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人或知識分子往往過多的被從政治層麵或道德層麵評判，而非就其學術層麵定位。魯迅是一個典型。“魯迅”這兩個字隨著時代的變遷也在風風雨雨中經曆著拍打，“革命家”“思想家”“五四旗手”等等頭銜是魯迅的標簽，而其文學作品在中學課本中的進進出出真實的反應了時代的烙印。
其實，陳丹青說的好：“就文學論，就人物論，他（魯迅）是百年來中國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的人”，該是對一個故人最有價值的評論吧？
楊憲益或又是一例。
由於各種機緣，我對於翻譯界的名人大腕都不陌生，楊憲益自然是如雷貫耳的。傅雷先生雖然是翻譯大拿，但是誰要是沒有能力把離騷翻譯成英文，該不會有膽量和楊先生一比高低吧？
當然，楊憲益的翻譯是和他的妻子戴乃迭的協助分不開的，楊、戴二人的學術成就毋庸置疑，楊戴的愛情佳話也值得稱道，雖然用今天的標準看，這段姻緣也有各種各樣的無奈，但是幾十年的相濡以沫足以讓今日的夫妻們肅然起敬。
人世間的很多事很沒有道理，當年戴乃迭的母親曾警告女兒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會自殺的。”沒想到這句話一語成讖。戴母的警告不是偏見，更不是歧視，作為傳教士的她非常清楚當時中國的現狀，對於中西經濟文化的差異也了如指掌。但是愛情是瞎子，至於幾十年後對於婚姻有沒有後悔，別人真不知道，不過表示下輩子還嫁同一個丈夫的女子（當然也包括娶同一妻子的男人）一定是稀有動物。可以肯定的是，楊、戴二人回中國後的家庭生活是極其不幸的，甚至是痛苦悲慘的，就楊憲益的個性而言，他極具理想主義色彩，但他卻算不上是一個“好玩的人”。
與其說楊憲益是一個紳士，不如說他骨子裏是一個傳統的中國士大夫，滿腔的愛國熱情，極端的理想主義，以齊身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在殘酷的現實麵前，理想是一地的雞毛。晚年的楊憲益隻能痛苦的寫打油詩以排解遣心中的痛苦。
當年，家境殷實的楊憲益意氣風發，坐著頭等艙去了英國留學。在歐洲期間，楊與當時的許多留學生一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40年楊憲益完成牛津學業後謝絕了哈佛的聘請，攜未婚妻回到中國。當時，他在中共地下黨員妹夫的引薦下來到紅岩村中共辦事處拜訪，希望前往革命聖地延安，但被婉拒。此後的數十年，楊憲益忠心不改，一直積極申請入黨。
也許，黨是要考驗他吧，楊雖然沒有成為黨員，但不妨礙他為黨做事。楊憲益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通過英美等國在華使館官員，以及他在國民政府擔任高官的牛津大學學長，探聽國民黨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及時報告中共地下黨組織。到南京後，他又按照地下黨的指示，繼續收集情報。他經常在老朋友、英國駐華武官伊文思處看到國民黨情報官員鄭介民送給伊文思的《戰情通報》等文件。這些材對中共指揮渡江作戰計劃，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腐敗的國民黨終於潰敗，楊憲益拒絕了送上門的飛往台灣的機票。。。
解放之後，中共要求楊憲益再次與黨合作，利用夫人是英國人的特殊條件，了解外國駐華使領館官員，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和僑民的動向，及時向組織匯報。楊憲益痛快地答應了。他希望以的實際行動，取得黨的信任，早一天實現入黨的理想。
當然，楊憲益也相應的得到不少好處，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為了保證楊憲益開展社交，宴請、招待各方客人，有關方麵為楊家提供了充足的雞、鴨、魚、肉、黃油、奶酪、巧克力等食品，還有咖啡、名煙、名酒。楊憲益的煙癮酒癮是出了名的，他的養生之道是：“喝酒、抽煙、不運動。”
朝鮮戰爭爆發，楊憲益沒日沒夜的出席各式各樣的活動和會議，還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車上慰問回國的誌願軍傷病員。人們都知道常香玉捐了一架飛機，很少人知道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也幾乎傾其所有捐了一架（比常香玉捐的更多）。此後，楊憲益又兩次無償將自己珍藏的文物捐贈給了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館。但是，如此的忠心耿耿也沒有讓楊氏夫婦逃脫文革迫害的厄運。夫妻二人因“特務嫌疑”坐牢四年。
令人不解的是，出獄後的楊憲益仍癡心不改，繼續向黨靠攏，終於在1986年冬成為“黨的人”。然而，64的槍聲徹底打破了夢想，他公開聲明：“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可以將我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此後，楊憲益退黨。
