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
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
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
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 (2023)》透露了這樣一組數據：2023年全國查處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罰沒金額21.63億元。其中，涉及醫藥領域案件7件，所涉罰沒金額約17.72億元，占比超過8成。
流轉過票、層層加價……見不得光的操作，被掀開一角。
壟斷原料藥，虛增成本數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眾案件，涉及東北製藥、天津金耀、遠大醫藥、武漢匯海、江西祥宇、上藥生化等多家企業。其中，僅上藥生化等四家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就罰沒超12億元，這一案例也堪稱“經典”——一家企業以原料藥壟斷為起點，最終撬動整個藥品生產、購銷鏈條的巨額利潤。
罰近18億!一份報告，揭開醫藥領域壟斷黑幕
敲警鍾！醫藥反腐風暴仍在持續
2023年的醫藥反腐風暴讓整個醫藥產業經曆了一次“刮骨療傷”。進入2024年，官方的一係列動作都在提醒，這場風暴仍在持續。
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該局成功破獲一起醫藥領域特大虛開發票案，抓獲犯罪嫌疑人32名，該案價稅合計高達50億元。
另外，據中新健康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醫藥衛生係統“關鍵少數”被查，範圍涵蓋地方衛健、醫保、藥監領域“一把手”以及醫院、藥企、高校管理層。
官方組合拳圍剿，《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會是《誰？》？又會是《誰？》？靠走資派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反腐？能反得了嗎？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轉載《罰近18億!一份報告，揭開醫藥領域壟斷黑幕》
文章來源: 新聞
近日，市場監管總局（國家反壟斷局）發布的《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 (2023)》透露了這樣一組數據：2023年全國查處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罰沒金額21.63億元。其中，涉及醫藥領域案件7件，所涉罰沒金額約17.72億元，占比超過8成。
流轉過票、層層加價……見不得光的操作，被掀開一角。
01
一樁典型大案背後：
壟斷原料藥，虛增成本數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眾案件，涉及東北製藥、天津金耀、遠大醫藥、武漢匯海、江西祥宇、上藥生化等多家企業。其中，僅上藥生化等四家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就罰沒超12億元，這一案例也堪稱“經典”——一家企業以原料藥壟斷為起點，最終撬動整個藥品生產、購銷鏈條的巨額利潤。
罰近18億!一份報告，揭開醫藥領域壟斷黑幕
截圖自《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 (2023)》
案件中涉及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藥是生產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必需原材料，中國沒有企業生產該原料藥，隻能從境外進口。看到“商機”的武漢匯海方開始入局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
2010年4月，武漢匯海與丹麥雅賽利簽訂了《原料藥供貨協議》，成為丹麥雅賽利中國市場代理商。2013年11月，丹麥雅賽利獲得原料藥《進口藥品注冊證》。2016年開始，匯海方給予丹麥雅賽利中國區銷售負責人好處費，要求其利用職權不向其他企業銷售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藥。
根據官方公布的調查，2015年以來，丹麥雅賽利將向中國出口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藥總量的98%銷售給了匯海方或者匯海方指定的企業；其餘2%銷售給了醫療器械研發公司，未用於生產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也就是說，匯海方控製了中國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藥供應。
為達到以高價銷售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匯海方在上藥生化配合下，在原料藥銷售環節安排38家醫藥經銷公司流轉過票、層層加價，將從丹麥雅賽利處73-94元/克采購的原料藥，逐步推高至1.8萬-3.5萬元/克銷售給上藥生化用以生產製劑。
根據第三方統計數據，2017年以來，在與中國市場銷售量接近的美國、印度、俄羅斯市場，同規格或者相近規格的製劑銷售價格折合人民幣為47-183元/支，中國市場2303-2918元/支的價格是該價格的12-62倍。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上藥生化立案調查，而在此之前不久，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掛網價從2303元/支驟降為270元/支。
此後，國家醫保局再次約談上藥生化，上藥生化承諾將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掛網價格從270元/支進一步降低至123元/支，並保證穩定供應。
02
敲警鍾！醫藥反腐風暴仍在持續
2023年的醫藥反腐風暴讓整個醫藥產業經曆了一次“刮骨療傷”。進入2024年，官方的一係列動作都在提醒，這場風暴仍在持續。
5月27日，國家衛健委等14部門發布《2024年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該文件從持續規範醫藥生產流通秩序、集中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堅決糾治行業亂象、切實維護醫保基金安全、深化鞏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5個方麵提出15條具體要求，其中就明確提到重點關注推高藥品價格、擾亂藥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為。
醫藥領域特大虛開發票案部分涉案物品。烏蘭浩特市公安局供圖
就在幾天前，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烏蘭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該局成功破獲一起醫藥領域特大虛開發票案，抓獲犯罪嫌疑人32名，該案價稅合計高達50億元。
另外，據中新健康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醫藥衛生係統“關鍵少數”被查，範圍涵蓋地方衛健、醫保、藥監領域“一把手”以及醫院、藥企、高校管理層。
官方組合拳圍剿，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下一個瑟瑟發抖的會是《誰？》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毛澤東時代創立了《死緩》刑名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建國之初提出了清理內部反革命分子的辦法。
新中國建國之初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提醒各級黨委領導同誌，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們內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澤東提出劃分外、中、內三層，並且提醒全黨特別注意清理中層和內層後，許多地方黨委並未對內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視。毛澤東發現這一現象後，於3月11日，在一個批語中指出：“我們認為在一切軍事機關學校部隊中引起注意鎮壓反革命分子問題，並作出正確的處理，是目前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凡對此任務忽視者，應當受到批評。”
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仍然沒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視。結果，1951年3月13日發生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槍殺事件。
王聚民出身於惡霸地主家庭，對共產黨和新中國十分仇恨。但他隱藏很深，一直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還當上了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長。3月13日他在一次會議上當場開槍打死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然後開槍自殺。
毛澤東3月18日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震驚，當天就代中央寫了一份通報稿。
毛澤東在這份通報稿中寫道：“必須認識黨與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專署一級以上機關內，軍分區及師一級以上的機關內，城市則為市區兩級機關內，特別注意考查這類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
1951年3月20日，毛澤東在轉發一份報告時寫道： “請你們根據此項經驗，著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屬的軍政機關，財政機關，政法機關和文教機關，先作重點布置，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盡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
1951年3月24日，毛澤東在他親自寫的一份電報稿中特別強調，鎮壓反革命要重視對內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擊。
毛澤東發出這些指示後，全國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內部反革命的工作。經過清理內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國各地黨政軍機關內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純潔了內部，鞏固了人民政權。
毛澤東創立了“死緩”刑名。
隨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開展，一些地方出現了擴大死刑範圍的偏向。
毛澤東發現後，及時指出，一定不可捕錯殺錯。而在錯捕錯殺中，他又更重視錯殺的問題。他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殺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還可以再長出來，而人被殺了頭，就再也長不出來了。
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指出，“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
1951年4月3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
毛澤東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殺人的批準權控製在一定級別領導機關的手中。在當時，毛澤東認為，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比較合適。
1951年4月2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殺人名單的批準權必須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手裏。”隔了一段時間，毛澤東發現，殺人權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級仍然不太合適。
1951年5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茲定於六月一日起全國除現行犯外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專一級，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省級，離省遠者由省級派代表前往辦理。各地一律照此執行。”同時規定，清理積案時間，亦即停止捕人時間，有少數要犯須逮捕者須報請中央局批準。
在捕人殺人中，毛澤東特別對殺人持慎重態度，他考慮到：光是把殺人權限提到由省一級掌握還不夠，還必須明確殺人不能太多的原則，提出殺人要控製數字、掌握界限的問題。他於1951年4月30日在一則批語中明確寫道：“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毛澤東還考慮到，在殺人問題上，必須提出具體的政策界限。他準確地抓到了一個關鍵點是：怎樣從有可殺之罪的人中分離出一部分不殺之人的問題。
為此，毛澤東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緩”刑名的設想。
毛澤東寫道：“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這樣，主動權抓在我們手裏，爾後要怎樣辦都可以。”
毛澤東感到，提出這一設想，事關重大，因此他提出：這個問題可以在5月10日召開的公安會議上討論，並作出決定。他還向下邊提出：對這個設想，“你們有何意見，可告你們那裏來京開會的公安人員帶來，或打電報來。”
在全國公安會議召開前，毛澤東把他關於設立“死緩”刑名的設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了出來。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大家都同意毛澤東的這一設想。這樣，在中央內部，就很快形成了設立“死緩”刑名的統一意見，並於1951年5月上旬作出決定。
1951年5月8日，毛澤東代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這個決定中寫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製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隻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餘，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製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於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因此，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
