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紅衛兵鄧榕：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紅衛兵鄧榕：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
紅衛兵鄧榕：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
紅衛兵鄧榕：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
走資派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的大字報》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紅衛兵：鄧榕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衛兵：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麽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麽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誌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製工作組，控製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製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劃：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借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他XX的在後麵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隻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鬥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裏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鬥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的。
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製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誌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鄧榕
1967.4.5
鄧小平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紅衛兵抄家都是第一批老紅衛兵
紅衛兵抄家都是第一批老紅衛兵，他們的父母都是當官的，他們的左鄰右舍住的都是權貴人家，他們知道誰家有金銀財寶古玩文物。
文革中的造反派，原來指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中的特定派別，是狹義的概念。後來泛指運動中一切群眾組織或者一切打破既成領導秩序的人，是廣義的概念。
清華附中紅衛兵：《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7月4日，見《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
1966年6至7月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組製定的《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提出：“在運動中學生離開黨團組織另外自發建立的一些左派組織，多數在運動初期起過積極作用，但是長期下去，後果不好，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見《憤怒聲討胡克實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編印。
1966年7月14日，劉少奇說：“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這段話大概是“消化紅衛兵”的政策遇到困難時，劉少奇對工作組講的。見北師大一附中六二0北京公社1967年1月編印：《劉少奇鎮壓北京師大一附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原文注明了大致的資料出處）。《人民日報》、《紅旗》雜誌1967年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提到：“六七月間，紅衛兵剛出現，隻有幾十個人，被當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汙蔑為‘反動組織’，……”。“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的政策是鄧小平提出，由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人胡克實傳達的。另有材料說，胡克實指出：“要解散紅衛兵，把黨團組織恢複起來”，“逐步把紅衛兵溶化到團組織中來，不能團外有團”。見《憤怒聲討胡克實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編印。
清華大學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是率先批判學校領導的學生，因為受到工作組的支持並且維護工作組，也被視為保守派。
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就成立了組織，如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成立於8月17日，其前身，東方紅戰鬥隊成立得更早。
在北京，首都516紅衛兵團被作為極左的反革命組織予以鎮壓。
紅衛兵運動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動異常活躍的時期。整整一代學生青年在真誠地投入紅衛兵運動的同時，也帶進了他們之間在政治、社會以及思想意識方麵形形色色的差異和分歧，從而使運動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
在紅衛兵運動的派別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的主要流派有四個：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
《老紅衛兵》率先打破常規的是中央的高級幹部子女為紅色階級隊伍。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澤東接見之前有高幹子女自發成立的紅衛兵自稱自己為《老紅衛兵》，意在標榜自己是紅色階級隊伍純潔的、受到毛澤東親自支持的、紅衛兵運動的創始者，並以此與後來成立的紅衛兵，特別是家庭出身混雜的造反派紅衛兵相區別。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中的一些學生自發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的組織。不久，北京海澱區的其它一些中學也先後成立了類似的學生組織，這是第一批紅衛兵。紅衛兵的成立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些學生批判學校的老師和領導，也不信任學校的共青團組織，他們按照自己的意誌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階級隊伍”——紅衛兵。
