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寓言（1）——西藏，凝眸七年（連載四十三）

第六章  灰色寓言（1）

西藏被中共統治已七十年，全世界關注西藏問題的目光也主要集中在這段時期。人們激烈討論關於西藏的問題，世界各地發表了大量有關著作和文章，其中有嚴肅認真的態度，也有不少偏頗和不著邊際的議論。產生這類偏頗敘述的原因，在於全世界包括中國人在內大多數人們，獲知的信息基本來自爭論雙方，即中共和流亡的西藏噶廈政府。隻是中共和流亡的噶廈政府站在各自立場發聲，這事本來無可厚非。

在西藏問題上具有話語權且頗有影響的，還有各種國際學術機構中的西藏問題研究建製派。長久以來，西藏問題已然成了西方學術界一個收益頗豐的飯碗。機構化和製度化的學術建製派長期壟斷這個領域，變成了一個標準化生產的學術製造業。有的通過一套程序化“政治正確”學術理論、一成不變的八股式研究方式。有的左右逢源，迎合當事雙方不同利益需要，為換取學術資源的合作，利用手中話語權，使許多對西藏社會普通個體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委婉的敘述下變得模糊甚至不複存在。而人們隻能以這些敘述為道德出發點，來判斷和評價一切由此產生的邪惡和非正義結果。似乎西藏問題成了除建製派之外禁止他人置喙的禁臠。

中國作家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中提到：“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國念書，研究西藏問題。去法國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為他會駕輕就熟，沒想到最後拿學位時，他的論文被他的法國導師‘槍斃’。原因是論文中談到了中共時期西藏社會的進步。據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愛中共的人，不會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讚歌，但是隻要研究當代西藏，中共的統治是躲不過去的。他對西藏的了解照理說應當比他的導師多，可是他不能不按導師的看法改了論文，才算把學位拿下來。他出國前總是讚美西方的思想言論自由，現在則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問題上，他認為西方與中共差不多，都走極端，隻不過極端的方向相反罷了。而且他認為西方人也和中國人一樣被洗了腦，也隻是洗得相反而已。”躲在書齋裏的深刻的幼稚和淺薄的傲慢，似乎是今天西方學術製造業的通病。

西藏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共對西藏的入侵，如前麵所談，中共軍隊進入西藏，與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甚至“革命”無關，“解放”也隻是一種道德上的幌子。西藏問題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所以那種“漢人入侵藏人”的說法總是不得要領。但西藏問題也不是一個單純主權歸屬如“祖國統一”之類的政治問題，其本質是中共代表的前現代野蠻與人類社會現代文明的對抗。

中共對西藏的統治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即1951年～1959年寬鬆區域自治時期，1960年～1978年黨化專製時期，1979年～1989改革開放時期，1990年後至今的“奧威爾式”統治時期。每個階段隨國際形勢不同、中共領導人更替、國內政策調整以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強弱等情形而發生相應變化。西藏也自然隨著這些變化而發生變化。

中共對西藏統治的第一個時期，是自1951年底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到1959年。在這個時期，發生了太多影響西藏後來走向的事情，因此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這段時期並非如某些人所說的是什麽中共對西藏的“一國兩製”。因為中共後來建立的並非現代民主憲政政治製度，而是前現代的獨裁專製製度，它和西藏的政教合一製度屬於相同性質的舊製度體係。隻不過前者有現代名義與形式，後者卻完全保留了最古老的形態，這種名義和形式的差異，使得中共從中獲取某種道德輿論的優勢。但即使如此，兩個不同主人的同質製度共處，與真正意義上的“一國兩製”南轅北轍。

產生這種錯覺和誤解，是因為隻看到這一時期中共對西藏喇嘛政權的寬容表象而忽略了內在的原因。中共這樣做的一個原因，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刺激了中共對其政權安全的憂慮。加上其意識形態中對西方國家的敵意，那時的中共正忙於讓自己的軍隊搶占西藏與毗鄰國家的邊境一帶，以在軍事上盡快建立對國家邊防的有效控製。

另外，由於西藏物產貧乏，1952年時農業每畝隻產糧食80公斤，每年人均隻擁有糧食125公斤。中共軍隊和其他人員的供給都需要從中國內地運輸。所以中共軍事布防需要大量道路係統和信息傳遞係統加以支撐，這些後勤保障係統在一無所有的西藏需要幾年才能建立，加之與美國在朝鮮的軍事對抗牽製了中共力量，使他們要在西藏實行完全控製還顯得力不從心。在一切以軍事為重點的前提下，他們還無暇和無力控製西藏的其它事務。

