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路上道道關
作者：郎倫友
第一關 皮爾遜機場
離上次回國探親已經三年多了，張羅了許久的回鄉之旅終於在2012年夏天成行。女兒怕我們老兩口旅途勞累，買了中國海南航空公司的聯程機票，而且還是商務艙，可以把座位放下來躺著睡覺。
女兒帶著我們的外孫送我們到加拿大皮爾遜國際機場，看著我們取了機票，托運了行李，到安檢口排隊後，才告別離開。
在女兒才離開幾分鍾的時間，可能還沒把車開出停車場，就有一位機場安檢人員過來把我叫到一邊，用探測器把我周身掃了一遍。沒有問題，他就返身與幾個同事聊天去了。
在我排隊期間，這個安檢人員既沒有檢查過我前麵的人，也沒有檢查我身後的人，唯獨檢查了我自己。
老伴把我嘲笑了一番：“你瞧瞧你，不管走到哪都得被人家檢查。”
老伴的話是有來曆的，我在職的時候經常出差，在火車站幾乎每次都被查驗身份證。即使在北京站，在上下車的人流中隻抽檢一小部分人，那也少不了我這個重要人物。
第二關 家鄉小區
回到家鄉小鎮的當天傍晚，我背著雙肩包從內弟家出來。內弟家所在的小區很漂亮，很幹淨，再也不是過去的低矮破舊的棚戶區了。原來的小河溝現在修上了護坡，兩岸正在修仿大理石的護欄。還沒等我欣賞夠呢，一個小夥子就湊過來問：“你是本地人嗎？”
“是本地人，不過這幾年是在外地。”我回答說。
“你要去哪？”他又問。
我以為他是問我要不要打三輪車。家鄉的機動三輪車很多，不少下崗職工和待業青年就是靠開三輪車謀生。“我不打車，我喜歡走走。”我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主要是考慮安全問題。你原來是哪個單位的？”
這時有四個警察也過來了，看上去年齡都不大，也就20上下。這時我明白了，第一個年輕人是個便衣警察。他們既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
我說我原來在局機關教育處工作，並且報上了姓名。
“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看看。”中國的警察還沒有亮證的習慣，不過我覺得他們不像是冒充的，也就沒要求他們。但我的身份證在親戚手裏，為的是原單位有事情時好用，護照在老伴那裏。老伴做頭去了，護照也拿不出來。我無奈地向他們進行解釋。他們提出看看我背包裏的東西，我隻好讓他們看，都是換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
“你剛才是從誰家出來的？帶我們去看看。”那個便衣說。
此時我隻能服從。上了四樓，內侄把門打開，他們可能認識他。再看看放在客廳裏的行李箱，還都捆著，帶著行李標簽。
“這是我大姑父，親姑父。”內侄說。
“不好意思。”那個便衣說。“我們以為他是傳播法輪功的呢！”
這件事就成了我回到家鄉後酒桌上的下酒菜，惹得有些人直噴飯。這麽大的小鎮有幾個不知道你出國的，怎麽偏偏就都被你遇上了？
第三關 首都機場
好容易回來一趟，親戚輪流請吃自不必說，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老鄰居也跟著排號，幾乎天天都不閑著，轉眼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
回程路上，在北京首都機場，我這個人又被特殊關照了一番。當然我心裏有底，不怕他們檢查。
也是在排隊等候安檢的時候，一個警察走過來向我要機票和護照，說要核對一下。他把機票和護照一拿走，我就開玩笑說：“壞了！準是潘長江出事了！”
這又是我的典故。在國內時有人說我像潘長江，到了加拿大後，在英語班，開始我說我叫潘長海，是潘長江的哥哥。有個東北老鄉半信半疑，等他知道這是開玩笑後，便說：“別說，你還真有點兒像潘長江。”
話說回來，在首都機場平安無事，機票和護照物歸原主。這次我還是空前絕後，在我的視野裏，僅僅是我一個人被核對了機票。不管怎樣，我順利地登上了海南航空公司直飛多倫多的航班。
回到多倫多，我上網看到有消息說，國慶節長假期間以及長假前後，中央幾位主要官員親自坐鎮指揮，堵截企圖外逃的貪官。據說他們有一個黑名單，結果有數百人被拘留。
我什麽地方像貪官呢？我怎麽就沒覺出來呢。當然，貪官什麽長相的都有，許多也是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真是知人知麵不知心。
看來中央還真有人想真反腐敗，不過這種揚湯止沸的辦法能解決根本問題嗎？還記得有位大領導曾經說過“權為民所授”，不知道後來為什麽不提了，但願他還能想起來。真正做到“權為民所授”，就會少出貪官，出了也會及時發現，及時清除，不至於隱蔽了20多年，官至十億人之上，幾人之下才被懲處。
第四關 又是皮爾遜機場
乘了13個小時的飛機，在北京起飛是9月24日15時，到多倫多還是9月24日16時。時差讓我的年齡減了半天，如果能用這個辦法把年齡減去10歲豈不快哉！
在北京首都機場恰巧遇上了在加拿大的鄰居，不用說就這一個航班。因為她兒子的公司忙，約定她下飛機後再打電話給兒子，這樣可以少浪費兒子的時間。而我們已經約好女兒按航班到達時間來接。於是我們提議不用她兒子來了，她搭我們的車就行了。
到了皮爾遜機場，我和老伴順利過關，但那位鄰居卻被要求去開包檢查。我說了一句，我們是一起的。這下可好，機場海關人員要我們倆也跟著去檢查。我後悔莫及，說這話幹什麽，到海關外麵等著不就沒這個麻煩了嘛！
事已至此，隻好硬著頭皮去接受檢查吧。因為老伴說我點兒低，總是遭到分外的關照，所以盡管親友們熱情相贈，拿不準的東西都沒帶。在臨回來之前，我還讓一個朋友給他在海關工作的朋友打電話詢問可以帶什麽，不可以帶什麽，而且還問了幾樣具體的東西。盡管如此，誰知道會不會有什麽意外呢？據說海關工作人員的心情也很重要，高興了事情就簡單，不高興了事情就複雜。還有人說，一旦你被檢查過，在機場留下了紀錄，下次，再下次，次次檢查你。
我心裏忐忑不安，老伴也神情緊張，那個鄰居更不用說，除了緊張，還一個勁抱歉，說連累了我們。
還好，我們三個人把入境卡和護照一並遞給檢察官後，我說了一句“We will take the same car.”不知道這句話是不是地道的英語，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句話起了作用，那個檢察官把我和老伴的入境卡看了看，放到一邊，拿起鄰居的入境卡問：“Do you have any food?”鄰居聽懂了，說了句“No”。僅此一問，順利放行。我們懸著的心終於落了地。
過後老伴得意地說：“怎麽樣？與我一路同行，逢凶化吉。”可不是，以前在敦化六頂山，有個看手相的說我老伴手心有個痣，出門在外逢凶化吉，與她同行的人也跟著借光。是命運還是巧合，姑且信之！
【本文寫於2012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