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我的青春年少時（03）懷念喻文慧老師

難忘我的青春年少時（03）懷念喻文慧老師

喻文慧老師是我在首義路小學讀書時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

在老關廟小學讀書時，雖然與劉先旭、方容等發小同班，但是他們放學出校門向右拐，沿著菜地邊的小路向首義路方向走去；我出校門向左轉，左手邊是學校的圍牆，右手邊也是菜地，中間就是那條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滿地泥濘的土路。走到殘缺不堪、長滿野草的土城牆，沿著一條小路走上去，再走下去就是任家灣和劉家灣（也就是現在的武昌火車站那一帶）。穿過任劉二灣，翻過粵漢鐵路再走幾百米小路，才回到我們李家花園老宅。

現在留在記憶中的老關廟小學，除了操場旁邊的那座白塔，就是學校大門口每天早上賣油條、麵窩、米粑粑的小攤販。特別是那米粑粑，每當鐵鍋下麵燃燒的木屑刨花熄火時，攤主揭開鍋蓋，白白圓圓的米粑粑，鏟起一個蓋在另一個上麵，一對被炕得金黃的米粑粑聞起來真香啊！盡管隻要二分錢一對，可是我一分錢也沒有。因為每天早上媽媽都給我煎一個荷包蛋，炒一大碗油飯，吃飽了。但走進校門時，還是非常享受空氣中飄過來的香味。

還有一件終生難忘的事情，大約是讀三年級時，有一天上午，在操場上體育課的學生高呼“飛機掉下來了！”於是大多數男同學如鳥獸散，跟著領頭的那幾個同學，飛快地跑向飛機失事的梅家山那裏去看熱鬧。

我最難忘小學的喻文慧老師，全是因為發小劉先旭。

老關廟小學整體搬遷到了首義路小學之後，每天上學、放學都要穿過劉先旭住在7435工廠宿舍的家。喻老師就把我分在先旭家的那個學習小組，放學後去他家做完作業再回家。如果作業少，就跟著先旭，到住在學校門對麵的方容家門前“跳房子”、捉迷藏，先旭還跟女同學一起跳橡皮筋，而且，比女生還要跳得好。有時喻老師要找少先隊大隊長、班長劉先旭談什麽事情，我們就在方容家那棟小洋樓門前，邊玩邊等他一道回家。也許因此，喻老師以後就特別喜歡我們這個幾個好玩也好學的學生。

小學畢業時懵懵懂懂，不知道是不是喻老師決定保送我們上的中學。隻記得第一學期過國慶節時，劉先旭邀我一起去漢口看望喻老師，也不知道是不是喻老師已經與他約定好了，上午十點左右，我們在中山公園大門口，遠遠就看到喻老師牽著她的兒子，不時用手推一下鼻梁上的深度近視眼鏡，正在東張西望，隻聽她的兒子高聲喊著：“媽媽！你看，劉先旭他們來了！”我們兩立即上前問喻老師好。



（左起喻文慧老師、李培永、劉先旭，前麵是喻老師的兒子）

她告訴我們：“送走你們這一屆畢業生後，我就調到礄口區了，我們家一直住在漢水橋邊的漢正街街口上，現在的學校離我們家很近，也方便照顧我兒子他們的生活。今天我們先在公園玩一玩，照一張像留作紀念，然後帶你們去我家吃飯，順便認個門，以後有假期就帶同學們來玩啊！”

後來，讀初中時，我還與劉先旭在假期去看望過喻老師幾次。讀高中時我們都忙自己的學業，約定高中畢業考取大學後，再去向喻老師報喜。

真是萬事不由人啊！高二時，我因病休學一年，延遲一年畢業。劉先旭64年高中畢業後，還沒有等到高考，就被中央在張家口辦的機要學校，“萬裏挑一”（據說政審比招飛行員還要嚴格得多）選中後，即北上入學了。來不及去向喻老師告別。

1965年，我因“不宜錄取”而名落孫山，無顏見江東父老，實在不好意思去見那麽喜歡我們的喻老師了。

接著十年動亂，蹉跎歲月。雖成家卻未立業。

不成想，1977年恢複高考，教育的春天喜來臨，終於讓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不管當下人們如何評價保爾·柯察金，但是，他那一段經典語錄深刻地影響著我：“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我們隻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

