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楊光討論∶極權之下無改良
張三一言
曆史是曆史，現實是現實。不論清末改良成功還是失敗，今天極權下的改良就是注定不能成功隻能失敗。
六四民運精神和理想並不因六四行動失敗，但是六四改良思想六四時已失敗，在今天中國也隻有失敗沒有成功。
清末改改，在理論與邏輯上，外國提供的經驗方麵都可論證有成功可能；但中國今天，不論是理論與邏輯上，外國提供的經驗方麵都可論證沒有成功可能。理由隻要一個∶極權之下無改良。
抽象地說理，改良比革命，不論在道德、符合人性、所需代價┅方方麵麵都比革命優越。而且，在世界上已經提供了大量改良成功的現實和曆史經驗。但是，在人類史和現實中還沒有出現過極權政治製度下，特別是具有類似中國共產黨特色、法西斯化的極權製度下改良成功的實例；即使是在非極權的常態專製製度下，也沒有見過沒有革命關連而是純粹改良成功的先例。現在改良派的錯誤是空間迷失。把適用於常態專製的改良錯誤地放到極權製度下，以為在極權下照樣行得通。現在企圖在極下實行改良的改良派，就好像拿能治好發熱感冒的亞斯匹林去治理癌病的醫生一樣，總是以為專製製度下行之有效的改良用到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製度下一樣有效。
那麽，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製度下的中國，是不是改良絕對不可行呢？
也未盡然。
其一，反革命改良（如果有這一種事實的話）在中國一定不會成功，等著他們的隻是一條死路。
其二，如果改良派與革命派合作，實行改良革命並行並進，則改良是一條活路。
道理很間單，若革命改良勢成，革命要共產黨的命，改良給一條活路共產黨走；在死活任選其一的條件下，共產黨走改良的可能性會大增。根據曆史經驗，我們可以想的是∶一個可能，在改良兼革命雙層壓力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軟化放權而導致啟動民主進程。第二個可能，共產黨內部分裂；不管它是由於思想或派別分裂還是投機家野心家乘機擴張實力。無論何種情況，都必然給民主留下足夠空間生存和發展。
楊光自己也說∶“改良與革命並不必然對立”；改良與革命的目標並無一致，在革命改良並行並進過程中，兩者並沒有不能共存的衝突；為甚麽一些改良派非要對革命抹黑、醜化、誣蔑、把革命趕盡殺絕不可？細想後，除了基於思想派別、已形成的集團製益作怪外，就想不出還有甚麽理由了。所謂派、集團利益就是當前可以得到的資源這個實實在在的利益和想像中未來由我掌握政治權力的利益。
楊光提出改良有助於革命的觀點，我讚同。不過同樣，或者是更明顯的事實是，革命對改良更有助益。但是楊光不能換位思考。隻講改良對革命的貢獻，不提革命對改良的助益，還在論述改良功勞時對革命狠加鞭打。在革命與改良並存並進局勢下，最終取代舊政權的多數是改良派。但是，現在的反革命改良派總是要對革命派抹黑、醜化、誣蔑、趕盡殺絕。
還有一點要提一下，反革命改良派幾無例外地把所有革命，包括今天主張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都與共產黨毛澤東的革命劃上一個等號。這種違背事實違反邏輯的對革命思想、活動的誣指，到了應該收起來的時候了。
我和楊光在革命與改良的分歧是∶楊光要的是反革命的改良，我要的是容革命的改良；楊光反的是革命，我反的是改良中的反革命。
201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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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簡論清末改良運動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366