紅衛兵最初贏得了左派學生的聲譽，卻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組的批判。紅衛兵是自發成立的、自主性很強的學生組織。他們宣稱：“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但是他們不僅抨擊學校領導，而且不願聽從工作組的指揮。他們自行決定自己組織的綱領、成員、行動等，換句話說，他們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忠誠和服從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服從科層製的地方和基層的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紅衛兵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這種自主程度違背了共產黨對一切群眾組織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規方式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共中央和基層組織的一些領導人，雖然支持紅衛兵對原學校領導的批判，肯定他們是左派學生，卻不能容忍紅衛兵組織長期存在。
紅衛兵最先在群眾運動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著反叛政治權威，在共產黨領導下，造誰的反？怎樣造反？這是按照常規思路思考問題的工作組和一般學生提出的詰問。此外，紅衛兵還提出很多工作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進的主張。
對此，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指示工作組采取用共青團“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的政策，即逐步恢複共青團組織，承認紅衛兵的左派學生地位，扶植其中願意服從領導的人成為工作組領導下的學生領袖，同時要求紅衛兵解散他們的組織，放棄過激的口號和行動，和其他學生一道，在工作組領導下，通過班級和共青團組織參加運動。但是紅衛兵依然我行我素。他們接受了工作組提供的共青團分團委委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核心領導小組組員等職務，卻堅持自行其是的組織和活動。工作組政策的關鍵是要求所有的學生服從共產黨的組織體係的領導，而紅衛兵執意保持自己的階級隊伍，期待以非同尋常的革命舉動建功立業，在學生當中樹立權威，他們不那麽把工作組放在眼裏，不願意按部就班地聽從工作組安排，因而與工作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銳。
紅衛兵的這些違反常規的行為，遭到工作組的批評，卻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這種不受基層黨組織控製的左派學生組織，提供了自下而上發動群眾衝破黨政領導阻力的組織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來源於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傳達了毛澤東鼓動群眾衝破常規的組織紀律、規章製度，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進攻的意圖。
進一步說，壓製紅衛兵的方針是劉少奇主持製定的，肯定紅衛兵即意味著對劉少奇的否定，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澤東得知紅衛兵的情況並看過紅衛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後，於1966年8月1日，給紅衛兵寫信，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繼而於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的代表。
從8月1日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信至8月18日新聞媒介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有半個多月。在此期間，群眾中隻有少數紅衛兵和高級幹部子女通過父母的內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為了緊跟毛澤東，也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個別大城市的一批高幹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學成立了紅衛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組信任的幹部子女，也突然翻臉，搶先對工作組進行批判，這曾使一般群眾感到莫明其妙。這些學生的政治表現與紅衛兵發動者存在差距，但是他們在把紅衛兵當作“紅五類”，實際是幹部子女“階級隊伍”的問題上高度認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紅衛兵運動是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老紅衛兵的一統天下。
《保守派紅衛兵》：依靠劉鄧黨組織的學生“積極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千千萬萬學生起而仿效老紅衛兵的榜樣，進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紅衛兵創始者遵循的信條，使紅衛兵運動呈現出多樣性。
緊跟老紅衛兵出場的，是1966年8月，特別是8月18日以後大批出現的“保守派”紅衛兵，例如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及上海市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聯係的紅衛兵、武漢市中學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當時是貶義詞，他們所以被對立派稱為保守派，是因為他們維護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的基層和地方領導。在黨委或者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時候，這些學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組織紅衛兵，工作組撤出學校以後，他們大多數是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掌權者。隻是因為毛澤東支持了紅衛兵，他們才組織了以自己為核心的紅衛兵，這既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也是為了保住學生領袖的地位。