文革結束，我非常欣賞一位作家寫的“人到中年，減去十歲”。那麽我就隻有二十多歲了，正值年輕力壯時，絕不虛度年華，學習容國團的“人生難得一回搏”，一定要拚搏一番！

1978年，時任水廠路中學知人善任的安大庭校長，讓我跟他一起，調到礄口區重點中學——武漢市43中，執教文科重點班。正好那一年，北京《中學語文教學》、上海《語文學習》先後在全國發行，看到那上麵經常刊登一些中學老師的文章，我雖然沒有項羽那樣的霸氣，“彼可取而代之”，但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卻時刻激勵我，他們的文章能上國家級刊物，我也一定要上！也一定能上！

我的處女作《<住戶代表>的誕生》，終於發表在《中學語文教學》1980年第8期上了。其時，在安校長、母校袁福校長，以及許多好人、貴人的鼎力支持下，我已經調回母校上班了。1985年第一期《語文學習》發表了我寫的學生作文評論《反彈琵琶出新意》。

1980年，我從礄口水廠路中學搬家到武昌千家街華中師大一附中之後，必須到轄區派出所上戶口、辦理糧油關係等。當我穿過當年的7435工廠宿舍區，去首義路派出所辦完有關手續後，立即憑小時候的記憶，找到了劉先旭的爸爸媽媽。近二十年啊，他的父母還住在五十年代的工人宿舍。他們兩老正坐在門口與鄰居聊天，看到我走近喊“伯伯、伯媽”時，驚奇一瞬間，“培永啊！好久好久都沒有來了啊！”

回家當晚就寫信給劉先旭，從此我們就聯係上了。他回信特別囑咐我，抽時間去看看喻老師吧！讓我代他問老師好。表示以後回漢探親一定要去看望喻老師。

不久後的周日，我去漢正街街口，那時那裏比我們千家街還要熱鬧，真是人流如織、摩肩接踵。我從人縫中擠到街邊，走進記憶中的那條小巷，巷口那個厚重的老式大門還是那樣，推開虛掩著的門，叫一聲“喻老師”，隻聽到熟悉的聲音“誒！哪個呀？”“李培永”。隻見喻老師習慣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從房裏走出來，我趕緊上前握住喻老師的手，“喻老師好！看到您這麽健康，非常高興！”“你們說好高中畢業再來的，怎麽後來都不來了啊？”

真是一言難盡，盡在過往的經曆啊！

差不多給喻老師講了兩小時，匯報高中畢業之後的坎坷、及最近這兩年幸遇貴人後的人生重大轉折。並告訴老師，現在回到華師一附中工作了。去首義路派出所上戶口那天，路過劉先旭原來的家，見到了他的父母。與先旭聯係上以後，他一定要我來看望老師時，對老師說，他非常想念老師。

喻老師聽說劉先旭在中央工作，父母還住在老地方；我也住在千家街裏麵，非常高興地說：“你們那裏是我曾經工作的地方，哪天去你們那裏玩玩看看吧！”

1983年10月19日早自習時間，接喻老師電話，她待會就到我們學校來看看，我立即打電話叫發小方容也來看望她。

我在大東門10路公交站等候喻老師。接到老師後，我們漫步在千家街上，她說：“以前那麽偏避安靜的一條小街，現在這麽熱鬧啊！”走到校門口，站在那裏，看了半天後說：“這校門還是老樣子，不過，當年我帶你們來參觀時，右邊有一條小路直接到我們首義路小學門口。不到10分鍾就走到了。”此時，方容同學已經從她當時工作的武漢十中趕來，興奮地熱情擁抱喻老師。然後，師生三人漫步在華師一附中校園，邊走邊聊，感歎不已。

中午飯後，喻老師一定要去劉先旭家看看。於是我們出校門，沿著千家街向南到張之洞路，再向右走一會就到了先旭家。喻老師沿途還跟我們說，當年這一路上還有哪個哪個學生住在這裏，學生姓名記不得了，但是沒有忘記曾經走訪過的地方。我們不得不由衷地敬佩喻老師的敬業精神！

到了先旭家，她與先旭的父母像老友重逢一樣，親如一家，共同回憶往事。盛讚她的優秀學生如今有出息了！先旭父母感激老師對孩子的栽培，更懷念當年喻老師認真負責教育孩子的往事，經常到家裏來檢查學習小組的活動是不是正常，孩子們是不是打擾家長了。讓我們兩個時任中學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的學生親聆謦欬，如沐春風；同時也深感自愧！更歎當下中小學教育成了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

臨別時，先旭父母告訴喻老師，春節期間先旭回來探親，一定讓他去漢口看望老師，感謝師恩！

我和發小方容對喻老師說：“到時候，我們三個老學生一起去給您拜年，祝您健康長壽！”

我們永遠懷念喻文慧老師！

【附錄】 懷念發小劉先旭

 2017年12月29日，我在美國紐約，首義路小學同學秦娟英微信告訴我，我們的小學、中學同學劉先旭，因肺纖維化已於12月16日在北京協和醫院重症室住院治療。劉先旭的高中同班同學戴曼麗去醫院探視後，向同學們報告病情時說，已經上了呼吸機，情況非常嚴重!

