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涉及“金華城容積率案”和“政治獻金申報不實”這兩件弊案。台灣司法檢察機構指控柯文哲及其同僚涉嫌腐敗、濫用職權謀利。雖然柯文哲等人矢口否認指控、堅稱清白，但司法機構仍搜查了民眾黨總部和柯文哲等人私宅，並將之逮捕。
柯文哲被捕後，執政的民進黨及支持者普遍支持司法機構的決定，還有一些綠營人士歡欣慶祝。而柯所屬的民眾黨則堅持認為柯文哲清白，並抗議“司法不公”和“政治迫害”。第二大黨國民黨則持謹慎的旁觀態度。
而在7月26日，前民眾黨籍的新竹市長高虹安，被以貪汙罪判處7年4個月有期徒刑。高虹安被判決犯罪後退黨之前，是唯一一位民眾黨籍現任縣市長。
柯文哲及其民眾黨的同僚之所以被捕，確實與其涉嫌腐敗和濫權、涉嫌官商勾結謀取私利有關。台灣司法機構確實有權對其進行調查，而對其逮捕符合法定程序，也無可厚非。無論任何政治人物，觸犯法律都應該受到調查和處罰。
但柯文哲及其同僚被捕，也並非簡單的觸犯法律的問題，而是台灣數十年政治惡鬥的體現和延續，是台灣不良政治生態的又一次表現。
自1980年代後期台灣逐漸實現民主化後，一方麵台灣的民主政治迅速發展、民權得以伸張，政治氛圍和社會風氣從較為單一和壓抑，變得多元和活躍；另一方麵，也開啟了不同黨派和政治派係之間長期的對立和殘酷的鬥爭，以及官員與地方勢力勾結、充滿腐敗和暴力的“黑金政治”的泛濫。
最典型的對立和鬥爭，即是1990年代以來，以中間偏右、大中華主義、較代表中產精英及保守派的國民黨為首的“藍營”，與中間偏左、台灣本土主義、較代表中下層及弱勢族群和革新派的民進黨為首的“綠營”，長久進行的“藍綠惡鬥”。雙方在大多數議題上都持尖銳對立的態勢，且往往以“凡是對手支持的就反對，凡是對手反對的就支持”方式，決定各種爭議政策的立場和實踐。
這種鬥爭也體現在對對方政治人物的攻訐上。例如前總統陳水扁腐敗入獄事件、前高雄市長韓國瑜被罷免事件，雖然當事人本身確有問題乃至確認犯罪，但事件台前幕後也都有藍綠陣營及陣營內部政治鬥爭的成分。台灣的司法和製度，也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而從台灣“立法院”長期存在的暴力現象，到對立雙方媒體對對方的攻擊，都能體現“藍綠惡鬥”的存在和嚴重性。這樣的惡鬥無處不在，且根深蒂固、難以好轉。
不少台灣人厭惡“藍綠惡鬥”，一些政治人物就利用這樣的民心，組成獨立於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新黨派，形成“第三勢力”。“第三勢力”一開始會獲取不少厭惡“藍綠惡鬥”及國、民兩黨的台灣人支持。但“第三勢力”躋身主流政治後，也都會暴露出與國、民二黨類似的弊病，也不免陷入政治惡鬥之中。而且相對於國、民兩黨，台灣“第三勢力”的發展更為坎坷，也往往麵臨更大挑戰和國、民兩黨的共同打壓。
台灣“第三勢力”最早的一波，是1994年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新黨”。新黨（當時全稱是“新國民黨連線”）以反對李登輝的台獨路線、製衡國民黨和民進黨、給台灣帶來新氣象為號召，一度與國、民兩黨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但後來大多數支持者回歸國民黨，少部分流向民進黨，新黨迅速萎縮。
而之後，2000年宋楚瑜創辦的“親民黨”也重複了新黨的悲劇。而傾向綠營的“台聯黨”和“時代力量”，也沒有逃脫被民進黨吸收支持者、如今幾乎銷聲匿跡的結果。
