾抹了抹嘴唇上的八字胡，有點尷尬地幹笑了幾聲：“修複談何容易，需要美國的設備，日本的技術，再加上差不多20年的時間。可惜，你們和美國沒有建交，日本又是戰敗國。外援無路，內力空虛，這片廠區看來隻能種高粱了。”
最終，瀨尾他們還是做了一個複建方案，但是比王之璽的計劃小得多。經黨組織和廠領導研究決定，按照王之璽等人設計的方案開始了複工工作。
器材的缺乏是複工的頭一道難題。老工人孟泰帶頭撿散棄在各廠角落的器材機件，從廢品堆裏搜尋有用的物資，再把它們修整一新。不管白天黑夜，刮風下雨，孟泰跑遍了十裏廠區，刨冰雪，挖廢料堆，撿了成千上萬個零件，建起了全國聞名的“孟泰倉庫”。在煉鐵廠開工修第一座高爐時，缺一個三通水門，打開“孟泰倉庫”，裏麵有各種型號的三通水門1300多個，隨便挑。後來在修複一、三號高爐時，所有管道係統的零件都是“孟泰倉庫”提供的，沒有花一分錢。
為了確保鞍鋼複工，時任鞍山市委書記的楊春茂同時兼任鞍鋼監委，發布了《為號召市民獻交器材運動布告》，向百姓征集鞍鋼在戰亂中散失的器材。
鞍鋼成立了15個獻交分會，鞍鋼製造部總工程師楊樹棠記得，在他從住處去辦公室的路上，看見衣著襤褸的工人群眾用肩挑、背扛、車送，把各種設備、器材從鐵東、鐵西、立山等處潮水般地運到廠區，從早到晚，川流不息，“真是一場神話般的奇觀壯景”。
人們獻交出來的大量器材就擺在鞍鋼辦公樓門前、鋼鐵研究所門口和正門附近的馬路上，其中不乏價值不菲的貴重器材。電修廠工人魏榮夫把自己過去開電料行的148件原材料全部獻出。楊樹棠和其他工程師每天就到路邊扒拉，幾乎是應有盡有。
到1949年1月10日，已有4255名職工獻了器材，占職工總數的73%，共獻出各種器材52462件。全市累計獻交器材1123種，212694件，其中鞍山市立山區在3天內獻交馬達300多台，新華區僅電機一項就獻交157台，獻交的電器材料能縮短鞍鋼電氣修複計劃一個月。
瀨尾由衷地讚歎說：“昭和製鋼所從來都是防著工人把廠裏的東西往家裏拿，哪兒有工人往廠子裏送東西的。有了這些器材，鞍鋼恢複生產的速度起碼可以加快十年。”
日本人無法理解那個年代裏國人的踴躍與忠誠，但那樣的歲月卻真實地存在過。兩年後，複工時曾經的激情，建設“三大工程”時又再度燃起。
1951年12月13日，李富春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報告，請求動員全國有關方麵的力量幫助鞍鋼建設“三大工程”。
四天之後，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應大力組織實行。
鞍山東山上突然間拔地而起一座大賓館，住進了幾百名蘇聯專家；廠房邊蓋起一長排三層高的新宿舍樓，迎來從全國各地抽調的技術幹部；被鞍鋼人稱為“三角樓”的兩棟大樓都被清理出來，接待應聘的專家和工程師。
從1952年3月開始，鞍鋼從生產單位抽調了15名老幹部，170名一般幹部，180名技術幹部和大批技術工人。
原來不大的鞍山城一時間沸騰起來。時任鞍鋼煉鐵廠副廠長周傳典回憶說，辦公樓徹夜燈火明亮，工地上人喧車鳴，到處搭起腳手架，閃爍著電焊火花。人們走起路來大步流星，像是在跑步。
1953年時新華社發表的《祖國建設的新氣象》一文中說：“從去年3月到今年2月中旬為止，全國各地派去參加鞍鋼建設工作的幹部、技術人員、農民、大學畢業生和軍人等就有4萬多人。”
1952年7月14日，無縫鋼管廠破土動工；8月1日，大型軋鋼廠破土動工。次年春，七號高爐動工。
“三大工程”轟轟烈烈地上馬了。
全國支援鞍鋼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國支援鞍鋼”和“為鞍鋼就是為全國”的口號，“三大工程”被列為全國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鞍山市則由此劃歸中央政府直接轄管。
安裝高爐的工程最為壯觀。為了搶工期，工人們創造了立體交叉平行流水作業的方法。工程高36米，人們就搭起了8層的架子，多工種的工人在架子上同時進行8種作業，裏外三層，上下八段。
一個負責安裝管子的組長，看見別的組8小時裝21根管子，但自己的組才裝12根，蹲在工地上就哭了。一抹眼淚，這個組長帶著全組重新調整勞動組織，最後達到了8小時裝42根管子，全工地超額13.8%完成任務。
當時，道道工序緊密銜接，如果上道工序不能按時完成，下一道工序就要停工。於是，建設者們便你追我趕。這個熱火朝天的九月後來也被鞍鋼人稱為“難忘的九月”。
來自大、小興安嶺，贛江和湘江流域的兩萬多立方米木材、關內外67個水泥廠供給的數萬噸水泥，大連和沈陽供應的石棉，重慶供應的重軌，上海供應的電纜電線……全國有57個大中城市和199個工礦企業為鞍鋼製造各種設備，提供生產建設用料。大批物資經由火車、汽車，甚至是大軲轆車或馬車，源源不斷地向鞍鋼運送。
“為鞍鋼就是為全國”是當時工業領域最響亮的口號。無縫鋼管廠建設時急需一批搭腳手架的架工，鞍鋼向南方有關單位求援，但那時中南地區的大部分架工都到荊江分洪工程去修築水閘了，隨後，衡陽、廣州、桂林幾地都被發動起來，短短十幾天內就招募了100多名架工，送到鞍鋼。
大型軋鋼廠建設中，原先訂購的電焊條不夠用，再訂貨也已經來不及，國內也無處調撥。得知後，大連造船公司把計劃內的150噸電焊條全部送到鞍鋼，哈爾濱工業器材公司也把剛剛批下來的4噸電焊條全都支援出來，哈爾濱機車修理廠原先庫存的電焊條隻有一噸，也立即獻出了一半。