2018年1月13日上午，傳來噩耗！劉先旭因病去世！

我與先旭小學同學六年，一年級到四年級在“老關廟小學”。他住在7435工廠的工人宿舍。從他們家出來，穿過張之洞路，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田間小路，大約20分鍾就到學校了，那時學校周邊都是菜地。我們讀到四年級時，我們的小學整體搬遷到新建的首義路小學了。

在老關廟小學期間，他一直是班長，深受同學喜歡，特別是女同學更喜歡與他一起玩跳橡皮筋、踢毽子等，班上調皮的男生就叫他“假姑娘”。我那時住在通湘門外，出了校門就與他分道揚鑣了。到首義路小學後，我去上學、放學必須經過他家。每天早上他都在家等我去叫他一起去學校，放學我一直陪他走到家，然後就在他家學習、做作業。我們的友誼就在上學路上和放學後的“學習小組”中逐步加深。

1958年小學畢業，他被保送到華師一附中，我被保送到與華師一附中僅一牆之隔的湖大附中。第二年，湖大附中並入華師一附中。分開一年後，我們又在一個學校了，不過不在一個班。他走讀，我住讀。隻有休息日和寒暑假有時間聚在一起聊聊天，每年他都要約我一起去看望我們小學的班主任俞老師。

不論在小學還是在中學，先旭都是老師，特別是班主任老師最喜歡的好學生。他性格溫順、說話輕言細語、尊敬師長、團結同學、學習刻苦、成績優秀，還寫得一手好字。憧憬讀完高中上大學，掌握更多的知識報效祖國。

先旭萬萬沒有想到，高中畢業時，還沒有等到高考，他就被黨組織選中，保送上河北張家口機要學校。據說當時政審之嚴格比空軍招飛行員還要嚴，他被萬裏挑一選中，並在高考之前就去張家口機要學校報到了。

先旭的同學們也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多月後，他堅決要求退學，一個人從張家口回來了！其實，在他回來之前，機要學校的領導已經到武漢了，分別與華師一附中的領導、他的班主任、同班同學及好朋友，還有他的父母親做了工作，一定要說服動員他回機要學校繼續學習。一個從小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性格溫順的青年人，在溫柔的親情和友情的“勸說”下，隻有乖乖地跟著那位學校領導回去了。這次逆反，也許是先旭一生中唯一一次，非常遺憾地以他的失敗告終。

 一年多後，他被分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輕工業部給部長當秘書。從此，他就是北京人了，一直到今天他離開我們。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全國“紅衛兵”代表，我作為武漢市和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12月，我又帶領我們學校部分“紅衛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利用這次機會找到了先旭。我們見麵以後，他請我到餐館吃大米飯，到北京紅衛兵接待站好幾天都沒有米飯吃，那一餐是吃得最香的。他見我穿的是一雙球鞋，就告訴我在北京冬天穿這樣的鞋會凍壞腳的，他又幫我買了一雙棉靴，穿在腳上暖暖的，從心裏感受到學友情深，至今難忘！

在袁福校長的親切關懷下，我於1980 年調回華師一附中。先旭的家離母校很近，我試著去尋找兒時的他的家，他的父母依然住在那狹小的工人宿舍。失聯十多年後，我們恢複了通信聯絡。

我在母校執教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後，常去北京出差，1986年還應邀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訂實驗教材，在北京住了一個月。隻要有機會，先旭和在北京的中學校友李小懷、郭進軍就趁我去了一起聚聚，一起暢談。那時，他已經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了。他還是那樣溫順、說話輕言細語，但是組織觀念極強，隻聊與他工作沒有關係的人和事。