在紅衛兵當中，保守與否的關鍵是對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學校和地方的黨政領導的態度，而不是簡單地以是否保護學校領導劃線。在學校黨委（或黨支部）領導運動，以及黨委和工作組一道領導運動的地方，維護校領導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學校，黨委全體或者部份主要成員在運動開始就被打倒或者“靠邊站”，工作組領導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領導、受到工作組支持並且維護工作組的人也被視為保守派，例如在清華大學。保守派一般習慣於依靠地方和基層黨的組織體係，不論是黨委還是工作組；而文化大革命卻是一反常規，由黨的最高領袖發動和領導，拋開基層黨政領導體係，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動群眾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基層黨政領導，向來天經地義的依靠黨組織和緊跟偉大領袖兩條原則突然變得不那麽一致了。這些黨委、工作組培養的左派、積極分子在困惑中常常習慣地偏向前者，因而總是被動，總是“保守”。
應當指出的是，保守派紅衛兵也不是維護一切原有秩序。他們往往不僅積極地批判“三家村”、“反動學術權威”，而且和老紅衛兵一道參與“破四舊”等野蠻暴力活動，其中一些人還批判學校的行政或黨委的次要或主要領導人，這些活動在當時是本校或上級黨組織領導的或者認可的。
保守派紅衛兵和老紅衛兵的政治態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異：
1、保守派紅衛兵偏重依靠和維護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包括工作組的領導；而老紅衛兵不僅批判學校領導而且不願接受工作組的管束。
2、保守派成員的社會色彩與老紅衛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黨員、團員、黨的積極分子為主幹，雖然也許不乏幹部子女；而老紅衛兵則具有引人注目的幹部子女色彩。
3、老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的發起者；而保守派隻是老紅衛兵的效仿者。
4、保守派紅衛兵普遍存在於全國的大學和中學；而老紅衛兵實際上隻在北京，並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學，形成強大的派別。因為首先，隻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黨政中央機關和軍隊高級指揮機關，居住著這樣多的高級領導幹部，生活著足以構成強大政治勢力的眾多幹部子女；其次，北京市委在紅衛兵出世之前已經被中央改組，北京市的地方黨政領導體係的權威動搖了；再次，老紅衛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黨政軍中央領導機關的領導人，他們並不傾向於依靠地方和基層黨委，紅衛兵的活動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層領導人的理解或賞識。這與其他大城市，如沈陽的紅衛兵——“紅後代”麵臨的情況不盡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紅衛兵，沒有形成強大的派別，並且始終處於省市黨委的保護下，同時維護省市領導，被作為保守派的一部份。
目前在海內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區別保守派和老紅衛兵，但是這種區別對於準確把握紅衛兵的曆史，理解毛澤東為什麽支持紅衛兵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讚賞老紅衛兵，因為他們打破現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違拗工作組的行動，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紅衛兵象保守派學生那樣依靠地方黨組織和工作組，毛澤東是不會支持他們的。
《造反派紅衛兵》：聽毛澤東的平民子女造反者。
造反派紅衛兵最突出的特征是衝擊黨政領導和批判血統論。造反派紅衛兵多出現於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興起於同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到1966年底，在大多數城市，造反派已經發展為學生中的多數派，取代老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派別。
造反派紅衛兵的領袖和核心人物多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受過打擊、排斥或者自認為政治境遇不佳的學生，大致是具有這樣兩種經曆的人。
1、在運動的最初兩個月，被領導運動的黨委或工作組批判、冷落，特別是被當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學生。這些學生被批判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後來成為造反派紅衛兵著名領袖的，多曾經冒犯黨委和工作組的領導權威，他們或者批評學校領導的某些方針政策，或者認為黨委、工作組的領導人有政治問題，他們受宣傳媒介的影響，常常崇尚群眾的自發性，主張比工作組更激進的作法，如清華大學的學生蒯大富。同樣被工作組批評，但是他們的處境與老紅衛兵迥然不同。老紅衛兵被認為是不聽指揮的左派。而他們則被認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黨分子”。這些敢於向黨委和工作組挑戰的學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學生因為“白專”、“思想反動”被批判，或者因為“思想落後”、出身問題、表現不積極而受冷落。
2、另一類學生加入造反派是因為受到血統論的歧視和壓抑，或者僅僅因為反對血統論。在北京多數中學，造反派起源於對老紅衛兵血統論的反抗。在其他地區，如上海、廣州，批判血統論也是中學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動之一。
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這些學生得到平反，他們組成造反派，攻擊那些曾經傷害過他們，壓製過他們的黨委、工作組、老紅衛兵或保守派。在他們的帶動下，群眾運動的鋒芒真正指向了黨內當權派。
紅衛兵都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各類紅衛兵對運動的理解、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卻不完全相同，這種差異有著不容忽視的社會根源。
老紅衛兵的造反活動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舊”運動以及在學生中的“階級路線”；老紅衛兵的教育革命主要打擊教師和學校的領導，“破四舊”主要殘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敵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會成員，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右派、資本家，以及其他被認為與舊社會的統治階級關係密切的人。老紅衛兵也批判“黑幫”，即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教育界的領導幹部，但是一般地說不是重點。實際上，很多“黑幫”是由黨內鬥爭，經過黨的組織被打倒，而不是首先由紅衛兵發難的，例如北京市主要領導人。在老紅衛兵看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主要來自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一般說來，老紅衛兵鬥爭的方向更多地不是指向黨內，而是指向黨外。