毛澤東估計，這個政策的實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殺。而對其中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采取更加謹慎的政策，“一律要報請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分子，須報請中央批準”。按照當時的情況，這個決定又具體規定了判處“死緩”的比例。這個比例，在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隻把十分之一二列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為可判“死緩”的比例。為什麽要這樣規定？
毛澤東在這個決定中這樣寫道：上層的反革命分子，“和農村中的匪首、慣匪、惡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惡霸、匪首、慣匪、大流氓頭及會道門大首領不同，也和某些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特務不同，即沒有引起群眾痛恨和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他們損害國家利益的程度是嚴重的，但還不是最嚴重的。他們犯有死罪，但群眾未直接受害。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死緩”刑名，是毛澤東的一個創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裏，找不到這個刑名。這個刑名既屬於死刑範圍，又與死刑有重要區別。主要體現了一個少殺的方針，既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對勞動力的保存，實際上是在特定領域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鎮壓反革命也要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鎮壓反革命，是一場嚴峻的階級鬥爭，對於反革命，必須鎮壓，絲毫不能手軟。在執行這一原則的過程中，毛澤東又考慮到了另一方麵的問題，即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考慮到，要改善監獄情況，“克服監獄擁擠、營養不良，醫藥不足，發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況，應當仿照北京的辦法，立即使他們離開監獄，參加勞動，在勞動過程中聽候判決。對於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數群眾同意的條件下，可以采取緩刑或假釋的辦法，交群眾負責管製。”毛澤東的這條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之中，實際上，這個意見，是後來我國實行緩刑、保外就醫等政策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屬工作的意見。他提出：對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必須進行適當的工作，以減輕或消除他們和人民的對立情緒，並爭取其擁護政府的措施，應當向他們說明，政府的政策是隻懲辦反革命罪犯本人，並不株連其未積極參預反革命活動的家屬，使其了解政府的寬大處置，並各安生業。在沒收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時，必須留給其家屬以足夠維持生活的財產。其財產較少者，一般可免予沒收，以示寬大。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這一政策的實行，對於爭取反革命家屬，團結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國民黨留在大陸上的潛伏特務基本被清理出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消滅了200萬土匪的同時，把有著久遠曆史和社會根源的匪患從根本上消除了。城鄉裏的黑社會、惡霸勢力被摧毀，一批仇恨共產黨，反對人民政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被法辦。外國特務，特別是美國特務基本被挖了出來。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新中國出現了社會安定、政權鞏固、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有效保護的好局麵。人民群眾交口稱讚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稱讚毛澤東功德無量。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建國之初提出了清理內部反革命分子的辦法。
新中國建國之初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提醒各級黨委領導同誌，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們內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澤東提出劃分外、中、內三層，並且提醒全黨特別注意清理中層和內層後，許多地方黨委並未對內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視。毛澤東發現這一現象後，於3月11日，在一個批語中指出：“我們認為在一切軍事機關學校部隊中引起注意鎮壓反革命分子問題，並作出正確的處理，是目前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凡對此任務忽視者，應當受到批評。”
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仍然沒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視。結果，1951年3月13日發生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槍殺事件。
王聚民出身於惡霸地主家庭，對共產黨和新中國十分仇恨。但他隱藏很深，一直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還當上了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長。3月13日他在一次會議上當場開槍打死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然後開槍自殺。
毛澤東3月18日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震驚，當天就代中央寫了一份通報稿。
毛澤東在這份通報稿中寫道：“必須認識黨與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專署一級以上機關內，軍分區及師一級以上的機關內，城市則為市區兩級機關內，特別注意考查這類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
1951年3月20日，毛澤東在轉發一份報告時寫道： “請你們根據此項經驗，著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屬的軍政機關，財政機關，政法機關和文教機關，先作重點布置，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盡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
1951年3月24日，毛澤東在他親自寫的一份電報稿中特別強調，鎮壓反革命要重視對內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擊。
毛澤東發出這些指示後，全國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內部反革命的工作。經過清理內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國各地黨政軍機關內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純潔了內部，鞏固了人民政權。
毛澤東創立了“死緩”刑名。
隨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開展，一些地方出現了擴大死刑範圍的偏向。
毛澤東發現後，及時指出，一定不可捕錯殺錯。而在錯捕錯殺中，他又更重視錯殺的問題。他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殺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還可以再長出來，而人被殺了頭，就再也長不出來了。
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指出，“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
1951年4月3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
毛澤東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殺人的批準權控製在一定級別領導機關的手中。在當時，毛澤東認為，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比較合適。
1951年4月2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殺人名單的批準權必須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手裏。”隔了一段時間，毛澤東發現，殺人權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級仍然不太合適。
1951年5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茲定於六月一日起全國除現行犯外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專一級，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省級，離省遠者由省級派代表前往辦理。各地一律照此執行。”同時規定，清理積案時間，亦即停止捕人時間，有少數要犯須逮捕者須報請中央局批準。
在捕人殺人中，毛澤東特別對殺人持慎重態度，他考慮到：光是把殺人權限提到由省一級掌握還不夠，還必須明確殺人不能太多的原則，提出殺人要控製數字、掌握界限的問題。他於1951年4月30日在一則批語中明確寫道：“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毛澤東還考慮到，在殺人問題上，必須提出具體的政策界限。他準確地抓到了一個關鍵點是：怎樣從有可殺之罪的人中分離出一部分不殺之人的問題。
為此，毛澤東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緩”刑名的設想。
毛澤東寫道：“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這樣，主動權抓在我們手裏，爾後要怎樣辦都可以。”
毛澤東感到，提出這一設想，事關重大，因此他提出：這個問題可以在5月10日召開的公安會議上討論，並作出決定。他還向下邊提出：對這個設想，“你們有何意見，可告你們那裏來京開會的公安人員帶來，或打電報來。”
在全國公安會議召開前，毛澤東把他關於設立“死緩”刑名的設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了出來。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大家都同意毛澤東的這一設想。這樣，在中央內部，就很快形成了設立“死緩”刑名的統一意見，並於1951年5月上旬作出決定。
1951年5月8日，毛澤東代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這個決定中寫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製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隻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餘，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製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於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因此，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
毛澤東估計，這個政策的實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殺。而對其中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采取更加謹慎的政策，“一律要報請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分子，須報請中央批準”。按照當時的情況，這個決定又具體規定了判處“死緩”的比例。這個比例，在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隻把十分之一二列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為可判“死緩”的比例。為什麽要這樣規定？
毛澤東在這個決定中這樣寫道：上層的反革命分子，“和農村中的匪首、慣匪、惡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惡霸、匪首、慣匪、大流氓頭及會道門大首領不同，也和某些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特務不同，即沒有引起群眾痛恨和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他們損害國家利益的程度是嚴重的，但還不是最嚴重的。他們犯有死罪，但群眾未直接受害。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死緩”刑名，是毛澤東的一個創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裏，找不到這個刑名。這個刑名既屬於死刑範圍，又與死刑有重要區別。主要體現了一個少殺的方針，既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對勞動力的保存，實際上是在特定領域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鎮壓反革命也要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鎮壓反革命，是一場嚴峻的階級鬥爭，對於反革命，必須鎮壓，絲毫不能手軟。在執行這一原則的過程中，毛澤東又考慮到了另一方麵的問題，即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考慮到，要改善監獄情況，“克服監獄擁擠、營養不良，醫藥不足，發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況，應當仿照北京的辦法，立即使他們離開監獄，參加勞動，在勞動過程中聽候判決。對於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數群眾同意的條件下，可以采取緩刑或假釋的辦法，交群眾負責管製。”毛澤東的這條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之中，實際上，這個意見，是後來我國實行緩刑、保外就醫等政策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屬工作的意見。他提出：對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必須進行適當的工作，以減輕或消除他們和人民的對立情緒，並爭取其擁護政府的措施，應當向他們說明，政府的政策是隻懲辦反革命罪犯本人，並不株連其未積極參預反革命活動的家屬，使其了解政府的寬大處置，並各安生業。在沒收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時，必須留給其家屬以足夠維持生活的財產。其財產較少者，一般可免予沒收，以示寬大。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這一政策的實行，對於爭取反革命家屬，團結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國民黨留在大陸上的潛伏特務基本被清理出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消滅了200萬土匪的同時，把有著久遠曆史和社會根源的匪患從根本上消除了。城鄉裏的黑社會、惡霸勢力被摧毀，一批仇恨共產黨，反對人民政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被法辦。外國特務，特別是美國特務基本被挖了出來。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新中國出現了社會安定、政權鞏固、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有效保護的好局麵。人民群眾交口稱讚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稱讚毛澤東功德無量。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我把黨來比母親你要剿殺共產黨
