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誰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領導人因為GDP壓力而強烈主張市場化之外，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市場化也從“市場”內部獲得了強大的動力。1990年代中後期，與官僚利益集團一體兩麵的中國權貴資本已經相當成熟。這不僅是指他們的資本實力、人才儲備，也同樣是指他們對市場洞察和操縱能力。在經過20年的蟄伏和磨練之後，現在，終於輪到他們（通過與權力的裏應外合）以資本的名義在市場中大顯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後期，要素市場、媒體、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仍處於行政權力的高度壟斷之下，而這些領域所能夠帶來的財富積累速度遠非一般商品生產領域所能夠比擬。權力壟斷造就的操縱條件，巨大利益帶來的內部激勵，共同激發了中國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場化”進程。就這個在廣泛領域內展開的“市場化”的強製性而言，我們與其將它稱之為市場化，倒不如將它稱之為一場服務於特定目標的“政治運動”更為準確。在這裏，市場化本身也變成了政治。這種“市場化”的政治特征在一個荒唐的例子中可見一斑。2003年12月，中國江蘇省的經貿委的一位負責人曾經豪邁地宣布：“江蘇省將重點發展民企，力爭在3～5年之內，打造2000個銷售額超過億元1億元，200個超過10億元，20個超過100億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經濟上當然是荒謬的，但在政治上卻是正確的。也正是這種“政治正確”，為中國90年代末期大規模的市場化進程提供了動力。在中國，政治正確不僅意味著合法，也同樣意味著政府為某種特定的市場主體提供了信用，或者隱含擔保。所以，當江蘇省那位可笑的經貿委主任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營企業的時候，政府實際上就是在為民企提供隱含擔保。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擔保，民營企業還愁不能在短期內“蓬勃發展”嗎？而借用政府信用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究竟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實在是一個讓人擔心的問題。
信用，雖然隱藏在交易活動的背後，但卻是交易活動和市場擴展不可或缺的條件。換句話說，作為一種對交易後果的一種保證，任何事實上的交易都必須有潛在的信用提供者。現代市場活動之所以能夠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其實質乃是信用的擴展。沒有信用，現代大規模的、複雜的市場活動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公司而言，信用實際上是被當作一種巨大的資本來使用的。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資本應該通過市場活動逐漸積累、內生而成。但中國短暫的市場發展曆史卻決定了，無論是市場本身，還是公司都不具備這種信用資本。如此，要想市場化在短期內迅速擴展，就必須從市場外部注入信用。在對政府有高度依賴和信任文化的中國，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錢的資本。所以，隻要政府願意提供這種資本，市場規模都可以在短期內得到迅速擴展。在1990年代中後期，各級政府對於GDP，各種權貴資本對於利潤，都有著極其迫切的要求，於是，你情我願，兩相默契，一場對政府信用亂砍濫伐的“市場化運動”終於不可遏製的奪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團大規模的，無償輸送昂貴的信用資本，是1990年代末期中國市場化一個不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這個時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在各個領域得以迅速擴展的一個重要的隱含條件。這一點，在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中表現得相當典型。
中國證券市場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擴張，是行政當局以市場化的名義發動的。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推動這種規模（也僅僅是規模）擴張的主力就是具有權力壟斷性質的各種官營證券公司、官營基金公司、官營大中型企業以及以民營麵目出現的權貴資本。而這些腐敗叢生、資產質量極端惡劣的官營公司之所以能夠迅猛擴張，無一不是因為政府主動或者被動為它們注入了市場信用。正是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提供的廉價的隱含擔保及信用注入，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巨大泡沫的基礎。當然，有些人更願意將這種泡沫當作中國證券市場超常規發展的證據。但事實卻是，在泡沫破滅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政府當初廉價注入的信用，現在已經成為政府巨大而又真實的財務負擔。僅僅南方證券一家，就讓政府背上120億元的真實債務。而正是這家公司，在當初的“牛市”中神速擴張、出盡風頭。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的人都知道，南方證券並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國金融機構的標準模式。從2004年中國證券公司成批量倒閉的令人驚訝的事實中，我們大致可以換算出當初政府在證券市場中的信用輸送，現在究竟變成多少真實的債務負擔。不用說，這又是一個天文數字。應該清楚的指出，這些真實的錢並沒有真正蒸發掉，而是已經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運動中”的巨大利潤。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比作一場“蓄意”的洗錢運動倒是頗為合適。
