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的係統觀：《琴詩》4
楊道還 3/15/22
名世界包括與實物不相幹的部分，如人的想象的部分，也包括與實世界發生聯係的部分。在與實世界發生聯係的部分，名受到限製。《老子·三十二》有，“始製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春秋戰國時，有名家。名家將名詞、概念、和邏輯馴化，養“家”了，能變出種種花樣來，如悖論、佯謬、荒謬等等。名家在曆史上曇花一現。據載，孔穿見平原君，與公孫龍辯論“臧三耳”。孔穿說，用名辯證明人有三耳很難，但與實不符；從實看，得到兩耳卻很簡單；（你）要從簡單的途徑到事實，還是從難的途徑得到錯誤？（《資治通鑒·周紀三》）此後平原君就疏遠了公孫龍。這似乎是名家走下坡路的轉折點。
實際上，公孫龍的論題，很多是符合邏輯學的。如白馬非馬，白馬的內涵比馬的內涵多，因為多了白字的定語；而白馬的外延，要比馬的外延要小，即白色的馬隻是所有馬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在邏輯上的名實上，白馬與馬確實不一樣。如果以實作為唯一標準，那麽公孫龍是錯的。但如果講形式邏輯，那麽公孫龍是對的。孔穿和平原君雖然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卻不能理解這一點。
孔穿所講是對的，也非常直白。大多數人隻能看到眼前的“用”，就認同孔穿，以為名家無用。莊子說，“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能理解惠施的隻有莊子，能理解公孫龍的隻有魏牟，這兩人都是道家人物，所以此後名家的學術，要靠道家流傳下來。
公孫龍的遭遇，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名世界和實世界關係的理解。孔穿和平原君認為名脫離了實，有時會導致錯誤，名不如實可靠，這相當於他們認為名是僅僅依附於實的，即，名依靠實才得以存在。莊子和魏牟則能理解，名有其獨立性，但與實相接的部分，“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惠施和公孫龍顯然認為，名世界獨自成立。公孫龍會不知道人有兩耳麽？他隻是佯謬。
老子與莊子同調，他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效驗）。”上述孔穿和平原君不見其妙，惠施和公孫龍不管其徼，都是偏頗的。
在諸子學說裏，一個物的名實相當於客觀世界的物。如果一個物完全客觀，是獨立於觀察的客體，那麽它就有實無名，人就不能思考、討論它。人的思維能討論的物，一定是有名有實的，名作為實的一個把柄。一個物沒有名，相當於它在人的腦子裏不存在，如何思考？人的思維要用這樣一個能抓住的把柄，才能采取思考的動作，進行操作。
所以，人討論某一物，實際上是在討論它的名和實構成的體，這是因果討論的一個隱含的假設。
（一物有名和實構成的體，可以說這一物就是存在的了。將這一物看作是因，那麽就隻能討論這一物從存在到消亡的展望。將這一物，看作是果，就需要回溯。邏輯認為有個第一因，從那裏出發，未來就都可知了。從這個第一因展望，天下無新事，一切邏輯都已經給定好了，都是宿命。
中國人認為，還是可以有新事物的，這種回溯可以一直回到從無到有的那個起點——無，那個無裏有新事物發生的可能性。《墨子·經說下》說:“無若無馬，則有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這相當於講，無有兩種，一種前麵有個有，現在沒有了，如“有無相生”的無；一種是本沒有，如“有生於無”的無。第一種無，得以生出來，因為前麵的有。那麽第二種無，生出來，憑借的是什麽？
老子說，“玄而又玄，眾妙之門。”莊子說，”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莊子·庚桑楚》）
從因果上講，第一種無的因，是有。第二種無的因，是它自身，即如”方死方生“所講，自為因果。第二種無，當其無，也必須有它得以存在的空間，而不是從一個無限小的奇點迸出來的，所以是玄而又玄的兩重玄，而不是回溯到無就終止了，後麵還有一層。這一層是不可致詰的。
這些討論隻是為了全麵起見，可以撇開，對下文沒有影響，有興趣詳細了解的讀者可以參見拙著《傳統學術之結構》。）
名世界裏，有不依賴於物或實而存在的名。如“天陷”是沒有實與之對應的，但也可以討論。因此，即便在名實交界處，名世界裏也可以存在著可以脫離實，不受實世界的限製的部分。這部分隻討論名之間的事情，而可以無限發展。可以說，思想家可以大體上隻依賴名世界，製造新的名、新的概念、及其聯係；哲學家則需要麵對實，去理解和解釋世界。現在科學家在逐步取代哲學家，但科學家仍然要留個Ph.D的小尾巴。
遠離名實交界處，如想象，也不受實的限製。如“龍”，無論西方長翅膀的，還是中國龍，都可以討論，但沒有實物與之對應。在人的名世界裏，這不僅僅是可以討論的，而且還很普遍，空間無限。名有了發展，如小說塑造了某一種飛龍（比如說how to train your dragon），就有人會做出實物模型來，但往往有批評說，實不符名。如果說世界是被客觀完全決定的，這個東西是哪來的？這個東西有用嗎？有價格、價值麽？
這部分，對應於國學中的體用，有有體有用，也有本來無體，卻有用的。
體用是中國人特有的思想，陳榮捷總結出，朱熹所闡釋的體用有六種：體用有別，體用不離，體用一源，自有體用，體用無定，和同體異用。（陳榮捷《新儒學論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台北，1995，5-8頁）這六句每一句都可寫成大塊文章，這裏隻能跳過。姑舉一例說明，為什麽要另造一個“用”的範疇：
蘇軾有《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演奏家彈的一曲，到底來自哪裏，樂譜、琴上、還是指上？若說來自三者之一，三者都不能單獨發出樂聲。來自名，還是實，還是某個體？都不是。正在學習演奏的人，樂譜、琴、指之體都有，卻彈不成調，是缺了什麽？不同的演奏家，彈起同一樂曲，卻不同，這是怎麽回事？答案很簡單，樂曲來自於「用」，而「用」有其道，「用」者有其德。庖丁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莊子·養生主》）莊子說，道行之而成。（《莊子·齊物論》）
名、實、體、用是個因果討論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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