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鎮壓反革命運動不能不提及到國共的第二次戰爭。我們家鄉位於山東膠東地區，抗日戰爭時、煙台市被淪為日寇占領的淪陷區，日本投降時，按國民政府指令，日、偽軍都應按兵不動，負責維持當地的治安和社會秩序，直至國軍接管。可天皇無條件投降書下詔後，當地日軍和僑民都成了喪家之犬，自身難保，便紛紛逃至在港外仃泊的軍艦上，臨行前的夜間向已到達煙台南山的八路軍，毫無目標象征 性的放了半宿的空炮（也許把艦上的炮彈放完為止），便逃之遙遙。當地居民家々禁鎖大門，躲至床底，更不敢外出。整個城市成為了一個無人掌管的真空地帶。天剛放亮，八路軍便乘虛而入。我家是座二層樓房，從窗戶的隱蔽處可以俯看到外麵的情況，隻見八路軍的遊擊隊員潛入市區，個個背後揹著一把帶有紅布條的大刀，手持匣子槍或三八式步槍，鼠頭鬼腦小心翼々地緊貼著牆邊潛行。次日沿街散發傅單，宣告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全市的日常工作，這就是煙台市的“第一次解放”。（也許是八路軍在當時占領的最大的城市。）
政局穩定之後，便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對有錢人的專政。首先下手的是滅絕人性的土改，凡有土地者一律按地主對待，除鼓勵鄉村中的地痞、流氓和二流子對地主的批鬥，召開訴苦大會，鼓動人們的革命情緒。分了地主的田地，為防止後患，便斬草除根，把人滅掉。於是殺人的殺人，槍決的槍決，更多的方式是活埋。更有甚者，將死者兩腿置於土外，取其名曰“倒栽蔥。殺了人，分了浮財，甚至刨了祖墳搜取錢財。全家掃地逐門，無家可歸。並將妻女轉給村裏的窮光蛋為妻，結果弄得家破人亡，淒慘無比。並以保衛勝利果實為由，動員參軍，因此內戰後期南下轉業成地方幹部的膠東人居多。
對城裏有點財産的人也不例外，除打罵人格侮辱外，常是長跪石子和玻璃碎雜，逼交錢財。我所就讀私立的養正小學，年愈花甲的校長林秋圃，被綑著雙手懸吊在旗杆上進行批鬥。結果使得人人終日提心吊膽，叫苦連天，怨聲載道。
幸好僅々持續不過二年，國軍對膠東展開了重點進攻，所到之處，受害者親人無一不有仇的報仇，有冤的申冤。為了報負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的受害人家的子弟，組成了“還鄉團”，“青年軍”，以百倍的複仇心態對那些無端造孽的地痞流氓手下也毫不留情，絕不手軟。釀成了人世間相互仇殺的殘劇。
我們學校靠近海邊，每天上學總愛走靠近海岸那條大路，可以呼吸到海水的香氣，寧靜時聽海浪的低聲細語，更喜歡它那雄湧澎湃的波濤。可惜這美景被海水潮到沙灘上的蒼白而又浮腫的裸屍毀於一旦。此後，每隔幾天就可見到俯臥在沙灘上的屍體，死者的臉麵總是朝向沙灘，背朝天空，多般無衣遮掩，據稱是複仇者將那些參與鬥爭會的凶手裝入麻袋及巨塊，再投入海中。投水之先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更令慘不忍睹的是，在屍體的周圍常有流浪狗以屍為食，有時可見屍體上滿布了螃蟹，看到後十分恐怖，令人作嘔。陳屍數日不知被何人移走，因此在那段時間人們拒食海鮮，也不下海遊泳。所以在1949年國民黨潰退後，也就是煙台市的“第二次解放”，接踵而來的便是鎮壓反革命運動，對“還鄉團”份子的處治也最為兇恨。這也是國共所造成的拉鋸式被占領地區人們所糟受到的災禍。
被定反革命分子和所謂的“黑五類”的親屬和後代，也難免遭受到岐視，屈辱，不公的待遇和人權的剝奪。
世界上進行土地政策改革的國家和地區很多，如日本，台灣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而不像以殺戳和明目張膽直接搶奪的方式完成。其根源的禍根就在於政策的錯誤，最後把這口黑鍋拋到了魯中區和膠東區黨委兼軍區政委向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頭上。其實這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同出一轍並無二異。搶奪私人財産歸己所有，不勞而獲是G黨的通病。
如果人世間少了些人為 造成的殺戮，少了些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不再與人鬥其樂無窮，人人做到和平相待，也許世界就會変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