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交通大學 (交大唐院) 自1896年在山海關成立以來，因戰爭動亂等原因輾轉播遷，曾18次更改校名。1972年三月一日最後一次易名為“西南交通大學”，迄今已超過半個世紀。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學校規模擴大、原校址地下儲煤將要開采等原因，唐院從1952年開始曾先後在北京、天津、大同、沈陽、蘭州等地選擇新校址，但都由於種種原因未果。1957年整風運動中“遷校問題”成為熱點，多位幹部、教師因此被打成右派。1960年代以後，毛澤東提出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而“三線”建設的重點在西南地區，其中心是正在修建中的成昆鐵路。作為“三線建設”布局的一枚重要棋子，1971年底開始唐院分三批整體搬遷至成昆線上的四川峨嵋山下，連根拔了地氣。
1980年代後期總校遷至四川省會成都，西南交大在山溝裏"蝸居"了近20年，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幾年前西南交大微信公眾號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遊遍世界又怎樣！在世界雙遺產5A景區讀大學才最棒》，想起來當年下山何其艱難，真是今非昔比，三十年河東河西。圖為唐院遷至峨眉後的第一座正式校門"忠字門"，建成於文革中的1968年。校門高12.26米表示毛澤東誕辰日，三重簷高從上到下分別為10.1米、8.1米和7.1米，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和中共建黨日，頗具時代特征。我父母的職業生涯差不多就是在學校選址遷建的過程中度過的，本文記述40多年前為搬離峨嵋山發生的一段塵封多年的往事，老爸曾參與其中。
唐院“六五革聯委橋隧係大批判戰鬥組”於1968年八月一日編印了一本《遷建材料匯編》，收集了有關唐院遷建峨眉的中央、國家計經委、鐵道部以及鐵道部軍管會的文件，均標有“機密”或“絕密”的字樣。西南交大內部刊物《校史資料選輯》第35輯 (2008年十月) 有一篇長達40頁的方太強的文章《峨眉遷校廿載 (1965-1986)》，非常詳實地記錄了唐院搬遷峨眉的全過程。根據這些資料，1964年九月五日鐵道部發布鐵密計建 (64) 3455號文件《關於唐山鐵道學院遷建工程立即停建的指示》，文件中指出：“根據最近中央指示精神，唐山鐵道學院決定遷往內地。正在施工的遷建工程應立即收縮停建。凡是尚未開工的工程一律不再開工。已開工但完成很少的工程應立即停工 ......”1964年十月十七日鐵道部高教局與高教部聯合以鐵密教字 (64) 3927號和 (64) 高計密91號文件函請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協助解決唐院遷建與選址問題。
1965年三月四日國家計委、經委、國務院文教辦公室聯合以 (65) 經字第167號文件給鐵道部黨委，下達1965年搬遷項目，其中第二項的內容是將唐院全部遷往四川峨眉。同年三月廿二日鐵道部鐵密教學號728號文件轉發中央批文，四月十九日鐵道部 (65) 鐵密教字第1037號文批準唐院峨眉新址的具體位置。隨後即組建了建校籌備處和工程處，自此唐院遷峨工程全麵鋪開，隻是在文革期間建校工程中斷了幾年。根據當時的四川省政策，學校不得過多占用農田，因此整個校園建在峨嵋山腳下的丘陵地帶，各個係分布在不同的山頭，交通十分不便。對比近二十年來成都市大發展，占用了川西平原的千畝良田，真是令人唏噓 “初一十五不一樣”。
唐院建校與內遷是我和我的同學發小們成長過程中的一件大事，占據了童年至青年時代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與全國所有三線子弟一樣，我們從小就習慣了“告別”和“分離”，不知道哪裏是我們的“故鄉”。從1965年開始，學校的師生員工陸續奔赴峨眉參加建校工作和文革運動，老人和孩子們全部留在唐山。父母是唐院雙職工的孩子們集中住宿管理，稱為“寄宿”。1971年底鐵道部派發專列火車，開始了唐山交大曆史上又一次千裏大遷徙。風塵仆仆的唐院師生從2000公裏之外的沿海工業城市來到西部荒山野嶺，從平坦幹燥的北方來到多雨潮濕的西南，麵對的是一個交通閉塞、經濟落後的內地小山村以及物質與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蓋房子、做家具、脫煤坯、種自留地，樣樣自己動手、親力親為。
那時的生活用品都要到農村集市上去采購，很難把這些背著背簍、衣著樸素、行走在鄉村道路上的人們與大學老師、留洋學者劃等號。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們，有的告別昔日師友，跟隨父母前往偏僻的峨嵋山區；有的告別雙親，跟著已經工作或下鄉的兄姐、甚至獨自一人留守唐山並經曆世紀大地震。最早幾批到達峨眉的孩子們，連正經的家屬住宅和中小學都沒有，隻能和父母一起擠住在集體宿舍的筒子樓內並到農村學校借讀。後來雖然辦起了子弟學校，但業餘生活也很貧乏，畢業後隻有上山下鄉一條路，而最重要的文娛活動就是每周六晚上在學校的露天電影場看電影。1973年夏天我第一次來到峨眉，當在華北平原長大的我坐在校車上經過題圖中的校門時，看到一座座撲麵而來的大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跳出山溝，那種惆悵一輩子都忘不了。
