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寓言（2）——西藏，凝眸七年（連載四十四）

第六章   灰色寓言（2）

當時中共的這些外交舉動，贏得了噶廈政府許多官員甚至達賴喇嘛的讚同和支持，畢竟這事在某種意義上也維護了西藏僧侶和寺院集團的利益。不過這令人想起曆史上這些喇嘛們利用一個入侵者去擊敗另一個入侵者的故事。

後來，雖然有一些噶廈政府的官員（如夏格巴）對中共這些外交舉動表示不滿並加以攻擊，這也可以理解，因為中共對西藏外交事務的控製，顯然切斷了噶廈政府所有對外聯係，這使得他們要想在獨立問題上尋求外部支持變得困難和幾乎不可能。然而基於噶廈官員們值得懷疑的外交能力，和噶廈政府外交局成立近十年來的所作所為看，即使中共不控製西藏外交事務，僅僅依靠他們能否獲得外部世界支持也難以預料。

在1956年之前，中共對於西藏原有的社會生活幹預很少。盡管1952年在拉薩發生了由噶廈官員和上層喇嘛組成的“人民會議”要求中共軍隊撤出的請願事件，這次事件結果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迫於中共的壓力，將策劃此事件的噶廈政府噶倫魯康娃和洛桑紮西免職。

盡管這起事件令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對中共極為不滿，但畢竟他們還能忍受。因為這時中共還沒有破壞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官員和喇嘛們還可以保留他們優越的社會地位，在民眾的供養下繼續習以為常的歲月靜好。甚至在1954年中共還邀請了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冊封達賴喇嘛為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在北京兩人還會見了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這使得年少的達賴似乎對毛澤東產生了強烈的印象和仰慕。會後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被送到中國各地參觀中共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此舉或許算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某種體驗。在這期間中共答應達賴喇嘛，不再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中共的軍事管製機構），而是直接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不過，中共的流氓本性，令人難以期望它總是彬彬有禮和寬容大度，盡管中共在西藏問題上，已經取得了史上曆代王朝都沒有過的成就。但他們的意識形態中，那些不勞而獲的僧侶和貴族，仍然是需要消滅的“農奴主剝削階級”，因為占有西藏絕大多數土地和社會財富的這些人，顯然是中共實現將西藏納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個障礙。1956年中共已經結束了與美國在朝鮮的戰爭，這使得他們有能力在西藏實施他們的烏托邦理想。當完成了對西藏進行控製所需的後勤物質保障係統建設，他們便開始了改變西藏舊有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行動。

1956年7月之後，中共開始了初步嚐試（中共稱之為“民主改革”），采取了諸如增加培養效忠中共的藏族官員，大力發展藏族黨員，從中國內地增派漢族官員進入西藏並增設了一些行政機構，把噶廈政府近半數的官員安排到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任職等。當然，所謂“民主改革”的目標與方式基本與中國正在進行或已經完成的“土改”、“鎮反”等運動並無二致。中共這些活動企圖加上鄰近西藏的雲南四川藏區民眾對土地改革的激烈反抗，讓當時還處於中世紀狀態的西藏，產生了裂隙和開始發生微小但影響深刻的變化。

西藏的這些變化源於舊有製度結構，及中共帶來的影響兩個方麵。舊有製度結構使西藏社會長期喪失創造力，在麵對外部世界時缺乏適應性與競爭力，數百年因襲不變的政教合一傳統令噶廈政府日趨腐敗，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這種腐敗似乎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就連《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的作者，加拿大的湯姆•戈倫夫（Tom Grunfeld）也指出：“在五十年代裏，大部分漢族的士兵和文職人員都起了模範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西藏貴族和以前的官員也承認，與他們相比，西藏官員的行為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這種製度的高度腐敗，引起受到外部影響的（盡管這影響非常弱小）下層民眾不滿。加上中共重視建立社會底層結構的行事方法，西藏舊有製度也就更加風雨飄搖。當然，普通民眾對西藏的前現代體製的不滿和改變願望，並不是中共帶來的，早在上個世紀初西藏發生的種種政治事件（如擦絨事件、龍廈事件和西藏革命黨事件）中早已顯現，隻不過中共作為外部力量促進了這一變化而已。

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對於西藏社會的變化也開始有了反應。首先中共這種做法違反了幾年前雙方簽訂的“十七條協議”。另外他們意識到隨著西藏交通狀況改變，中共施加的世俗化影響，將對西藏的宗教社會產生毀滅性後果，從而使他們喪失已有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噶廈的上層官員和貴族們對中共這種違約行為進行了武力反抗，在1956年2月，雲南四川藏區的一些藏族土司和頭人率先發動了武裝暴亂，參與者達十多萬之眾。這些叛亂者四處襲擊中共的軍隊、運輸車隊和各種地方機關。並且很快就蔓延到西藏的許多地方。甚至在1956年冬天當達賴喇嘛訪問印度期間，因為局勢的惡化，達賴喇嘛甚至有過留在印度的念頭，同時噶廈的官員們也試圖在拉薩發動叛亂。

西藏這種此起彼伏的武裝暴亂似乎出乎中共意料。不過他們很快就調整了自己的戰略對策，一方麵增加軍隊加強對叛亂的軍事鎮壓，另一方麵提出了“六年不改”（即六年之內不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的承諾，以解除西藏上層僧侶和貴族們的擔憂。

不過，這些上層僧侶和貴族們中的大多數，並沒有因為中共的承諾而減輕自己的焦慮。前輩被迫四處流亡的曆史心理，促使他們對可能的威脅進行激烈的應對。而那些擁有土地財富的世俗領主和自耕農，則不希望自己成為中國式土改的對象。至於多數普通民眾，溶於血液的宗教信仰，讓他們本能厭惡任何用暴力掠奪私有財產的行為，因為這將導致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崩坍。於是，在形形色色的焦慮驅使下，叛亂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到處蔓延並愈演愈烈。

1959年初，持續數年的各地小規模零星叛亂，終於引發拉薩大規模暴亂並開始了後來被中共稱作的“全麵武裝叛亂”。這次於三月開始的、被許多人稱為“反抗中國統治的人民武裝起義”，僅僅存在了幾天就被早已做好準備的中共軍隊擊潰。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許多官員也在匆忙中岀走印度，再次重複先輩流亡的宿命。（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