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於儉，儒在心柔軟

牧於儉，儒在心柔軟

國家強大的今天，儒學複興已成必然。可是對儒學的誇大與否定仍然不絕。誇大者說什麽“半部論語治天下”；否定者稱其是封建統治的工具。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儒學僅是可供學習的道德理念。如從普及角度，說儒學為道德理念並非錯誤。若要深探儒學，它就遠遠不夠。要知儒學真諦，應該首先明白何謂道德。道德常被認為是由“謙虛，尊重，禮讓，孝順，。。”等理念組成的倫理。這種觀點隻及其表，未及其裏；因為儒學的道德實際上是指道之德。也就是說，這個德是指通向覺醒（悟道）的精神媒介，而不僅僅是倫理理念。道之德有自身的內涵；它的特征是：不隨著時代改變而變的。而倫理僅是德在某個時代的價值表征，它總是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通俗地說，德是一顆柔軟的“平常心”與“包容心”。如果說德如同大海，那倫理僅是表麵浪花。誇大者不知，通曉大海深沉的艱難。否定者因浪花之素而嘲笑大海膚淺。

那麽儒學又是如何與“心”相聯的呢？讓我們回顧曆史。自論語到孟子，理念與“心”性的關係被提出。孟子的四端 (惻隱之心仁之端； 羞惡之心義之端； 辭讓之心禮之端； 是非之心智之端) 揭示了心性直覺與道德理念的關聯。當“惻隱”這樣的動作與理念相聯，內省就成為可能。從那時起，儒家從“學”向“省”過渡，產生了帶有精神實踐的心學。反省融入修身，成為“修齊治平”之“入世”道路的前提。到宋朝與明朝時，心學才真正成為完整體係。宋明理學主張儒釋道同源，儒生可借助佛教道教方法來修身以達到洞察自身心性的目標。在這種儒生參禪修道的風氣中，“格物致知”與“心外無理”的境界被覺醒者們揭示出來。至此智慧進入柔軟之心，儒家心學揭示了心智覺醒的修身道路；即“致良知”。不幸的是，這個道理在現代漸漸被淡忘，至今仍被認為是“唯心虛無，高調理念”；卻不知，它僅僅是“心”的自然。

筆者在禪修深入時才真正明白什麽是“心外無理”。讓我們從哲學源頭來說明這個道理。從“我思故我在”起，思想被賦予體現正義的絕對根基，並催生了“主義至上”的哲學偏執。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僅從自身理念來定義“正義”，而不及其他。但從心學視野，這種認知是對文明真諦的偏離。為什麽？首先，思想僅是表達價值意向的符號，而非價值本身。其次，隻有當思想理念融入行動時，才可能產生社會價值。而產生的價值是否符合正義，就需要一個判別標準。這正是東西文明的最根本差別點 - 什麽是“正義標準”？西方文明認為“理性”是正義標準，特別是在文藝複興後。而東方文明認為，僅有“理性”是不夠的，覺醒的“心”更重要。那麽，這兩者誰更有道理呢？要分清這點，需要給“正義標準”加點哲學內涵。因為作為標準，它必須具有永恒性與排它性，以符合邏輯完整。永恒性是指“正義標準”不能是朝三暮四的東西，沒有基準就不能成為標準；排它性是指“正義標準”與判別對象格格不入。這是因為，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否則就是自欺欺人。當加上這兩特性，人們發現“正義標準”不應該僅是思想（“理性”）本身；因為思想既是判別對象又不具備永恒性。思想能成為“正義標準”的唯一可能是：人通透存在真諦並通曉所有思想（已知與未知），而且能夠脫離自身欲望與情緒的控製來合理運用思想。到此，人們不禁要說，這是“神”，而不是人了。於是，人們看到西方文明的尷尬。他們一麵依賴“理性”，一麵又將“神”束之高閣；並在兩者間劃了不可逾越的紅線。可是，善於探索內在的東方文明卻認為通過“心”的某種覺醒，人是有可能從思想向“神”靠攏的。

到此有人會說，東方文明的“心”是虛無的。這種說法是沒有走入自身內在的結果。人的內在，除了思想還有覺知(Awareness)。這個覺知就是“心”的根基。有兩個因素使得覺知被忽視；一是思想太快，以致於覺知被掩蓋，二是不修行，覺知內在特性未得到發掘。然而，心學實踐證明，覺知能通過提高靈敏度與空靈性得到完善。筆者曾探討過那些修行技巧，這裏就不再敘述。儒釋道將深度與廣度得到改善的覺知統稱為“心”；它具有以下精神直覺 – 藝術美感，智慧靈感，理的圓融感，行事圓潤感。而“格物致知”就是指心的覺醒達到“致良知”的境界，以至於它可幫助人把握道之理。做事中的精神直覺有如下功能：如有失德，“心”生不安；如有失理，“心”生別扭。它使得行者及時警覺並糾正錯誤。這就是理學所說的“知行合一”，從而使得做人與做事融為一體；成為GRACE的自然。正如俗話所說，心安才能理得。對於真理追求者，做事與做人又怎麽能分得開呢。 “心外無理”就是更深刻的道理了。它有兩層意思。1 心本善 - 人性是善還是惡，從來都不是難解的哲學命題，而是可檢驗的實踐結果。相信人性惡的人應當走入自身內在，觀察什麽是不變（本性）的，什麽是可變（習性）的？任何習性都是無根的，都會在靜心中慢慢消失。隻要長期堅持，人會發現那消失的都是惡念。剩下不變的是柔軟心。2 道義僅產生於做事的“心” – 它認為脫離做事，理念本身有價值意向，但不構成絕對真理性。絕對真理性僅可能產生於“心”，理念，行動的融合時刻。“心”量決定了理念圓融的整體性，“心”智決定了以理做事的圓潤性，從而產生真理性。隻有“心”才能圓融於理，圓潤於事。也隻有“心”才能通達更深的覺醒，即“般若智”或者“神啟示”。

如果用“心”來衡量現代各種主義，其缺陷不言而喻。左派從群體性出發，將“平等”作為正義根基。但在以此爭取利益時，“心”告訴我們：不能促進勤勞與奉獻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因為，沒有義務那來尊嚴；又怎麽能談平等呢？真正的平等是心靈相通的尊重。右派從個體性出發，將“權利”作為正義根基。但在獲取權利時，“心” 告訴我們：沒有責任擔當的權利不會長久；而權利的最大獲得恰恰是在將責任也當作權利的時候。任何製度都僅僅建立在理念的邏輯上，它需要人們用“心”去維護。知識累積了文明的體；而心智覺醒才給了文明的髓。邏輯的理性與精神的“心”智是人認識存在的兩個途徑，如同行路的兩條腿。所以，老子才說“為學日增，為道日損”。隻有放慢思想的腳步，“心”才會顯現。牧於儉，心才能柔軟。沒有此柔軟，範仲庵怎能道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感慨；沒有此柔軟，文天祥又怎能道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詠歎。沒有柔情，又何來風骨的坦然。先輩已經遠去，可他們的浩然卻潤在華夏魂裏，使得中國人比任何民族都多情，故而常以歌來頌之。遊子鄉愁不正是被那歌聲時時喚醒嗎！那天，筆者遙望遠方故土而作五絕：

步及海天邊，思至故鄉念。
目窮候鳥遠，淚朦深邃前。

這已不僅僅是思鄉，而是感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