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洪濤院士非典病毒定性的失誤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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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談洪濤院士非典病毒定性的失誤和原因
(2010-08-04 03:06:14)
洪濤院士生於1931年7月，從事醫學病毒學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病毒病理和生物醫學超微結構實驗室，首次發現人類B組輪狀病毒並進行了係統的分子生物學研究；還首次發現了出血熱病毒的形態，解決了久而未決的病原學問題，是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病毒預防控製所首席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
由於廣東出現了非典的流行，作為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病毒預防控製所的首席專家，洪濤於2003年2月7日開始，投入了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的研究。2月13日，首次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廣東送來的“非典”標本，這天洪濤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經過對所拍攝的100多張電鏡照片仔細觀察，發現病人肺組織中存有大量的衣原體樣顆粒！並於2月18日下午向社會公布了這一研究成果。2月18日晚上7時的中央台《新聞聯播》正式宣布：“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病毒病預防控製所報告，通過電鏡觀察發現兩份死於本次肺炎病人的屍檢肺標本上有典型的衣原體包含體，肺細胞漿內衣原體顆粒十分典型。廣東省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確定為衣原體。”晚上8時07分，新華社正式報道：“引起廣東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權威部門的結論，通過權威媒體發布出來。其直接後果就是使中國政府喪失了寶貴的時機，使非典成為建國以來危害最大的瘟疫。
從研究成果公布那天起，洪濤院士開始走了下坡路，犯了一係列不應該犯的低級錯誤，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麵：
1、明顯的低級錯誤
洪濤院士通過“非典”標本的電鏡照片，就敢向全世界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明顯缺乏責任心，理由如下：
（1）、嚴重脫離實際，脫離臨床。認識依賴於實踐，實踐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需要一個過程。往往需要由實踐到認識，再由認識到實踐，經過多次反複，才能夠完成。在SARS開始流行時，廣東的醫生用了各種抗生素試驗治療，大量病例證明抗生素治療無效。這是公開的事實，廣東的老百姓都知道，否則老百姓怎麽會知到非典無藥可治，搶購食品呢？如果病原真的是衣原體，衣原體引起的肺炎一般呈散發性，流行的可能性少，大多病情輕，死亡率低，並且在應用紅黴素等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後即可特效。而SARS病人病情嚴重，死亡率高，應用抗生素無效。如將衣原體作為SARS病原體，經不起臨床實踐的檢驗。鍾南山院士根據疾病的臨床特征，認為可能是由一種未知的新病毒引起的。感染了“非典”的蔡衛平，是“廣東省醫療救護專家指導小組”成員，他在病床上十分激動地說：“要是衣原體，我把頭砍下來給你……”[84]
洪濤院士在兩例死亡病例的肺組織找到衣原體，隻能證實這兩個病人攜帶了衣原體，並不能證實衣原體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廣東全部305個病例(當時公布的最新病例數是305例)。有的專家還尖銳指出，中國疾病控製中心“沒有征詢廣東臨床專家意見就急於宣布結論，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態度。”
如果按照“衣原體說”治療非典，治療方案將大大簡化，但如果“衣原體說”是錯誤的，我們可能付出沉重的生命代價。這正是對付過多起臨床非典病例的廣東專家直言“衣原體說”過於草率的原因。
但是洪濤院士不調查廣東的醫療實踐，不研究患者的治療過程，不重視同行的不同意見，完全相信自己的“眼見為實”，一意孤行，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的不正確結論，並通過中央電視台向全世界公布，誤導了領導，誤導了百姓，使中國在抗擊SARS的戰爭中，在全世界麵前打了第一個敗仗。這個錯誤是很明顯的、很低級的、很遺憾的、很不應該的、損失是大的，教訓是慘痛的。