最讓鞍鋼副經理王玉清印象深刻的，是錦州電氣廠承製變壓器時發生的一段故事。
1953年8月15日，當一列火車停在鞍山車站時，從擁擠的車廂裏走出來一個人，身背著一台小型變壓器，徑直向鞍鋼設備處走去。
這個人是錦州電氣廠的一名車間指導員。
原來，在一周前，鞍鋼設備處給錦州電氣廠打了一個電話，說鞍鋼無縫鋼管廠工程需要一台小型變壓器。
錦州電氣廠的廠長接到電話後，馬上讓工廠把其他工作停下，組織工程技術人員連夜趕工，用三天就造出了一台變壓器。
怎麽送到鞍鋼呢？有人建議用火車托運，但馬上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擔心火車輾轉耽誤，影響了鞍鋼建設。最後，他們決定從廠裏派一個最可靠的人，親自把變壓器送到鞍鋼。幾經遴選，選出了這名車間指導員。
8月15日夜間，在這位指導員的強烈要求下，變壓器直接送到工地安裝完成。他說：“趕緊試一試，如果不合適，我們馬上回去重新做一套。”當鞍鋼設備處處長向這位運送變壓器的指導員表示感謝時，沒想到這位指導員反而鄭重地說：“是我們應該感謝你們。當我們廠裏接到鞍鋼訂貨任務時，都覺得很光榮，是沾了你們的光彩。”
伏爾加河上
聽見長江流水聲
1952年8月，正是“三大工程”施工緊鑼密鼓之時，周恩來率隊登上了飛往莫斯科的飛機。他帶領的這個陣容龐大的代表團，除了中國政府經濟方麵的領軍人物陳雲、李富春等，還有多名經濟學家。
代表團此行的目的，是向蘇聯政府通報中國“一五”計劃的編製情況，尋求蘇聯的幫助。
但是，對於如何開展即將開始的工業化建設，中國人顯然沒有多少經驗，會談是從蘇聯計劃委員會14個副主席分別給代表團“上課”開始的。經過兩個多月的學習，周恩來和陳雲回國，李富春等人留下繼續與蘇方商談經濟建設援助中的具體細節。
“一五”計劃洋洋十餘萬言，但其核心是蘇聯的援建項目，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根據協定，1953年至1959年，蘇聯將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項目，加上1950年簽約援助的50個項目，共141個項目。1954年10月，蘇聯又追加援助15個項目。這樣三批加在一起，總共156個重點項目。
這156個項目遍布國防工業、機械工業、電子工業、化學工業和能源工業等各個方麵，新中國工業化之路由此得以從點到麵地鋪開，因此也被稱之為“工業化奠基之役”。
當時，中蘇雙方針對鞍鋼工程簽訂了更進一步的協議書，協定從1952年到1955年加大由蘇聯向鞍鋼提供設備、設計項目，派遣專家和接受實習生的力度。其中，設計文件的交接、各項合同的簽訂都放在莫斯科進行。
剛過完25歲生日的趙棟梁就這樣成了鞍鋼國外小組成員。
平均每兩三天，趙棟梁就得往國內發一批資料，國際郵寄需要稱重，到了年底，他把所有單據加在一起，發現在小半年的時間裏，他處理了設計和技術資料6.5噸。
1953年春天，鞍鋼七號高爐工程正式開工，趙棟梁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平均每兩天開一次會，往國內郵寄的資料更是大幅增加。
剛開始，來回送資料都是用皮箱，不夠用了就在國外買，但資料太重，皮箱用一次就壞了，很不經濟。之後，國外小組從國內運來帆布袋，在裏麵襯上防水布，又輕便又結實，隻是每次裝滿資料後，都得靠兩個人抬。
同期，蘇聯派來大批專家指導“三大工程”，最多時達到100多人。
在七號高爐的工地上，一個蘇聯專家為了研究技術難題，把自己關在屋裏七天七夜，餓了就抓起身邊的饅頭啃兩口，困了就趴在桌上休息一會。七天後，他帶著解決方案從屋裏出來時，隻見他頭發蓬鬆，胡子老長，滿臉憔悴，把大家都嚇了一跳。
麵對人們奇怪的目光，這個專家本人倒毫不在意，還高興地說，熬了七天就出了方案，值！
蘇聯時任在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上世紀80年代回訪中國時，回憶了一件趣事，足見當時中國領導人對鞍鋼專家的重視。
一次假期，幾個年輕的蘇聯專家從鞍鋼來到北京，無意間遊逛到了中南海。他們向警衛人員出示工作證後，說想同毛澤東聊一聊。聽說是蘇聯專家，警衛馬上去請示，毛澤東最後真的會見了他們。
中方人員轉告這幾個專家的冒失舉動後，阿爾希波夫大為光火，找到這幾個專家質問。可他們卻顯得有點委屈，回答說：“我們怎麽也沒想到，毛居然親自見了我們”，“在談話中，我們隻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而毛澤東當時對蘇聯專家有一段精辟的論述：“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
上世紀50年代的鞍山，生活中彌漫著蘇聯文化的氣息。俄語是中學必修課程，年輕的父母們會給孩子起一個好聽的蘇聯名字。電影院裏放映的是蘇聯的電影……一首歌曲廣為傳唱：
伏爾加河上聽見長江流水聲，
世界上再沒有更親密的友情……
鞍鋼支援全國
最先竣工的是無縫鋼管廠。
1953年9月15日，無縫鋼管廠機組開始試車。10月24日，世界級冶金權威、蘇聯亞速鋼廠總工程師羅曼可親自坐鎮，正式試軋熱軋無縫鋼管。