作者∶楊光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點擊數∶240 更新時間∶4/21/2010 6:38:29 AM
紀念《零八憲章》發布一周年征文
一、改良注定行不通嗎？
一直以來，清末改良運動的“曆史教訓”都是“中國改良之路注定行不通”的關鍵證?——如果不是唯一證?的話。大凡反對改良的人，幾乎沒有不談戊戌變法、清末立憲的。是的，維新失敗了，光緒失權了，康梁逃跑了，“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後來，又立憲流產了，新政敗壞了，清廷破產了，辛亥革命一呼而天下應。一百多年前的這些經典性政治場景仍然烙刻在思想者們的心頭。
這段曆史最大的現實意義，似乎隻是給“路線鬥爭史觀”、“革命史觀”不斷地提供雄辯之資。國共兩黨的理論家們教給我們如下的曆史定論∶改良主義是錯誤的，其失敗純屬客觀必然、不可避免，革命路線才是正確的，雖有挫折險阻、流血犧牲，終必取得偉大 利。然而，這些雄辯並不是真實的曆史。
戊戌年的變法運動的確是失敗了。主要失敗於光緒帝的急躁和康有為的狂妄，卻不是失敗於改良主義路線。變法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張並沒有失敗，隻是短暫中斷了。幾年以後，因扼殺維新運動而被當成舊黨首領的慈禧太後本人又重新拾起了變法的旗號，在政治改良之路上走得比當年的光緒帝和康有為更加遙遠。康有為不過要開“懋勤殿”，老佛爺卻親自首肯了“立憲法、開國會”的主張。如此看來，戊戌年的失敗者僅僅是光緒帝和康梁諸君，卻不是與他們捆綁在一起的改良與維新本身（注∶我們談這個問題當可更嚴謹一些。比如說，89民運是失敗了，但我們大可不必說∶民主抗議運動在中國注定行不通。以一兩個曆史故事而作出普遍結論，是必須慎之又慎，要輔之以必要的理論論證的）。
晚清的立憲運動也確實是失敗了。主要失敗於體製內的滿漢、央地權力鬥爭和體製外的反滿民族主義，而不是失敗於改良主義路線。讓我們再往後看，辛亥革命之後的政治主題是什厶？依然是舊的改良主義的老題目∶改官製、立憲法、開國會。清朝未完成的任務，民國照樣完不成。人民共和國不僅完不成，反而走了回頭路，往秦始皇和朱元璋的方向大幅度退卻。革命家們的“豐功偉績”並沒有為中國帶來一部公認的優良憲法和一個民主的優秀國會，比之改良運動，未見得就成功、高明到哪裏去。
“改官製、籌自治、立憲法、辦大選、開國會”，這些清末改良主義的理想延宕百載、至今未竟，然而畢竟一代代傳延，國人並沒有完全放棄。放膽斷言改良主義必定失敗或完全行不通，似乎仍為時尚早。若說失敗，豈止是改良失敗，革命何嚐不失敗！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黨革命倒是失敗得更慘一些。為這些個革命而拋頭顱酒熱血的可不隻是區區“六君子”，而是數以丌計的仁人誌士和多達幾千丌的平民百姓啊！按同樣的邏輯，是否也該說“革命之路注定行不通”呢？
二、改良派妨礙了革命，還是支持了革命？
再說說清末改良派與革命黨的關係、改良運動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戊戌變法以後，原本棲息於清朝體製內的改良派有一部分被逐出體製，加入了反抗運動，與革命派互相唱和、互成犄角。梁啟超是讚成過革命的，雖然後來又成了反革命。另一方麵，維新運動雖然失敗，卻在權力的核心層周圍培育了一批堅定的改良主義者。日俄戰爭之後，不僅梁啟超等流亡海外的立憲主義者大聲疾呼、搖旗呐喊，而且袁世凱、張之洞等高官，載澤、溥倫等親貴，張謇、湯化龍等士紳，也都加入了立憲的陣營。立憲派可謂陣容齊整、勢力龐大，裏應外合、咄咄逼人。慈禧太後也頂不住立憲派施加的政治壓力。而革命派則勢單力薄、位處邊緣，除了策動一些無關大局的武力冒險之外，無能對中國局勢發揮更大的影響。