而在2019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及其支持者組成的“白營”，今日同樣麵臨瓦解和銷聲匿跡的危機。與親民黨高度依賴宋楚瑜個人影響力類似，民眾黨也高度依賴柯文哲的個人影響和魅力。除柯文哲外，民眾黨並沒有足夠影響力和號召力的其他人。而如今柯文哲被捕，民眾黨可謂群龍無首。如果柯文哲不能無罪開釋，可以說即宣告了民眾黨“僵屍化”的結局。
台灣“第三勢力”“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既有製度設計原因，也有國、民兩黨刻意打壓因素。台灣的政治體製高度效仿美國，如總統擁有巨大權力而議會權力較小，大多數議會議員由小選區一一決出，都利於時常執政且在基層根深蒂固的國、民兩黨，而不利於支持者分散的“第三勢力”政黨。
而國民黨和民進黨也在刻意打壓“第三勢力”。對利於兩黨製的政治製度的維護，本身就是打壓的方式之一。另外，兩黨也會利用優厚的資源，來擠壓人力物力財力都不及其的中小黨派。雖然國、民兩黨也會拉攏“第三勢力”以對抗對方，但最終結局往往都是“第三勢力”溶於國、民兩黨，而非第三黨更加坐大。
柯文哲糾合各行業專業精英為主的人士，創立“台灣民眾黨”以“務實、科學、理性”為綱領，試圖突破傳統藍綠壟斷政治的藩籬，幾年來頗有亮點和斬獲。筆者個人也對其務實和理性政策較為讚賞。但近期係列弊案打擊下，民眾黨恐將迅速由盛轉衰。雖然民眾黨一度吸引近三成台灣人支持，柯文哲也曾高票當選了台灣首府台北市長，但終究缺乏牢靠的政治根基和基層樁腳，政治鬥爭經驗也不足，遇到今日境況看似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
2024年大選，民進黨的賴清德擊敗了國民黨的侯友誼和民眾黨的柯文哲，風頭正盛。而此時柯文哲弊案發作，恐非偶然。相對於國民黨，民進黨更加具有排斥異己勢力的特性。另外，柯文哲弊案中，也有國民黨籍的應曉薇等涉案。民進黨顯然想趁此機會，打擊在野的國、眾兩黨，穩固自身優勢，實現“一黨獨大”。
所以，本次柯文哲牽涉弊案被查、被捕，固然有其個人不檢乃至涉嫌犯罪的原因，也是民進黨政府刻意打壓、選擇性執法所致。官員和商人存在關聯並不奇怪，而是否是“官商勾結”、“濫用職權”、“不當得利”，存在很大模糊空間。
如官員涉嫌利用權力“關說（作為官員為他人說情、疏通）”，是否涉嫌違法犯罪，就頗有爭議。如前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前民進黨國會總召集人柯建銘，均涉“關說”，卻都未受法律處罰，即是“關說”未必違法犯罪的前例。柯文哲與一些商人談話，即便涉及利益，也未必比“關說”還要嚴重。
另外，對於一個在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輕易施以拘捕和判刑等重罰，是否合適很值得商榷。對重要政治人物也予以處罰，確實可以體現“人人平等”原則、震懾官員不敢自恃權勢而犯罪。但這樣的人物往往必然涉及複雜的利益糾葛，其人又對政治和國家人民影響重大，若與一般公務員及平民那樣對待，則其很易涉案，且偵訊與判決中難免存在政治動機。這樣的人物頻繁被拘傳甚至判刑，未必利於國家和大眾，也會導致政壇動蕩不安、政治鬥爭加劇、社會撕裂。
台灣各黨派惡鬥的政治環境是不良的。一個多元社會免不了衝突鬥爭，但衝突過度顯然也並非好事。政治需要競爭，也需要和諧穩定。
本次柯文哲被捕，讓民眾黨的形象大損，不少支持者已公開聲明轉投綠營。即便未來柯文哲無罪開釋（筆者認為這個概率是較小的），民眾黨也將元氣大傷，無法逃脫“第三勢力”興勃亡忽、泡沫破裂的魔咒。而台灣不同陣營間的對立、利用司法來行黨同伐異之實的政治鬥爭，也將繼續在明處和暗處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