《我》把黨來比母親。《你》要剿殺共產黨。《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階級》。有《階級》，必存在《階級鬥爭》。《共產黨》是一群人組成的一個《政黨》，《我》把黨來比母親。《你》要剿殺共產黨。這是事實存在的。在《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階級》上，能有“共識“嗎？能是“命運共同體“嗎？而又能互相讓步嗎？
《你》要剿殺共產黨。自共產黨成立第一天起至今日今時，《你》要剿殺共產黨的信仰放棄過嗎？而那些《我》把黨來比母親的人，能讓他（她）們不把共產黨比母親嗎？這些《我》中有農奴、下崗工人和農民以及到此流浪討生活的農民工和底層勞動人民。
例如《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姚筱舟16歲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第五分校，後入朝作戰回國，被分配到陝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姚筱舟被譽為“礦工詩人”，他在焦坪煤礦工作了28年，寫下了大量以礦山、礦工為主題的詩歌、散文。
焦坪煤礦大部分礦工，新中國成立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窯中采過煤，受盡苦難和折磨。他們對共產黨充滿深情與感激，有的工友發自內心地說：“共產黨是媽，礦是咱的家，咱聽媽的話，建設好咱的家。”姚筱舟與礦工們朝夕相處，心靈受到了強烈震撼。
1958年，姚筱舟創作詩歌《唱支山歌給黨聽》，詩的全文是：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隻能生我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隻會淚淋淋；黨號召我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母親給我一顆心，暴風雨中一孤萍；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姚筱舟不敢署自己的名字，就以單位名稱的諧音“蕉萍”為筆名投稿，後來這首詩被發表在《陝西文藝》雜誌“總路線詩傳單”專欄裏，“總路線詩傳單”是由陝西省民歌整理小組編印的一張小報。
《唱支山歌給黨聽》後來被中國青年出版社匯編在《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出版發行。
1960年1月，雷鋒在讀書時偶然看到了這首詩，被詩中字句的真誠、質樸的情感所打動。回想起自己苦難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鋒不禁感慨萬千。他懷著自己對黨的感情，將“母親隻能生我身”一句改為“母親隻生了我的身”，將“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並省略了最後四句，整齊地抄錄在了自己的日記本中。
雷鋒逝世後，《雷鋒日記》被編印成冊全國發行。1963年，上海實驗歌舞劇院著名作曲家朱踐耳在書中讀到了雷鋒抄下的這一段文字，被深深感動，於是為其譜曲，歌曲由任桂珍首唱。當時正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的藏族學生才旦卓瑪在校園廣播裏聽到了這首歌，作為農奴的後代，這首歌的歌詞讓才旦卓瑪深受觸動。回想自己的身世經曆和翻身解放後的幸福生活，才旦卓瑪難以抑製激動的心情，她主動找到自己的恩師、聲樂教育家王品素，要求學唱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瑪的真情所打動，便費盡周折找到曲譜，一字一句地教她漢語歌詞。
1963年“上海之春”音樂節舞台上，這首由姚筱舟原創歌詞、雷鋒改動抄錄、朱踐耳深情譜曲的歌曲，經過藏族學生才旦卓瑪的出色演唱和電台的錄製播放傳遍大江南北，直至今日，經久不衰，成為幾代人心中最熟悉的紅色經典旋律之一。
一首歌曲幾經輾轉，流傳於世。是共產黨的深情感染，姚筱舟將情義抒寫；是歌詞動人，雷鋒同誌將它記錄；是故事感人，朱踐耳將它譜曲；是情真意切，才旦卓瑪將它唱響。正是因為它是人民自己的歌，是人民群眾心中的歌，才能過去這麽多年始終深入人心。它飽含人民群眾對黨的一往情深，它必會被中華兒女世代傳唱，萬古流芳。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隻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幾十年來，《唱支山歌給黨聽》激蕩過幾代人的心扉，它的歌詞質樸感人，旋律動人心弦，表達了人民對共產黨的深情，是流淌在人們心中的歌、難忘的旋律。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全國各地群眾《唱支山歌給黨聽》，用歌聲發自肺腑的歌詞和感人至深的旋律，讓人久久難忘。為什麽這首歌曲能經久不衰，曆久彌新，傳唱至今。
提起這首歌，人們很自然地把它與雷鋒聯係在一起。1963年，雷鋒逝世後的第二年，毛澤東同誌為雷鋒題詞，並號召全國上下向雷鋒同誌學習，掀起了一場學習雷鋒的熱潮。也是在那一年，雷鋒日記裏一首名為《唱支山歌給黨聽》的歌曲傳唱大江南北。
一開始，大家還以為歌詞就是雷鋒所寫，後來經過考證認為，歌詞僅僅是雷鋒從報紙上摘抄的一首詩歌。幾經周折，有關部門終於獲悉，歌詞係陝西省銅川市焦坪煤礦一位技術員姚筱舟（筆名“蕉萍”）所寫。
《唱支山歌給黨聽》演唱者：才旦卓瑪。
1937年6月，才旦卓瑪出生在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一個農奴家庭。當時農奴的家庭生活十分困苦。從小，她就喜歡唱歌，小時侯給農奴主放羊，經常和身邊的人一起唱西藏民歌。
1951年，共產黨解放軍進駐西藏，包括日喀則，麵臨藏族民眾的誤解和恐懼。然而，共產黨解放軍的公正和友善行為讓才旦卓瑪等藏民改變了看法，並與之親近。才旦卓瑪因對唱歌的熱愛，被解放軍文工團吸引，並最終加入其中。之後，她有機會代表西藏青年赴內地參觀，訪問了北京、上海等地，拓展了視野 。
1956年，才旦卓瑪去拉薩參加第一屆西藏青年代表大會，那時候連演出服也沒有，穿著一套借來的牧民服裝，上台唱了一首《獻給毛主席》 。
1958年，才旦卓瑪成為了文工團一名歌唱演員。不久，才旦卓瑪被選派進入陝西鹹陽的西藏公學院（現西藏民族大學）裏學習。按特長，才旦卓瑪被分在聲樂班學習聲樂。在這裏，才旦卓瑪開始認識漢字，並學習到基礎的文化知識。1958年底，上海音樂學院辦少數民族聲樂班，組織推薦才旦卓瑪去了上海，師從聲樂教育家王品素教授 。
1959年，才旦卓瑪被選中演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反映西藏巨變的紀錄片《今日西藏》主題歌《翻身農奴把歌唱》，該曲由紀錄片的編導李堃與作曲家閻飛合作而成，影片上映後，這首歌迅速風靡海內外，才旦卓瑪也一曲成名。
1961年，才旦卓瑪在第二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上獨唱了由肖冷改編的歌曲《東方升起吉祥的太陽》，獨具特色的歌喉令觀眾印象深刻 ，同年，還在讀書的才旦卓瑪在王品素老師的引領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學生黨員。
1962年，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參加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演出。
1963年，才旦卓瑪再次登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舞台，演唱了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該作品經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錄製、播放。同年，她為電影《農奴》演唱了插曲《阿哥，你何須說（一支無字的歌）》 。
1964年10月2日，才旦卓瑪在北京參加了由周恩來總理倡導編排的戲曲片《東方紅》並演唱了歌曲《毛主席，祝你萬壽無疆》。
1965年，演唱由李堃作詞，閻飛作曲的歌曲《翻身農奴把歌唱》，該曲入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推薦的100首愛國歌曲” 。同年，才旦卓瑪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聽了周總理的一席話，回到西藏，加入西藏歌舞團。在團期間，才旦卓瑪走過了很多城鎮、農村、牧場、廠礦、高山哨所為牧民群眾、工人和人民子弟兵演唱歌曲。
1967年7月，才旦卓瑪在海拔4700米的定日縣古措兵站為1000多人舉行了文藝演出，不顧疲勞和高原反應，連續獻唱5首。演出後，她還特意為炊事班的8位同誌補唱。此後，她堅持進行慰問演出，無論生病還是環境惡劣都從未停歇 。
1972年，演唱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音歌曲《北京的金山上》。1974年，任西藏自治區文化局副局長 。
1978年，江村羅布與才旦卓瑪率西藏自治區歌舞團出訪北歐五國，旨在通過藝術表演消除西方對西藏的誤解。他們作為中國文化使者，展現了西藏獨特的音樂舞蹈，深受歡迎 。為了更好地宣傳西藏，讓世界了解西藏，在國務院和中宣部、文化部、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等中央有關部門的關心支持下，她先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使者、中國藝術訪問團團長等身份出訪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等30多個國家 。
1980年1月，參加西藏電視台播出的第一個小型電視晚會；9月，參加第1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 。1981年，擔任西藏文聯主席、黨組副書記 。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前夕，她在拉薩舉辦了個人獨唱音樂會，演唱的31首歌中，有27首是藏族歌曲 。1986年，才旦卓瑪參加由中國音協表演藝術委員會、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少數民族聲樂學會聯合舉辦的王品素教授從事藝術教學四十年學生音樂會。
1988年，當選中國音協副主席。1988年至1993年，擔任西藏文聯主席、黨組書記，西藏政協副主席、中國音協副主席、中國文聯第五屆副主席、西藏文聯名譽主席 。1989年，獲得第1屆中國金唱片獎、“五洲杯金曲獎”、西藏首屆“珠穆朗瑪文學藝術基金獎”等 。
1994年，由才旦卓瑪率領的西藏藝術團到澳門進行演出，藏族音樂的獨特魅力立刻征服了澳門的觀眾。在澳門同胞的資助下，一個以弘揚藏民族的表演藝術，培養和獎勵西藏中青年優秀藝術人才為宗旨的“才旦卓瑪藝術基金”建立了 。1995年，西藏文藝代表團參加上海寶山國際民間藝術節 。1996年，參加“才旦卓瑪藝術基金獎”歌曲新作演唱評獎暨電視頒獎晚會 ；同年，發行群星專輯《20世紀中華歌壇名人百集珍藏版》；12月，擔任中國文聯第六屆副主席，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
1998年，參加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 與克裏木、德德瑪等聯唱歌曲《往日情懷》。1999年，發行個人作品精選專輯《才旦卓瑪名歌經典》；同年，隨西藏藝術團訪澳並演唱歌曲《北京的金山上》。
2002年，發行精選集《才旦卓瑪》，同年，才旦卓瑪專門從拉薩飛到北京，在第十屆“哈藥六杯”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上，對西藏年輕的歌唱選手索朗旺姆進行支持 ，同年，才旦卓瑪受邀在“五個一工程”頒獎晚會上演唱了榮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的歌曲《一個媽媽的女兒》，該曲由著名軍旅作家和詩人楊星火作詞，國家一級作曲家阿金作曲 。2003年，才旦卓瑪舉辦了“奇正藏藥大型巡回演唱會”，足跡遍及上海、南京等幾大城市。演唱會上，她把西藏的中青年歌唱演員帶給了內地觀眾 。
2005年，發行個人專輯《才旦卓瑪從藝50周年極品CD珍藏》；同年，才旦卓瑪到青藏鐵路建設工地慰問鐵路建設者。2007年，參加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並演唱歌曲《雪蓮獻北京》 。
《我》把黨來比母親。《你》要剿殺共產黨。《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階級》。有《階級》，必存在《階級鬥爭》。《共產黨》是一群人組成的一個《政黨》，《我》把黨來比母親。《你》要剿殺共產黨。這是事實存在的。在《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階級》上，能有“共識“嗎？能是“命運共同體“嗎？而又能互相讓步嗎？
《你》要剿殺共產黨。自共產黨成立第一天起至今日今時，《你》要剿殺共產黨的信仰放棄過嗎？而那些《我》把黨來比母親的人，能讓他（她）們不把共產黨比母親嗎？這些《我》中有農奴、下崗工人和農民以及到此流浪討生活的農民工和底層勞動人民。
例如《唱支山歌給黨聽》的詞作者：姚筱舟16歲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第五分校，後入朝作戰回國，被分配到陝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姚筱舟被譽為“礦工詩人”，他在焦坪煤礦工作了28年，寫下了大量以礦山、礦工為主題的詩歌、散文。
焦坪煤礦大部分礦工，新中國成立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窯中采過煤，受盡苦難和折磨。他們對共產黨充滿深情與感激，有的工友發自內心地說：“共產黨是媽，礦是咱的家，咱聽媽的話，建設好咱的家。”姚筱舟與礦工們朝夕相處，心靈受到了強烈震撼。
