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改變了人類文明史進程的現代科學，為什麽萌發在西歐，而不是在中華、伊斯蘭或拜占庭帝國。這是反直覺的曆史發展，考慮到12~13世紀時，西歐在經濟上還比中國落後，拜占庭帝國說的就是亞裏士多德的語言，而阿拉伯學者代表著當時科學的前沿。
下麵這本書（哈佛大學出版社）試圖，對上麵耐人尋味的問題，給出曆史的解釋。作者（Toby Huff）的結論頗有點讓我意外，他並沒有像一些科學史學者那樣，把中國科學的落伍直接歸咎於公理係統和形式邏輯的長期缺失，而是認為更本質的原因是，西歐有別於其他文明圈的兩個方麵，一個是思想層麵，另一個是製度層麵。
第一個方麵是十二、十三世紀新辦的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學。第二個方麵是法治。我沒有時間，又不懂政治學，就簡單概訴第一個方麵吧。
十二、十三世紀在牛津、巴黎、博洛尼亞的大學是當時絕無僅有的存在。它們是介於同業公會（guild）和城邦國之間的小社會。800多年前，這些世界上最老的大學就有了教授治校的傳統，有了同時獨立於教堂和國家的特殊法律地位。最初的西歐大學隻開4門課：希臘哲學，醫學、法律、神學。希臘哲學是所有其它課程的prerequisite。
邁向現代科學的關鍵一步是，遊曆歐洲各大學研究講授神學的托馬斯·阿奎那（後來深深影響了牛頓）。他借用亞裏士多德哲學實現了對希臘自然法理論的神學改造。阿奎納將法則分為四大項：永恒的、自然的、人類的、和神授的。永恒的法是天主治理所有生物的根據，自然的法是人類在永恒法則中的“參與”部分、並且可以透過理性得知。
阿奎那的神學自然法代表了古典自然法理論的巔峰，他將自然法的本性概括為實踐理性。阿奎那認為人的理性不是來自於神的啟示，而是人的自然本性。理性與啟示之間存在重合的關係，有些啟示真理是理性可以認識的，也有一些啟示真理是理性不能認識的。人類既可以具有理性所領悟的洞見，也可以具有信仰所領悟的洞見。
要驗證作者的觀點：沒有西歐那幾所最老的大學傳播的阿奎那的神學自然法理論就沒有現代科學，我們隻需注意一個有趣的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共同點。那就是先賢神明神秘論，祖宗的智慧是無窮的。現世學者的任務就是更好地解讀經典（恕我直言，不少所謂的國學家熱衷的是，鼓弄玄虛的賣弄和自慰）。
強烈對比下，西方認為，哪怕是上帝（更別說什麽先聖了）創造了世界和其運行的法則，人的靈性和快樂在於獨立理性地去觀察並努力理解這個世界，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有天賜的選擇權。
十二世紀後，伊斯蘭社會的話語權完全落入了宗教領袖之手，最極端的教派甚至禁止人們探究自然。世間一切因果都是真主的意誌，不就故事結束了嗎。
中國科學的發展倒沒有像在伊斯蘭文明圈裏，受宗教的束縛，但不幸多了另一個工具障礙。那就是漢語邏輯的鬆弛，行文很容易發生歧義。本書作者驚歎，同一個漢語句，譯成英語後可以有兩個或更多不同的語義，有的甚至是邏輯上互逆的。我在這裏與很多網友爭論過，一些有趣的但不利於科學進步的漢語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