（八十年代初，我出差到北京，在先旭家）

隻有一次，也許是他人生又一次的唯一一次，與我們三個老校友談到他的工作。那是在1989年暑假之後吧，記不得我是去北京幹什麽了，跟以前一樣，我一到北京就馬上與他們三人聯係，約定聚會時間和地點。我們四個人都不會喝酒，邊吃邊聊。快吃完飯時，先旭猶豫半天，最後還是小心翼翼地問我們，如果我能進中南海去工作，你們覺得怎麽樣呀？

也許這個決定他後半生何去何從的大事，在他心中縈繞多日了，他的組織觀念、他的性格讓他不會輕易與外人道。剛好我們三人此時相聚，又是他非常信任的老朋友，猶豫再三，終於非常婉轉地表露了心結。我們三人相視一笑，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這是好事呀！

大約是1991年暑假吧，我去大連開會在北京轉機，抽空與三位老朋友相聚。那時，我們才知道他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辦公地點在中南海。那次，也許是他人生第一次對朋友鄭重承諾，請原諒我不能幫你們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們哪一天要告禦狀，寄給我可以保證送到！

後來，中南海對外開放時，他給了我一張參觀券，讓我有機會走進中南海一睹毛主席的豐澤園“菊香書屋”，領略紅牆內的無限風光！

人生易老，天難老。一晃，我們都退休了！但是，我們都還能與時俱進，進入了微信生活。雖然遠隔萬水千山，視頻如在眼前！文字表達即刻送到。先旭還是那樣，他隻是閱讀大家發來的帖子，基本不回複。個中原因，大家諒解。

先旭，你先走一步了，我就用你在去年中秋節發來的帖子，表達我對你的懷念吧！

我很幸福，生命中有你的影子！

我很開心，朋友中有你的名字！

我很驕傲，微信裏有你的號碼！

我很榮幸，今生能做你的同學，而且，從小學到中學整整十二年！

先旭，一路走好！

【附錄】   我的發小方容

方容是我的發小。

我們在老關廟小學，從一年級到四年級都是同班同學，經常下課一起玩，放學後就各奔東西。我出校門左轉，回我們李家花園；她出校門右轉，回她住在首義路的家。我們讀四年級時，學校搬到首義路新校址，更名為首義路小學。從學校大門出來，過馬路就是她的家，她離學校近在咫尺，我的家離學校得走差不多半個小時還不止。下午放學，我們經常在她家門口玩捉迷藏，然後到住在7435工廠宿舍的劉先旭家去寫作業。現在不記得是哪一年暑假期間，她和我們班的七八個同學曾到我們李家花園玩過，知道我們家有白蘭、茉莉等許多香花，後來，她、還有幾個女同學經常找我要香花，有時還“威脅”我，明天你不給我們帶花來，我們都不跟你玩了。

小時候懵懵懂懂，隻知道她爸爸是很大的官，也不知道是什麽官，更沒有誰問。那個時代沒有拚爹的。

還記得退休後，我們在海口喝茶聊天時，她對我說：我這個人們眼中的“大家閨秀”，小時候生活在父親的萬般寵愛之中，真是“年少不知愁滋味”，待到高考名落孫山時，方知世事如此之無奈。回首往事，從大家閨秀回歸平民生活其實並不難，擺正自己的心態，一切隨緣就行了。一生雖然小有波折，總算平安幸福走到了今天。

她告訴我。她的父親叫方暾，黃埔軍校三期優秀畢業生，1949年任國民黨20兵團118軍中將軍長，在成都郫縣率部起義投誠，被任命為解放軍167師師長。五十年代初，轉業回到湖北省武漢市，任湖北省政府秘書長等職。她說，有時想想，父親戎馬一生，曾經那麽輝煌，也算是高官厚祿吧，天翻地覆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又經曆次“運動”的鍛煉，越活越明白。壽終正寢之時，雖然可以入席“烈士陵園”，彌留之際卻選擇了回歸百姓的公墓，永遠與老百姓一起安睡在武漢青龍山。好在曆史是人民在寫，老人家，人已走，有關部門，還是把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章，頒發給他這位當年的“國軍抗戰將領”。

方容的父母言傳身教，培養了她的堅強性格。 盡管她品學兼優，1964年高考也因“不宜錄取”，而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為中學語文教師。在武漢師範學院培訓一年後分配到武漢十中當老師。她“隨緣”，接受了命運的安排 。後來與母校出身平民的同班同學馬恩定結婚，得到開明父母的讚賞與鼓勵。她充分享受了甜蜜愛情和婚後的幸福生活 ，養育了兩個聰明活潑身體健康的兒子。不成想，三年同學、十幾年的親密愛人突然不幸因病去世。她的公公婆婆年老沒有工作，全靠獨子馬恩定養老；當時方容的長子讀中學、次子讀小學，而當年中學老師月薪才四五十元，她獨自承擔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重擔，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到某單位值夜班，賺點值班費補貼家用，個中艱辛一言難盡。但她無怨無悔，一如既往精心養育兩個兒子，盡心盡力盡責伺候公公婆婆直到終老之日。