1958年，姚筱舟創作詩歌《唱支山歌給黨聽》，詩的全文是：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隻能生我身，黨的光輝照我心。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隻會淚淋淋；黨號召我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母親給我一顆心，暴風雨中一孤萍；億萬紅心跟著黨，乘風破浪齊躍進。姚筱舟不敢署自己的名字，就以單位名稱的諧音“蕉萍”為筆名投稿，後來這首詩被發表在《陝西文藝》雜誌“總路線詩傳單”專欄裏，“總路線詩傳單”是由陝西省民歌整理小組編印的一張小報。
《唱支山歌給黨聽》後來被中國青年出版社匯編在《新民歌三百首》一書中出版發行。
1960年1月，雷鋒在讀書時偶然看到了這首詩，被詩中字句的真誠、質樸的情感所打動。回想起自己苦難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鋒不禁感慨萬千。他懷著自己對黨的感情，將“母親隻能生我身”一句改為“母親隻生了我的身”，將“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並省略了最後四句，整齊地抄錄在了自己的日記本中。
雷鋒逝世後，《雷鋒日記》被編印成冊全國發行。1963年，上海實驗歌舞劇院著名作曲家朱踐耳在書中讀到了雷鋒抄下的這一段文字，被深深感動，於是為其譜曲，歌曲由任桂珍首唱。當時正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的藏族學生才旦卓瑪在校園廣播裏聽到了這首歌，作為農奴的後代，這首歌的歌詞讓才旦卓瑪深受觸動。回想自己的身世經曆和翻身解放後的幸福生活，才旦卓瑪難以抑製激動的心情，她主動找到自己的恩師、聲樂教育家王品素，要求學唱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瑪的真情所打動，便費盡周折找到曲譜，一字一句地教她漢語歌詞。
1963年“上海之春”音樂節舞台上，這首由姚筱舟原創歌詞、雷鋒改動抄錄、朱踐耳深情譜曲的歌曲，經過藏族學生才旦卓瑪的出色演唱和電台的錄製播放傳遍大江南北，直至今日，經久不衰，成為幾代人心中最熟悉的紅色經典旋律之一。
一首歌曲幾經輾轉，流傳於世。是共產黨的深情感染，姚筱舟將情義抒寫；是歌詞動人，雷鋒同誌將它記錄；是故事感人，朱踐耳將它譜曲；是情真意切，才旦卓瑪將它唱響。正是因為它是人民自己的歌，是人民群眾心中的歌，才能過去這麽多年始終深入人心。它飽含人民群眾對黨的一往情深，它必會被中華兒女世代傳唱，萬古流芳。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隻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幾十年來，《唱支山歌給黨聽》激蕩過幾代人的心扉，它的歌詞質樸感人，旋律動人心弦，表達了人民對共產黨的深情，是流淌在人們心中的歌、難忘的旋律。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全國各地群眾《唱支山歌給黨聽》，用歌聲發自肺腑的歌詞和感人至深的旋律，讓人久久難忘。為什麽這首歌曲能經久不衰，曆久彌新，傳唱至今。
提起這首歌，人們很自然地把它與雷鋒聯係在一起。1963年，雷鋒逝世後的第二年，毛澤東同誌為雷鋒題詞，並號召全國上下向雷鋒同誌學習，掀起了一場學習雷鋒的熱潮。也是在那一年，雷鋒日記裏一首名為《唱支山歌給黨聽》的歌曲傳唱大江南北。
一開始，大家還以為歌詞就是雷鋒所寫，後來經過考證認為，歌詞僅僅是雷鋒從報紙上摘抄的一首詩歌。幾經周折，有關部門終於獲悉，歌詞係陝西省銅川市焦坪煤礦一位技術員姚筱舟（筆名“蕉萍”）所寫。
《唱支山歌給黨聽》演唱者：才旦卓瑪。
1937年6月，才旦卓瑪出生在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一個農奴家庭。當時農奴的家庭生活十分困苦。從小，她就喜歡唱歌，小時侯給農奴主放羊，經常和身邊的人一起唱西藏民歌。
1951年，共產黨解放軍進駐西藏，包括日喀則，麵臨藏族民眾的誤解和恐懼。然而，共產黨解放軍的公正和友善行為讓才旦卓瑪等藏民改變了看法，並與之親近。才旦卓瑪因對唱歌的熱愛，被解放軍文工團吸引，並最終加入其中。之後，她有機會代表西藏青年赴內地參觀，訪問了北京、上海等地，拓展了視野 。
1956年，才旦卓瑪去拉薩參加第一屆西藏青年代表大會，那時候連演出服也沒有，穿著一套借來的牧民服裝，上台唱了一首《獻給毛主席》 。
1958年，才旦卓瑪成為了文工團一名歌唱演員。不久，才旦卓瑪被選派進入陝西鹹陽的西藏公學院（現西藏民族大學）裏學習。按特長，才旦卓瑪被分在聲樂班學習聲樂。在這裏，才旦卓瑪開始認識漢字，並學習到基礎的文化知識。1958年底，上海音樂學院辦少數民族聲樂班，組織推薦才旦卓瑪去了上海，師從聲樂教育家王品素教授 。
1959年，才旦卓瑪被選中演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反映西藏巨變的紀錄片《今日西藏》主題歌《翻身農奴把歌唱》，該曲由紀錄片的編導李堃與作曲家閻飛合作而成，影片上映後，這首歌迅速風靡海內外，才旦卓瑪也一曲成名。
1961年，才旦卓瑪在第二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上獨唱了由肖冷改編的歌曲《東方升起吉祥的太陽》，獨具特色的歌喉令觀眾印象深刻 ，同年，還在讀書的才旦卓瑪在王品素老師的引領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學生黨員。
1962年，隨中國青年代表團參加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演出。
1963年，才旦卓瑪再次登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舞台，演唱了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該作品經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錄製、播放。同年，她為電影《農奴》演唱了插曲《阿哥，你何須說（一支無字的歌）》 。
1964年10月2日，才旦卓瑪在北京參加了由周恩來總理倡導編排的戲曲片《東方紅》並演唱了歌曲《毛主席，祝你萬壽無疆》。
1965年，演唱由李堃作詞，閻飛作曲的歌曲《翻身農奴把歌唱》，該曲入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推薦的100首愛國歌曲” 。同年，才旦卓瑪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聽了周總理的一席話，回到西藏，加入西藏歌舞團。在團期間，才旦卓瑪走過了很多城鎮、農村、牧場、廠礦、高山哨所為牧民群眾、工人和人民子弟兵演唱歌曲。
1967年7月，才旦卓瑪在海拔4700米的定日縣古措兵站為1000多人舉行了文藝演出，不顧疲勞和高原反應，連續獻唱5首。演出後，她還特意為炊事班的8位同誌補唱。此後，她堅持進行慰問演出，無論生病還是環境惡劣都從未停歇 。
1972年，演唱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音歌曲《北京的金山上》。1974年，任西藏自治區文化局副局長 。
1978年，江村羅布與才旦卓瑪率西藏自治區歌舞團出訪北歐五國，旨在通過藝術表演消除西方對西藏的誤解。他們作為中國文化使者，展現了西藏獨特的音樂舞蹈，深受歡迎 。為了更好地宣傳西藏，讓世界了解西藏，在國務院和中宣部、文化部、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等中央有關部門的關心支持下，她先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使者、中國藝術訪問團團長等身份出訪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等30多個國家 。
1980年1月，參加西藏電視台播出的第一個小型電視晚會；9月，參加第1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 。1981年，擔任西藏文聯主席、黨組副書記 。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前夕，她在拉薩舉辦了個人獨唱音樂會，演唱的31首歌中，有27首是藏族歌曲 。1986年，才旦卓瑪參加由中國音協表演藝術委員會、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少數民族聲樂學會聯合舉辦的王品素教授從事藝術教學四十年學生音樂會。
1988年，當選中國音協副主席。1988年至1993年，擔任西藏文聯主席、黨組書記，西藏政協副主席、中國音協副主席、中國文聯第五屆副主席、西藏文聯名譽主席 。1989年，獲得第1屆中國金唱片獎、“五洲杯金曲獎”、西藏首屆“珠穆朗瑪文學藝術基金獎”等 。
1994年，由才旦卓瑪率領的西藏藝術團到澳門進行演出，藏族音樂的獨特魅力立刻征服了澳門的觀眾。在澳門同胞的資助下，一個以弘揚藏民族的表演藝術，培養和獎勵西藏中青年優秀藝術人才為宗旨的“才旦卓瑪藝術基金”建立了 。1995年，西藏文藝代表團參加上海寶山國際民間藝術節 。1996年，參加“才旦卓瑪藝術基金獎”歌曲新作演唱評獎暨電視頒獎晚會 ；同年，發行群星專輯《20世紀中華歌壇名人百集珍藏版》；12月，擔任中國文聯第六屆副主席，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
1998年，參加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 與克裏木、德德瑪等聯唱歌曲《往日情懷》。1999年，發行個人作品精選專輯《才旦卓瑪名歌經典》；同年，隨西藏藝術團訪澳並演唱歌曲《北京的金山上》。
2002年，發行精選集《才旦卓瑪》，同年，才旦卓瑪專門從拉薩飛到北京，在第十屆“哈藥六杯”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上，對西藏年輕的歌唱選手索朗旺姆進行支持 ，同年，才旦卓瑪受邀在“五個一工程”頒獎晚會上演唱了榮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的歌曲《一個媽媽的女兒》，該曲由著名軍旅作家和詩人楊星火作詞，國家一級作曲家阿金作曲 。2003年，才旦卓瑪舉辦了“奇正藏藥大型巡回演唱會”，足跡遍及上海、南京等幾大城市。演唱會上，她把西藏的中青年歌唱演員帶給了內地觀眾 。
2005年，發行個人專輯《才旦卓瑪從藝50周年極品CD珍藏》；同年，才旦卓瑪到青藏鐵路建設工地慰問鐵路建設者。2007年，參加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並演唱歌曲《雪蓮獻北京》 。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走資派改開後哪個行業不是生意
走資派改開後哪個行業不當生意？如同資本主義社會裏一樣，各行各業都可以進行賣買賺錢做生意。但是，中國的走資派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開後，要比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加生意化，更惡劣的初期的資本主義化。
例如，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馬列主義運動高潮時，引進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可負擔住房等民生行業還是堅持到現在。雖然，靠稅收支出的財政巨大，不知能維持多久，起碼今日今時還存在。
而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當下如何：
說說《醫療》。病人看病，必須先付錢再看病。需要化驗檢查住院拿藥開刀等沒付清錢隻得等待。沒錢，這單“生意“就不成交。而需要各種特殊治療的又要送紅包。製藥廠及中間銷售商都要回報，藥價都成天價。這中間每一個節點都存在著“生意“買賣，有人從中賺錢發財先富成為獲利者。而病人成了被宰的羔羊。
穿上白大褂就敢當“神醫”？就能是“生意人“。就能當“老扳“資本家。例如一些養生館、按摩店等養生保健機構裏的沒有學過醫的“神醫”，個個都成了能賺錢的“生意人“。隻因人們越來越重視健康，對養生保健服務的需求也水漲船高。
中醫在實踐方麵注重“防病”，有自己一套獨具特色的養生理念和方法，很容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通過按摩等舒筋活血的方法，的確能夠緩解病痛，很多愛運動的人都有一定的體驗。因而，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行業得以迅速發展。統計顯示，中國走資派特色社會裏的健康養生市場規模已超萬億元。
“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現實中，很多養生保健手段與中醫療法並無清晰的界線，一些養生館由此嗅到了商機，常常越界做起“看病”的生意來了。真是“經營者有多大膽，服務就有多廣”。
有的宣稱能夠治療椎間盤突出，有的提供針灸、灌腸等醫療服務，還有的上來就給客人“號脈”，口中念念有詞：女士往往“氣血不足”，男士多是“肝腎陰虛”，“治療”方法都是推拿、拔火罐、刮痧等。可以說，人的一身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這些養生保健機構的服務無所不包。事實上，養生保健機構的不少從業人員，基本沒有係統學習過中醫的理論，或者半路出家懂點皮毛，常掛在嘴邊的穴位、經絡等名詞，都是用來忽悠消費者的。
騙人錢財著實可恨，傷人身體孰不可忍。中醫養生保健服務並非無所不能，“沒有金剛鑽兒，就不能攬瓷器活兒”。以看似簡單的推拿為例。病人在醫院做推拿前，醫生會先診斷再治療；而在養生館，技師往往沒多少醫學常識，客人哪裏不適就按哪裏，這很容易出現危險。在網上隨便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不少因為推拿不當導致消費者身體受到傷害的案例。至於那些更為複雜的醫療手段，讓一些披著中醫外衣的“二把刀”在消費者的身體上“實驗”，後果不堪設想。
醫學是一門嚴肅的科學，從業人士都需要經過多年學習實踐才能給患者看病，而對於病情的判斷，同樣不是“門外漢”可以做的。所謂“民間高手”，不要指望在這個領域裏出現。技師包裝成醫師，保健上升為診療，如此越界“看病”的生意該終止了。
更嚴重的是：《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 (2023)》透露了這樣一組數據：2023年全國查處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罰沒金額21.63億元。其中，涉及醫藥領域案件7件，所涉罰沒金額約17.72億元，占比超過8成。流轉過票、層層加價……見不得光的操作，被掀開一角。壟斷原料藥，虛增成本數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眾案件，涉及東北製藥、天津金耀、遠大醫藥、武漢匯海、江西祥宇、上藥生化等多家企業。其中，僅上藥生化等四家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就罰沒超12億元，這一案例也堪稱“經典”——一家企業以原料藥壟斷為起點，最終撬動整個藥品生產、購銷鏈條的巨額利潤。罰近18億!一份報告，揭開醫藥領域壟斷黑幕。敲警鍾！醫藥反腐風暴仍在持續發生著。這是一門“大生意“。
說說《教育》。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意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一句很難得的真話。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走資派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
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走資派官方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
《生意》的本質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商品（服務）賣出去之後，立馬收到現金。再來算算成本和利潤，購買原材料花了多少錢，人工成本是多少？期間費用是多少？扣除各項成本之後，利潤是多少？這裏麵的成本、利潤等，更多的體現在報表上。
有句說得好，普通人看利潤，高手看的是現金流。一筆生意賺了多少錢？並不是完全等於扣除成本後收到多少現金，還可以是應收賬款等。公司要賺錢，一定要拿到手才算賺到了，如果沒有現金流就是一潭死水。利潤，賺錢，這是做生意的目的。
