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說起來，我的共產主義思想還挺嚴重、而社會主義思想更嚴重！
曾經的美國紐約，是世界共產主義之都呢！
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從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共產主義作為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消亡為止——美國共產主義者在一些地方幾乎已經可以說掀起了大眾運動，紐約市就是其中之一。一個黨員有機會生活在一個同事、鄰居和家庭牙醫都是共產主義者的環境裏；他們向共產黨控製的兄弟組織購買人壽保險（很劃算）；他們甚至可以在認同共產主義的人經營的夜總會裏消磨晚間時光（比如在格林尼治村謝裏登廣場有一家名字讓人哭笑不得的咖啡館協會[Café Society]，是比莉·霍利迪[Billie Holliday]等嶄露頭角的黑人表演者的舞台）。
後來的美國共產黨（它的名字在早期有所不同）是1919年在芝加哥成立的，在開展了一段地下工作之後，它於1921年在該城設立了全國總部。不過，該運動的大部分成員住在紐約，1927年，共產黨的總部搬到了曼哈頓東12街35號該黨所有的一幢大樓裏，位於聯合廣場(Union Square)以南一個街區（那座建築還在，不過已經易主，那一帶的無產階級氣息跟過去比要少了許多）。
此後的紐約仍將是美國的共產主義之都。當時，威廉·Z·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和厄爾·布勞德(Earl Browder)等主要共產黨領袖將自己的辦公室設在第12街那幢建築的頂層，因此，在該組織內部習慣上用“九層”指代黨領導（出於某種原因，即便是在非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左翼圈子裏，“黨”也總是被理解為是指共產黨，而非其他任何敵對的左翼組織）。
在20世紀20年代，移民是紐約市共產黨的主要社會基礎，其中很多是東歐猶太移民：直到1931年，居住在該市的共產黨員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在國外出生的。
當然，移民激進主義在紐約並不新鮮。生於拉脫維亞裏加的社會黨領導人莫裏斯·希爾奎特(Morris Hillquit)在1917年的市長選舉中贏得了逾五分之一的選票。社會黨人最初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消息歡呼，但他們中的很多人——除了那些後來變成共產黨人的那些——及時醒悟過來，反對蘇聯政權放棄左派傳統的民主和平等主義理想。
在20世紀20年代，兩大對立的左翼政黨——社會黨和共產黨——都沒有取得多大成功。但隨著大蕭條的到來，社會黨再次成為主要的左翼政黨。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中，社會黨候選人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獲得的選票幾乎是共產黨候選人福斯特的九倍（兩人的號召力都比不上最終的贏家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 Roosevelt]）。
不過，左翼的力量平衡即將改變，而這一變化在紐約表現得最為明顯。20世紀30年代初，隨著大蕭條越來越失控，世界各地的成百上千萬人，包括很多美國人，開始以一種比以前更讚賞的新眼光看待蘇聯。他們站在遠處，再加上許多一廂情願的想象，看到那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工人國家”似乎是替代失敗的資本主義製度的一個理想方式，後者殘酷的不理性導致大規模失業和普遍的社會苦難。
共產黨宣稱，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門科學，歐洲和美洲等地紀律嚴明的集權政黨對它的實際應用是團結全世界工人的關鍵。在1933年納粹奪取德國政權後的幾年裏，蘇聯領導人將他們的國際戰略從推動世界革命轉變為與西方民主國家建立反法西斯聯盟。在“人民陣線”的時代，美國共產黨強調反法西斯團結的必要性，開始在勞工和自由主義人士的圈子裏勉強贏得尊重，被視為社會變革鬥爭的有用盟友。
盡管共產黨員依然讚美蘇聯的一切，宣稱共產主義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但他們盡可能顯得不那麽具有威脅性，淡化其來自外國的影響。共產黨人也開始與他們之前鄙視的團體和譴責過的政治人士接觸，比如新政派(New Deal)民主黨人和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Fiorello LaGuardia)。
這種做法在一段時間裏是有用的。從底特律、西雅圖到洛杉磯，全美各地的共產黨人開始在地方和國家政治中發揮明顯而有效的作用。不過，他們在紐約最為成功。
到1938年，該黨在紐約州有3.8萬名黨員，約占其全國黨員的半數，而且大多住在紐約市。黨員中本土出生的美國人越來越多（盡管很多是移民的後代）。共產黨在老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舉行的群眾集會吸引了兩萬人；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也吸引了數萬人。
紐約的一些社區可被比作環繞巴黎的“紅帶”：共產黨在布朗克斯阿勒頓大道上組織的合作聚會是政黨支持的強大根基，東哈萊姆區、布魯克林和下東區的部分地區也是如此。在哈萊姆區，該黨反對種族主義的堅定承諾（即使在自由主義左派中也依然很少見）幫它贏得了各個社會階層的非裔美國人的支持，包括一些著名的藝術家，如演員兼歌手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
共產黨員是散布工會主義福音的主要推手，從服裝行業擴展到之前沒有組織的產業和工作場所，比如美國運輸工人工會(Transport Workers Union)、美國全國海員工會(National Maritime Union)、美國教師工會(Teachers Union)和美國報業公會(American Newspaper Guild)等組織的組織者和官員們。美國皮毛工人工會(Fur Workers Union)的主席本·戈爾德(Ben Gold)是美國為數不多的公開承認信仰共產主義的勞工領袖之一。1938年，一名競選紐約市市政委員會主席的共產黨候選人獲得了近十萬張選票；二戰期間，兩名公開的共產黨人，布魯克林的彼得·V·卡基奧內(Peter V. Cacchione)和哈萊姆的本傑明·戴維斯(Benjamin Davis)，在市議會擁有席位。城市學院(City College)、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和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有成百上千名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還有成千上萬學生加入了美國青年大會(American Youth Congress)等共產主義陣線組織。
最後，紐約市在俄羅斯“度過”的十年左右時間成了泡影。美國共產黨與蘇聯的關係迫使其成為斯大林政權惡劣罪行的辯護者——從莫斯科審判到《蘇德互不侵犯條約》(Nazi-Soviet Pact)——即使在其鼎盛時期，這也限製了它的吸引力。隨著冷戰以及第二次紅色恐慌(Red Scare)的開始——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廣泛、更持久——共產黨人發現自己受到了迫害和孤立。
1956年，約有兩萬名幸存骨幹黨員的美國共產黨遭到了致命打擊：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莫斯科舉行的第20屆黨代會上發表了“秘密演講”，譴責他的前任斯大林是一名血腥的大屠殺凶手。演講內容被泄露。很多美國共產黨員感到幻滅，到1958年，黨員人數減少至幾千人，在之後幾十年裏再也沒有恢複過來。不過，該黨的生命力要強過它的政治靈感——蘇聯的實驗。（注：大家明白中共偽政權頭子毛澤東為何要和赫魯曉夫鬧翻了吧？？？）
在俄國革命一百周年之際，美國共產黨的全國總部仍在紐約，位於西23街235號該黨所有的一幢大樓的某一層。對於是要保留這棟建築，賺取可觀的租金收入，還是把它賣掉，在地產市場上大賺一筆，黨員們顯然存在分歧。
到頭來，堅持下來的同誌們最關心的是一個非常資本主義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