說到楊憲益，不能不提及他的兒子楊燁。和父親一樣，楊燁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正如父親入黨一樣，楊燁的入團也是曆經千辛萬苦。有官僚資本家的祖父和外國傳教士的外祖父，在那個年代想要進入組織幾乎是異想天開，但是楊燁如願以償了，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共青團員。文革中，楊燁緊跟毛主席鬧革命，他特別欣賞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峰的觀點，他用自己的零用錢買了一台油印機，刻印大字報文章和印刷傳單，並對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動。他回到家把媽媽的古典音樂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個家傳的古董花瓶。他高呼口號，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父親……。
然而，“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年代，楊燁無論如何努力也洗不幹淨自己的“血統”，他終於越來越鬱悶，越來越自閉，這期間，楊燁的精神出了問題。他拒絕說漢語，拒絕承認自己的國籍，整天嚷嚷著要“回國”。他三闖英國駐華使館，最後一次竟然用母親的護照闖關成功，不過最後卻被送了出來。在經過“思想教育”之後，有關方麵終於同意楊燁在母親的陪同下去英國。
此後的一段時間，楊燁和英國的姑媽希爾達一起生活，直到1979年。
以下內容摘自《楊燁之殞》（範瑋麗）
1978年的聖誕節期間，希爾達應邀去弟弟家裏過節，他們也邀請了楊燁。但楊燁表示更想一個人清靜。這當然正是楊燁的性格，希爾達也沒有堅持楊燁同往。1979年元旦剛過，希爾達攜大女兒璐斯和弟弟家的兩個女兒回到倫敦家中；幾個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後幾天遊覽倫敦。
家中寒氣襲人，供暖的鍋爐不知何故停止運行，楊燁似乎全然不覺。冰箱裏隻有幾杯酸奶，盡管希爾達給楊燁留下了足夠的錢讓他自己采買食物。
希爾達請人修好鍋爐，女孩子們去超市采買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們的說笑聲給家裏平添了生氣和快樂。一月五日是女孩子們在倫敦的最後一天，她們計劃懶洋洋地放鬆一天，因為第二天是周六，她們要驅車返回學校駐地。早飯後她們想打撲克，三缺一，楊燁便欣然加入進來。四個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開心。難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衛，天氣不錯，咱們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撲克，璐斯向表哥發出邀請。她真希望表哥不要總是長時間地把自己關在房間裏。
“好吧，今兒的陽光真好！我再不曬太陽就快發黴了”。楊燁似乎心情極佳，竟輕鬆地開起玩笑來。
望著表兄妹倆出門的背影，希爾達深深地鬆了一口氣，也許楊燁終於從過去的陰影裏走了出來。她想，待明天璐斯她們幾個上路之後，就給乃迭寫信，告訴她楊燁的進步。
冬日的陽光溫暖宜人，青檬街兩邊粗大的法國梧桐雖然頂著枯枝，但樹下的一方方草坪綠意蔥蔥，似乎在提醒著人們春天的腳步正悄然而至。他們談小說，談詩歌，談將來的打算……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璐斯說話，楊燁聽。
突然，楊燁問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這突如其來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絕才能不傷害這個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來的沉默也許比一個直接了當的NO來得更響亮。
“咱們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楊燁說。
回家後，表兄妹們又打了一輪撲克，楊燁仍然表現得輕鬆活躍，然後他回到二樓自己的臥室。
幾分鍾後，在樓下聊天的女人們聽到噗的一聲悶響，像爆炸，又像重物墜落屋頂。璐斯衝出房屋，隻見濃煙夾著火苗，從楊燁臥室的屋頂衝向藍天。
“媽媽快撥999！”璐斯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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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燁的遺物中，有一幅他從北京帶到英國的毛澤東肖像，上麵戳滿了洞……。
這殘破的肖像是一個革命理想的破碎，是一個生命最後的呐喊與掙紮，與父親楊憲益的呐喊異曲同工。
公平的說，父親對於楊燁的關心是不夠的，處於中國人傳統的觀念，楊憲益不理解兒子為啥從極左變為極右，並忽視了兒子精神上的障礙，父子關係近乎破裂。楊燁不承認自己是楊憲益的兒子，他認了一個英國幹爹，楊燁給自己起了個英國名字：大衛·格林（David Greene），用的就是幹爹的姓。他到死都用著這個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 Greene (1942-1979)。
兒子的死，對於戴乃迭的打擊是巨大的，她整日借酒澆愁，以至於楊憲益勸說無效，失控生平唯一一次打了妻子一個耳光。此後的十年，無人敢在戴乃迭麵前提到楊燁。戴乃迭在沒有陽光的日子裏又生活了近20年，直到1999年去世。
十年之後，楊憲益以95歲高齡溘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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