老紅衛兵鼓吹的“階級路線”，如風靡一時的一幅對聯所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一種血統論。它赤裸裸地顯示出幹部子女的強烈優越感和一股追求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思潮。這是符合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的目的的，轉移對中國共產黨內修正主義走資派的批判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
老紅衛兵雖然打著“紅五類”子女的旗子，但是其領袖和骨幹是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深受父輩革命信念、英雄業績的熏陶，也從父輩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權力中得到實際的好處，享有比其他社會成員子女優越的待遇。老紅衛兵的政治思潮和行為特點與他們的社會存在直接相關。他們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識、強烈的社會的責任感、曆史使命感，他們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熱切地期待“革命”，期待著像長輩一樣在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業。然而問題在於，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壟斷的、排他的，不願承認一切同齡人都具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利。無怪乎造反派譏笑他們是不準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老紅衛兵強調歧視性的階級路線，將紅衛兵看作“紅五類”的階級隊伍，實際上是以青少年的幼稚，不加掩飾地在同代人中追求特權。理想主義的旗幟包藏著小群體的私利。後來，他們從文革的“闖將”變為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抗爭者，原因很簡單也很現實，這場革命越來越與他們的期待背道而馳，打擊到了他們引以為自豪和依靠的父輩——黨政領導幹部以及他們自己，危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老紅衛兵的抗爭在反對迫害領導幹部的問題上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帶著強烈的幹部子女情結，很少在領導幹部和幹部子女以外得到同情。由於老紅衛兵曾經傷害過許多人，因此，他們的失勢在當時被很多學生看作反對迫害、反對特權的勝利成果。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政治態度，因為切身利益受到損害而從文革的擁護者變為逍遙派或者反對派，是一個可以理解的普遍現象。在老紅衛兵之後，這一代青年，包括造反派，大多經曆了這樣的過程，雖然促使人們轉變的具體問題各不相同。紅衛兵抄家就是這批老紅衛兵，他們的父母都是高官，他們的左鄰右舍都是權貴人家，他們知道誰家有金銀財寶古玩文物。
旱期的保守派紅衛兵以維護黨組織的領導為特征，但是也有組織有領導地參與了運動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與老紅衛兵一起參加了“紅色恐怖”的“破四舊”活動。這些鬥爭的鋒芒基本指向黨外，但同樣傷害了很多群眾。
但很快保守派的骨幹多為受黨委或者工作組器重、信任的學生，通常出身好的比較多，團員黨員的比例比其他派別高。保守派也強調階級路線，他們讚賞或者理解老紅衛兵提出血統論的願望，但是認為那幅“對聯”的提法不策略，不利於團結家庭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學生。顯然，這些人懂得，能夠團結別人才是保持領導地位的良方。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1966年8月關於“對聯”的大字報和講話，既維護工作組又策略地讚賞血統論的精神，在保守派中頗有市場，階級路線和階級隊伍問題上的既得利益，是老紅衛兵與保守派合流的一個重要基礎。
造反派紅衛兵的主要攻擊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政領導幹部。原則上，造反派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在這方麵的積極性遠不及老紅衛兵和保守派。事實上，造反派紅衛兵興起以後，曾鼓動和支持青年、中年教師起來造反，擺脫運動初期工作組的壓抑，並且與教師以及知識界的造反派聯成一體。
造反派和老紅衛兵都宣稱“造反有理”，但是他們的造反目標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指向黨內，後者主要指向黨外。
造反派在獲得平反以後，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傾向。一個是熱心於黨內鬥爭。造反派批判工作組，進而追究上級黨委，直至中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熱衷於揪“走資派”、“叛徒”，區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爭論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誰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等等。這是造反派中一股主要的傾向，著名的大學紅衛兵多屬於這種情況。這種傾向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
另一些造反派學生首先關心的是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帶有社會性的家庭出身問題，即對血統論的批判，而不是黨內鬥爭，劃分兩條路線的問題。他們從批判老紅衛兵的血統論、特權思想，進而觸及到對官僚特權的批判。這種傾向並不那麽受文革領導者的鼓勵，卻在深受血統論之害的中學生當中基礎廣泛。與這種經曆相關，紅衛兵運動退潮以後，一批學曆較低的“老三屆”中學畢業生，表現出比“老五屆”大學畢業生還要強烈的理論興趣和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
造反派紅衛兵強調政治觀點而不怎麽看重家庭出身，其成員的家庭背景十分廣泛，但是以不當權的社會階層為主，從工農到知識分子，甚至有“剝削階級”。造反派紅衛兵能夠響應文革領導者的號召，積極投入批判黨政領導幹部的活動，不能不說與這樣的社會背景有關。
在合法性上，如果說老紅衛兵依仗其與領導層的“紅色”的血緣關係，保守派紅衛兵依賴黨政組織，那麽造反派則隻有依靠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領導者，以最高領導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特別是中央文革小組。