但立憲派不是鐵板一塊，不久之後，這個龐大的陣營迅速分裂。光緒帝之死使一些立憲人士失去了他們心目中的“ 主明君”，君主立憲的態度不再那厶堅決；此後激烈的官場權力鬥爭又使得疆臣立憲派、紳商立憲派、漢族立憲派與清室親貴立憲派走向了利益對立。那時候，民間的立憲人士大都抱有一立憲則中國立等富強的玫瑰幻想（這與現在有些人相信一民主則中國立馬太平、丌事大吉，就連西藏新疆台灣問題也可迎刃而解是一樣的心情），他們異常急切，當朝廷對速開國會、縮短立憲預備期限的請願活動推三阻四的時候，民間立憲派頓然對朝廷失去了信心。而所有這些在利益上、感情上背棄了清廷的立憲改良人士，都在有意無意之中、直接間接地支持了革命派。
立憲派對憲政的宣傳以及對清廷政改措施的不滿和批評，於不知不覺中為不久到來的革命做好了間接的、然而比較充分的準備。在這方麵，梁啟超的筆力最為雄健淩厲，他對清政府的猛烈攻擊，其所闡發的新理念、新思想，傳播最廣、影響甚巨，革命黨中無人能望其項背（事實上，思想貧乏的孫中山先生在整理其“主義”時從梁啟超處借益多多）。於清廷的政製解體，鼓吹改良、君憲、新民、開明專製的梁啟超之功，實 過千軍丌馬。雖然他本人無意於革命（為此還挨過革命黨人的耳光），但結果卻是，他的文章和思想、他的遠見卓識、他的社會活動，間接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支持者。
孫中山、國民黨將推翻清朝的功勞全都記在革命黨的帳上，不僅不記立憲派的好，反而認為立憲派於革命有危害，無端瓜分了革命果實，這是極不誠實的。辛亥革命之迅速成為燎原之勢，並不是同盟會、光複會影響下的少量新軍和一群秘密會黨能夠獨力成事的，更不是黨人搞政治暗殺的功勞。誠然，革命黨人意誌最堅強、行動最勇敢，但立憲派卻在關鍵時刻給予革命派最有力的幫助。在大多數宣布獨立的省份，知名的立憲人士、各省谘議局的議員都是很活躍的革命成分，湯化龍、張謇、湯壽潛、譚延闓、蒲殿俊等立憲派領袖在革命過程中的獨特作用，是革命黨人無法起到的。之所以辛亥革命比較平和、不太暴力，清政府方麵的抵抗微弱以至不成氣候，正是因為這些改良派立憲人士運用了他們的名望、能力、社會影響和官場人脈。官府可以毫不猶豫地鎮壓黨人，卻很難向這些立憲領袖下手。袁世凱在回答朝廷對他剿匪不力的指責時說，要我剿黎元洪、程德全這樣的叛逆可以，要我剿張謇這樣的民意代表辦不到。可見，立憲派之襄讚革命，意義何其重要。在此曆史的關鍵時刻，從前的改良主義者絕大多數紛紛“鹹與革命”，變成了共和革命派，這是不容抹殺的事實。即使是愛新覺羅宗室裏的立憲人士，如奕 、溥倫等人，在勸說隆裕太後順應大勢、接受退位以免生靈塗炭方麵，也曾有功於革命。革命黨人指責立憲人士轉變立場是“投機革命”、“搶班奪權”，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未必隻有服從同盟會統一領導、擁戴孫中山獨掌大權的人才不叫“投機”、不叫“奪權”？
當然，更重要的是，清朝之覆滅、辛亥之成功，最關鍵的砝碼並不是偉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而是強人袁世凱的和平願望。袁世凱之所以願意順應共和潮流，與他堅定的改良立憲立場分不開。如果人們不因後來的“稱帝”而全盤否定袁氏，應當承認袁世凱也是中華民國名正言順的國父之一。正是袁世凱、孫中山、梁啟超、黃興、黎元洪、宋教仁、張謇等等這些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場、不同態度的當年的革命領袖和改良領袖們，共同締造了一百年前那個很不完美的遠東第一共和國。
因為有大批來自清朝體製內的改良派同情和支持了革命，袁世凱和北洋派更一度“竊取了革命果實”，所以，辛亥革命是“不徹底”的∶皇帝沒有被砍頭，故宮沒有被火燒，天安門前沒有走大炮，舊官僚和舊紳士們沒有被遊街，反革命分子沒有受清算，廣大農民還沒來得及加入革命的隊伍，未莊的權威也還是趙太爺而不是阿Q。但我以為這實屬中華先民之幸事。辛亥革命與美國革命是有幾分相似的，“不徹底”便是相似處之一。可惜因為憲政闕如，後麵的事情，就慢慢蘇俄化了。