順便提一句，本文將“峨嵋 (山)”與“峨眉 (縣)”區分開來，前者特指在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位列第七的峨嵋仙山以及相應的源自先秦華夏的中土武功三大宗之一、與少林和武當齊名的“峨嵋派”，後者則專指縣級行政區劃。峨嵋山是號稱“天下秀”的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史上名人騷客留下了無數詩詞楹聯，1996年峨嵋山還與樂山大佛一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名錄。隻是好山好水中看不中吃，旅遊觀光與居家工作完全是兩回事，而且是在那樣的蠻荒年代。我的父母在峨嵋山溝過了近二十年“開門見山”的生活，竟落下了“見山發愁”的毛病。圖為學校搬遷之初的建設及生活場景，左上圖是校園中一座橋和有158個台階的“橋隧樓”所在山頭，也是我家剛到峨眉時住過的筒子樓。
峨眉辦學，舉步維艱，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校址問題已成為限製西南交大發展的關鍵所在。然而當年內遷是最高領導人的“戰略部署”，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從農村回遷城市又談何容易，網易博客《唐院春秋》的文章《上山容易下山難》詳細描述了由峨眉遷至成都的艱難曆程。文章寫道：“當時，原鐵道部老部長呂正操同誌堅持我校在峨眉辦學，反對再搬遷。四川省領導不同意我校進成都。河北省領導歡迎我校回到河北，並且在秦皇島海邊已經劃定校址，但是鐵道部領導不同意。後經過學校、校友以及關心我校的同誌們作了大量的工作，在鐵道部、四川省、成都市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多年的努力，最終於1984年定址蓉城，圓滿地解決了這一困擾我校數十年的校址問題。”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曾任唐山市副市長的羅河教授自1956年起就堅決反對將已創辦半個多世紀的唐山交大遷往外地，並曾為此於1956年上書周恩來總理，他的意見後來得到采納，學校暫時留在唐山繼續建設發展。所幸此事發生在反右運動前一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知識分子政策難得寬鬆的一年，如果再晚一年還不知會是怎樣的結果。但在文革中羅河教授是唐院受衝擊、被批鬥最厲害的幹部和教授之一，他每天穿的外衣上寫滿了侮辱咒罵的話語。七十年代末羅河教授又以《從西南交通大學的問題看“長官意誌”的危害——不能再不管了》為題繼續上書中央，力陳在峨嵋山溝辦學的種種困難，指出：“把西南交通大學遷出峨嵋山溝，予以妥善安排是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的。”圖為西南交大犀浦新校區的人工河——經老爸提議正式命名為“羅河”，以紀念這位為學校的建設發展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的長者。
《上山容易下山難》這篇文章中還回憶到：“1979年10月，劉聖化校長在峨眉主持召開了校址問題座談會。隨後，我校教授、副教授50餘人簽名，向當時國務院華國鋒總理、鄧小平副總理及各位副總理提出《迅速恢複唐山交通大學的建議》。緊接著，全校各單位1356名教職工聯名向黨中央、國務院上書，《要求及早解決西南交通大學校址問題》。”根據該文記載，校方於當年11月以西交黨字(79)第122號文報送鐵道部黨組並轉報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提出《關於西南交通大學校址問題的報告》。一年以後由於部分校舍中發現伽馬射線，造成一名學生因白血病去世、另外二位學生也因白血病住院、生命垂危，從而引發學潮並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時我已離開峨眉去上海讀書，因此從未聽爸媽談過，也沒有在其他文章中看到過上書這件事，隻是聽說過“白血病事件”。1985年初夏我曾隨老媽到成都九裏堤尋訪新校址，那時還是一片蓮花白菜地。