小學畢業，恰逢58年大躍進之年，不搞升學考試了，我們都直接保送上中學。我和方容又是同學了，不過她在三班，我在二班。但是，每逢節假日，我們幾個小學要好的同學，就相約去看我們小學班主任喻老師。

1980年我調回母校後，我們相距比較近了，經常相聚回憶兒時的快樂往事。每當劉先旭同學從北京回漢探親時，我們三人就相約去漢口看望我們小學的喻老師。

大約是1987年吧，我們的中學同學楊利生，為母校基建作出了重大貢獻，學校獎勵他兩個初中升學指標，他的兒子用一個，還有一個就給方容的兒子了。說起來也是緣分，原來他們兩個當年都是母校田徑隊的運動員，楊利生是武漢市中學生運動會跳高記錄保持者；方容是學校短跑主力隊員，4×100奪冠成員之一。兩個老同學的兒子和我的小女兒都在母校同班讀書了，六年之後，我的漂亮女兒和兩個俊小子，都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大學。現在都是事業有成的成功人士。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曆史也許就是這樣的，不同時代的人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方容的兒子大學畢業時，已經沒有“包分配”一說了，都得自謀職業。她托我在海口幫她兒子找工作，於是，她兒子背一個掛包，隻身來到海口，艱苦奮鬥，憑著紮實的專業知識，非凡的工作能力，成為某大公司部門主管，事業有成。成家之後，經常接方容來海口常住。

有一次，方容一家三代人來我家做客。我們一邊包餃子一邊聊天，不知是聊起一個什麽事情，方容問我老伴：“你什麽時候認識李培永的呀？”

老伴說：“我們是在水廠路中學工作時認識的啊！”

她笑嗬嗬地說：“哈哈，我跟李培永才是青梅竹馬呀！”

她的兒媳和小孫子都笑著看她，她接著說：“我們讀小學就是同學。”

讀小學時，我們幾個學習還可以，都好玩，於是，放學後經常一起玩。那個年齡段也沒有什麽性別概念，特別是劉先旭，女生玩的什麽跳橡皮筋啊，他比一些女生都跳得好。那時，首義路小學出校門向左轉，走百多米就是湖北省圖書館，進大門右邊有一間少兒閱覽室，裏麵不僅有許多畫報，還有各種少兒讀物和報刊，那裏曾是我們課餘閱讀的聖地。首義路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不能忘記的民族複興之路，也有我們記憶中磨滅不了的石板路，在那凸凹不平的“黃土坡”（首義路以前的路名）上，留下了我們一群浪漫少年的腳印。

我們從小學同學到如今，快七十年了。

曾經有無憂無慮快樂的小學生活，也曾有難以忘懷的中學生活，更有刻骨銘心痛苦的“不宜錄取”感受！當改革之風盛行時，我們也曾有各自的幸福回憶：她曾作為民革成員當選湖北省人大代表，參政議政，遲來的做人的尊嚴，讓她揚眉吐氣；我回母校參加語文教改成績顯著屢屢獲獎，被授予特級教師，終生享受國家津貼，也不枉此生！

退休後，我們隻要回武漢，總是約幾個發小聚會，笑談中學就讀過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記憶最深刻的是保爾和冬妮婭的戀情，以及奧斯特洛夫斯基借保爾之口說的那段名言。待到青春萌動時，“青梅竹馬”的我們早就不在一個班了。我心中的“冬妮婭”和她衷情的“保爾”已經在自己的同班同學之中。她和她的有情人終成眷屬；我的幸福生活卻是從水廠路中學才開始的。不過，保爾說的“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卻始終還是我們的座右銘。



(右起方容、秦娟英、曹桂華、李培永、許中等發小，古稀之年相聚在我家。）

正值青春年少時，我們被文革耽誤了整整十年，為了挽回這十年，我們在養兒育女忙碌之後，工作之餘，堅持進修，努力自學。當代著名作家諶容的名著《人到中年》，就是我們這代人中年時期的真實寫照。

當我們慢慢老了時，孩子們都已經成家立業，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沒有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沒有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