自從走資派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為了要將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各行各業都當作“生意“來做，製造了無數的謊話，造謠千萬篇來醜化抹黑毛澤東時代的各行各業，用一個新名字“產業化“來忽悠，其實質複辟私有化，買賣做生意。
走資派改開後哪個行業不當生意？如同資本主義社會裏一樣，各行各業都可以進行賣買賺錢做生意。但是，中國的走資派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開後，要比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加生意化，更惡劣的初期的資本主義化。
例如，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馬列主義運動高潮時，引進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可負擔住房等民生行業還是堅持到現在。雖然，靠稅收支出的財政巨大，不知能維持多久，起碼今日今時還存在。
而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當下如何：
說說《醫療》。病人看病，必須先付錢再看病。需要化驗檢查住院拿藥開刀等沒付清錢隻得等待。沒錢，這單“生意“就不成交。而需要各種特殊治療的又要送紅包。製藥廠及中間銷售商都要回報，藥價都成天價。這中間每一個節點都存在著“生意“買賣，有人從中賺錢發財先富成為獲利者。而病人成了被宰的羔羊。
穿上白大褂就敢當“神醫”？就能是“生意人“。就能當“老扳“資本家。例如一些養生館、按摩店等養生保健機構裏的沒有學過醫的“神醫”，個個都成了能賺錢的“生意人“。隻因人們越來越重視健康，對養生保健服務的需求也水漲船高。
中醫在實踐方麵注重“防病”，有自己一套獨具特色的養生理念和方法，很容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通過按摩等舒筋活血的方法，的確能夠緩解病痛，很多愛運動的人都有一定的體驗。因而，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行業得以迅速發展。統計顯示，中國走資派特色社會裏的健康養生市場規模已超萬億元。
“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現實中，很多養生保健手段與中醫療法並無清晰的界線，一些養生館由此嗅到了商機，常常越界做起“看病”的生意來了。真是“經營者有多大膽，服務就有多廣”。
有的宣稱能夠治療椎間盤突出，有的提供針灸、灌腸等醫療服務，還有的上來就給客人“號脈”，口中念念有詞：女士往往“氣血不足”，男士多是“肝腎陰虛”，“治療”方法都是推拿、拔火罐、刮痧等。可以說，人的一身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這些養生保健機構的服務無所不包。事實上，養生保健機構的不少從業人員，基本沒有係統學習過中醫的理論，或者半路出家懂點皮毛，常掛在嘴邊的穴位、經絡等名詞，都是用來忽悠消費者的。
騙人錢財著實可恨，傷人身體孰不可忍。中醫養生保健服務並非無所不能，“沒有金剛鑽兒，就不能攬瓷器活兒”。以看似簡單的推拿為例。病人在醫院做推拿前，醫生會先診斷再治療；而在養生館，技師往往沒多少醫學常識，客人哪裏不適就按哪裏，這很容易出現危險。在網上隨便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不少因為推拿不當導致消費者身體受到傷害的案例。至於那些更為複雜的醫療手段，讓一些披著中醫外衣的“二把刀”在消費者的身體上“實驗”，後果不堪設想。
醫學是一門嚴肅的科學，從業人士都需要經過多年學習實踐才能給患者看病，而對於病情的判斷，同樣不是“門外漢”可以做的。所謂“民間高手”，不要指望在這個領域裏出現。技師包裝成醫師，保健上升為診療，如此越界“看病”的生意該終止了。
更嚴重的是：《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 (2023)》透露了這樣一組數據：2023年全國查處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罰沒金額21.63億元。其中，涉及醫藥領域案件7件，所涉罰沒金額約17.72億元，占比超過8成。流轉過票、層層加價……見不得光的操作，被掀開一角。壟斷原料藥，虛增成本數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眾案件，涉及東北製藥、天津金耀、遠大醫藥、武漢匯海、江西祥宇、上藥生化等多家企業。其中，僅上藥生化等四家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就罰沒超12億元，這一案例也堪稱“經典”——一家企業以原料藥壟斷為起點，最終撬動整個藥品生產、購銷鏈條的巨額利潤。罰近18億!一份報告，揭開醫藥領域壟斷黑幕。敲警鍾！醫藥反腐風暴仍在持續發生著。這是一門“大生意“。
說說《教育》。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意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一句很難得的真話。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走資派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
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走資派官方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
《生意》的本質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商品（服務）賣出去之後，立馬收到現金。再來算算成本和利潤，購買原材料花了多少錢，人工成本是多少？期間費用是多少？扣除各項成本之後，利潤是多少？這裏麵的成本、利潤等，更多的體現在報表上。
有句說得好，普通人看利潤，高手看的是現金流。一筆生意賺了多少錢？並不是完全等於扣除成本後收到多少現金，還可以是應收賬款等。公司要賺錢，一定要拿到手才算賺到了，如果沒有現金流就是一潭死水。利潤，賺錢，這是做生意的目的。
自從走資派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為了要將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各行各業都當作“生意“來做，製造了無數的謊話，造謠千萬篇來醜化抹黑毛澤東時代的各行各業，用一個新名字“產業化“來忽悠，其實質複辟私有化，買賣做生意。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毛澤東對中國平民教育重大貢獻
毛澤東率先開辦農民夜校。掃盲。工農兵大學生。
從《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自修大學作為一種平民的大學。
自修大學學生研究學問的主腦，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
自修大學學生，於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
自修大學雖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隨時指導的人做學生自修的補助。
自修大學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數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時間和範圍，都聽學生依自己的誌願和程度去定。
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轉《毛澤東對中國教育的重大貢獻》
教育興則國家興。在毛澤東那裏，教育極為重要。毛澤東首先是革命導師，也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教會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者成功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也為加快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興辦教育。離開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我們很難解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何會較快勝利，也難以理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製度、教育方針和方法。
毛澤東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以下簡稱“湖南一師”），這種教育經曆為他成為教育家奠定了良好基礎。在校期間他對教育有深入的思考，還主持辦過工人夜學。毛澤東對教育的思考範圍廣博，包括學校類型、辦學宗旨、學校與社會的關係、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教學方針與教學管理、課程設置與學科分類、教學方法、教師責任與師生關係、學生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等等。
時代使毛澤東成為大革命家，也讓他成為大教育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革命到哪裏就把學校辦到哪裏。如果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創辦各類學校，就不能提高革命幹部與戰士的文化水平與思想水平，就不能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就不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全國政權後也不能有大量優秀、稱職的人才管理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是教育方針和教育路線的總體設計者，他始終密切關注整個教育工作，並在很大程度上指導與實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
直至今天，我們對作為大教育家的毛澤東的貢獻研究還遠遠不夠。全麵研究毛澤東的教育思想、重視毛澤東對中國教育的重大貢獻極為重要。本文認為，作為大教育家的毛澤東，對中國教育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貢獻至少有十一方麵，並且在作出這些重要貢獻時，毛澤東往往是領人之先的。對此，本文將逐一加以概述。
01、辦工人夜學培養工人的文化與政治覺悟為民主革命做準備
早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在擔任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時就主辦過工人夜學。他認為工人、農民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但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沒有文化知識，要喚醒他們的覺悟，就應幫助他們學習文化知識。湖南一師附近有銅元局、黑鉛煉廠、電燈公司等工廠，也是鐵路工人、人力車夫、蔬菜小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多半過著窮苦生活，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澤東非常同情他們的處境，滿腔熱忱地主辦工人夜學、免收學費。由於毛澤東的努力，以前湖南一師未辦好的工人夜學正式辦起來了，且相當成功。
為招收工人入學，毛澤東也頗費心思。他用白話寫的《夜學招生廣告》通俗易懂：“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麽，大家曉得嗎？就是俗語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點知識，寫得幾個字，認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方才是便益的。雖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能到這樣，真是不易得的事。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個夜學。”“教的是寫信、算帳，都是列位自己時刻要用的。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經過悉心宣傳，3天後有120多個工人報名參加學習。夜學設在就一師附屬初級小學內，開設國文、算術、常識3種課。毛澤東自己擔任曆史教師，“教以曆史之大勢及近年關係最巨之事跡，所以粗養其曆史的觀念及愛國心”。
1917年冬，毛澤東在《夜學日誌首卷》記載：一師夜學創設的目的，就是讓“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之國民”有機會受到教育，“社會與學校團結一氣”，“久之，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
1920年9月，毛澤東受聘擔任一師附小主事後，又在附小的初小部創辦了平民夜校，後還在高小部辦了一個補習班，招收18歲以上的失學青年，以補習國文、算術為主。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1年冬，毛澤東與李立三等來安源開展工人運動，他們同時辦起平民小學，免費招收工人子弟入學。1922年，安源的第一所路礦工人補習學校（夜校）創辦起來。夜校教科書介紹自然科學、生活常識、階級鬥爭等各方麵知識，通俗易懂，使工人大受教育和啟發。同年9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後，工人夜校已發展到七所，學員一千餘人，同時還設立了補習部、子弟部、婦女職業部及閱報室、圖書館，各工作處還設立了讀書處，備有《工人周刊》《勞動周刊》《大公報》等報刊，供工人業餘時間自由閱覽。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利用辦工人夜學培養工人的文化與政治覺悟、以為民主革命做準備的革命教育開拓者。
02、最早提出共產黨奪取教育權的主張
共產黨奪取教育權的主張，是毛澤東關於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思想的前導。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教育權的主張，受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影響。1920年冬，羅素在長沙講演《布爾劄維克與世界政治》時，毛澤東不僅到現場聽，還參與對講演稿記錄版本的選擇和修訂工作。
羅素在《布爾劄維克與世界政治》講演中讚賞“布爾什維克主義”。他說：“布爾劄維克是應世界的潮流而生的”，“布爾劄維克想把世界變成共產主義的世界，我覺得資本主義已到了末路，世界的將來，布爾劄維克正好發展，推倒資本主義。”“共產黨既想鼓吹人民，於是不得不藉報紙及各機關傳布他們的思想，但他們無此種機關，所以想用強硬手段來奪取，他們的手段就是用革命。”“馬氏想用多數工人推倒資本家，布黨則以利用少數有知識的工人行此事。這些少數人拿重要的政治機關，把布爾劄維克主義輸入於青年的腦袋中，到了幾十年後，布爾劄維克自然就能實行了。”羅素還聯係中國和俄國說明科學的共產主義之成功。