幾年前老爸過世後整理遺物，在家裏找出由他執筆起草的第一封上書的手稿 (上圖)、部分正副教授的親筆簽名 (中圖) 以及兩封信件的打印初稿 (下圖)，簽名者中有多位同學發小的父執。還找到一張老爸寫的“自傳提綱”卡片，其中有一句是“上書遷校發起者”，但是在他最後成文的傳記中並沒有提到此事。根據老爸留下的底稿，這封上書有一個“起稿小組”，該小組在開場白中寫道：“最近在學校內外對校址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本著從關心學校、愛護學校，並從學校、國家、人民的當前和長遠利益出發，為了能切實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草擬了一份《迅速恢複唐山交通大學的建議》信，準備遞交國務院，反映我們的建議和希望，請同誌們傳閱。凡同意信中觀點和建議者請予簽名，有何寶貴的修改意見，哪些提法不合事實或不妥請提出，以便修改。” 這個“起稿小組”有哪些人，現已不得而知，隻知道該上書打印後複製了若幹份，在教授們中間傳閱並征集簽名。信中還特別注明：“切勿外傳，簽名與否，閱後交回”，可見是一次心照不宣的“秘密行動”。
這份寫給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的長達六頁的上書開篇是這樣寫的：“我們是西南交通大學——全國重點大學的中老年教師，長期在這個學校學習和工作，少則近三十年，多則達五十餘年。最近通過‘真理標準’的學習和討論，結合我校的校址問題，向您們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見。”上書中首先回顧了唐山交大自1896年建校以來的輝煌校史，指出：“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她的教學質量已達到當時世界著名大學的水平，學生畢業後可直接升入英美大學的研究生院(部)。1916年在全國所有高等院校的成績評比中名列第一並獲'竢實揚華'獎匾一麵而名聞中外。青年學生無不以能考取唐山交大為榮。‘實事求是、精益求精、艱苦樸素、刻苦學習'以及'起點高、基礎厚、要求嚴’成為唐山交大辦學的優良傳統。”“解放初期，我們中間許多留學國外 (的人員)，抱著建設新中國的熱望，相繼返回祖國，並慕唐山交大聲譽，受聘於本校任教。當時學校就擁有近百名教授，一個工學院能有這樣雄厚的師資力量，國內尚屬罕見。”
上書中還提到：“1958年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和當時的國家主席曾親臨我校視察”，而起草上書時距離中共中央十一屆四中全會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尚有四個多月的時間。接著上書中悉數了1952年以來學校因遷建問題經曆的波折及受到的影響，特別是七十年代初西遷峨嵋山區農村之後遇到的諸如城鄉差別巨大、交通通訊不便、氣候陰雨潮濕、學術交流困難、科技情報閉塞、生活物資匱乏、子女就業無著、人才大量流失、教工人心不穩、新生來源不足等種種難以克服的障礙。上書在結尾處引用了羅河教授的一段話：“當今科學文化發達的國家中，常有一批聞名世界的高等學府成為本國人民的驕傲。這個學校過去曾聞名中外，有過較大的貢獻，也是國家和人民的寶貴財富，應該大力加強使其提高成長繼續發展。豈容千裏名駒困守山溝，無法馳騁在祖國四化的征途。”最後提出請國家派出調查組來校實地調查及盡快恢複選址遷校的兩點建議。
上書初稿在教授們中傳閱後反響強烈，多人提出修改意見，上二圖是其中兩位教授的親筆字條。在老爸留下的打印稿中，最完整的一份名單上共有52人的名字，其中大部均已作古，而且也不確定是否包括所有簽名者。這些長輩們大都是勤勤懇懇教書、老老實實做人的學者和書生，大概這也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集體上書行動。天朝自古以來對於上萬民折都是很敏感的，不是被逼無奈不會做這樣的事。當然也拜托當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和“撥亂反正”的大氣候，人心思變，上下協力，天時、地利、人和。教授們無權無勢、人微言輕，不敢說他們這次集體行動對於最後遷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且恢複“唐山交大”的提法也未必現實，重點是遷離峨眉。但無論如何教授們在需要的時候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值得為他們留下文字記錄。正如我的一位發小所言：“這是我們的長輩們一生心係交大的見證”，本人隻是力求真實客觀地敘述這一段史實。
圖為唐山市政府捐資修建的“世紀鍾亭”，現置放在犀浦校區，鍾亭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分別在混凝土銘頭上刻有成都、峨眉、唐山、山海關字樣，代表西南交通大學經曆的四個重要時期。謹以本文懷念那些一生一世不離不棄、無怨無悔、與校共存、愛校如家的前輩們，不知道世界上哪個地方還有像他們那樣執著的一群人。老唐院最動人的風景、最寶貴的財富莫過於這些老人們，如今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遠行了，攔都攔不住。從此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那是一個難以複製的、不可追回的時代！交大唐院的優良傳統、前輩父老的精神遺產，將永遠留存在我們的記憶裏和四維時空中。
【注】本文被《唐院春秋》公眾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