在意識形態方麵，造反派追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思想，他們更偏愛其中大民主、群眾運動、反對黨內資產階級等內容。他們相信，社會的弊病和不公正是因為有些領導幹部變質，黨內出現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主要來自黨內，黨的領導幹部由人民的公仆蛻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相信人民群眾與黨內走資派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和群眾性的大民主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腐化變質和官僚特權的有效武器等等。他們崇拜毛澤東，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的路線的勝利。他們的思考很少超越毛澤東的理論框架，他們習慣於從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中找思想，找方向。這後一點是他們與極左派的重要區別。
紅衛兵各種流派的特質不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會根源，因此通過思想灌輸是不容易改變的，即使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毛澤東也很難用誘導、教育、命令的方法完全改變某一類紅衛兵的基本方向，而不得不在對這一派失望後，轉而支持另一派。
綜上所述，在紅衛兵的幾主要政治流派當中，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先後充當了紅衛兵運動的主導流派。二者尖銳對立，但都具有鮮明的政治個性、突出的思想特征，都對社會造成過劇烈的衝擊。
紅衛兵抄家都是第一批老紅衛兵，他們的父母都是當官的，他們的左鄰右舍住的都是權貴人家，他們知道誰家有金銀財寶古玩文物。
文革中的造反派，原來指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中的特定派別，是狹義的概念。後來泛指運動中一切群眾組織或者一切打破既成領導秩序的人，是廣義的概念。
清華附中紅衛兵：《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7月4日，見《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
1966年6至7月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組製定的《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提出：“在運動中學生離開黨團組織另外自發建立的一些左派組織，多數在運動初期起過積極作用，但是長期下去，後果不好，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見《憤怒聲討胡克實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編印。
1966年7月14日，劉少奇說：“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這段話大概是“消化紅衛兵”的政策遇到困難時，劉少奇對工作組講的。見北師大一附中六二0北京公社1967年1月編印：《劉少奇鎮壓北京師大一附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原文注明了大致的資料出處）。《人民日報》、《紅旗》雜誌1967年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提到：“六七月間，紅衛兵剛出現，隻有幾十個人，被當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汙蔑為‘反動組織’，……”。“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的政策是鄧小平提出，由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人胡克實傳達的。另有材料說，胡克實指出：“要解散紅衛兵，把黨團組織恢複起來”，“逐步把紅衛兵溶化到團組織中來，不能團外有團”。見《憤怒聲討胡克實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編印。
清華大學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是率先批判學校領導的學生，因為受到工作組的支持並且維護工作組，也被視為保守派。
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就成立了組織，如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成立於8月17日，其前身，東方紅戰鬥隊成立得更早。
在北京，首都516紅衛兵團被作為極左的反革命組織予以鎮壓。
紅衛兵運動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動異常活躍的時期。整整一代學生青年在真誠地投入紅衛兵運動的同時，也帶進了他們之間在政治、社會以及思想意識方麵形形色色的差異和分歧，從而使運動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
在紅衛兵運動的派別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的主要流派有四個：老紅衛兵、保守派、造反派。
《老紅衛兵》率先打破常規的是中央的高級幹部子女為紅色階級隊伍。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澤東接見之前有高幹子女自發成立的紅衛兵自稱自己為《老紅衛兵》，意在標榜自己是紅色階級隊伍純潔的、受到毛澤東親自支持的、紅衛兵運動的創始者，並以此與後來成立的紅衛兵，特別是家庭出身混雜的造反派紅衛兵相區別。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中的一些學生自發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的組織。不久，北京海澱區的其它一些中學也先後成立了類似的學生組織，這是第一批紅衛兵。紅衛兵的成立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些學生批判學校的老師和領導，也不信任學校的共青團組織，他們按照自己的意誌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階級隊伍”——紅衛兵。
紅衛兵最初贏得了左派學生的聲譽，卻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組的批判。紅衛兵是自發成立的、自主性很強的學生組織。他們宣稱：“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但是他們不僅抨擊學校領導，而且不願聽從工作組的指揮。他們自行決定自己組織的綱領、成員、行動等，換句話說，他們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忠誠和服從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服從科層製的地方和基層的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紅衛兵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這種自主程度違背了共產黨對一切群眾組織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規方式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共中央和基層組織的一些領導人，雖然支持紅衛兵對原學校領導的批判，肯定他們是左派學生，卻不能容忍紅衛兵組織長期存在。