毛澤東從羅素那裏得到的最大啟發是：走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革命道路，奪取政權後掌握教育權，把共產主義理想灌輸給青少年。但毛澤東不同意羅素中國先發展實業、教育資本家的主張。1920年12月，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說：“羅素在長沙演說，意與子升及和笙同，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農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要妨礙自由，興起戰爭，革命流血。……我對於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使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宣傳，信者日見其微。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故此，毛澤東對蔡和森主張成立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讚同”。總之，羅素的講學激發毛澤東悟出了在中國先通過革命奪取政權以掌握教育權的道理。而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澤東明確地表達了組織共產黨、實行勞農專政、掌握教育權的主張。
03、最早創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專門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大學
1921年，毛澤東作為湖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到長沙後，他旋即於8月在長沙正式創辦湖南自修大學。這所大學主要立足中國社會現實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培養人才。這也是毛澤東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的一次巨大飛躍，也讓他成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
毛澤東與何叔衡等擬定《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最早發表於1921年湖南《大公報》），清楚說明了創辦大學的指導思想。《大綱》共13章31條，相當完備。其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的第一條是，“本大學鑒於現在教育製度之缺點，釆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學術因流於社會”。《大綱》表明，毛澤東創辦的是一所有“自治規約”的新型大學，並且還想在世界範圍內發展，它是一所有著自己辦學理念和風格的大學——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現實並革新是其重要任務。
從《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辦學宗旨進一步的學理解釋。毛澤東用較大篇幅對比分析了書院與學校的各自利弊，說明湖南自修大學完全是一所新時代的學校，進而說明：自修大學作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其內容“大略於下”：“第一，自修大學學生研究學問的主腦，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自修大學裏麵的‘圖書館’，就是專為這一項用的。第二，自修大學學生，於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各種研究會的組織，就是專為這一項而設的。第三，自修大學雖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隨時指導的人做學生自修的補助。第四，自修大學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數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時間和範圍，都聽學生依自己的誌願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在當時頗有影響，更起到了示範作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學的介紹與說明》中指出：“湖南學者乃有自修大學之創設。購置書器，延聘導師，因緣機會，積漸擴張。要以學者自力研究為本旨，學術以外無他鵠的。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吾實在覺得他們自修大學的組織，可以為各省的模範。”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學之成功》中說：“自修大學果能得適宜之發展，誠足為一新教育製度之紀元，而成學術之普及。”從二人的讚譽與希望可以看出，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順應了社會發展潮流，也遵循了教育的一般規律，所製訂的自修大學辦學方針是切合實際的，對教育發展具有引導作用。
湖南自修大學的特殊使命，是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培養人才——總共培養了200餘名學生。湖南自修大學圖書館新置的書刊中，“馬克思主義著作譯本有：《共產黨宣言》、《工錢勞動與資本》等；介紹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著作有：李漢俊《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邵飄萍《新俄國之研究》、惲代英《階級爭鬥》、李達《唯物史觀解說》、李季《社會主義史》等”。期刊“有《共產黨》、《新青年》”等。還有賀民範私人寄存書籍“其中有馬克思主義著作譯本和進步書刊多種”。並且，從湖南自修大學所購置的書刊和《新時代》發刊詞等文章可見，它的使命是要對中國社會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改造而培養人才。
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在毛澤東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發展曆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誌著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成型。毛澤東在民主革命和戰爭年代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紅軍學校，辦黨校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辦教育事業，都是基於湖南自修大學這種極其重要的經驗。
04、率先開辦農民夜校並結合 開展農民運動
1925年1月，毛澤東因病從上海回韶山後不久，即組織秘密農協，經常召集農協骨幹開會，講述土豪劣紳如何壓迫、剝削農民，農民應當怎樣向土豪劣紳開展鬥爭等。同年４月，毛澤東通過李耿侯與妻子楊開慧等人發動進步教師，利用原來的公立學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帶創辦農民夜校。夜校除教農民識字、學珠算，還講三民主義、國內外大事等。毛澤東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講課要通俗易懂，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學員大都成為秘密農協的骨幹分子，夜校場所一般即是秘密農協會址。到7月間，夜校發展到二十多所。同年７月30日，毛澤東參加在郭氏祠堂召開的西二區公私學校教育會會員大會，改組教委會（掌管行政）、學委會（掌管經濟），共產黨員龐叔侃、李耿侯等被選為兩會執行委員，10多個公立和私立學校校長也都由進步教師擔任。
毛澤東不僅把農民夜校教育與農民運動緊緊結合在一起，還領導農民開展平糶、阻禁穀米出境，開展奪取鄉村教育權等鬥爭，使韶山成為全省農民運動開展得最好的地區之一。在韶山辦農民夜校、開展農民運動，為湘區委領導農民運動積累了經驗，也為毛澤東此後培養全國農運幹部積累了寶貴經驗。
毛澤東率先開辦農民夜校。掃盲。工農兵大學生。
從《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自修大學作為一種平民的大學。
自修大學學生研究學問的主腦，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
自修大學學生，於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
自修大學雖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隨時指導的人做學生自修的補助。
自修大學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數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時間和範圍，都聽學生依自己的誌願和程度去定。
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轉《毛澤東對中國教育的重大貢獻》
教育興則國家興。在毛澤東那裏，教育極為重要。毛澤東首先是革命導師，也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教會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者成功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也為加快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興辦教育。離開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我們很難解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何會較快勝利，也難以理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製度、教育方針和方法。
毛澤東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以下簡稱“湖南一師”），這種教育經曆為他成為教育家奠定了良好基礎。在校期間他對教育有深入的思考，還主持辦過工人夜學。毛澤東對教育的思考範圍廣博，包括學校類型、辦學宗旨、學校與社會的關係、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教學方針與教學管理、課程設置與學科分類、教學方法、教師責任與師生關係、學生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等等。
時代使毛澤東成為大革命家，也讓他成為大教育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革命到哪裏就把學校辦到哪裏。如果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創辦各類學校，就不能提高革命幹部與戰士的文化水平與思想水平，就不能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就不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全國政權後也不能有大量優秀、稱職的人才管理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是教育方針和教育路線的總體設計者，他始終密切關注整個教育工作，並在很大程度上指導與實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
直至今天，我們對作為大教育家的毛澤東的貢獻研究還遠遠不夠。全麵研究毛澤東的教育思想、重視毛澤東對中國教育的重大貢獻極為重要。本文認為，作為大教育家的毛澤東，對中國教育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貢獻至少有十一方麵，並且在作出這些重要貢獻時，毛澤東往往是領人之先的。對此，本文將逐一加以概述。
01、辦工人夜學培養工人的文化與政治覺悟為民主革命做準備
早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在擔任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時就主辦過工人夜學。他認為工人、農民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但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沒有文化知識，要喚醒他們的覺悟，就應幫助他們學習文化知識。湖南一師附近有銅元局、黑鉛煉廠、電燈公司等工廠，也是鐵路工人、人力車夫、蔬菜小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多半過著窮苦生活，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澤東非常同情他們的處境，滿腔熱忱地主辦工人夜學、免收學費。由於毛澤東的努力，以前湖南一師未辦好的工人夜學正式辦起來了，且相當成功。
為招收工人入學，毛澤東也頗費心思。他用白話寫的《夜學招生廣告》通俗易懂：“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麽，大家曉得嗎？就是俗語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點知識，寫得幾個字，認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方才是便益的。雖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能到這樣，真是不易得的事。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個夜學。”“教的是寫信、算帳，都是列位自己時刻要用的。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經過悉心宣傳，3天後有120多個工人報名參加學習。夜學設在就一師附屬初級小學內，開設國文、算術、常識3種課。毛澤東自己擔任曆史教師，“教以曆史之大勢及近年關係最巨之事跡，所以粗養其曆史的觀念及愛國心”。
1917年冬，毛澤東在《夜學日誌首卷》記載：一師夜學創設的目的，就是讓“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之國民”有機會受到教育，“社會與學校團結一氣”，“久之，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
1920年9月，毛澤東受聘擔任一師附小主事後，又在附小的初小部創辦了平民夜校，後還在高小部辦了一個補習班，招收18歲以上的失學青年，以補習國文、算術為主。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1年冬，毛澤東與李立三等來安源開展工人運動，他們同時辦起平民小學，免費招收工人子弟入學。1922年，安源的第一所路礦工人補習學校（夜校）創辦起來。夜校教科書介紹自然科學、生活常識、階級鬥爭等各方麵知識，通俗易懂，使工人大受教育和啟發。同年9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後，工人夜校已發展到七所，學員一千餘人，同時還設立了補習部、子弟部、婦女職業部及閱報室、圖書館，各工作處還設立了讀書處，備有《工人周刊》《勞動周刊》《大公報》等報刊，供工人業餘時間自由閱覽。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利用辦工人夜學培養工人的文化與政治覺悟、以為民主革命做準備的革命教育開拓者。
02、最早提出共產黨奪取教育權的主張
共產黨奪取教育權的主張，是毛澤東關於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思想的前導。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教育權的主張，受到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影響。1920年冬，羅素在長沙講演《布爾劄維克與世界政治》時，毛澤東不僅到現場聽，還參與對講演稿記錄版本的選擇和修訂工作。