三、“徹底革命”有意思嗎？
關於那段改良立憲與革命共和相互糾結的曆史，三言兩語自然難以說清。然而，我認為，有一個事實是很清楚的∶改良與革命並不必然對立，倒可以成為革命的前驅和邊鋒；改良即使曾經“行不通”，革命派也不必在政治上排斥改良派、在道德上貶低改良派，倒是在關鍵時刻應該求助於改良派；在改良與革命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革命之後，換了一撥人馬，仍需要繼續改良，不改良則革命可能無意義；而改良之中，若效果累加到一定程度而不能再進，通常會觸發革命。改良與革命的關係，大致如此。
共產黨有一個謬論，說革命者必須與改良主義劃清界限、徹底決裂，否則革命就“不徹底”，就無法清除舊政治、舊法律、舊社會、舊文化留下的痕跡，就時刻都有反革命複辟的危險。然而，我們也已經見識過了一些被叫做“徹底革命”、“史無前例的革命”的罪惡勾當，那或者是烏托邦的狂想，或者就是報複欲、破壞欲、毀滅欲、極權欲的集體爆發。那些聲稱“天翻地覆”、“換了人間”、“時間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遊戲，不過是報複欲破壞欲毀滅欲極權欲得逞之際自我感覺良好的醜惡的自我吹噓罷了。
然而，“徹底革命派”終究無權把反對“徹底革命”的公民全部殺光，也不可能把舊時代的所有舊東西全部消滅、就像清洗磁盤那樣從我們的生活抹去。真正的“徹底革命”，大概是並不存在的。所以，這也就說明∶要讓革命與改良劃清界限，恐怕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2010-3-28
與楊光討論∶極權之下無改良
張三一言 (2010-04-24 03:42:35) 評論 (0)與楊光討論∶極權之下無改良
張三一言
曆史是曆史，現實是現實。不論清末改良成功還是失敗，今天極權下的改良就是注定不能成功隻能失敗。
六四民運精神和理想並不因六四行動失敗，但是六四改良思想六四時已失敗，在今天中國也隻有失敗沒有成功。
清末改改，在理論與邏輯上，外國提供的經驗方麵都可論證有成功可能；但中國今天，不論是理論與邏輯上，外國提供的經驗方麵都可論證沒有成功可能。理由隻要一個∶極權之下無改良。
抽象地說理，改良比革命，不論在道德、符合人性、所需代價┅方方麵麵都比革命優越。而且，在世界上已經提供了大量改良成功的現實和曆史經驗。但是，在人類史和現實中還沒有出現過極權政治製度下，特別是具有類似中國共產黨特色、法西斯化的極權製度下改良成功的實例；即使是在非極權的常態專製製度下，也沒有見過沒有革命關連而是純粹改良成功的先例。現在改良派的錯誤是空間迷失。把適用於常態專製的改良錯誤地放到極權製度下，以為在極權下照樣行得通。現在企圖在極下實行改良的改良派，就好像拿能治好發熱感冒的亞斯匹林去治理癌病的醫生一樣，總是以為專製製度下行之有效的改良用到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製度下一樣有效。
那麽，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製度下的中國，是不是改良絕對不可行呢？
也未盡然。
其一，反革命改良（如果有這一種事實的話）在中國一定不會成功，等著他們的隻是一條死路。
其二，如果改良派與革命派合作，實行改良革命並行並進，則改良是一條活路。
道理很間單，若革命改良勢成，革命要共產黨的命，改良給一條活路共產黨走；在死活任選其一的條件下，共產黨走改良的可能性會大增。根據曆史經驗，我們可以想的是∶一個可能，在改良兼革命雙層壓力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軟化放權而導致啟動民主進程。第二個可能，共產黨內部分裂；不管它是由於思想或派別分裂還是投機家野心家乘機擴張實力。無論何種情況，都必然給民主留下足夠空間生存和發展。
