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漢語的思維速度比其他語言快

懶風 (2008-06-25 20:00:08) 評論 (6)



為什麽漢語的思維速度比其他語言快(ZT)


漢語是唯一可用於計算機時代的語言


100年前,全世界都認為漢語是嬰兒語,後來才發現原來漢語是進化過的世界最先進的語言。原來在七千年前,漢語也有羅嗦的後啜和字格,後來我們把那些無用東西都拋棄了。比如用一個“了”字就把已經完成的動作表現出來了。根本不用什麽現在過去完成時那麽羅嗦。

古埃及楔形文字演化成腓尼基語,腓尼基古文字又演化成希臘語,希臘語又演化為拉丁語,拉丁語又變成法語,法語又演化成英語。拉丁語向東成為斯拉夫語係,斯拉夫語係又演化成俄語。同時這也是一個宗教的傳播史,是天主教分化為基督教,東正教的過程。漢語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高級語言。

漢語又是唯一可用於計算機時代的語言,最適合語音控製,而不用象英語那樣用手瞎摸

這是一個決定中國人命運的問題,請所有朋友盡量宣傳!漢語的一個明顯的優勢是,思維麵廣闊,在數學上由於單音節發音,對數字的反應速度也更快,但在邏輯思維方麵還是拚音文字較好,但從人類文明發展的 趨勢看,作為表意文字的漢語,由於可以自由組合新名詞新概念以至新思想, 可以容納信息和知識爆炸的衝擊,無疑將發展為人類的共同語言,用這種語言 來交流思想更加方便,更加豐富多彩,當然在論文和計算機語言是漢語和拚音 文字並用了,漢語的偉大就在於兼容,你們看看在漢語的學術論文有漢語和阿拉伯數字和西方拚音文字的混用現相,但在英語論文中則找不到一個漢字,中國的物理學專家可以憑借他在中學時代的化學基礎知識通讀化學專家的論文,反之依然,而英美的不同行業的專家要交流他們的學術成果,則是對牛彈琴,憑這個優勢,漢語就有資格成為世界語,而我們國內還有些學者還要把漢語拚音化, 這不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嗎?我們中國人民也有資格控告那些所謂的文明的西方人,是誰在製造環境汙染,破壞森林和草原,就是他們,因為印刷同樣內容的一本書,西方語言要比漢語浪費2倍的紙張

全世界使用西方語言的人要比使用 漢語的人多5倍,按照簡單的因素級連倍乘法,就要浪費10-20倍以上的木材,增加20倍以上的工業廢水。就語言的優越性來講,西方人沒有什麽資格對漢語說三道四,連文盲都知道從聯合國五種工作語言找出漢語文本,因為漢語文本是最薄的那一本。

中國人心裏有這樣一種成見;認為漢語遲早要被英語所淘汰。記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在辯論時幹脆把它清楚地說了出來。前幾天‘世紀大講堂’請了一位學者李銳也認為全球化的結果是讓英語統治世界。隻有阮次山在一次‘大時代,小故事’中談到漢語的思維速度比英語快。但是,他又提出一個問題;既然由於漢語使用了‘聲’使得漢語的思維速度比英語快,那麽,由於廣東話中的聲比普通話多,是不是廣東話的思維速度比普通話更快呢?我的回答是,廣東話雖然使用的聲調多於普通話,但是,廣東話有兩個缺點,第一、它的文字規劃得不好,文字表達欠佳,且有閉音節的聲音存在。第二、它的聲音利用率不高,普通話有21個聲母、35個韻母和四聲,連乘的結果是2900個聲音,但是能夠被利用的是2500個,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話中的僅1200個。廣東話有九聲,即使它的聲母和韻母與普通話一樣多,那麽它實際使用的聲音也應該是普通話的兩倍多才對,但是,廣東話中實際使用的聲音僅有1500個,與普通話相差不多,而它的利用率比普通話小了幾乎一倍。利用率小,就說明難學。因為同樣的一個聲母或韻母,每次的使用實際上也是一種練習的過程,利用率高的聲母或韻母必然容易記憶、容易掌握。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是常用的語言元素,包括聲母、韻母、漢字和單詞等到,越是經常使用的越容易掌握。語言的好壞其實取決於兩個方麵,第一、是不是能夠用很少的記憶來掌握,第二、是不是能夠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識?用一句極限的話來講應該是:最好的語言是不學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識又最多的語言,或者說,學少而知多的語言。