紅衛兵最先在群眾運動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著反叛政治權威，在共產黨領導下，造誰的反？怎樣造反？這是按照常規思路思考問題的工作組和一般學生提出的詰問。此外，紅衛兵還提出很多工作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進的主張。
對此，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指示工作組采取用共青團“消化紅衛兵，溶化紅衛兵”的政策，即逐步恢複共青團組織，承認紅衛兵的左派學生地位，扶植其中願意服從領導的人成為工作組領導下的學生領袖，同時要求紅衛兵解散他們的組織，放棄過激的口號和行動，和其他學生一道，在工作組領導下，通過班級和共青團組織參加運動。但是紅衛兵依然我行我素。他們接受了工作組提供的共青團分團委委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核心領導小組組員等職務，卻堅持自行其是的組織和活動。工作組政策的關鍵是要求所有的學生服從共產黨的組織體係的領導，而紅衛兵執意保持自己的階級隊伍，期待以非同尋常的革命舉動建功立業，在學生當中樹立權威，他們不那麽把工作組放在眼裏，不願意按部就班地聽從工作組安排，因而與工作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銳。
紅衛兵的這些違反常規的行為，遭到工作組的批評，卻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需要。這種不受基層黨組織控製的左派學生組織，提供了自下而上發動群眾衝破黨政領導阻力的組織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來源於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傳達了毛澤東鼓動群眾衝破常規的組織紀律、規章製度，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進攻的意圖。
進一步說，壓製紅衛兵的方針是劉少奇主持製定的，肯定紅衛兵即意味著對劉少奇的否定，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澤東得知紅衛兵的情況並看過紅衛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後，於1966年8月1日，給紅衛兵寫信，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繼而於8月18日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的代表。
從8月1日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信至8月18日新聞媒介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有半個多月。在此期間，群眾中隻有少數紅衛兵和高級幹部子女通過父母的內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為了緊跟毛澤東，也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個別大城市的一批高幹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學成立了紅衛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組信任的幹部子女，也突然翻臉，搶先對工作組進行批判，這曾使一般群眾感到莫明其妙。這些學生的政治表現與紅衛兵發動者存在差距，但是他們在把紅衛兵當作“紅五類”，實際是幹部子女“階級隊伍”的問題上高度認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紅衛兵運動是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老紅衛兵的一統天下。
《保守派紅衛兵》：依靠劉鄧黨組織的學生“積極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千千萬萬學生起而仿效老紅衛兵的榜樣，進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紅衛兵創始者遵循的信條，使紅衛兵運動呈現出多樣性。
緊跟老紅衛兵出場的，是1966年8月，特別是8月18日以後大批出現的“保守派”紅衛兵，例如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及上海市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聯係的紅衛兵、武漢市中學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當時是貶義詞，他們所以被對立派稱為保守派，是因為他們維護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的基層和地方領導。在黨委或者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時候，這些學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組織紅衛兵，工作組撤出學校以後，他們大多數是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掌權者。隻是因為毛澤東支持了紅衛兵，他們才組織了以自己為核心的紅衛兵，這既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也是為了保住學生領袖的地位。
在紅衛兵當中，保守與否的關鍵是對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學校和地方的黨政領導的態度，而不是簡單地以是否保護學校領導劃線。在學校黨委（或黨支部）領導運動，以及黨委和工作組一道領導運動的地方，維護校領導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學校，黨委全體或者部份主要成員在運動開始就被打倒或者“靠邊站”，工作組領導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領導、受到工作組支持並且維護工作組的人也被視為保守派，例如在清華大學。保守派一般習慣於依靠地方和基層黨的組織體係，不論是黨委還是工作組；而文化大革命卻是一反常規，由黨的最高領袖發動和領導，拋開基層黨政領導體係，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動群眾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基層黨政領導，向來天經地義的依靠黨組織和緊跟偉大領袖兩條原則突然變得不那麽一致了。這些黨委、工作組培養的左派、積極分子在困惑中常常習慣地偏向前者，因而總是被動，總是“保守”。
應當指出的是，保守派紅衛兵也不是維護一切原有秩序。他們往往不僅積極地批判“三家村”、“反動學術權威”，而且和老紅衛兵一道參與“破四舊”等野蠻暴力活動，其中一些人還批判學校的行政或黨委的次要或主要領導人，這些活動在當時是本校或上級黨組織領導的或者認可的。
保守派紅衛兵和老紅衛兵的政治態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異：
1、保守派紅衛兵偏重依靠和維護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包括工作組的領導；而老紅衛兵不僅批判學校領導而且不願接受工作組的管束。
