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寓言（3）——西藏，凝眸七年（連載四十五）

第六章   灰色寓言（3）

拉薩叛亂的直接原因眾說紛紜，中共的說法是中共西藏軍區邀請達賴喇嘛到軍區觀看文藝節目，引起噶廈政府保守官員的不滿，從而發動了這次叛亂。但在這之前，被中共軍隊擊潰的雲南四川藏區和西藏各地的叛亂武裝已經雲集拉薩周邊，並以“衛教軍”的名義進行活動，這些外地武裝成為拉薩叛亂的主要力量。西藏流亡的噶廈政府官員則認為中共邀請達賴喇嘛是要綁架他，這樣就激起了民眾反抗並發展到武裝暴亂。但中共為何要綁架達賴喇嘛的動機卻無法得到解釋，因為中共當時已完全控製了拉薩，達賴喇嘛的動向都在他們掌握之中，綁架實屬多此一舉，因此這種說法或許也僅是想當然而已。

拉薩叛亂的深層原因，應該是中共的所做所為與西藏舊有製度在數年中衝突積累的結果。是西藏僧侶和寺院集團和貴族們對試圖改變自己傳統的外來力量，進行最後一次傾其全力的反抗。叛亂領袖們都是西藏統治集團的成員，而參與者大多是與他們有著利益關係的人們，包括一些下層民眾。

由於在西藏這樣一個以落後耕作方式為特點，領主和寺院莊園經濟為基礎的前工業化社會裏，絕大多數貧窮的個體民眾，在生存方式上的選擇餘地是非常小的。這種社會和經濟力量結合所產生的壓力是如此強大，加上宗教價值觀對個體的影響，在集權化社會群體裏，下層民眾自然普遍會追隨權力，但對於個體而言，這樣的參與並不是出自民族之間的仇視或者任何政治動機，而是來自某種純粹對權力和信仰服從的慣性，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求生的壓力。

此外，叛亂者們攻擊的主要對象並不是所有的“漢人”，而是中共的軍隊和文職人員。但這些叛亂者騷擾和攻擊藏人民眾的事情也較普遍。顯而易見，“反抗中國的人民武裝起義”仍然使用中世紀的運作方式，缺少現代的組織和計劃。而這些泥沙俱下的行為，成了後來詬病這次武裝反抗的口實。

達賴喇嘛在叛亂剛剛發生時急忙出走，證明了西藏統治者所有的認知和思維，都出自一成不變的傳統，一旦麵對未來的不可預測，他們總是將決策的責任推卸給“神”，似乎這樣就可以掩蓋自己的手足無措。達賴喇嘛在很多年後說，在他出走前由乃均神漢進行了打卦占卜，而“神諭”的指示是讓他趕快出逃。這一點是可信的，因為西藏宗教領袖曆史上的流亡，都無一例外地是認為接受了“神”的指示。

不過，當達賴喇嘛在夜色中悄悄走出羅布林卡，他不知道有一支中共軍隊注視著他的離去，他們本來可以阻止他，這也使我們看到了毛澤東的老謀深算。隻是那時達賴喇嘛沒有意識到，他將也許永遠不可能再回到這裏。他更沒有意識到：他的離去，將意味著西藏曆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

中共為什麽要在尚未完全有效控製的情況下，急於去改變西藏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從而激化矛盾並導致暴力對抗？這引起了後來人們的疑問。美國人羅斯·特裏爾（Ross·Terrill）在其所著《毛澤東傳》裏曾經對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軍隊在長征路過川康藏區時的狀況作了這樣頗有意味的敘述：“在四川過大草地是長征中最恐怖的日子。陷人的沼澤、饑餓、當地居民（藏族）的敵視、驕橫和對毛澤東的一係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澤東喪失了上千名戰士。藏族首領對漢人深懷敵意，她威脅說，誰要是幫助紅軍，就活活煮死誰。這些長征者為求得食物不得不開殺戒（不然他們隻得吃鬆果、蘑菇和青草）。毛澤東後來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有朝一日我們一定要償還當時不得不從藏民那裏拿走的給養。’沒有跡象表明他們這樣做了。毛澤東的奇妙話語或許是尖刻的嘲諷，五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解決西藏問題的一些措施，或許應該與1935年藏民對毛澤東的做法有關。”

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多年前紅軍與藏族不愉快的遭遇，是否真的影響了毛澤東對於西藏的政策，當然，按照毛澤東的性格和其一貫的作為來說，這似乎是可能的。但起碼從表麵上看，當時中共或許認為西藏已是自己囊中之物，無能為力的僧侶們也已經俯首稱臣，似乎沒有必要再耗費人力物力實行軍事管製。可以直接進入到政治統治階段。

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標誌著中共統治西藏第二個時期的開始。毛澤東那種中國農民式的狡黠在此顯露無遺。因為如果達賴喇嘛不走的話，中共要接管西藏的政權，在道義上還受“十七條協議”的牽製和約束，或許還要假以時日並且大費周章。而此時中共卻可以以對方“叛亂”為口實，背棄“十七條協議”中自己的承諾，然後輕易從容地填補這一空白。而六十年後中共以所謂“國家安全”的理由，撕毀背棄《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也是異曲同工，惡習使然。

中共統治西藏的最終目的，是為確立對這一地區資源的壟斷和控製。隻是這種迫不及待的行動，與道德敘事的所謂“解放”，甚至技術意義的“國際法原則”都無關係，中共從來都鄙視和不遵守人類社會所製定，基於普世價值的任何規則，不論它是國際法還是國內法，是多邊條約還是雙邊協議。

在達賴喇嘛出走幾天之後，中共解散了噶廈政府，並以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取而代之。除了接管西藏政權的所有職能外，中共還以他們最擅長和最成功的方式，建立了社會的各種基層組織如居民委員會和農民協會等。

1959年以後，是中共對西藏統治的黨化專製時期，正處於中共與西方（包括前蘇聯）關係不斷惡化，國內形勢也急轉直下。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對中共的獨裁專製的批判，導致了被稱為“反右運動”的大規模鎮壓，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群體從此在中國不複存在。接下來“大躍進”的失敗使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眼看建立政權之初希望能得到民眾支持，以吃飯不要錢的公共大食堂為模式的“共產主義”成為泡影，為避免國內局勢的崩潰，毛對國內采取血腥強力鎮壓與意識形態清洗結合的手段，對外則擴大與西方世界摩擦以轉移民眾視線。於是中國傳統的閉關鎖國又重新開始，西藏也不可避免地被遮蔽在鐵幕後麵，那裏發生的事情，在很長時期不再為外界所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