英語與普通話相比則不同,國際音標中,英語有20個元音和20個輔音,所以英語的聲音種類不會超過20 X 20=400個;反過來說,不在這四百個聲音之內的任何聲音都不被英語所承認,或者被認為是不正確的發音;這裏所說的不是‘音節’。比較一下就會看出,漢語的發音種類是英語的3倍,兩者的比值遠大於廣東話與普通話的比值。

下麵要說一下,為什麽聲音種類越多,思維速度就越快。這個問題,去年我在‘北大中文’論壇討論了一個月才使大家弄清楚,在這裏我希望盡量說得簡單。假設有一個僅會發兩種聲音的人,具體地講,他就會發a和b兩個音。根據電腦的理論,我們知道,他用這兩個符號依然可以表達整個世界。再假設,世界上僅有400種事物需要表達,那麽,一個英國人可以用每一個發音來表達400種事物中的一件,而僅會發兩個聲音的人,有時就不得不用九個發音來表達400種事物中的一件,因為二的九次方才大於400。比如,英國人用‘i’代表‘我’而僅會兩個聲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這個概念。一般人每發一個聲音大約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時間。比較兩者就會看出,僅會兩個聲音的人,不但表達得慢,而且還費力氣。在表達‘我’這個概念的時候,英國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時間,而僅會兩個聲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兩個人總以這樣的比例生活一輩子,他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將是它的反比9:1。實際的情況中,最明顯的是日語與漢語的對照,我們知道,日語使用了100種不同的聲音,而漢語使用了1200種聲音,因此很多漢字讓日本人一念就必須用兩個或者三個聲音來表達。我們假設日語中所有的字都用兩個聲音來表達,那麽豈不是說,日本人一生所能夠享受到的信息僅僅是中國人的一半嗎?我曾經思考過,這是不是與日本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偉大的思想家有關。

我們知道,思維實際上是一種心裏說的過程,如果在說話時表達得快,那麽,思維的速度也應該跟著快。具體的例子是趙元任曾經比較用英語和漢語背誦乘法口訣的速度,漢語使用了30秒,而英語使用了45秒。因此,如果兩個人同時用英語和漢語來背誦的話,到了30秒的時候,漢語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語使用者則一定到不了這裏,說不定,他想到的僅僅是七七四十九。這就證明了使用發音種類多的語言比使用發音種類少的語言思維速度快。這一點曾經被國內、外許多學者所證實。至於思維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聰明這個問題是被很多學者所承認的。

我的證據是解釋一個曆史上的‘謎’古希臘人為什麽比其他人更聰明?因為希臘的文化來自古菲尼基人,我們知道菲尼基人發明了人類的拚音字母,就聲音的分解來說,這是一大進步,就思維速度來說,它是一大倒退。因為,為了篩選容易區分的聲音元素,菲尼基人僅僅使用了22個輔音,這樣,它的表達速度當然比現在任何語言都慢,而希臘人則采用了元音,我們知道元音與輔音結合以後,聲音種類等於增加了好幾倍。事實上,菲尼基人的聲音中也有元音,否則他們是發不出來的。所謂的22個輔音是說他們僅承認這22個輔音為信息栽體,也就是,ma、me、mu、mai、muo在他們的耳朵裏與一個m沒有任何區別就像me的四種聲調對於英國人來講沒有任何區別一樣。由於聲音種類的突然增加使得希臘人的思維突飛猛進,造成了後來的現象。論壇上曾經有人問漢語的聲音種類依然多於英語,為什麽沒有英國先進。我的回答是,當聲音種類突然增加的時候就有新思想出現,反之,當聲音種類減少時,思想就趨於保守,而元朝以後,中國的聲音中失掉了一個‘入’聲,中國的衰弱正巧從那時開始。最後,在討論尼安德特人的時候,人們也發現,使用聲音種類少的人種會被曆史淘汰。

