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文字是思想的載體。
中國古代乃至近代五四運動之前的正式文字還是文言文，然而文言文並非客觀的文字，而是帶有依賴主觀詮釋的特性。在文言文基礎上形成的所有思想，都帶有強烈的依賴主觀和權威詮釋的特性。
例如《道德經》的“道可道，非常道”，開宗明義地擺出需要權威解釋主觀觀點，通過“玄之又玄”的客觀現象不易知的推論，得出“大道無形，大象希聲”的客觀規律不可知論這個違背科學的結論。不認識客觀之形，客觀規律當然不可知。基於客觀現象有形和客觀規律可測的西方哲學，用望遠鏡觀測到了的宇宙加速膨脹，用喇叭天線聽見了的宇宙背景輻射，證明了，大道有形，大象留聲。
相反地，客觀的語言具有自動糾錯的特性，例如儒家文言文文獻所推崇的“仁義道德”的秩序，為了彰顯仁的理念，扭曲了 -- 道--客觀規律，德--價值體係，仁--價值取向，義--行為規範 -- 這個應該為“道德仁義”的客觀關係，把客觀規律放在了價值取向之下。然而這個扭曲的秩序卻被非文言文的口語貶義化，萃取出意思相反的思想，並且存在於非主流的中文口語的思想文化當中。每當在人為政治薄弱的時候，這個與文言文意思相反的口語思想就會成為造反行為的思想基礎。
因為文言文思想的主流化，使得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具有權威主義的特性。這個脫離實際的權威性與實際情況的客觀性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已經在中國曆史的“亂-治-亂”的曆史規律得到驗證，和廣泛接受的“中國人治政治輪回論”得到驗證。中國權威政治高層的政治哀歎，“吾民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正是政治高層對這個現象的宿命性的哀歎。
中國政治要走出這個輪回，需要結構性地重塑國人的客觀觀念。
第一步就是要揚棄文言文。這一點在五四運動之後已經做到了。感謝胡適，趙元任，他們完成了曆史賦予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
然而這隻是剛剛開始，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化還任重道遠，因為中國人使用文言文幾千年形成的思維習慣，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經受過客觀言論概念的基本訓練，還沒有真正重視言論的客觀性。
中國知識分子依賴權威的思想有三種形式，一個是依賴自我權威，即說話不說盡，保留自我解釋權，是為圓滑。另一個是依賴過去說不清的古典權威，而自己又沒有新的觀點，是為迂腐。第三個是依賴政治權威，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軟弱和失去脊梁的真正原因。
作為現代的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深刻認識到文言文基因對中國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要深刻認識“原罪”，並且廣泛地普及和推廣客觀概念，和具有客觀概念的思想，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的這個思想習慣。
有了客觀的概念，客觀的個人人權才會被尊重，客觀的製度才能夠被理解，被接受，並付諸實現，中國政治才能夠走出人治輪回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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