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門的時候，在小區門口，那位六十多歲的保安向我打招呼：“吃飯了嗎？”
“吃飯了嗎？”這是我的父輩們見麵打招呼的口頭語。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依然延續這樣的問候語。
父輩那個時代，吃飯一度成了非常大的難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所謂的三年大饑荒，餓死的人不計其數。沒有糧食吃，就以野菜草根充饑；野菜草根吃光了，就剝樹皮，甚至到河邊挖一種泥土充饑。
那個時候，家家戶戶的鐵鍋都交出去煉鋼鐵了，村子裏開食堂吃大鍋飯。因為無米下鍋，食堂常常連續幾天沒有炊煙。
母親講過吃食堂時，我們村發生的一件事。好容易盼來開飯的那一天，家家戶戶排隊到食堂打飯吃。所謂的飯，隻不過是能照見影子的米湯而已。村裏有一個人領了一盆米湯，小心翼翼端著往家裏走。走在半路上，實在忍受不住饑餓，忍不住想嚐一小口。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把整盆米湯都喝光了。
回家後，那人看著孩子們眼巴巴地望著他手裏的盆，羞愧難當，轉身找了偏僻處上吊自殺。
我小時候，吃飯基本上沒了問題。但主要是吃粗糧，難得吃上饅頭，更不要說肉食了。食用油是蒿草籽提煉的，有一種熏鼻子的香氣，吃到嘴裏卻非常苦。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逐漸改善，飯桌上的飯菜也變得豐富起來。然而，食品安全問題也漸漸出現。
我第一次聽到讓人驚訝的食品問題，是用尿素生豆芽。看到報道說，很多豆芽看上去又長又白，是添加了尿素等有毒的化學品。
有一個小飯店的老板，由於我常到他那裏吃飯，和他成了朋友。有一次點菜時，我要了一個燒腐竹。他把嘴靠近我的耳邊小聲說，不要吃腐竹，裏麵添了甲醛。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傳媒業的發展，越來越多食品安全問題被報道出來---假酒、瘦肉精、地溝油、毒蔬菜、用化工染料浸泡的海帶、用蘇丹紅染的雞肉、加三聚氰胺的奶粉、喂避孕藥的養殖魚......花樣繁多的食品問題不斷出現，人們防不勝防。
作為一名媒體記者，我也曾暗訪過食品安全問題。
為了保障豬肉食用安全，從1998年開始，我國推行定點屠宰製度。屠宰戶購買的豬，都要運到定點屠宰點，經過動檢部門檢驗後，才能屠宰上市。大約是二十年前吧，我接到群眾舉報，說泊頭市定點屠宰點隻向屠宰戶收費，根本就不檢驗。缺失了這一環，很容易讓問題豬肉流向市場。在某個清晨，我跟隨一個商戶來到定點屠宰點，看到坐在門口的動檢人員，收了錢後，便揮揮手讓他們到屠宰車間去屠宰，檢疫這一關完全省略了。所謂定點屠宰，在這裏隻不過是擺設。
這件事報道後，省委書記做了批示，在全省展開對定點屠宰的治理整頓。如果媒體不報道呢？如果領導不批示呢？這件事暴露了法製的漏洞。
即使在那個新聞發展的黃金時期，輿論報道也常常受到打壓。有一次，河南《大河報》創始人馬雲龍帶領《大河報》、《河南商報》等媒體的記者來滄州找我們合作，追蹤某著名保健品添加工業用雙氧水問題---這個保健品添加的工業用雙氧水，就是出自滄州某個化工企業。我們也派出記者，與河南記者一起到那家化工企業暗訪，掌握了確鑿證據。相約第二天由兩省的報紙共同推出相關報道。
沒想到，當天夜裏，冀豫兩地的報紙便接到各自主管部門電話，責令撤掉相關稿件。輿論監督啞了火，相關企業一直沒有被追責，也沒有整改的消息。
權力如果高於法律，法律就成了執法者手中隨意摶弄的泥巴。企業不敬畏法律，而敬畏領導手中的權力。如此，食品安全便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市場經濟若想健康發展，必須摒除權力的幹擾，以法律作為嚴格保障。同時，還應有道德良知的社會基礎。
沒有對法律的敬畏，便沒有良知的自由，法律不被尊重的社會，道德良知也會遭到踐踏。如果執法者貪贓枉法，經營者的良心怎麽會不受汙染，怎麽會誠實經營呢？
在法律麵前，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罪承擔責任。律法是訓蒙師，引領人們到信仰之門。而信仰是道德良知的根基。
這一次，新京報關於食用油問題的報道，不僅揭開一個極大的黑幕，也再一次彰顯了輿論監督的力量。可惜，由於權力的幹預，我們的輿論監督已經多年萎靡不振了。這一次報道，可以說給輿論監督打了一針強心劑。
然而，即使這樣的報道，也遭到某些人的指責，指責這樣的報道是抹黑中國的陰謀。總有這樣一批人，想把這個社會拉到陰溝裏。
以前是吃不飽，現在是不敢吃。誰能想到，在經曆幾十年的發展後，吃飯再一次成了擺在我們麵前的難題。這樣的難題絕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而是市場經濟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缺失了極為重要的東西。
我們的發展缺失了什麽，每個人都應該深思，因為這關係著我們和我們後代的生存和前途。
作者：劉樹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