我之所以認為漢語必定戰勝英語的根據還不在這裏,關鍵是要解決人類目前所麵臨的知識爆炸問題。我們知道,目前的英語單詞包括各種生物名稱及專利發明的新術語已經超過了數百萬,如果考慮到英語中有一些可以推導和聯想的成份;比如前、後綴和複合詞等,它所需要記憶的基本單詞也有一百萬個。而所有這些單詞在漢語中都可以用四千個漢字來表達。根本的原因還是英語的發音種類不夠。

比如pork這個詞,在英語中代表豬肉,它和豬pig、肉meat沒有任何關係而僅僅代表它們的一個聯合體而已,如果把豬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豬油lard、羊油suet和牛油talon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的話就發現,英語中所有的聯體詞都是一個與其中任何一個分解詞毫無關聯的新符號,而它們卻構成了英語詞匯的主體,英語中幾百萬的單詞就是這樣來的。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如果將pork改成pig和meat連在一起的形式,那麽就要發音四次而pork僅僅發音兩次;所以聯體的詞能夠節省發音卻要增加記憶,而分體的詞,無需記憶可是卻增加了發音次數。設想,一位屠夫,每天要用到‘豬肉’這個詞上千次,使用兩次發音的單詞要比使用四次發音的詞節省兩千次發音,何樂不為?但是遇到不常用的詞的時候,英語還是和漢語一樣,使用分解的詞,比如驢肉就用donkey meat來表達。因為不常用的詞,即使設立了符號形式,別人也記不住。

漢語能夠將英語中聯體詞匯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記憶的詞匯大大地減少;不僅如此,它還能夠將詞匯在人們頭腦中的位置整理得清清楚楚。達爾文主義的誕生就是建立在林奈的雙名法的基礎之上的,這種方法使得各種印象在腦子中由原來的平麵,變成立體的。比如,在林奈以前,人們給所有的生物一個名字,結果,由於種類太多,同一種生物可能有兩種名字,而另外的生物,可能沒有名字。林奈則將所有的生物先分類,並且給出一個類名,然後在類名的下麵放一個詞,兩者組成雙名法的名字。這樣不但清晰,而且大大的減少了需要記憶的符號;比如原來有一萬個名字,現在分成一百個類,又在每類中分成一百種,我們所需要記憶的僅僅是一百個類名和一百個種名,共二百個,而不是原來的一萬個。隨著知識爆炸的問題逐漸惡化,人類就有必要將其他的術語也仿照這個方法改造,而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按照漢語的結構進行改革。而原因還是在於發音種類的數量。

這個現象最先是德國的萊布尼茲體會到的,他認為漢語是自亞裏士多得以來,西方世界夢寐以求的組義語言。但是,他沒有看到聲音的真正特性,卻由於漢字的數量上的性能而定義漢字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字。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知識爆炸的世界,他一定會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廢除拚音文字而采用漢字。

最後,談一下關於人的一生中到底能夠記住多少單詞或符號的問題。中國人所使用的漢字通常在三到四千,而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僅有三萬個單詞,他本人能夠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爾時代,他的單詞量依然是三萬個,可是,那個時候的英語已經擁有近百萬個單詞了。所以,我認為,莎士比亞使用英語單詞的熟練程度是後人根本無法達到的。我曾經在網上向很多英語中高等教育的語言機構請教,到底學習英語應該掌握多少單詞才成,但是,他們的回答總是含糊不清,或者扯一些別的東西。後來,在一些無法避免這個問題的文章中我發現,語言學家們對於英語單詞的要求是:一個受過教育的英語使用者應該掌握五到二十五萬單詞,不但差距範圍很大,而且,用這個標準來衡量,莎士比亞和丘吉爾都應該是文盲,至少是沒受過教育的人。我認為,這是任何推崇英語的人的軟肋,隻要他們能夠躲過別人問這個問題,其他的方麵 ......