楊光自己也說∶“改良與革命並不必然對立”；改良與革命的目標並無一致，在革命改良並行並進過程中，兩者並沒有不能共存的衝突；為甚麽一些改良派非要對革命抹黑、醜化、誣蔑、把革命趕盡殺絕不可？細想後，除了基於思想派別、已形成的集團製益作怪外，就想不出還有甚麽理由了。所謂派、集團利益就是當前可以得到的資源這個實實在在的利益和想像中未來由我掌握政治權力的利益。
楊光提出改良有助於革命的觀點，我讚同。不過同樣，或者是更明顯的事實是，革命對改良更有助益。但是楊光不能換位思考。隻講改良對革命的貢獻，不提革命對改良的助益，還在論述改良功勞時對革命狠加鞭打。在革命與改良並存並進局勢下，最終取代舊政權的多數是改良派。但是，現在的反革命改良派總是要對革命派抹黑、醜化、誣蔑、趕盡殺絕。
還有一點要提一下，反革命改良派幾無例外地把所有革命，包括今天主張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都與共產黨毛澤東的革命劃上一個等號。這種違背事實違反邏輯的對革命思想、活動的誣指，到了應該收起來的時候了。
我和楊光在革命與改良的分歧是∶楊光要的是反革命的改良，我要的是容革命的改良；楊光反的是革命，我反的是改良中的反革命。
201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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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簡論清末改良運動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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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光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點擊數∶240 更新時間∶4/21/2010 6:38:29 AM
紀念《零八憲章》發布一周年征文
一、改良注定行不通嗎？
一直以來，清末改良運動的“曆史教訓”都是“中國改良之路注定行不通”的關鍵證?——如果不是唯一證?的話。大凡反對改良的人，幾乎沒有不談戊戌變法、清末立憲的。是的，維新失敗了，光緒失權了，康梁逃跑了，“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後來，又立憲流產了，新政敗壞了，清廷破產了，辛亥革命一呼而天下應。一百多年前的這些經典性政治場景仍然烙刻在思想者們的心頭。
這段曆史最大的現實意義，似乎隻是給“路線鬥爭史觀”、“革命史觀”不斷地提供雄辯之資。國共兩黨的理論家們教給我們如下的曆史定論∶改良主義是錯誤的，其失敗純屬客觀必然、不可避免，革命路線才是正確的，雖有挫折險阻、流血犧牲，終必取得偉大 利。然而，這些雄辯並不是真實的曆史。
戊戌年的變法運動的確是失敗了。主要失敗於光緒帝的急躁和康有為的狂妄，卻不是失敗於改良主義路線。變法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張並沒有失敗，隻是短暫中斷了。幾年以後，因扼殺維新運動而被當成舊黨首領的慈禧太後本人又重新拾起了變法的旗號，在政治改良之路上走得比當年的光緒帝和康有為更加遙遠。康有為不過要開“懋勤殿”，老佛爺卻親自首肯了“立憲法、開國會”的主張。如此看來，戊戌年的失敗者僅僅是光緒帝和康梁諸君，卻不是與他們捆綁在一起的改良與維新本身（注∶我們談這個問題當可更嚴謹一些。比如說，89民運是失敗了，但我們大可不必說∶民主抗議運動在中國注定行不通。以一兩個曆史故事而作出普遍結論，是必須慎之又慎，要輔之以必要的理論論證的）。
