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燈火（11）一一西藏，凝眸七年（連載六十二）

第七章  漂泊的燈火（11）

對於西藏宗教問題，在2020年中共召開的“西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專門指示，要盡快將“藏傳佛教中國化”。這意味著西藏的宗教將會遭遇自“朗達瑪滅佛”以來最大的浩劫，因為中共已經認識到，在這世界上，他們的洗腦術所向披靡，即便是科學也無法匹敵，唯有宗教才可以對此進行阻止和消解。所以這種以“中國化”名義對宗教的滅絕，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早就已經開始實施。

中共對西藏文化的滅絕，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摧毀西藏文化的基因，即語言，文字和宗教。如此一來，藏族的曆史記憶將無法傳承，文化不能延續，族群自然消亡。史上許多種族的消失便是如此，反之例子是，猶太人因為保持了自身的文化基因，即便顛沛流離數千年，曆浩劫如奧斯維辛，最後仍滿血複活。

西藏的人權問題是中共最後一個辯解重點，這一點也被國際社會指責最多。中共在西藏的統治狀況被國際社會真正關注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那時的中共被視為這個世界上日益強大而又獨裁專製的政權。這自然引起了世界大多數民主國家的恐懼，因為曆史總是證明這類政權對人類的危險與威脅。於是西藏的狀況特別是人權問題就成為了遏製中共的重要話題。

不過中共的說法非常簡單。1991年中共的領導人李鵬就西藏人權問題答記者問時說：“對於一個民族來說，人權首先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權、發展權。在舊西藏，廣大農奴和奴隸不僅沒有任何社會和政治權利，而且連基本的生存條件也得不到保障。他們的人身依附於農奴主和貴族，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沒有，哪裏談得上有什麽人權？隻是1959年民主改革後，他們才真正享受到為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中共在人權問題上，早期是將人權作為“資產階級腐朽世界觀”加以批判。後來發現如果一味排斥現代文明關於人權的共識，將最終導致被國際社會拋棄，於是狡辯為“主權高於人權”，認為沒有主權，人權就沒了保障。那麽，二戰後德國被分裂為各戰勝國占領區，這個時候的德國有主權嗎？沒有。這個時候的德國人有人權嗎？有。占領者能隨便殺死德國人嗎？不能，那麽，沒有主權的德國人，用什麽來保障自己的人權呢？結論隻有一個，即世人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是個體人權的真正保障。而中共杜撰的主權與人權存在必然因果關係之謬說，根本不值一駁。

在中共看來，所謂的“人權”實際上不應該是個人的私權，而是一種屬於國家的“公權”。所以它在中國內地和西藏的統治，都是以行使主權的名義使用嚴酷甚至血腥的手段。諸如在西藏的平叛中和之後的各種運動中，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殺、關押和迫害，以及意識形態的強力控製和集體洗腦等，其慘烈程度和手法都是和中國其他地區（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所進行的“三反五反”、“反右”甚至“文化大革命”直到“六四”流血事件如出一轍。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暴力（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為後盾的前提下進行的。

今天當我們重新看待過去，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無法期望中共按照西方人權原則和方法來治理西藏。作為一個本質上完全流氓化的政權，其首先考慮的是自己政權的存在和延續，因為隻有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從來也不把人民當作具體的 “人”來看待，所謂“廣大人民群眾”在西方看來似乎是個很神秘的組織，經常聽說，但從未見過。所以“人民”隻是附屬於自己統治疆土上的一種“物”，從來用不著對他們負責或給他們以“人”的權利。

中共在人權問題上的虛偽眾所周知，在中國和西藏漠視和侵犯個體基本權利是普遍現象。中共的這些辯白僅僅隻是一個極權體製試圖披上民主自由外衣而已，但1989年的“六四”流血事件已使其本質暴露無餘。中共把人權概念偷換成所謂民族生存權和發展權，隻不過是一種毫無人性底線的流氓腔調而已。

強調政權生存，以犧牲個體權利為代價（以自由為交換）的重商主義，國家主義的權利觀即個體權利由國家給予。在這種體製下，個人沒有與生俱來的權利。作為個體的生存和發展，取決於國家的給予或剝奪。沒有市民社會的專製國家，自然無私權而隻有公權，所以在中國人權不是個人的私權，是國家或者是統治者的某種公權性質的物權。因此，雖然中共的法律規定法律上的平等，但是在由權力指定的政治身份上從來沒有平等。

一直以來，西藏包括中國的人權問題，成為中共與國際社會的衝突焦點。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標準在中共那裏變得無能為力。盡管從表麵上看，似乎是製度差異造成的社會發展障礙，但實質上是前現代野蠻與現代文明的衝突，如果國際社會不能達成這一共識，未來的任何努力都會徒勞無功。（第七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