羅素在《布爾劄維克與世界政治》講演中讚賞“布爾什維克主義”。他說：“布爾劄維克是應世界的潮流而生的”，“布爾劄維克想把世界變成共產主義的世界，我覺得資本主義已到了末路，世界的將來，布爾劄維克正好發展，推倒資本主義。”“共產黨既想鼓吹人民，於是不得不藉報紙及各機關傳布他們的思想，但他們無此種機關，所以想用強硬手段來奪取，他們的手段就是用革命。”“馬氏想用多數工人推倒資本家，布黨則以利用少數有知識的工人行此事。這些少數人拿重要的政治機關，把布爾劄維克主義輸入於青年的腦袋中，到了幾十年後，布爾劄維克自然就能實行了。”羅素還聯係中國和俄國說明科學的共產主義之成功。
毛澤東從羅素那裏得到的最大啟發是：走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革命道路，奪取政權後掌握教育權，把共產主義理想灌輸給青少年。但毛澤東不同意羅素中國先發展實業、教育資本家的主張。1920年12月，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說：“羅素在長沙演說，意與子升及和笙同，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農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要妨礙自由，興起戰爭，革命流血。……我對於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使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宣傳，信者日見其微。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故此，毛澤東對蔡和森主張成立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讚同”。總之，羅素的講學激發毛澤東悟出了在中國先通過革命奪取政權以掌握教育權的道理。而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澤東明確地表達了組織共產黨、實行勞農專政、掌握教育權的主張。
03、最早創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專門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大學
1921年，毛澤東作為湖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到長沙後，他旋即於8月在長沙正式創辦湖南自修大學。這所大學主要立足中國社會現實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培養人才。這也是毛澤東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的一次巨大飛躍，也讓他成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
毛澤東與何叔衡等擬定《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最早發表於1921年湖南《大公報》），清楚說明了創辦大學的指導思想。《大綱》共13章31條，相當完備。其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的第一條是，“本大學鑒於現在教育製度之缺點，釆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學術因流於社會”。《大綱》表明，毛澤東創辦的是一所有“自治規約”的新型大學，並且還想在世界範圍內發展，它是一所有著自己辦學理念和風格的大學——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現實並革新是其重要任務。
從《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辦學宗旨進一步的學理解釋。毛澤東用較大篇幅對比分析了書院與學校的各自利弊，說明湖南自修大學完全是一所新時代的學校，進而說明：自修大學作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其內容“大略於下”：“第一，自修大學學生研究學問的主腦，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自修大學裏麵的‘圖書館’，就是專為這一項用的。第二，自修大學學生，於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討論共同研究’。各種研究會的組織，就是專為這一項而設的。第三，自修大學雖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員，但也要有隨時指導的人做學生自修的補助。第四，自修大學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數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時間和範圍，都聽學生依自己的誌願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準備。”
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在當時頗有影響，更起到了示範作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學的介紹與說明》中指出：“湖南學者乃有自修大學之創設。購置書器，延聘導師，因緣機會，積漸擴張。要以學者自力研究為本旨，學術以外無他鵠的。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吾實在覺得他們自修大學的組織，可以為各省的模範。”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學之成功》中說：“自修大學果能得適宜之發展，誠足為一新教育製度之紀元，而成學術之普及。”從二人的讚譽與希望可以看出，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順應了社會發展潮流，也遵循了教育的一般規律，所製訂的自修大學辦學方針是切合實際的，對教育發展具有引導作用。
湖南自修大學的特殊使命，是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培養人才——總共培養了200餘名學生。湖南自修大學圖書館新置的書刊中，“馬克思主義著作譯本有：《共產黨宣言》、《工錢勞動與資本》等；介紹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著作有：李漢俊《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邵飄萍《新俄國之研究》、惲代英《階級爭鬥》、李達《唯物史觀解說》、李季《社會主義史》等”。期刊“有《共產黨》、《新青年》”等。還有賀民範私人寄存書籍“其中有馬克思主義著作譯本和進步書刊多種”。並且，從湖南自修大學所購置的書刊和《新時代》發刊詞等文章可見，它的使命是要對中國社會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改造而培養人才。
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在毛澤東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發展曆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誌著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成型。毛澤東在民主革命和戰爭年代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紅軍學校，辦黨校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辦教育事業，都是基於湖南自修大學這種極其重要的經驗。
04、率先開辦農民夜校並結合 開展農民運動
1925年1月，毛澤東因病從上海回韶山後不久，即組織秘密農協，經常召集農協骨幹開會，講述土豪劣紳如何壓迫、剝削農民，農民應當怎樣向土豪劣紳開展鬥爭等。同年４月，毛澤東通過李耿侯與妻子楊開慧等人發動進步教師，利用原來的公立學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帶創辦農民夜校。夜校除教農民識字、學珠算，還講三民主義、國內外大事等。毛澤東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講課要通俗易懂，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學員大都成為秘密農協的骨幹分子，夜校場所一般即是秘密農協會址。到7月間，夜校發展到二十多所。同年７月30日，毛澤東參加在郭氏祠堂召開的西二區公私學校教育會會員大會，改組教委會（掌管行政）、學委會（掌管經濟），共產黨員龐叔侃、李耿侯等被選為兩會執行委員，10多個公立和私立學校校長也都由進步教師擔任。
毛澤東不僅把農民夜校教育與農民運動緊緊結合在一起，還領導農民開展平糶、阻禁穀米出境，開展奪取鄉村教育權等鬥爭，使韶山成為全省農民運動開展得最好的地區之一。在韶山辦農民夜校、開展農民運動，為湘區委領導農民運動積累了經驗，也為毛澤東此後培養全國農運幹部積累了寶貴經驗。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倫敦通往漢堡的航線上，狂風肆作，呼嘯的海風卷起洶湧的海浪拍擊著輪船，船上的桌椅噔噔作響。馬克思緊緊靠著船舷上的欄杆站著。他暈船，但是他還是和幾個旅客聚在一起飲酒作樂、相談甚歡，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當的有趣、相當的愉快。
這也難怪，畢竟，在倫敦“離群獨居”、閉關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接近20年後，他終於可以滿意地將它交付出版。這一刻，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樣，他“痛快得無以複加”，雖然他曾預言，這部著作甚至不會給他帶來寫作時所吸香煙的錢。
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蘭克福的一家書店——這家書店叫“卡爾·馬克思書店”，他不得不承認，被自己的這個預言打臉了。因為這天，《資本論》（第一卷）在這家書店宣告暫時脫銷。2008年9月14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前後僅半年時間，華爾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資銀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新一輪世界經濟危機由此拉開序幕。《資本論》再次成為人們尋找危機根源的指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資本論》（第一卷）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部著作屬於“人類的記憶”。
《資本論》包含三卷，約230萬字，這是什麽概念呢？這大約相當於一個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類的博士學位論文。這部巨著從開始研究到完成撰寫，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時間！
馬克思說：“我為了為工人爭得每日8小時的工作時間，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時”，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夜間緊張工作，一種叫做“癰”的病痛複發嚴重，差一點送了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寫信告訴恩格斯說：“‘坐’自然談不上，這在目前對我說來自然很困難，白天哪怕隻有短暫的時間，我也還是躺著繼續苦幹”。
馬克思為什麽如此死磕於《資本論》的寫作？據1834年的統計，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壽命隻有15歲。19世紀40年代，法國工人的平均壽命不超過30歲，並且工廠中大量存在雇傭童工的情況，許多工人每天需要勞動達18小時，工人厭惡勞動、搗毀機器、遭受懲罰的狀況屢見不鮮。為什麽大多數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生活處境還是這麽的艱難？這個疑問，盤亙於中學時就立誌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經濟學說依靠“看不見的手”，人們就可以過上美好生活；啟蒙運動說要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現在看來，都是別人家的美好生活。現實和理論出現了強烈的悖反！
而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的約1個半世紀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人們又抗議道：“我們代表99%的人口，反對那些掌握40%財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無怪乎《資本論》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再度熱銷！
那讓我們來聽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診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毛病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廣大工人沒有生產資料，可是每個人不都得吃飯、穿衣、養活家庭以及向往過上美好生活嘛？於是，工人就隻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作為少數人的資產階級，運用他們手中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雇傭工人，從而進行生產。對於資本家來說，一個工人沒有了、還有千千萬萬個工人，更何況還可以通過使用機器來替代工人；而對於工人來說，他們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別無選擇。
馬克思問，工人朋友們，你們有沒有想過在你每天辛苦“搬磚”的那麽多個小時中，有多少小時是為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個小時是為資本家在戰鬥呢？假設，維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隻需要付出6個小時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須得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多出來的4小時是在為資本家生產價值，這就是剩餘價值。於是資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設工人工作6個小時工資是24元，工作10小時工資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話，資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小時、一年工作366天！這樣，資本家獲得的剩餘價值就更多了！
沒錯，經過工人的長期鬥爭，好不容易爭取來了8小時工作製，但是，工作強度的提高，使得工人變成了流水線上的卓別林。後來，資本家還給工人配上了電腦，好讓工人回家也可以繼續幹活兒。造成這種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中，這就是所謂的生產資料私有製；而工人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