（2）、要確定一種微生物作為新傳染病的病原體不是哪個人說得算，而是有一個全世界公認的偉大的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科學驗證方法,被稱為確定病原的“金標準”--科赫法則(詳見問題1.2）。每一個學醫的學生都知道這個“科赫法則”，作為專門從事病毒研究的院士更應嚴格遵守。但是洪濤領導的科研隊伍，卻犯下了極為低級的學術錯誤，他無視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傳染病病原鑒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則，而僅根據電子顯微鏡照片來鑒定病原，犯了被國際同行評價為“違背常識”(“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學術錯誤。從事醫學病毒學研究40年的院士，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的結論，不符合“科赫法則”，為什麽敢這樣做？
科學家在科研中出現錯誤是不奇怪的，但出現低級錯誤就不應該了，特別是出現明顯低級錯誤還總強調客觀原因，就更不應該了。而且為多次多方麵低級的抵賴，這裏用“頑強的低級抵賴”是不過分的，理由如下：
（1）、2003年05月23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劉暢在中國青年報頭版發表的《洪濤院士回首SARS病原之爭衣原體敗給冠狀病毒》的文章中說：“通過電子顯微鏡觀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屍檢肺標本上有衣原體，並於2月18日向社會公布了這一研究成果。
回顧當時情景，洪濤說，自己曾要求媒體宣布他的發現時‘要留有20％的餘地’，但實際發布時‘還是餘地留小了’。”[85]
這是洪院士把自己失誤的責任在往媒體上推。媒體不是醫學專家，媒體隻能如實報道專家的研究成果，而不可能有任何的篡改。特別是這個問題關係到上萬人的生命，全國矚目全世界矚目，科學家和媒體都應該嚴謹、嚴肅。“要留有20％的餘地”，媒體沒法留，就是留90%的餘地，媒體也絕對不可能把“衣原體”留成“冠狀病毒”。讓媒體留餘地，本身就說明自己的根據是不十分可靠的，不可靠的又為什麽急於公布？自己的低級錯誤埋怨媒體“餘地留小了”，能說這不是明顯的低級抵賴嗎？
（2）、在2月18日洪濤院士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之後，國內外醫學界以不同方式表示異議，並加緊研究工作，3月17日，WHO的科學家組織了一個包括全球歐美亞三大洲、9個國家和地區、11個研究機構的研究網絡，其中沒有中國大陸的科學家。3月21日，香港大學的科學家從患者體內發現病毒，根據電子顯微鏡觀察，初步認為這是冠狀病毒。三天後，美國CDC肯定了這個發現。［Science 300， 224－225 （2003）］。3月28日，中國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網絡。4月16日，WHO在日內瓦正式宣布，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SARS的病原。這個病毒被命名為SARS病毒。
到此非典的病原為衣原體學說以宣布徹底失敗，但是4月10日下午，在一個官方發布會上，洪濤通報了中國疾控中心發現冠狀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時表示，“個人認為，可能是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發生作用”。12日，洪濤再次公開表示，“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存在”。[86]。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濤院士還在中央電視台上說：“我們發現衣原體老跟冠狀病毒伴隨，很可能它們兩個有什麽協同作用，要麽是協同，它需要它，要麽是它感染了，鋪平了道路，冠狀病毒給衣原體的供給造成溫床，鋪平了道路，這種可能性都有的。”[87]
在全世界都公認“冠狀病毒”是SARS的病原體之後，洪濤還要強調“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存在”，同時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現在查的是致病的元凶是什麽病原體，在全世界公認的情況下還念念不忘衣原體，是不是明顯強詞奪理，是不是明顯低級抵賴。
（3）、洪濤院士也承認，“冠狀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沒有問題，通過基因分析，也證實了這一點。”但同時，洪院士又說，“但是，在幾例非典病人的標本試驗中，衣原體是客觀發現，自己‘沒有造假’。”我們知道，造假與失誤是兩回事，造假是主觀故意，而失誤是非主觀的錯誤。沒人說洪院士在故意“造假”，我們關心的是為什麽會失誤？以後怎麽避免失誤，可洪院士似乎一直都在回避這個實質性問題[85]。