政府為特定利益集團廉價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場化模式，我們可以在90年代末期中國諸多領域的市場化過程中看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醫療、媒體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部門，政府不僅鼓勵他們憑借壟斷地位進行市場化操作，而且鼓勵他們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國，這本質上是一種國家信用），進行不真實的規模擴張。經驗和數據都表明，在中國2002年開始的最新一次經濟擴張中，中國高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部門，一邊以自己的公共服務特性大肆廉價圈地成為新一輪土地投機中的主角，一邊又以自己的壟斷經營地位大量套取銀行貸款而一躍成為信貸擴張中的生力軍。在中國江蘇省，一個地級市竟然也建立了一座規模龐大的大學城，而在這個大學城中，一家隻有300教職員工剛剛轉為本科的學校貸款竟然達3億之巨。有強烈的跡象顯示，為了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官僚利益集團甚至不惜將國家信用廉價提供給普通消費者。這一點在與官僚壟斷利益非常密集的房地產、汽車市場上表現得相當明顯。由於房地產以及汽車等行業具有拉動經濟增長的顯著作用，地方政府紛紛將其納為支柱產業，所謂支柱產業不過是“準政府產業”的一種委婉叫法。既為支柱，政府為其提供信用或者隱含擔保就是一樁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實上，被政府鼓勵因而也經常變得毫無約束的消費信貸，對這兩個市場的超常規繁榮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數據顯示，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中，中國個人房地產信貸消費增長了幾十倍，到2004年年末，這個數據已經急速攀升到2萬億人民幣。這種毫無約束的信貸消費，雖然麵臨極大的財務風險，但卻非常符合政府營造繁榮表象的需要。
消費貸款雖然是一種普遍使用的金融技術，但在中國的銀行業幾乎完全壟斷的情況下，它實際上等同於一種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勵房地產和汽車市場發展的情況下，信貸消費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變成國家信用的廉價注入。這種情況已經在汽車的消費貸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數據表明，在2004年前九個月中，汽車貸款所導致的不良貸款已經占到商業銀行所有新增不良貸款中的80％。雖然在住房貸款中，還沒有出現類似情況，但如果房地產市場價格劇烈波動（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住房消費貸款所導致的損失肯定會遠遠超過汽車行業。
非常明顯，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行業、要素市場、以及汽車、房地產等大宗消費品的市場化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由政府廉價提供信用的情況。而這些領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市場化最為快速，並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由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廉價輸入信用，是1990年代中後期中國市場化的一個普遍模式，也是這個時期中國市場化進程得以快速發展的一個隱性條件。這些信用，有些間接地表現為政府聲譽，有些則是直接的財政擔保、銀行貸款、廉價的土地出讓。由於這些領域充斥著官僚壟斷企業，這種信用輸送的流向實際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模式更加精確的含義應該是：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對信用的操縱。操縱了信用，當然也就操縱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觀察家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嚴重的金融控製，但其實更加準確的說法是金融操縱。這不僅是中國強製性經濟增長的宏觀保證，也是財富再分配的宏觀保證。
雖然我們無法就此對這種操縱的後果加以預測，但有一點現在就已經非常清楚：這些在市場化中成長起來的官營企業，將被官僚利益集團洗得幹幹淨淨，唯一剩下的東西，將是國有銀行的巨額壞帳。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過去曾經風光無限而現在卻奄奄一息的國有外貿公司、國有物質公司那裏看的非常清楚。（諷刺的是，這經常被當局稱作改革的代價或者曆史遺留問題）。政府信用並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全體納稅人創造的財富為基礎的。由此我們知道，在市場化過程中向特定主體輸送信用，其實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團輸送財富。財富再分配就是這樣通過市場的名義發生的。
到這裏，我們可以對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化補充一個更加準確也更加完備的定義。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團以國家的名義操縱了一係列交易條件，並在這個過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團提供了信用的市場化。這個定義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市場化過程尤其適用。這種市場化雖然具有交易、以及貨幣，價格等等市場表征，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服從和服務於官僚利益集團的權力理性的。發展什麽樣的市場，怎麽發展市場，發展市場的先後秩序都牢牢操縱在官僚利益集團手上，簡言之，這種市場是一種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合意的市場。無需否認，這種官僚主導型的市場化帶來了繁榮，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種繁榮僅僅是一小部分人的繁榮。然而，正是因為這種繁榮的“經驗”，大大強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正麵印象。與此同時，它也導致了我們一種深刻的知識困惑：這種中國曆史上似曾相識的，但卻從未見諸理論描述的市場模式，究竟會將中國經濟帶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