試軋現場一片緊張忙碌。調度室裏的兩台子母鍾噠噠地響著，40多部電話不停地傳達著指令，變電所、主電室、油庫的工人眼睛緊緊盯著儀器儀表，加熱工燒上了試軋的管坯，軋鋼工調整好軋機，一切準備就緒……14時20分，第一根火紅的無縫鋼管順利軋製成功。羅曼可檢驗各種參數後，滿意地說：“就算在蘇聯，這也是質量上乘的。”
在這根鋼管上，工人切下了長20厘米的一段，鉗工邵明祥在上麵刻下了“獻給敬愛的毛主席”的字樣，派專人送去北京。
這不是鞍鋼送往北京的第一份“禮物”，卻比其他的禮物更加意味深長。這是因為，“三大工程”中率先竣工的無縫鋼管廠比預定時間提前了一個月，這足夠使得他們趕在毛澤東60歲生日之前送上這段看似不起眼卻意義重大的鋼管。
1953年12月15日，鞍鋼大型軋鋼廠舉行竣工移交生產簽字儀式；12月18日，七號高爐竣工。至此，鞍鋼“三大工程”全部完工。
1954年初，重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報告，上麵寫著：大型軋鋼廠工期一年零三個月；無縫鋼管廠工期一年零三個月又十三天；七號高爐工期僅五個月零十天。“三大工程”創造出新中國工業建設史上的奇跡。
報告中，確定了要建設包頭鋼鐵公司（當時稱五四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公司，將和鞍鋼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大型鋼鐵基地布局。王鶴壽通知鞍鋼，這兩個鋼鐵公司生產準備所需的主要技術力量、管理幹部和技術工人全部由鞍鋼承擔培訓和支援任務。
“三大工程”為中國的鋼鐵業開了個好頭。1956年1月，鞍鋼支援包頭鋼鐵公司建設的200名幹部和技術工人啟程，同時，武漢、包頭和本溪鋼鐵公司6000名技術工人到鞍鋼學習培訓。
此後的兩年間，蘇聯幫助設計的156個重點項目中有106個正式施工，29個投產。到1955年底，基本建設投資已經完成“一五”計劃投資總額的51%，工業增長速度三年平均為17.4%，高於計劃要求年平均14.7%的水平。
“十大關係”
1956年2月25日，王鶴壽站在中南海頤年堂門口時，早就打好了腹稿。
見到毛澤東，王鶴壽首先說，鋼鐵工業生產水平與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鋼鐵工業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計劃。聽到這裏，毛澤東很高興，不斷插話詢問。
接著，王鶴壽說，目前我國鋼鐵工業的水平還十分落後，1955年鋼的實際生產量，僅相當於美國1886年水平，落後70年；1956年鋼的計劃產量為447萬噸，僅相當於蘇聯1928年的水平。如果按人口平均，落後情況就更為嚴重。在產品品種質量等方麵，我國鋼鐵工業更是十分落後。
說到這兒，王鶴壽話鋒一轉：“不過，鋼鐵工業發展速度有可能快一些，因為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比美國、蘇聯建設鋼鐵工業的初期起點要高一些。”
毛澤東聽了，先是眉頭一皺，說，要迎頭趕上去，堅持不懈地幹，總是可以趕上去的。當聽到鋼鐵工業發展速度可以比蘇聯快一點時，他又說，應該是可以的。我們既有蘇聯的成功經驗，又可以少走蘇聯走過的彎路。
這次在中南海的匯報，是王鶴壽主管鋼鐵工業以來，第一次詳細地當麵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情況，“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這個說法，他也是頭一次聽到。40多年後，王鶴壽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主席提到的借鑒蘇聯經驗，走我國自己發展工業的道路的思考，給了我一個終生難忘的深刻印象”。
而這個觀點，毛澤東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
1956年是一個創造了許多“第一”的年份。
“一五”計劃中的許多項目即將建成或者已經建成。包鋼和武鋼項目相繼上馬；新中國第一批12輛國產汽車開出了廠房；沈陽飛機製造廠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形成了工業體係的雛形。
鞍鋼的七號高爐出現了壓產，高爐需要陶瓷元件，但國產的陶瓷元件卻屢屢不達標。1956年，輕重工業的建設比例達到極度傾斜的1：9，工業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帶，不均衡的狀況已經顯現。
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薄一波那裏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匯報工作。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
2月14日起，毛澤東開始同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對34個部委進行係統的調查研究。劉少奇召集國務院各部門匯報工作，是為起草中共八大報告做準備的。而毛澤東的調查，最終則超出了這個範圍。
巧合的是，毛澤東調查開始之日，正好是蘇共二十大開幕之時，這兩件事情碰巧趕在了同一天。