（4）、洪濤介紹，中國疾病控製預防中心成立不過一年多，中央投資6億元，但新的研究所尚在建設中，預計2008年建成，顯然遠水難解近渴，SARS醫學研究難以借力。在德國、美國訂購的設備，由於非典時期運輸不便，幾個月還沒運到。目前，中國還沒有一個適合做動物模型試驗的實驗室，還缺少超速離心機等價值昂貴的醫學研究設備[85]。
這些原因是客觀存在的，但因為這些就可以不顧臨床醫生的醫療實踐，就可以不顧同行的反對，就可以違背“科赫法則”，輕易宣布重大醫學問題嗎？
(5）、報道中，洪濤說，這裏有一個學風問題，“很多醫學研究者情緒浮躁，包括我們自己”。請注意，是“我們自己”，而不是“我自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發布衣原體的不是別人，也沒有別人，隻是洪院士自己，何處來的“我們”？把“我”換成“我們”，意味著什麽？不是抵賴又是什麽？如此重大的問題，僅僅“浮躁”兩個字就可以解釋清除嗎？
(6)、洪濤院士以權威自居，利用權利和媒體，壓製不同意見。“衣原體”說出現後，國內外醫學界無一家研究結構認同，廣州的報刊首先出現不同觀點，但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道了衛生部的最新決定：“不以衛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領導小組名義發布的任何病原研究的信息，屬個人行為。”。國家疾病控製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再三通過中央媒體公開宣布：他們找到了衣原體，衣原體合並冠狀病毒的個案是致死性的，僅僅冠狀病毒的感染，病情就會輕一些……李立明還通過新華社等權威媒體向全國的醫院推薦七種對衣原體有效的特效抗生素。這些抗生素對SARS病毒一點作用都沒有。
學術的爭論是正常的、必要的，沒有爭論就不能鑒別和發展，任何以權威和行政手段無理壓製不同觀點都是錯誤的、不應該的。
（7）、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體與SARS聯係在一起的國家，如果說2月18日的公布是有些“浮躁”，是媒體“餘地留少了”。衣原體的結果公布後廣東的臨床醫學家強烈反對，國外科學家也紛紛質疑，日本專家就直斥SARS的衣原體病原說“違背常識”。［Nature 422， 459 （2003）］。結果公布後麵對國內外的質疑，應該認真考慮不同意見的建議，進一步實驗研究，做出正確的判斷。可是洪濤院士鐵嘴鋼牙，老眼金睛，自信心特強，對不同意見忽略不計。可見洪濤院士的頑強精神。一口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體，麵對全世界的眾口一辭，仍舊堅持自己的“發現”。
如此重大的問題，原因隻是輕描淡寫地說是“浮躁”嗎？為什麽對自己的科研成果“浮躁”，對待別人的科研成果卻“冷淡”、“憂鬱”。中國新聞網2003-05-22 08:13:58的文章，《疫苗問世最快要2年血清療法不宜大力提倡》，文中提出“就302醫院著名醫學專家薑素椿教授用自己的身體進行血清治療非典成功一事，洪濤表示，‘血清療法是在醫學還不發達的時候采用的一種方法。在無法斷定康複患者血液內是否存在其他未知病毒的情況下，貿然將其輸入到其他患者或健康人體內，可能會導致新的危險。而現有的檢測技術還不能打保險。’洪濤認為，在目前技術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血清療法不可取。
‘血清的來源也是問題，有那麽多重患者，你不能要求所有剛康複的患者都捐獻血清。’洪濤說，‘除非找到能替代的大動物，例如馬，但現有的醫學技術還不能直接輸入動物的血清。’”[88]
在SARS流行期間，薑素椿是解放軍302醫院的教授，因搶救SARS病人受感染，被確診感染上了非典。薑教授開始想到了使用非典患者恢複期血清治療。由於他的堅持，在他的治療過程中采取了這個特殊的辦法進行試驗成功。
血清療法應用曆史已100多年，有成熟的理論和實踐,詳見問題7.3.3.4、為什麽說血清療法是正確的？。在病毒性疾病應急時使用，可以明顯降低死亡率，而且沒有後遺症。並且薑素椿教授在自己身上試驗成功，但是洪濤院士對自己的“衣原體”學說不考慮臨床實際，不考慮患者利益，大力宣傳，對別人的試驗成果卻持十二分的“冷靜”，十二分的“憂慮”，使血清療法並沒有在國內推廣應用。血清療法療法的本質就是輸血，如果輸血如此危險，手術誰也不敢做了。
通過上述事實可以清楚看出，在中國抗擊SARS的戰鬥中，中國醫學界的科學家整體打了敗仗，其中洪濤院士的上述失誤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不能用偶然的“浮躁”解釋清楚，肯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就是“論資排輩”的職稱製度、“各自為政”的科研體係、“權威稱霸”的學術環境、“不負責任”的科研項目和“脫離實際”的研究方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