2、保守派成員的社會色彩與老紅衛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黨員、團員、黨的積極分子為主幹，雖然也許不乏幹部子女；而老紅衛兵則具有引人注目的幹部子女色彩。
3、老紅衛兵是紅衛兵運動的發起者；而保守派隻是老紅衛兵的效仿者。
4、保守派紅衛兵普遍存在於全國的大學和中學；而老紅衛兵實際上隻在北京，並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學，形成強大的派別。因為首先，隻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黨政中央機關和軍隊高級指揮機關，居住著這樣多的高級領導幹部，生活著足以構成強大政治勢力的眾多幹部子女；其次，北京市委在紅衛兵出世之前已經被中央改組，北京市的地方黨政領導體係的權威動搖了；再次，老紅衛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黨政軍中央領導機關的領導人，他們並不傾向於依靠地方和基層黨委，紅衛兵的活動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層領導人的理解或賞識。這與其他大城市，如沈陽的紅衛兵——“紅後代”麵臨的情況不盡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紅衛兵，沒有形成強大的派別，並且始終處於省市黨委的保護下，同時維護省市領導，被作為保守派的一部份。
目前在海內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區別保守派和老紅衛兵，但是這種區別對於準確把握紅衛兵的曆史，理解毛澤東為什麽支持紅衛兵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讚賞老紅衛兵，因為他們打破現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違拗工作組的行動，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紅衛兵象保守派學生那樣依靠地方黨組織和工作組，毛澤東是不會支持他們的。
《造反派紅衛兵》：聽毛澤東的平民子女造反者。
造反派紅衛兵最突出的特征是衝擊黨政領導和批判血統論。造反派紅衛兵多出現於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興起於同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到1966年底，在大多數城市，造反派已經發展為學生中的多數派，取代老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派別。
造反派紅衛兵的領袖和核心人物多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受過打擊、排斥或者自認為政治境遇不佳的學生，大致是具有這樣兩種經曆的人。
1、在運動的最初兩個月，被領導運動的黨委或工作組批判、冷落，特別是被當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學生。這些學生被批判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後來成為造反派紅衛兵著名領袖的，多曾經冒犯黨委和工作組的領導權威，他們或者批評學校領導的某些方針政策，或者認為黨委、工作組的領導人有政治問題，他們受宣傳媒介的影響，常常崇尚群眾的自發性，主張比工作組更激進的作法，如清華大學的學生蒯大富。同樣被工作組批評，但是他們的處境與老紅衛兵迥然不同。老紅衛兵被認為是不聽指揮的左派。而他們則被認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黨分子”。這些敢於向黨委和工作組挑戰的學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學生因為“白專”、“思想反動”被批判，或者因為“思想落後”、出身問題、表現不積極而受冷落。
2、另一類學生加入造反派是因為受到血統論的歧視和壓抑，或者僅僅因為反對血統論。在北京多數中學，造反派起源於對老紅衛兵血統論的反抗。在其他地區，如上海、廣州，批判血統論也是中學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動之一。
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這些學生得到平反，他們組成造反派，攻擊那些曾經傷害過他們，壓製過他們的黨委、工作組、老紅衛兵或保守派。在他們的帶動下，群眾運動的鋒芒真正指向了黨內當權派。
紅衛兵都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各類紅衛兵對運動的理解、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卻不完全相同，這種差異有著不容忽視的社會根源。
老紅衛兵的造反活動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舊”運動以及在學生中的“階級路線”；老紅衛兵的教育革命主要打擊教師和學校的領導，“破四舊”主要殘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敵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會成員，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右派、資本家，以及其他被認為與舊社會的統治階級關係密切的人。老紅衛兵也批判“黑幫”，即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教育界的領導幹部，但是一般地說不是重點。實際上，很多“黑幫”是由黨內鬥爭，經過黨的組織被打倒，而不是首先由紅衛兵發難的，例如北京市主要領導人。在老紅衛兵看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主要來自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一般說來，老紅衛兵鬥爭的方向更多地不是指向黨內，而是指向黨外。
老紅衛兵鼓吹的“階級路線”，如風靡一時的一幅對聯所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一種血統論。它赤裸裸地顯示出幹部子女的強烈優越感和一股追求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思潮。這是符合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的目的的，轉移對中國共產黨內修正主義走資派的批判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