恩格斯說：“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麵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現代社會體係所依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係在這裏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
馬克思說，工人朋友們，資本家賺取了剩餘價值，使得他們越來越富有、你們卻越來越貧困，後果是很嚴重的！為什麽呢？隻需追問一個問題：工人越來越貧困，那麽生產出來的產品誰來買呢？資本家嗎？可是資本家每天也隻能喝的下兩杯牛奶，他們生產牛奶的初衷就不是為自己飲用而生產的，而是為了追逐利潤！多出來的牛奶就隻能倒掉了，這就是為什麽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發生資本家將過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
為什麽不把牛奶分給工人們呢？這時，資本家卻對工人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出來還不能成為到手的利潤，要成為真金白銀，還需要商品賣得出去，按照這種工人越來越貧困的趨勢推算，商品總是會出現相對過剩的，因此，馬克思把商品出售環節稱為“驚險的跳躍”。
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小女孩問她爹：“家裏為啥這麽冷啊？”她爹說“咱家沒有煤了。”小女孩又問：“為啥沒有煤？”她爹答道：“我失業了。”小女孩繼續追問“那為什麽你失業了？”她爹回答道“因為煤太多了”。
後來，資本家為了使這一跳躍不那麽驚險，發明了消費信貸，資本通過在消費領域的擴張，將原本已經分配給勞動者的、由勞動者自己爭取而來的剩餘價值又吸收了回去，勞動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勞動果實，瞬間在高昂的物價和貸款利息麵前消失殆盡。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大家一定都聽過。“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資本為了追逐利潤，總是有能力提高生產力，馬克思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資本有它天使的一麵，也有它魔鬼的一麵。資本的天使，使人類社會能衝破落後的封建社會枷鎖，資本的魔鬼則使他成為自己的枷鎖。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就是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判決書。
經過一個半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依然存在，於是，一些人對《資本論》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可是，馬克思是個預言家，他預言的是資本主義的曆史趨勢和未來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終日確定一個時間表。
實際上，資本主義一個半世紀以來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引入“看得見的手”、股權分享、實行高福利。可以說《資本論》中描述的那種資本主義的喪鍾其實早已敲響，通過各種修正手段，資本主義試圖自我修複，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距離《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1.0版本更加遙遠。
《資本論》的出版是人類科學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內西寫信告訴馬克思：“在全德國人們都在讀著根據你的《資本論》所作的關於剩餘價值和標準工作日的報告”。在馬克思誕辰100周年之時，李大釗曾經撰文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
《資本論》從無產者的立場解釋世界，振聾發聵！四年後，法國人民想要改變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場革命就要來臨。
“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倫敦通往漢堡的航線上，狂風肆作，呼嘯的海風卷起洶湧的海浪拍擊著輪船，船上的桌椅噔噔作響。馬克思緊緊靠著船舷上的欄杆站著。他暈船，但是他還是和幾個旅客聚在一起飲酒作樂、相談甚歡，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當的有趣、相當的愉快。
這也難怪，畢竟，在倫敦“離群獨居”、閉關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接近20年後，他終於可以滿意地將它交付出版。這一刻，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樣，他“痛快得無以複加”，雖然他曾預言，這部著作甚至不會給他帶來寫作時所吸香煙的錢。
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蘭克福的一家書店——這家書店叫“卡爾·馬克思書店”，他不得不承認，被自己的這個預言打臉了。因為這天，《資本論》（第一卷）在這家書店宣告暫時脫銷。2008年9月14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前後僅半年時間，華爾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資銀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新一輪世界經濟危機由此拉開序幕。《資本論》再次成為人們尋找危機根源的指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資本論》（第一卷）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部著作屬於“人類的記憶”。
《資本論》包含三卷，約230萬字，這是什麽概念呢？這大約相當於一個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類的博士學位論文。這部巨著從開始研究到完成撰寫，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時間！
馬克思說：“我為了為工人爭得每日8小時的工作時間，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時”，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夜間緊張工作，一種叫做“癰”的病痛複發嚴重，差一點送了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寫信告訴恩格斯說：“‘坐’自然談不上，這在目前對我說來自然很困難，白天哪怕隻有短暫的時間，我也還是躺著繼續苦幹”。
馬克思為什麽如此死磕於《資本論》的寫作？據1834年的統計，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壽命隻有15歲。19世紀40年代，法國工人的平均壽命不超過30歲，並且工廠中大量存在雇傭童工的情況，許多工人每天需要勞動達18小時，工人厭惡勞動、搗毀機器、遭受懲罰的狀況屢見不鮮。為什麽大多數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生活處境還是這麽的艱難？這個疑問，盤亙於中學時就立誌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經濟學說依靠“看不見的手”，人們就可以過上美好生活；啟蒙運動說要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現在看來，都是別人家的美好生活。現實和理論出現了強烈的悖反！
而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的約1個半世紀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人們又抗議道：“我們代表99%的人口，反對那些掌握40%財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無怪乎《資本論》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再度熱銷！
那讓我們來聽聽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診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毛病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廣大工人沒有生產資料，可是每個人不都得吃飯、穿衣、養活家庭以及向往過上美好生活嘛？於是，工人就隻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作為少數人的資產階級，運用他們手中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雇傭工人，從而進行生產。對於資本家來說，一個工人沒有了、還有千千萬萬個工人，更何況還可以通過使用機器來替代工人；而對於工人來說，他們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別無選擇。
馬克思問，工人朋友們，你們有沒有想過在你每天辛苦“搬磚”的那麽多個小時中，有多少小時是為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個小時是為資本家在戰鬥呢？假設，維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隻需要付出6個小時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須得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多出來的4小時是在為資本家生產價值，這就是剩餘價值。於是資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設工人工作6個小時工資是24元，工作10小時工資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話，資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小時、一年工作366天！這樣，資本家獲得的剩餘價值就更多了！
沒錯，經過工人的長期鬥爭，好不容易爭取來了8小時工作製，但是，工作強度的提高，使得工人變成了流水線上的卓別林。後來，資本家還給工人配上了電腦，好讓工人回家也可以繼續幹活兒。造成這種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中，這就是所謂的生產資料私有製；而工人除了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
恩格斯說：“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麵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是我們現代社會體係所依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係在這裏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
馬克思說，工人朋友們，資本家賺取了剩餘價值，使得他們越來越富有、你們卻越來越貧困，後果是很嚴重的！為什麽呢？隻需追問一個問題：工人越來越貧困，那麽生產出來的產品誰來買呢？資本家嗎？可是資本家每天也隻能喝的下兩杯牛奶，他們生產牛奶的初衷就不是為自己飲用而生產的，而是為了追逐利潤！多出來的牛奶就隻能倒掉了，這就是為什麽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發生資本家將過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
為什麽不把牛奶分給工人們呢？這時，資本家卻對工人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出來還不能成為到手的利潤，要成為真金白銀，還需要商品賣得出去，按照這種工人越來越貧困的趨勢推算，商品總是會出現相對過剩的，因此，馬克思把商品出售環節稱為“驚險的跳躍”。
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小女孩問她爹：“家裏為啥這麽冷啊？”她爹說“咱家沒有煤了。”小女孩又問：“為啥沒有煤？”她爹答道：“我失業了。”小女孩繼續追問“那為什麽你失業了？”她爹回答道“因為煤太多了”。
後來，資本家為了使這一跳躍不那麽驚險，發明了消費信貸，資本通過在消費領域的擴張，將原本已經分配給勞動者的、由勞動者自己爭取而來的剩餘價值又吸收了回去，勞動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勞動果實，瞬間在高昂的物價和貸款利息麵前消失殆盡。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大家一定都聽過。“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
資本為了追逐利潤，總是有能力提高生產力，馬克思說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資本有它天使的一麵，也有它魔鬼的一麵。資本的天使，使人類社會能衝破落後的封建社會枷鎖，資本的魔鬼則使他成為自己的枷鎖。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就是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判決書。
經過一個半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依然存在，於是，一些人對《資本論》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可是，馬克思是個預言家，他預言的是資本主義的曆史趨勢和未來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終日確定一個時間表。
實際上，資本主義一個半世紀以來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引入“看得見的手”、股權分享、實行高福利。可以說《資本論》中描述的那種資本主義的喪鍾其實早已敲響，通過各種修正手段，資本主義試圖自我修複，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距離《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1.0版本更加遙遠。
《資本論》的出版是人類科學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內西寫信告訴馬克思：“在全德國人們都在讀著根據你的《資本論》所作的關於剩餘價值和標準工作日的報告”。在馬克思誕辰100周年之時，李大釗曾經撰文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後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
《資本論》從無產者的立場解釋世界，振聾發聵！四年後，法國人民想要改變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場革命就要來臨。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