蘇共二十大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暴露了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中間的一些缺點。這些，對正在思考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毛澤東來說，無疑十分重要。
在中南海，63歲的毛澤東展開了長達43天的調查研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一起床，就開始聽匯報。每次都是四五個小時。地點在中南海頤年堂。周恩來除個別時候因事請假外，每次都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有時也來參加。
2月14日，是匯報的頭一天，這天，毛澤東等聽取了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的匯報。聽匯報中，毛澤東主張，“把外國先進的東西先學來，就像小學生寫仿一樣。找到蘇聯的樣本也好，捷克的本子也好……即使他是錯的也得學，因為不學你不會知道他是錯的。”
2月15日，電力工業部匯報；2月16日和17日，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2月19日和20日，建築工業委員會和建築工業部……到4月24日，毛澤東共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
在這個階段的匯報中，毛澤東都做了詳細的記錄，《論十大關係》的完整思想呼之欲出。
4月19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出三個關係。他說：“三個關係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係，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次日，他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五個關係，又增加了地方與中央、經濟與國防的關係。24日，毛澤東又歸納出“六大矛盾”，加入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係。不久，這六大關係之外又增加了四個關係，成為十大關係。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是他曆時一個多月的調查成果。
十個關係中，前三條論述了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是講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的問題。第四、第五條論述的是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講經濟體製問題的。第六至九條論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以及是非關係，是講在政治思想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的問題。最後一條則是論述的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是講學習外國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論十大關係》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起來。
《論十大關係》的發表，標誌著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係統的思路。三年之後，毛澤東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後曆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他在《十年總結》寫道：“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客觀經濟規律。”
這時，遠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正在為他的《美國與中國》一書第二版作最後的修訂，書中不乏對新中國的批評，但是，在評述新中國的工業化時，費正清說：
共產黨中國的工業成長是迅速的、動人的，而且也是可怕的--比任何一個不發達的亞洲國家都快。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河南的第一個人民公社成立以後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隻要看我們的曆史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裏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麵，也達到了可觀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麽？為什麽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轉引“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
