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忙，貼一篇前些日子寫的）
十
有了這三個條件的成熟，中國應該也必須發展出一套合乎自己國情和文化傳承的民主製度來。現在的輿論界，動不動就把美國的政治製度和選舉製度作為民主政治的代名詞，來一個獨家壟斷的解釋權，真是褻瀆了民主這個詞匯。
由於這個原因，俺比較願意用“民本”，也就是俺們的老祖宗孟夫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這個思想，要求的是普羅大眾的人民的利益要放在第一位，然後才是國家，最後才是當政的官僚。
而與這個政治傳承一脈相連的就是“為人民服務”的為政思維，因此把“民本”翻譯成“people first”應該是比較準確的。這個民本思想，與2003年中國政府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算是比較貼切。
要想實現民本，要求為政者必須時刻警惕，不忘自己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因此不是用來尋求小集團和個人的私利，而損害人民大眾的利益。雖然說在現在情況下，這個要求聽起來有些天方夜譚，但正是這種對為政者道德要求的政治正確性，才可以讓大家理直氣壯地要求對為政者的政風、執政黨的黨風、和做官老爺的官風進行整肅。在這種政治壓力下，迫使政府必須進行實打實而不是虛與委蛇的嚴肅吏治，加重打擊貪汙腐敗的力度，防止人家給你來個合法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通過合法化的貪汙途徑，而侵犯人民的利益。
與中國的民本思維不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民主製度，主要是靠選舉製度來保證民眾的政治參與。但正如俺之前提到的，由於政治運作的法律條文的繁瑣化，和係統的複雜化，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客們，往往在具體操作中，並未真正做到好的代議功能，更多的是變成了資本操縱和謀取私利的工具。
這裏不論是美國三權分立中的行政和立法製衡，還是歐洲內閣製度中的行政和立法集中，都有一種和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的情形。那就是在選舉獲得政治權力的過程中，考慮的是如何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和選票，因此說一大堆競選的諾言，但是在權力到手之後，卻是回歸到小圈子的利益博弈。
俺在《大國遊戲》中用了一個比喻，就是美國的領導人選拔製度，就是在兩派菜係中派出的廚藝高手出來競爭。你作為選民，要麽就選擇民主黨的大廚，要麽就選擇共和黨的大廚。兩位大廚說得眉飛色舞，知道自己的屁話反正最後也沒有多少會兌現，而選民們反正也是聽之任之，也不太當真，是黨派的按照黨派立場劃線，不是黨派的就看老子心情如何，隨意搖擺來決定選舉結果。
這個過程雖然有缺陷，也還是說得過去。可是最大的問題是，選完了之後的政策實施，則完全是按照自己一係的菜譜了。民主黨就是大政府、高稅收和高福利，共和黨就是大市場、少稅收和少福利，再加上其他的關節點，比如說醫療保險、非法移民、同性戀權益等等，反正是每一道菜都是不同烹調方法。
你說俺們屁民想吃麻婆豆腐，對不起，你的川菜大廚選舉輸了，你隻能吃紅燒豆腐。這種選一個領導者，就要接受全盤菜單的方法，其實並非一個好的選擇。
而中國的情形則有些不同，是在下一屆比較合適的候選人中，挑一個大家比較接受的選擇。但是這位大廚並沒有一整套的政策菜單給固定下來，因為俺們看重的不是人家家傳的菜譜，而是人家具體炒菜的功夫。那麽至於哪道菜該煮給俺們百姓吃，那就要看什麽事情引發百姓的共鳴了。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高層領導人產生的製度，其實比之於美國的製度，不是說更加優異，但至少是各有千秋。比如說，當美國的總統選出來之後，人家基本上就是一套班子全是自己的人馬，除了在國防部軍界缺乏淵源的民主黨比較會留任共和黨國防部長之外，大部分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這時候靠的製衡大概就是國會的多數黨派是對手。如果像現在這樣，由民主黨掌控國會，和前幾年那樣共和黨掌控國會，總統和國會多數黨是一黨的話，國會裏的少數黨可以做的就是兩個凡是了。凡是你政府要實行的，俺一定會反對；凡是你政府要推翻的，俺一定會支持。
而中國的政治局圓桌會議，更像是一個拚盤，把不同觀點和思維的領導人們形成一個集體，通過互相之間的妥協和合作來形成共識。反而比美國總統的獨行獨斷，更顯得民主些。
當然俺們要承認，美國的選舉製度在底層，顯然比現在中國實行的官員選拔製度要合理得多。這也是俺從來不反對在基層政府中，實行選舉，以及推薦和公開招聘等多樣化的製度。相比較於中國的基層政府，美國的基層政府規模要小得多。雖然美國地方政府官員也可以通過官商勾結，運用改變土地使用權限等等，來謀取合法的私利，但是由於其政府規模小，官員人數少，和權限小得多，因此基層腐敗就沒有中國那麽嚴重。
雖然美國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說首都華盛頓、紐約、舊金山和芝加哥等等，政府財政裏麵的“浪費”也比較黑，但是很多小的城市，其貪腐規模要小。相對於中國任何縣城都有的縣太爺們，以及任何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表現出來一個小印章在手，嘴臉就比較醜陋的情況，那還是沒有法子比對。
如何在地方各級政府機構中，推行精簡冗員，把部分政府公權回歸民間，是中國一定要走的行政改革方向。
在精簡政府機構上麵，時機的掌握非常重要。比如說在1990年代中期那一陣子，曾有消息說中國政府準備精簡機構。考慮到那時候正好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大規模因為轉型而倒閉，導致數量很大的工人下崗，這時候在裁減政府官員，簡直就是為社會不穩創造最佳條件。
以當時的情形，東北地區的大量工人下崗，生活困難，海外各種勢力試圖介入，本地的邪教團體也是趁機坐大，仿佛中國曆史上的太平道和白蓮教一樣，地下組織迅速擴大。而當時中國的北方鄰國朝鮮，麵臨曆史上罕見的大饑荒，引發了大量難民越境進入東北謀生。同時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又大興風浪，攻擊中國政府沒有善待來自朝鮮的難民。這一切，都將中國的社會安穩狀態推到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境地。
在這樣的情況下，進行政府裁員，大概就和崇禎元年整理驛站，裁減政府文員而裁減出來一個李自成相似了。好在中國的運氣不錯，一方麵大力打擊了邪教，杜絕了海外有心人士在東北的運作。另一方麵頂住了西方的壓力，緩解了朝鮮的災情，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上的壓力。
因此對政府的精簡，一定要在民間經濟活躍，有利於下崗的官員轉型的大背景下才應該進行。否則就是為騷動的民間勢力，送出組織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