我的觀點曾經在北大中文網上討論過。但是,可以看得出來,不知道的人還有很多,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劣等民族和劣等文化。所以,在鼓舞中國人的信心方麵還有很多事情要大家努力。其實,隻要大家能夠恢複信心,中國人在很多事情上早就應該領先於世界的。可是我們太愛鑽牛角尖,總是當外國人設立一套標準的時候,我們拚命地追呀趕呀。為什麽,我們自己不能夠設立標準,也讓他們換換口味?我記起幾年以前,西方國家有一個喜歡指手劃腳的毛病,那時,我也有一個毛病--喜歡掣肘拖腿。美國有一份cox報告,內中例舉了大量的對比,用以說明中國人不可能通過三、四十次的核實驗取得與美國一千多次核試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釋就是中國盜竊了美國技術。有人也稱這次事件為李文何事件。我那個時候給美國所有的參議員各發了一封電子信件。內容是說,如果他們希望徹底調查此事,就應該設立另外一個調查小組,好好研究一下漢語和英語在思維上麵的差異。隻有這樣才能夠弄清楚,為什麽中國三、四十次的核試所取得的進展與美國一千多次核試的進展相差無幾。在信的後麵又附上了我的對於兩種語言對比的計算書。後來,接到了不少回信,要求我告訴他們我的真實地址才肯繼續考慮。

……我也明白,不會有哪個美國參議員會提出任何有關的議案的,因為,任何有關議案的提出,其本身都是對於漢語的一種變相宣傳,都是對於英語的貶低。沒有任何美國人願意辯論它。道理非常明顯,如果辯論下去,必然牽扯到語音和語言學中的諸多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是他們的一塊傷疤。目前,美國一直要求中國降低人民幣匯率,但是,態度依然沒有超出禮貌的範圍,所以,這套理論還不適合。一旦他們超出了理性,那麽,非常容易扯到語言學的問題上來。換句話說,是:由於英語的思考範圍狹窄,所以不能夠從更加長遠的利益來考慮問題。但是,這話我還不敢說,至少不敢對美國人說。因為我是學工科的,工程上的事情我有點把握,可是一碰到經濟問題,我心裏沒底。

類似的事情還有就是找世界語bbs進行辯論。誰都知道,世界語實際上是將英語改頭換麵設計的語言,當然不懂得使用‘聲調’。我的問題是,英語的單詞已經遠遠超過了常人的記憶極限,世界語有什麽辦法彌補這個缺陷嗎?當時有人回答我說,世界語中使用派生的結構比英語更加明顯。可是,當我將漢語中的聲音種類,以及‘聲調’的利用方法向他們解釋以後,再也沒有人發言了。

還有就是美國有一個‘隻說英語運動’english only曾經向全世界爭求意見。可想而知,我的意見是什麽了。我告訴他們,你們一意推行英語實際上是將美國文化推向深淵,是在摧毀美國文化。拯救你們的方法隻有重新選擇一門帶有‘聲調’的語言。對於這些沒學過漢語的人來說,他們一般不懂得什麽是‘聲調’,所以,隻好用唱歌時候的音階來向他們解釋;任何一個英語‘音節’都可以跟隨音階變化出至少八種不同的聲音,這和‘聲調’的作用差不多。上述所說的實際上就是美國人的軟肋,沒有必要的話,我是不會亂碰的,影響團結。而且,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加,我們可以說的也越來越少,因為說多了,就給人借口說中國威脅他們。

編者注:好文章~! 不過,僅有一點。我認為廣東話其實比國語更加適合。

第一,廣東話比國語更接近先進的中原古音(具考證,最為近似唐代語音)。廣東話的日常用語裏麵也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古代的用語。因此廣東話對於承傳中華古文化精粹乃是最好的載體。古漢語音的丟失主因在於中原在多次被外族入侵占領統治之後,和相對落後的胡音混合發展從而逐漸丟失。而廣東人主要為古中原人逃難南遷而形成的族群,因地處偏僻,語音反而能得到比較好的保存。(這一點其實在知識界是早有共識的。我中學的時候每逢讀古文, 老師都叫用廣東話來讀。)

第二,廣東話聲調多,事實上比國語整整多了三份一的變化。這個數目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所帶來在辨識上的便利,是絕對不可小視的。尤其在聽讀一些濃縮性強的文體,例如詩詞古文中,這種優勢尤其明顯。最明顯的是聽詩詞吟誦 -  對於不熟悉的詩詞,聽廣東話吟誦的辨識程度顯然比聽國語吟誦優越很多。

第三,不存在因為聲調多而掌握困難的問題。具體如下:

於成人來講,我所見的,在非廣東人學廣東話所出現的口音問題中,居然沒有一個的口音問題是出在聲調上的。他們所有的口音問題,全部都是聲母,韻母的運用問題而已。也就是說,學廣東話的難度並沒有因為聲調多而顯得比國語或其它的方言更大。

而對於正處於學語言階段的孩子來說,孩子學一種語言跟同時學五種語言,對於他們來講並沒有多大的區別。這是為現代人類科學所研究出來的結果。因此理論,對於孩子來講,就更不會覺得學廣東話比國語更加難以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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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的一項最新互聯網報告說,目前全球5億互聯網使用者當中,使用英語的網民占絕大多數,這種情形雖然反映了互聯網係統是由美國起源並得到發展的事實,但隨著互聯網的日漸普及,這種情形正在迅速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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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崛起開啟“中國謎盒”

了望東方周刊   


漢語的崛起,將改變以英美為主導的思想版圖,改變人們看待中國乃至世界的方式


中學英語教師王敏很困惑——她的學生在英語作文時總顯得“夾生”、“不切題”。盡管她在課堂上一直強調要“像外國人那樣”,在文章一開頭就亮出觀點,但學生們卻習慣於中國式的“畫龍點睛”,將主要論點淹沒在一大堆材料之中,最後才點題。

“學生們總是先用中文想好要表達的意思,再翻譯成英文,”王敏皺著眉頭,“什麽時候他們才能直接用英語思維呢?”不過有8年教齡的王敏直言,這一點她自己也很難做到。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亞洲語文文化係教授胡誌德,學習漢語已有38年。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他,最喜歡的是錢鍾書的小說《圍城》。那些處處隱含典故、滿溢文化背景的表述,對於這位地道的美國人來說並不難於接受。

“迂回曲折,幽默反諷,以小見大,這些語言技巧都反映出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胡教授說,在中國,他時時可以碰到“從《圍城》中跑出來的人”。

一部語言學著作這樣寫道:語言作為一種世界觀,構成了人最重要的文化環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人是按照他的語言的形式來接受世界的,這種接受形式決定了人的思維、感情、知覺、意識和無意識的格局。

語言的隔閡,曾讓人類修建“巴別塔”的夢想成為泡影;而在日漸頻繁的跨國、跨民族交往中,當學習母語之外的語言已成常態,語言如水銀瀉地一般的滲透力,正默默影響著人們對於世界的看法。

語言特性體現不同思維方式

在19世紀西方人有關中國的偏見之中,漢語曾被指為“外形僵硬、刻板,語法模糊,莫名其妙,陳詞濫調,引經據典又不注明出處”,從而引申出對中國人的成見:思維保守,口是心非,華而不實,含糊虛偽。

盡管在香港生活十餘年的加拿大人彭邁克被稱為“中國通”,他仍然覺得中國人、中國文化中有許多難以打開的“謎盒”。他在1993年出版的《難以捉摸的中國人》一書中寫道:“中文是一種獨特的語言文字……種種特點使中文如同一堵莫測高深的牆,將中國人與其他人隔離。”

來自美國的胡誌德教授說,1966年他開始學漢語時,全班隻有4名學生,學漢語被認為是奇怪的選擇,出路也隻有做學術研究;如今在他任教的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每年選修漢語的學生有200多人,與學習西班牙語、法語一樣,漢語成為一種或出與興趣,或出於工作、生活需求的尋常選擇。

“人們認識到漢語背後的確有不同於西方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但這沒有優劣之分。”胡教授說,“漢語不僅是了解中國的工具,它本身也反映著中國人的思維特點和對世界的理解。”

有西方學者認為,漢字的均衡構造體現出中國人注重平衡的觀念和高度的空間思維能力;在中文中數字的名稱極短,這個音韻學方麵的事實,意味著數字信息可以更有效地儲存在短暫的記憶中,處理信息效率更高,由此可以對中國人長於數學作出解釋。