在5年內，第一，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1500斤到2000斤。第二，皮棉每畝平均年產量達到150斤到200斤。第三，爭取在5年內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占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學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在10年內培養出一批又紅又專的技術幹部、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編輯、記者、教授、教員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5年內能夠培養出300個有實際鬥爭經驗的、有大學講師以上水平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第四，爭取3年內使上海市區和郊區基本上無蚊、無蠅、無鼠、無麻雀、無臭蟲、無蟑螂、無釘螺，5年內徹底做到，並堅持到子孫萬代；等等。
“那真是些令人難忘的日子，”農民技術員趙東旺說，“每當我想起那些日子，心裏就特別高興。那時我才21歲，多麽偉大難忘的日子，那麽多的人來到一起，他們的紀律性是那麽強，每個人都能按時出工。大家懷著同一個願望來到了一起，沒有村與村的界限，不分你我。以前我們從沒見過煉鐵，可這次是我們自己親自煉鐵。”
“在等待鐵水流出的時刻，大家都異常興奮。我的任務就是看柴油機，它正常工作時，我就可以離開到別處去看別的爐子。這樣，我在幾個爐子間來回轉遊，把所看到的東西都裝在了腦子裏。有一天，我在沙灘上澆鑄了幾個大字“全民大煉鋼鐵”，然後把鐵水灌滿這幾個字的每個筆劃，鑄成了六個大字，我們把它掛了起來。”
“當要我們第一次步行到西營的大壩上去勞動時，許多人都不想去，我們想象著這是一個又遠又累又要挨餓的地方，所以和親人、朋友告別時，大家都哭了。”黨支書張貴才說，從一踏進西營村開始，那裏的人就對我們很好，他們讓我們住進他們最好的窯洞，每天小米飯管飽，每三天吃一頓羊肉。夥食那麽好，和那兒的人相處得那麽好，等該走的時候，誰也不想回家了。”
“在西四河大壩上勞動的有10萬人，到處是飄揚的紅旗，晚上工地上的電燈泡比天上的星星還多，把整個工地照得猶如白晝。所有的幹部都下來和人們一道勞動，每個人的決心都很大，幹勁都很高。”供銷社主任師才元說，“10萬人分三班輪流上工，到處都是人。如果你站在山頭往下看，簡直是一片人的海洋。”
“在鐵路建設工程中每個人都辛勤勞動，大家都爭當英雄，誰也不甘落後。人們氣士高昂，所以很好領導。每次我叫開會，大家都來參加，那時候當幹部也容易。”五隊菜園領導五文則說，“我們開展了各種各樣的勞動競賽。有一個從天市來的婦女叫苗文英，她能推著裝1000斤石頭的平車上下坡。男人們都願意跟她在一起幹活，因為她把全身的力氣都用在了勞動上。有時，我們展開速度競賽，一個公社對一個公社，看誰往路堤上運的土多。苗文英用扁擔挑兩個大筐，沒有哪個男人能比得過她，就連總在男人當中當冠軍的老漢趙大元也比不過她，她與10個男人比賽，一次一個，都把他們給贏了。最後，我自報奮勇與她比試比試，大夥都說我不行，可我堅持要試一試，結果也敗在了她的手下。”
張莊的人們就這樣充滿激情地講述在“大躍進”這場群眾運動中幾個月內發生的事情。毫無疑問，這是1947年土改到1966年“文革”期間他們生活的至高點。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一些地方，最出名的是河南，合並了合作社，成立了人民公社，在這個新的大規模的組織的基礎上，展開了生產的大躍進，另一些地方，為了加入已在全國展開的生產運動，人們通過聯合迅速成立了人民公社。兩個運動相互促進，相互加強。在兩個運動過程中，他們掀起了全國範圍的農村社會的重新吻合，掀起了一個全國範圍的改造自然、在農村建立工業大煉鋼鐵的運動。
人民公社開始發展很順利。1957—1958年的冬天，特別是在河南，黨號召展開了一場引水灌溉旱田的運動。當時，這個省所有的農民都已加入了高級合作社，他們認為農村的人民已經找到了一種組織形式，有了這個組織的力量，就什麽任務都能完成。但當運動展開以後，由100—200戶組成的小規模的合作社很明顯地妨礙著運動的發展，社與社之間在工地仍使用，路權、水權等問題上存在著許多衝突，很少有人聽從統一指揮。如果再向前邁進一步，邁向更高一級的合作社，這些問題就很容易解放了，這個更高一級的合作社將把一些小的合作社，甚至全縣的有的合作社合並在一起，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資源都合並起來，在大規模範圍內分配勞力，這樣，迄今為止仍是夢想的工程馬上就可以變成現實。