晚清的立憲運動也確實是失敗了。主要失敗於體製內的滿漢、央地權力鬥爭和體製外的反滿民族主義，而不是失敗於改良主義路線。讓我們再往後看，辛亥革命之後的政治主題是什厶？依然是舊的改良主義的老題目∶改官製、立憲法、開國會。清朝未完成的任務，民國照樣完不成。人民共和國不僅完不成，反而走了回頭路，往秦始皇和朱元璋的方向大幅度退卻。革命家們的“豐功偉績”並沒有為中國帶來一部公認的優良憲法和一個民主的優秀國會，比之改良運動，未見得就成功、高明到哪裏去。
“改官製、籌自治、立憲法、辦大選、開國會”，這些清末改良主義的理想延宕百載、至今未竟，然而畢竟一代代傳延，國人並沒有完全放棄。放膽斷言改良主義必定失敗或完全行不通，似乎仍為時尚早。若說失敗，豈止是改良失敗，革命何嚐不失敗！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黨革命倒是失敗得更慘一些。為這些個革命而拋頭顱酒熱血的可不隻是區區“六君子”，而是數以丌計的仁人誌士和多達幾千丌的平民百姓啊！按同樣的邏輯，是否也該說“革命之路注定行不通”呢？
二、改良派妨礙了革命，還是支持了革命？
再說說清末改良派與革命黨的關係、改良運動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戊戌變法以後，原本棲息於清朝體製內的改良派有一部分被逐出體製，加入了反抗運動，與革命派互相唱和、互成犄角。梁啟超是讚成過革命的，雖然後來又成了反革命。另一方麵，維新運動雖然失敗，卻在權力的核心層周圍培育了一批堅定的改良主義者。日俄戰爭之後，不僅梁啟超等流亡海外的立憲主義者大聲疾呼、搖旗呐喊，而且袁世凱、張之洞等高官，載澤、溥倫等親貴，張謇、湯化龍等士紳，也都加入了立憲的陣營。立憲派可謂陣容齊整、勢力龐大，裏應外合、咄咄逼人。慈禧太後也頂不住立憲派施加的政治壓力。而革命派則勢單力薄、位處邊緣，除了策動一些無關大局的武力冒險之外，無能對中國局勢發揮更大的影響。
但立憲派不是鐵板一塊，不久之後，這個龐大的陣營迅速分裂。光緒帝之死使一些立憲人士失去了他們心目中的“ 主明君”，君主立憲的態度不再那厶堅決；此後激烈的官場權力鬥爭又使得疆臣立憲派、紳商立憲派、漢族立憲派與清室親貴立憲派走向了利益對立。那時候，民間的立憲人士大都抱有一立憲則中國立等富強的玫瑰幻想（這與現在有些人相信一民主則中國立馬太平、丌事大吉，就連西藏新疆台灣問題也可迎刃而解是一樣的心情），他們異常急切，當朝廷對速開國會、縮短立憲預備期限的請願活動推三阻四的時候，民間立憲派頓然對朝廷失去了信心。而所有這些在利益上、感情上背棄了清廷的立憲改良人士，都在有意無意之中、直接間接地支持了革命派。
立憲派對憲政的宣傳以及對清廷政改措施的不滿和批評，於不知不覺中為不久到來的革命做好了間接的、然而比較充分的準備。在這方麵，梁啟超的筆力最為雄健淩厲，他對清政府的猛烈攻擊，其所闡發的新理念、新思想，傳播最廣、影響甚巨，革命黨中無人能望其項背（事實上，思想貧乏的孫中山先生在整理其“主義”時從梁啟超處借益多多）。於清廷的政製解體，鼓吹改良、君憲、新民、開明專製的梁啟超之功，實 過千軍丌馬。雖然他本人無意於革命（為此還挨過革命黨人的耳光），但結果卻是，他的文章和思想、他的遠見卓識、他的社會活動，間接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支持者。
