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右）年輕時和朋友的照片。
2018年母親節期間，我的哥哥寫了一篇小文回憶母親。
我整理一下放在這裏。文中的"我"是哥哥。
先介紹一下背景人物：
我們的母親（1923年10月28 — 2009年11月10日）：解放前畢業於湖北第一師範學校，之後從事教育工作多年。解放初期隨著我們的父親到北方"支援東北建設"。
姑姥：文革期間姑姥告訴我們她是苦出身、孤兒，是我們的姥姥從大街上撿回來的。另一種說法是：姑姥是姥姥買的丫頭，當時姑姥7歲。母親常說姑姥伺候了童家四代人（從母親的爺爺到我們這一輩）。對我們來說，她是照顧我們兄弟姐妹多年的長輩。
鄧啟群：母親的閨蜜，小時候常常和一群孩子在母親的家裏玩耍、吃飯、睡覺。媽媽叫她"媛媛"，我們叫她媛媛阿姨或者鄧阿姨。她是老革命，丈夫叫李人林（1914—1995）。
錢瑛（1903-1973）：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任監察部部長。她的姐姐是母親的嬸嬸。那時候大家族都在一起生活，所以母親認識她。
下麵是哥哥的回憶：
你們知道媽媽1963年夏天為什麽帶楠妹去北京嗎？我們家人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求人的！
1957年黨號召百姓提意見。那時的媽媽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希望這個國家越來越好。在幫助黨整風的會上發了言。先說了許多讚美的話，最後提了一句，如果公共汽車不那麽擁擠就更好了。於是母親就成了右派。工資從原來的每月七十幾降到49.50。這個數字記得這麽清楚是因為母親的這份工資一直領到退休。
右派是不能教導學生的。媽媽那時每天上班幹什麽我們都不知道。總之精神上和肉體的折磨使她覺得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於是1963年夏天帶著楠妹去了北京，見到了李人林、媛媛阿姨和錢瑛。李伯伯夫妻留母女倆在他們家住了兩個星期。
當時我11歲，能清楚的記得，媽媽去北京前的幾個晚上都含眼淚和姑姥說了一些關於辭職、退職、離婚，甚至去死等等的話題。我聽了心驚膽戰、不知所措。
那時家裏最小的妹妹剛剛一歲，而且大人們似乎是沒有假期的。不到萬般無奈、走投無路，媽媽是不會把那麽小的孩子留給姑姥一個人、義無反顧地離開兩個星期的。
在北京的時候，李伯伯一家常常帶著母親和小楠四處走走看看。逛公園、看電影、看戲、吃大餐、和湖北天門的老鄉聚會。小楠和他們的孩子們（路路、建國、援朝、小林...）一起玩鬧。
錢瑛也留母親和妹妹住了一晚，還請她們出去吃飯。
媛媛阿姨對母親說："知道你們家不缺錢，可以考慮在政治方麵給以關照"。
楠姐在此補充：媛媛阿姨給當時我們所在城市的市長、她們的湖北老鄉，寫了一封信交給母親。還帶了一些北京特產。地址也是鄧姨告訴母親的。楠姐和媽媽一起去的市長家、北台的一棟別墅。家裏除了市長夫人還有一個女兒。媽媽把鄧姨的信和土特產交給市長後，就再沒去過那裏。
從那以後媽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苦、髒、累的事搶著幹。努力改造，積極工作，靠近黨。兩年後就摘掉了右派帽子，還做了學校的出納。作為進步的表現，媽媽還訂了一份《紅旗》雜誌。其實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閱讀。媽媽從骨子裏是不關心政治的人。
日子似乎終於好了一些。但是文革來了，這些又成了媽媽的新罪狀：摘帽右派還假惺惺地靠近黨！加上剝削階級出身，三青團等曆史問題。還差一點被打成貪汙犯（另有故事）。抄家、批鬥、囚禁.... 母親又一次陷入深淵。
那個年代李人林夫婦和錢瑛也都受到衝擊，自身難保。當然也顧不上我們的母親了。
許多人熬不過去了。我們身邊就有陳誌東的媽媽（右派），湖南人，文革時期自殺身亡。誌東成了孤兒。
媽媽和老朋友趙玉珍（也是右派）說過要辭職的想法，辭職費給姑姥養老，因為實在支撐不下去了。
不知道是五個孩子的責任重大；還是我們的姥姥姥爺仍然健在、需要母親在精神和經濟上的支持；也許是母親自己堅強的意誌，總之媽媽最後熬過來了。多年後媽媽說過幾次：我能活到80多歲，真沒想到！
錢瑛1973年就病逝了，沒有等到平反昭雪的那天到來。
我們的媽媽退休前的很多年都在學校的校辦工廠工作。不是騎著自行車到處聯係業務，就是推車幹活。長期的戶外體力勞動加上北方的天氣使媽媽患上嚴重的關節炎，腿關節變形。
媽媽是典型的南方女子。嬌小柔弱的身軀，在東北的極寒時期，帶著厚厚棉手套，推著沉重的手推車為學校小工廠上貨、送貨。這個情景一直在我的腦海裏。
那副手套我還保留著。
這就是母親的手套。
樺妹說：手套真的好麵熟，[Sob]。媽媽很堅強，我繼承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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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這些事情的目的不是記恨哪一些人，而是感激那些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同時也希望這些殘酷的事情不要再度發生。
寫於2018年5月。
注：2022年1月上旬，突然發現以前從美篇拷貝到文學城博客裏的照片全部丟失。這篇文章的照片是 1/21/2022 重新上傳的。非常感謝文學城裏幾位朋友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