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9）
這種現代化之所以稱為改良式，顧名思義就是它並非暴力毀滅式的改變，而是溫水煮青蛙的漸變進程。其中的考慮是降低抵製的強度，減少反抗而導致的統治成本，對因“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和拉薩騷亂所造成的信用流失止損。
在這個文化土壤的改良進程中，施肥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提供大量財政援助，加快西藏器物層麵的現代化，表麵可以滿足普通民眾對生存品質改善的期望，也可提高國際社會的觀感。但背後的動機是利用人性的欲求，誘使人們以自已的自由換取物質幸福，結果是逐漸脫離由語言、文字和信仰構成的文化軌道，然後由黨文化取而代之，於是在歲月靜好中，此土壤變成了彼土壤。
後來的日子裏，這種居心叵測的改變愈加變本加利。達賴喇喇的駐台代表達瓦才仁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舉例：“胡耀邦時代為了和談、為了和達賴喇嘛見麵，他會做很多改變，在西藏做一些改變，告訴西藏代表，你看西藏比以前更好，以表達他的誠意。但是後來江澤民也好，胡錦濤也好，中國政府都沒有表現出這樣的誠意。”
達瓦才仁說，1949年前建立西藏共產黨的平措汪傑給江澤民、胡錦濤上書，中共有四、五十萬人靠 “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的官 ”。這還是台麵上的，台麵下更多。不管民族統戰、宗教係統、安全部門都靠這個吃飯。尤其在西藏以國安、反分裂的名義，可以“打白條”，開支沒上限、沒底線，可以為所欲為。所以說中國維穩經費遠超過國防經費，尤其在西藏、新疆花費最多。中共把西藏變成監獄，完全實行網路網格化，所有西藏人都在他們的控製之中。
中共的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提到，過去中央黨校有西藏班、新疆班，就是民族地區的幹部班。最初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藏族班的藏族幹部占三分之二、新疆班的少數民族幹部占三分之二，漢族幹部都隻占三分之一。後來就倒過來，漢族幹部占三分之二，藏族或疆族幹部占三分之一。意思是共產黨連他體製內的幹部都不信任，掌握實權的所謂一把手都要是漢族人。
在胡錦濤時代後期，中共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已然失敗，西藏、新疆甚至內蒙，都處在一種依賴暴力的高成本維穩的不正常狀態。習近平時代，中共采用更為激烈的玉石俱焚政策，試圖改變即將失控的局麵。在各民族邊疆地區以暴力進行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甚至日常習俗的公開滅絕。西藏也不例外，據紐約時報報道：西藏民族事務委員會聲稱藏族宗教培養了“落後思想”。2014年至2019年，藏語和藏語教學科目的崗位招聘廣告數量下降了90%。拉薩市長聲稱，前一年“舉行重大宗教活動的天數和參加活動的人數都減少到10%以下”。同時，高科技監控技術使得大規模民眾抗議不再可能，在這一時期，有數百名藏人以個體自焚的形式來表達對中共的反抗。
網上看到一段對話：“有一天，不知怎麽，和西藏同行聊起……，我有點痛心疾首：如果沒有內地的支持，西藏能有今天的變化嗎？ 同行看著我，說，他們不需要。……他補充說道，其實很多變化，藏人並不需要。”
這段對話表明，中共對西藏的“奧威爾式”統治，最終使西藏的現代化日漸支離破碎，從而走向窮途末路。2020年，中共召開的西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公開提出“藏傳佛教中國化”。這是一個令人憂慮的信號。許多民眾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傳統生活方式麵臨著嚴峻的存在和延續危機，由此帶來自我身份的模糊和不確定，這種焦慮逐漸取代多年來物質生活提升的喜悅，加上那些在歲月靜好中偏離自己文化傳統軌道的人們，對前途不可預見而困惑不安，令藏人的族群意識變得捉摸不定。
記得哈耶克曾經說過：“在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都會有一些群體或多或少處於靜止狀態，他們的生活習俗和方式已經沿襲了好幾代。這種生活方式可能會忽然受到他們從未經曆過的外部發展的威脅。而該群體內的人都希望保留該群體的生活方式，這就像歐洲的許多農民，尤其是邊遠山區的農民，盡管其生活方式已經走向窮途末路，盡管其生活方式已經依附於為自身生存也在不斷變化的都市文明，但他們仍然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所有的族群和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選擇保留或是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但這選擇必須是自願而非外來的強迫。因此人類現代文明才有這樣的普世價值：任何國家和組織都不能以現代化為借口，去改變甚至毀滅一個族群的文化。
中共主導的西藏現代化進程，背離了這一普世價值。終極目標的邪惡，最終使現代化的進步意義喪失殆盡，同時引發了西藏族群意識的撕裂。對於流亡的達賴喇嘛和他的支持者們而言，中共的“土壤改良式的現代化”，增加了他們回歸西藏並建立他們期望的那種製度的困難。他們還能否回去？即便能夠回去，他們還能否在那塊他們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如果僅僅還是依靠雙方無休止的爭吵、指責甚至謾罵，而不去正視西藏今天的真實狀態，尋求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那麽要不了多久，這些流亡者也許真的會失去西藏。（第六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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