孫中山、國民黨將推翻清朝的功勞全都記在革命黨的帳上，不僅不記立憲派的好，反而認為立憲派於革命有危害，無端瓜分了革命果實，這是極不誠實的。辛亥革命之迅速成為燎原之勢，並不是同盟會、光複會影響下的少量新軍和一群秘密會黨能夠獨力成事的，更不是黨人搞政治暗殺的功勞。誠然，革命黨人意誌最堅強、行動最勇敢，但立憲派卻在關鍵時刻給予革命派最有力的幫助。在大多數宣布獨立的省份，知名的立憲人士、各省谘議局的議員都是很活躍的革命成分，湯化龍、張謇、湯壽潛、譚延闓、蒲殿俊等立憲派領袖在革命過程中的獨特作用，是革命黨人無法起到的。之所以辛亥革命比較平和、不太暴力，清政府方麵的抵抗微弱以至不成氣候，正是因為這些改良派立憲人士運用了他們的名望、能力、社會影響和官場人脈。官府可以毫不猶豫地鎮壓黨人，卻很難向這些立憲領袖下手。袁世凱在回答朝廷對他剿匪不力的指責時說，要我剿黎元洪、程德全這樣的叛逆可以，要我剿張謇這樣的民意代表辦不到。可見，立憲派之襄讚革命，意義何其重要。在此曆史的關鍵時刻，從前的改良主義者絕大多數紛紛“鹹與革命”，變成了共和革命派，這是不容抹殺的事實。即使是愛新覺羅宗室裏的立憲人士，如奕 、溥倫等人，在勸說隆裕太後順應大勢、接受退位以免生靈塗炭方麵，也曾有功於革命。革命黨人指責立憲人士轉變立場是“投機革命”、“搶班奪權”，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未必隻有服從同盟會統一領導、擁戴孫中山獨掌大權的人才不叫“投機”、不叫“奪權”？
當然，更重要的是，清朝之覆滅、辛亥之成功，最關鍵的砝碼並不是偉人孫中山的革命精神，而是強人袁世凱的和平願望。袁世凱之所以願意順應共和潮流，與他堅定的改良立憲立場分不開。如果人們不因後來的“稱帝”而全盤否定袁氏，應當承認袁世凱也是中華民國名正言順的國父之一。正是袁世凱、孫中山、梁啟超、黃興、黎元洪、宋教仁、張謇等等這些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場、不同態度的當年的革命領袖和改良領袖們，共同締造了一百年前那個很不完美的遠東第一共和國。
因為有大批來自清朝體製內的改良派同情和支持了革命，袁世凱和北洋派更一度“竊取了革命果實”，所以，辛亥革命是“不徹底”的∶皇帝沒有被砍頭，故宮沒有被火燒，天安門前沒有走大炮，舊官僚和舊紳士們沒有被遊街，反革命分子沒有受清算，廣大農民還沒來得及加入革命的隊伍，未莊的權威也還是趙太爺而不是阿Q。但我以為這實屬中華先民之幸事。辛亥革命與美國革命是有幾分相似的，“不徹底”便是相似處之一。可惜因為憲政闕如，後麵的事情，就慢慢蘇俄化了。
三、“徹底革命”有意思嗎？
關於那段改良立憲與革命共和相互糾結的曆史，三言兩語自然難以說清。然而，我認為，有一個事實是很清楚的∶改良與革命並不必然對立，倒可以成為革命的前驅和邊鋒；改良即使曾經“行不通”，革命派也不必在政治上排斥改良派、在道德上貶低改良派，倒是在關鍵時刻應該求助於改良派；在改良與革命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革命之後，換了一撥人馬，仍需要繼續改良，不改良則革命可能無意義；而改良之中，若效果累加到一定程度而不能再進，通常會觸發革命。改良與革命的關係，大致如此。
共產黨有一個謬論，說革命者必須與改良主義劃清界限、徹底決裂，否則革命就“不徹底”，就無法清除舊政治、舊法律、舊社會、舊文化留下的痕跡，就時刻都有反革命複辟的危險。然而，我們也已經見識過了一些被叫做“徹底革命”、“史無前例的革命”的罪惡勾當，那或者是烏托邦的狂想，或者就是報複欲、破壞欲、毀滅欲、極權欲的集體爆發。那些聲稱“天翻地覆”、“換了人間”、“時間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遊戲，不過是報複欲破壞欲毀滅欲極權欲得逞之際自我感覺良好的醜惡的自我吹噓罷了。
然而，“徹底革命派”終究無權把反對“徹底革命”的公民全部殺光，也不可能把舊時代的所有舊東西全部消滅、就像清洗磁盤那樣從我們的生活抹去。真正的“徹底革命”，大概是並不存在的。所以，這也就說明∶要讓革命與改良劃清界限，恐怕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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