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知道，在各個國家，是神學學生多，還是曆史學學生多。不出意外，我想這個分布，一端是中國，另一端是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可以代替曆史，在中國，曆史擔起了宗教的功能。猶太人的曆史，要到《聖經》字縫裏去摳。孔子削了本《春秋》。卻成了儒教總經。這先經後史，還是先史後經。決定了地位高低。
究其曆史原因。在世界其它地方拜物教、多神教、一神教間打得頭破血流時，周的先人們選擇了崇拜祖先。從此走上了曆史的玄道。宗教的天堂在天上；中國人的天堂在曆史中，在遙遠的過去。其他人要進天堂，要信神拜神修行。中國人追尋天堂，則要法聖王法三代。神還可以通過神壇教堂儀式祭司等及時溝通。而先王的治和法，隻能靠曆史來提供。拿破侖需要教皇以上帝的名義加冕，而中國新朝代可以靠替前朝修史來取得法統傳承的合法性。
中國人對曆史的宗教般的虔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代我們一般認為可以將宗教和曆史區分清楚，但有一點其實是區分不開的，就是對“真”的追求。舊約聖經的唯一目的，就是證明神是真的（真存在與真厲害）。它選擇性地記載了一些曆史事件，唯一選裁標準就是是否能證明其上帝是“真”的。而宗教對“真”的追求是絕對的。為此不知幾億人枉死。摩西因為猶太人拜了個金牛“假”神，不過夜就“擊殺三千人”。所以宗教的“真”需要特別理解，那是建立在絕對信仰基礎上的，因信成真。與曆史上有沒有“真的”發生過沒有關係。那麽曆史呢？很遺憾，殊途同歸。
我們能讀到的曆史，都是為了證明某種其它東西而創作的。“真實地記錄曆史”是不可能的，無意義的，也是沒有人做得到的。定下今天使用的曆史這個名稱和內容之間聯係的，是希羅多德。他寫那部書，既是心血來潮，又不盡是。因為他一心想用“曆史事實”來進行道德規範教育。為了宣揚神的榮光，或者為了他自己的倫理道德觀背書，希羅多德毫不猶豫地編造。他在《曆史》第一卷中，有聲有色地描述了呂底亞國王克洛蘇斯與梭倫就“幸福觀”進行對話的情景。實際上這段描寫是不符合事實的虛構，因為梭倫赴小亞細亞遊曆之事，發生在克洛蘇斯當政前的三、四十年，這二人是不可能對話的。對他來說，為了神而說謊，一點也不卑鄙下流，就像當時貴婦在神廟裏賣淫奉獻一樣，是神聖的和應盡的義務。所以他毫無負擔的宣稱：“我的責任是報道人們所說的一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這些全是真實的。我的這項聲明適用於我的全部著作。”
希羅多德與整個西方曆史的傳統，都在於證明神。而中國的曆史，一直關注“治”。孔丘、司馬光，削則削，筆則筆。選裁都以證明 “治”“亂”為綱。曆史是不是“真”的標準在於能不能當工具（資治）用。孔子遮掩和修改春秋的行為，被徒子徒孫們歡呼為“從此亂臣賊子懼”。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曆史學家，開創人，從來不以是否“真實”記錄為標準，甚至認為這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更是不道德的事。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在《報任安書》中又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兩處均出自司馬遷本人之口，道出他裁剪曆史的主要依據，就是看文字是否“雅馴”。“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道出了著史的文藝創作本質。固然，“雅馴”的目的，無非是讓讀者相信這一家之言，比其它百家更“真”些。可這種“真”的要求，隻是“真” 的能“資治”，用來證明治亂的根源“真”的就是我主張的那一套。而不在於其它。
曆史中是有些重大事件的記錄。這些記錄我們今天把它們當作曆史的一部分研究，但是它們自身不是曆史，隻是些可供演繹的“原料”。曆史的產生，是一種區別於這些機械記錄的創作衝動。專門的曆史創作是帶著強烈的目的性，而這些目的，從來就不是忠實地記錄事實。自從人們開始編寫曆史，就是為了實現特定的“有用”。而曆史的編寫是有典範的，隻有符合這一典範的作品，才會被接納，不管名稱叫做《曆史》還是《春秋》。
曆史的曆史，告訴了我們， “信史”的意思，就是因信成真。世界上億萬人，每天說億萬話語，發生億萬事件。當時都是真的，即使是當事人，也隻能記錄本身所見所聞的那億億分之一。如何取舍，簡繁分配，采用誰的視角，錄取誰哪一句言語。都需要有一個指導方針，這就是曆史學的規範。是去證明神、還是揭示治亂，還是政治正確，等等。這些是逃不過的。億億萬萬的事，像一張鋪天蓋地的紙，用曆史的剪刀，可以裁剪出任意的花樣。同一段時間地點的曆史，可以有百家之言。
幾百年幾千年之後的讀者，如何去判斷哪一家真實地反映了“真實”模樣？其實讀者對當年億萬瑣事，並不關心。隻需要曆史能讓他們在花了兩小時的閱讀後，就對百年曆史“了然在胸”。而曆史的作者們，隻有順應讀者的需求，才能讓自己編的文字，得到 “真”的認可。帝王將相都在舞台上轉一圈，再點綴幾個才子佳人，才能看起來像個正史的樣子。作者和讀者幾千年的磨合，終於讓曆史的真實性有了典範。不在於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麽，而在於讀者想看到曆史中有什麽，在於這曆史能證明了什麽。該隱就隱，當編則編，真在其中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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