在“英語熱”持續多年的中國,即使是普通人,也多少了解東西方語言表述方式的不同:信封格式,中國人習慣從大到小,國家、地區、城市、街道、門牌、姓名依序排列,而西方人恰好相反,先寫收信人的姓名;個人簡曆,中國人一般從遠及近,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事件,而西方人則將最近的情況放在最前麵;表達感受,中國人大多鋪墊迂回,顧及周全,西方人則直言坦陳……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畢繼萬認為,語言的特性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體現著不同的思維方式。他說,漢語表述的特點反映出中國人從一般到具體,從客觀到主觀,強調整體性的思維習慣;而英語國家則相反,以個人為中心,從我出發,向外擴展。

畢教授介紹說,漢字以象形為基礎,其形成過程顯示出中國人的形象思維,認識漢字的過程就是以象見意的過程,它直接導向一種直觀把握世界的認知方式;而西方語言的字母、構詞邏輯,顯示出其理性思維。

按照文化語言學的觀點,漢語句子結構的流水樣態,反映出漢族人語言思維清晰順暢的邏輯脈絡。漢語的聲韻乃至各種語法範疇,包括詞、詞組、詞類、句類,都沒有一個僵硬的界限,而是隨語言表達之勢相互轉化。漢語是一種模糊型的語言,它不急於對世界下一個精確的定義,而是把世界放在一種虛實相映的辨證狀態下加以感受。

有學者認為,漢語的精神,從本質上說,不是西方語言那種執著於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滿感受性和體驗的精神,真實地體現了漢族人的哲學思維。而西方民族的語言思維特征是嚴密機械的二項式形式邏輯,強調非此即彼,因此對漢語語言思維的辯證邏輯難以理解。

任職於一家對外漢語教學機構的王晶玉對此深有感觸。她說,自己的學生常常會經曆這樣一個過程:從最初對中文的畏難、不理解,到了解中文的規律,直到後來有了對“中國大腦”的感悟。“外國學生告訴我,中文是最有邏輯的,中國人最有經濟頭腦,因為中文最簡單,不需要繁瑣的語法、時態,隻要幾個詞排列組合,就可以表達出複雜的意思。”

語言決定世界

語言學家認為,一個人大腦功能的某些差異是受母語的熏陶形成的。愛因斯坦曾說:“一個人智力的發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語言的。這使我們體會到,語言的相同,多少就意味著精神狀態的相同。”

文化語言學者申小龍在他的專著中寫道:語言對人的最深刻的影響,莫過於它塑造了人對世界的“觀點”。當我們體驗世界時,我們是通過語言的範疇來體驗。語言“模鑄”人類看待世界的樣式,不同的語言構成不同的世界形象。各種語言按照自身不斷變化的分類係統來組織世界,並因此而產生很不相同的思維方式。

澳大利亞某些土著語言中,用許多詞表示不同類型的沙;阿拉伯語中有6000個詞表示各種各樣的駱駝,區別其性別、年齡、種類、行為方式,但沒有一個詞泛指駱駝;漢族長期生活在封建宗法社會,對於父母同輩的男性親屬嚴格區分為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親疏有別,而英語中對於這些親屬隻用uncle統稱。人們由此認為,透過不同的語言體係,世界的麵貌不盡相同,甚至大異其趣。

語言不僅在概念體係、意義體係上是一種世界觀,而且在價值體係上也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民族對於毒藥、草藥、雜草,益蟲、害蟲、猛獸、珍禽、野獸、家畜的分類,都體現了該語言的價值觀和價值體係。

最初將西方文化植入中國土壤的人們,如傳教士,往往需要麵對不同語言體係所呈現的世界無法對接的困境。一位法國語言學者說,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用“老天爺”這一說法使中國人接受上帝這一概念,為了設法使中國人接受這一類概念,他曾遇到十分棘手的問題,因為漢語的思維方式不用正和負、存在和不存在,而是蘊涵著相互交替、相互結合又相互補充的精神。

在英美文化強勢主導世界的數百年間,更多的人開始接受和融入英語所展現出的世界,80%的出版物以英語書寫,來自英語世界的哲學著作牽動著全球思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英語作品引導著世界的文化趣味,最尖端的科技成果以英語論證,連通世界的信息網絡以英語為絕對主流。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隨著華人散布世界各處,被世界上最多人口使用的漢語,正在慢慢改變人們對世界的認知。程瑛/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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