為了滿足眼下的需要，一個合作社的大聯盟誕生了。在視察了河南和山東正在搞的這種大聯盟以後，毛澤東把它們叫做“公社”。很快“公社”這個機構就發展開了，遠遠超出了搞土地基建簡單聯合的範圍。因為一個公社包括整個鄉鎮，有時甚至包括整個縣，所以不久就取代了政府的職能，它不僅負責農業生產，而且負責小型工業，後來又把權力範圍拓寬到了領導所有的行政機構、商業、銀行、文化教育和醫療保健，最後還接管了軍事事務、軍事組織、民兵和軍事指揮權。
“在目前形勢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指出，“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
在這兒突然引進了“共產主義”這個概念，真使人大吃一驚。許多人認為真正妨礙國家建設，影響分配原則的是在中國仍存在著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人民公社具有在生產的各個領域開展技術革命的資源，具有在農村建設工業，同時發展全民教育的能力，具有發民文化生活和醫療保健事業的能力，所以能縮小並消除這些差別，把農村發展到城市水平，把農民變成工人，到少一段時間內可以使人兼備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方麵的能力，這個過程每走一步就向遠大目標共產主義邁進一步。迄今為止這還隻是一個遙遠的，一個不可能在10—20年時間內獲得成功的目標。
河南省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用自己的經曆向人們展示了如何組織起人民公社來實現這個遠大的目標。衛星人民公社由碴岈山附近的27個農業合作社組成，在資源和勞力合並前，他們在搞重疊的、衝突的水利工程，1958年4月他們成立了衛星社。衛星人民公社的章程在全國各地第一次發行，就為後來的運動確定了調子，它開辟了一條先進的、大規模的合作社的生活之路，把9000多個家庭帶入了一個多方麵合作的集團。社員們不僅把原來合作社的生產資料合並了起來，而且把庭院中的自留地，房基、牲畜和林木等私有的生產資料也轉為了公社所有；他們不按季節分糧而按月工資製分紅，並保證每個人的免費糧食供應；他們組織了公共食堂、幼兒園和縫紉小組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合並了為了方便土地基建和工業建設的財政資金，所有物資材料，財政資源和勞動力實行統一管理，這個寵大的合作社不久又與鄉合並了，這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鄉長和副鄉長在公社和鄉享有同樣的權力。評論家們說，這種政府與公社的合並是國家最低一級權力的消失，是朝著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共產主義消滅國家”邁開的第一步。
河南的第一個人民公社成立以後，毛澤東視察山東時講了“人民公社好”以後，人民公社很快就遍及全國。公社成立後就圍繞鋼鐵這個中心問題開始搞大小規模的改造工程，搞小型工業建設，並由此開始了“大躍進”。由於整個合作化運動和向公社化的邁進解放了大量的新的生產力，毛澤東又重申了他1956年提出的口號，再次號召全國人民“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盡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當時人們之所以認為中國將能夠在經濟、社會方麵獲得迅速的發展肯定有一定的事實根據，確實，仍有大量的生產力尚未動員起來，仍有豐富的經濟資源尚未發掘出來。幾千萬農民一直隻是部分時間勞動，他們隻在農忙季節辛勤勞動，農閑時由於沒有別的可選擇的勞動所以隻是虛度光陰。合作社前，一個農民每年平均隻勞動100—150天；合作社後為200多天，人民公社將保證每個農民每年要勞動到300天或更多。許多勞動日將用來搞基本建設，這樣將大大提高土地的生產能力，將建設起能容納幾百萬農民上班的新型工業。
如果幾百萬農民總是那樣閑著，那麽巨大的礦、水、荒地、邊地和森林資源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由於首先是被地主——佃戶製拖了後腿，然後又被分散的個體經濟拖了後腿，中國大量的勞力一直沒能用於開發國家的財富。現在，終於從個體經濟中解放出來了，勞動的人民終於能夠為國家出力了，在很短的時間內，這種曾經很活躍的力量就能使經濟得到改造和發展，“十五年趕超英國”的口號喚起了人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1958年全國糧食的特大豐收使人們非常樂觀。豐收的一部分原因是由於頭一年采取的廣深入的保護措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一年特別好的氣候，全國既沒有大麵積長期幹旱，也沒有嚴重的洪澇災害，適人的氣候送給人們一個史地前例的豐收年。有了充裕的糧食，中國人民認為再沒有他們不能完成的任務了，敲鑼打鼓的人從一般的生活方式走了出來，幾百萬人走出幽靜的山村擁向工地，在荒野上修築大壩，開挖水渠改道河流，哪裏有礦石和煤，他們就在哪裏開挖，並在現場煉鋼煉鐵，吃飽了肚子，充滿熱情，他們在向大自然挑戰。中國光明的未來就在眼前。