老紅衛兵雖然打著“紅五類”子女的旗子，但是其領袖和骨幹是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深受父輩革命信念、英雄業績的熏陶，也從父輩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權力中得到實際的好處，享有比其他社會成員子女優越的待遇。老紅衛兵的政治思潮和行為特點與他們的社會存在直接相關。他們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識、強烈的社會的責任感、曆史使命感，他們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經熱切地期待“革命”，期待著像長輩一樣在疾風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業。然而問題在於，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壟斷的、排他的，不願承認一切同齡人都具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利。無怪乎造反派譏笑他們是不準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老紅衛兵強調歧視性的階級路線，將紅衛兵看作“紅五類”的階級隊伍，實際上是以青少年的幼稚，不加掩飾地在同代人中追求特權。理想主義的旗幟包藏著小群體的私利。後來，他們從文革的“闖將”變為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抗爭者，原因很簡單也很現實，這場革命越來越與他們的期待背道而馳，打擊到了他們引以為自豪和依靠的父輩——黨政領導幹部以及他們自己，危及了他們的切身利益。老紅衛兵的抗爭在反對迫害領導幹部的問題上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帶著強烈的幹部子女情結，很少在領導幹部和幹部子女以外得到同情。由於老紅衛兵曾經傷害過許多人，因此，他們的失勢在當時被很多學生看作反對迫害、反對特權的勝利成果。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政治態度，因為切身利益受到損害而從文革的擁護者變為逍遙派或者反對派，是一個可以理解的普遍現象。在老紅衛兵之後，這一代青年，包括造反派，大多經曆了這樣的過程，雖然促使人們轉變的具體問題各不相同。紅衛兵抄家就是這批老紅衛兵，他們的父母都是高官，他們的左鄰右舍都是權貴人家，他們知道誰家有金銀財寶古玩文物。
旱期的保守派紅衛兵以維護黨組織的領導為特征，但是也有組織有領導地參與了運動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與老紅衛兵一起參加了“紅色恐怖”的“破四舊”活動。這些鬥爭的鋒芒基本指向黨外，但同樣傷害了很多群眾。
但很快保守派的骨幹多為受黨委或者工作組器重、信任的學生，通常出身好的比較多，團員黨員的比例比其他派別高。保守派也強調階級路線，他們讚賞或者理解老紅衛兵提出血統論的願望，但是認為那幅“對聯”的提法不策略，不利於團結家庭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學生。顯然，這些人懂得，能夠團結別人才是保持領導地位的良方。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1966年8月關於“對聯”的大字報和講話，既維護工作組又策略地讚賞血統論的精神，在保守派中頗有市場，階級路線和階級隊伍問題上的既得利益，是老紅衛兵與保守派合流的一個重要基礎。
造反派紅衛兵的主要攻擊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政領導幹部。原則上，造反派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在這方麵的積極性遠不及老紅衛兵和保守派。事實上，造反派紅衛兵興起以後，曾鼓動和支持青年、中年教師起來造反，擺脫運動初期工作組的壓抑，並且與教師以及知識界的造反派聯成一體。
造反派和老紅衛兵都宣稱“造反有理”，但是他們的造反目標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指向黨內，後者主要指向黨外。
造反派在獲得平反以後，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傾向。一個是熱心於黨內鬥爭。造反派批判工作組，進而追究上級黨委，直至中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劉少奇、鄧小平。他們熱衷於揪“走資派”、“叛徒”，區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爭論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誰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等等。這是造反派中一股主要的傾向，著名的大學紅衛兵多屬於這種情況。這種傾向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
另一些造反派學生首先關心的是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帶有社會性的家庭出身問題，即對血統論的批判，而不是黨內鬥爭，劃分兩條路線的問題。他們從批判老紅衛兵的血統論、特權思想，進而觸及到對官僚特權的批判。這種傾向並不那麽受文革領導者的鼓勵，卻在深受血統論之害的中學生當中基礎廣泛。與這種經曆相關，紅衛兵運動退潮以後，一批學曆較低的“老三屆”中學畢業生，表現出比“老五屆”大學畢業生還要強烈的理論興趣和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
造反派紅衛兵強調政治觀點而不怎麽看重家庭出身，其成員的家庭背景十分廣泛，但是以不當權的社會階層為主，從工農到知識分子，甚至有“剝削階級”。造反派紅衛兵能夠響應文革領導者的號召，積極投入批判黨政領導幹部的活動，不能不說與這樣的社會背景有關。
在合法性上，如果說老紅衛兵依仗其與領導層的“紅色”的血緣關係，保守派紅衛兵依賴黨政組織，那麽造反派則隻有依靠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領導者，以最高領導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特別是中央文革小組。
在意識形態方麵，造反派追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思想，他們更偏愛其中大民主、群眾運動、反對黨內資產階級等內容。他們相信，社會的弊病和不公正是因為有些領導幹部變質，黨內出現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主要來自黨內，黨的領導幹部由人民的公仆蛻變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相信人民群眾與黨內走資派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和群眾性的大民主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腐化變質和官僚特權的有效武器等等。他們崇拜毛澤東，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的路線的勝利。他們的思考很少超越毛澤東的理論框架，他們習慣於從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中找思想，找方向。這後一點是他們與極左派的重要區別。
紅衛兵各種流派的特質不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會根源，因此通過思想灌輸是不容易改變的，即使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毛澤東也很難用誘導、教育、命令的方法完全改變某一類紅衛兵的基本方向，而不得不在對這一派失望後，轉而支持另一派。
綜上所述，在紅衛兵的幾主要政治流派當中，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先後充當了紅衛兵運動的主導流派。二者尖銳對立，但都具有鮮明的政治個性、突出的思想特征，都對社會造成過劇烈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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