“現在，人民的熱情已被喚起。”毛澤東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國家，時時被滾燙的熱潮衝擊著。有一句很好的比喻：我們的國家就象一顆原子彈，一旦爆炸將釋放出無窮無盡的力量。我們將能夠做我們的前人從未做過的事情。”
“全黨大辦鋼鐵，三年超英，七年趕美，十年超美”的指示。各縣迅速掀起以鋼鐵生產為中心的新的“躍進”浪潮。機關、廠礦、學校、農村全力投入“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中，一時建起數千座小土爐。是年秋，在獻鐵活動中，各地搜盡廢鐵，甚至砸碎鐵鍋，完成獻鐵任務。
與此同時，各地還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等，交通、郵電、文教、衛牛等各行各業都積極投入，備縣在大辦工業、水利、電力等建設。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人民公社不用國家一分錢辦福利
人民公社撤銷區、鄉建製，實行工、農、商、學、兵一體，政、社合一的管理體製。1984年4月，走資派取消人民公社，恢複鄉鎮建製。
1958年2月2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國大躍進”口號。
在中國曆史上，由1958-1960年間發動的一場動員了龐大人口參與，特別是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化等方式，以求迅速解決中國工農業落後局麵的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大躍進足動。毛澤東希望依靠中國“人多力量大”來建設社會主義。
“大躍進”是毛澤東親自掛帥推動的主要集體計劃經濟的社會運動之一，也是1949年以後中國經濟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僅在農村全麵建立了“人民公社”，而且還要建設健全的完整的工業體係。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廣州寫了《介紹一個合作社》，推薦“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麵貌的合作社”——中共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業合作社。毛澤東在文中說，由這個合作社的事跡，看到“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由此看來，我國趕上英美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夠了。”
毛澤東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誌昂揚，意氣風發。”
毛澤東還指出：“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有學者提出, 曆史研究要努力踐行“在時”的視角, 所謂“在時”, 即強調在研究某個特定的曆史事件時, 從事件正在發生的彼時彼刻去觀察問題, 因為事件的發展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而事件的參與者不像後世史學家那樣, 能夠清晰地預知正在進行的事件的可能結果。 從這一角度來說, 在當代史研究中, 研究者多“從其自身所處時代的各項發展的角度檢視過去”的情況比較普遍。如何做到當代史研究的“在時”視角, 值得思考。例如對“大躍進”的研究, 今天人們往往將“大躍進”囿於“浮誇風”、“小土群”, 乃至“吃飯不要錢”等“形象化概念”之中, 宛如盲人摸象。
若從曆史事件的“在時”角度來看 ，僅僅就社會福利事業在“大躍進”就很完善。 社會福利事業的大躍進曆程揭示了“大躍進”時期的真實的一麵。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福利事業的初建成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社會福利事業一度與社會救濟結合在一起, 統稱“救濟福利事業”，它的主要任務是盡快解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流離失所、無依無靠、饑寒交迫的鰥寡孤獨及殘疾者的收容安置問題”，這些人員以婦女兒童、身體病殘或遭受貧病災害者為主，他們不但饑寒交迫，而且生產勞動能力差，迫切需要福利救濟。
“要想根治貧困、失業問題，還是必須從發展社會經濟、增進國家建設的角度去著手。”為了救濟貧困而組織的“以工代賑” 興辦市政工程, 是1949年後較早將生產與救濟福利事業聯係起來的實踐活動。
1950年開始，取得和平的全國大部分地區均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戰後修複性建設。例如“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紛紛采取這種方式 (以工代賑) ， 僅在一年多時間裏就翻修馬路824.5公裏，整修下水道243公裏”。因此，這一時期，雖然社會福利與救濟界限劃分不清，但政府采取“以工代賑”的傳統救濟方式,，使地方政府僅用少量資金，就將救濟貧民與建設城市聯係起來，並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顯然, 當時人們所理解的“救濟福利”的內涵, 也與我們今天的理解差距很大, 正如時任內務部長董必武1950年4月16日在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所講:“加強生產節約, 救濟災荒失業”是“當前的救濟福利工作主要內容”;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救濟福利事業, 應該是“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 以人民自救自助為基礎而進行的人民大眾的救濟福利事業”。
1952年起, 一些城市本著“生產自救”的方針, 開始組織烈軍屬和城市貧民參加手工業或小型工業生產, “盡管當時這種生產大多是季節性、臨時性的, 參加生產的對象也主要是失業、無業貧困人員, 但它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 開創了以生產自救方式解決某些救濟對象生活出路的途徑”。
這種帶有福利性質的生產方式, 在1953年的全國民政會議上獲得大力肯定, 會上正式提出:“必須大力組織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革命殘廢軍人中有勞動力或其他生產條件的, 積極參加各種生產自救, 對無法維持生活的貧苦市民, 應鼓勵和幫助其自謀生路, 必要時應扶助他們進行各種經常的、或季節性的、合作社性質的手工業及小型加工生產, 或參加以工代賑。”
而生產自救的形式, 可以“采取合作社的形式, 扶助他們從事有原料、有銷路、用資金少、勞力多的手工業, 或簡單易學的加工工業, 由小到大, 逐步發展”。在此政策的鼓勵下, 全國各城市的民政部門很快組織生產小組、工程隊、合作社和小型工廠等形式, 發動了50多萬烈、軍屬和貧民 (包括殘疾人) 參加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福利生產。
通過兩年多的實踐, 1954年內務部、中華全國合作總社、中國人民救濟總會聯合發出《關於建立城市烈屬、軍屬、貧民生產和教養機構生產的聯合指導機構的通知》, 要求各城市在黨、政統一領導下, 由民政、合作、地方工業和救濟分會等幾個部門共同組織生產指導辦公室或委員會, 用於領導組織城市烈軍屬和貧民參加生產。
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 這種帶有救濟福利性質的生產單位得到迅速擴張。1957年, 內務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又製定了對此種生產單位的稅收減免和貸款優惠政策, 而內務部、國家經委、商業部等部門又給予這種生產單位以原料上的優先供給 , 確定了城市社會福利生產單位所享有的國家優惠政策與扶持框架, 也開啟了全國福利生產的初步躍進之勢。到1957年底, “全國的福利生產單位發展到8000多個, 參加生產人員達58萬之多”, 實現“生產總收入1.59億元”。
1949年後的社會福利事業, 經過幾年摸索, 基本擺脫了最初福利與救濟不分家的困境, 1955年第三次全國民政工作會議召開以後, 內務部開始設立專門的社會福利管理機關, 這也標誌著社會福利與社會救濟事業的正式劃分。
此後, 國家正式建立“社會福利服務機構”, 專門收養無依無靠、無勞動能力、無正常生活來源的孤寡老人、孤殘兒童、精神病人、殘疾人等, 這些人在民政材料中通常被稱為“三無”人員。
而1949年以來社會福利事業逐漸確定的以“生產自救”為主的發展思路, 既是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時代的生產運動經驗的吸收 , 也是對1949年以來全國各地救濟、福利事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
當時, 社會上多數人認為, 社會福利是一個“高投入、低產出”的領域, “優撫救濟工作是必須由國家或集體花錢的工作, 沒錢是不能辦事的, 錢少也不能把事辦好”。
因此, 別說是“大躍進”了, 要想實現自給自足都很困難。但是, 1953年1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民政會議上, 確立了“生產自救”為核心的社會福利政策, 民政部門在工作中大力推行福利生產, 用實際行動駁斥了這種“保守”觀點, 不但宣揚“不用國家一分錢辦福利”, 還努力將救濟、福利工作轉為“以生產為中心”的生產建設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