並且，中共剛剛開始在他們占領的中國疆域上建立自己的統治製度，他們沒有現成的一套製度可以移植到西藏，並用以取代西藏舊有的政教合一製度。在中國內地，中共那些出身農村的官員們，不具備建立一種能夠使這個衰弱國家很快富裕並強大的現代製度之能力和意識，他們甚至不能按照俄國模式建立蘇維埃製度。因為依據馬克思的理論，革命的政權製度隻應該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所以這些與工業時代相悖的、剛剛進入城市的農民革命者隻能模仿前輩造反者，建立一套換湯不換藥的幫會統治製度。而在與中國傳統截然不同的西藏，這樣做的時機還不成熟，為減少麻煩並穩定住整個西藏的局勢，沿襲前朝舊製顯然是一種最好的辦法。

於是，在噶廈政府與中共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中規定：“西藏內部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職權等均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改革事項，由西藏自己進行，采取西藏人民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中央不加強迫。”這種說法現在的人們聽來十分熟悉，因為與三十多年後中共與英國簽訂的《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的說法異曲同工，而這兩個協議的最終結局也完全一樣。

第二個原因是毛澤東的個人認知，成為中共這一時期政策的主要導向。在奪取全國政權之時，毛對民族問題的所有認知都來自蘇聯的列寧主義：即所有不同民族，都會在共產主義社會走向大同，所以隻要建成共產主義，民族問題便不複存在。剛走上權力巔峰的毛充滿自信地認為，能夠短期內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因此在這之前的短暫過渡，實行列寧提出的所謂“民族區域自治”，給予寬鬆的政策鼓勵，使得他們能夠逐漸融入正在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

一個人以這種粗陋的烏托邦幻覺，改變了一個族群的曆史走向。毛和中共在1951年～1959年構建的對西藏關係，並非現代意義的民族正常關係，而是混雜著中國傳統宗藩關係和充滿烏托邦幻覺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個混合物。這種邏輯的雜亂，使得這段時期，雙方一直弄不清楚對方的利益追求是什麽？今天看來，至少中共沒搞清楚。

另外一個原因，在中國實施剝奪有產者實現公有化的共產主義進程，似乎快速且順利，受到民眾廣泛擁護因此很少抵抗。中共因此認為這種萬眾歡呼的局麵，在西藏也可輕易複製，他們從無宗教信仰，所以根本不知道信守宗教價值觀的西藏民眾，會對他們在中國獲得的成就產生完全不同的反應。

因此西藏在這段時期，並不像中國其他地方那樣作為一級行政建製的行省獨立存在，而是成為中央政府名義上直接控製的區域。中共派駐西藏的代表張經武成了新的駐藏大臣，他控製著駐紮西藏的軍隊和外交，而噶廈政府的藏軍也被中共收編或遣散，從而進一步被削弱。但西藏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經濟結構，日常社會生活並沒有多大改變。達賴喇嘛仍然是西藏政教方麵的領袖，噶廈政府也還繼續存在，隻是它管轄的範圍僅限普通的民政和宗教事務。

那時，中共的中央政府派駐西藏的各種行政機構，都是中央各機構的分支機關，如我所工作的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當時是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這些中共的派駐機構更多的是一種象征，他們並不能控製西藏大多數社會民政事務。就如同中國最高法院西藏分院無法控製西藏的司法那樣，這些事務都仍然由噶廈政府負責管理，或按民間社會的傳統繼續運行。

在今後幾年裏，中共主要致力於在西藏完成其軍事存在所必需的各種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在這期間，全長2413公裏的川藏公路，全長2122公裏的青藏公路於1954年底同時通車到達拉薩，1956年，位於拉薩西北一百多公裏的當雄機場建成，中共空軍飛機首航成功，從此建立了中國通往西藏的空中航線。電力、通訊係統也都建立並不斷完善。1952年，中共派出的首批科學考察人員到達西藏，1953年1月中共在西藏建立第一個農業研究機構——拉薩農業實驗場。這個機構使得西藏糧食產量，在今後幾年裏有了較大增加。所有這些都大大減輕了中共在進入西藏之初所麵臨的後勤供給壓力。

對國防軍事的控製之外，中共還控製著西藏的外交事務。當然這一過程也是采取了某種緩和的稱之為“統一戰線”的方式。1952年，中共成立了中央政府駐西藏外事幫辦辦公室，同時要求噶廈政府撤消它原有的外交局。中共任命原噶廈政府外交局副局長柳霞為其新建的外事幫辦辦公室副幫辦，並讓部分原噶廈政府外交局人員參加其中的工作。不管這些原來的噶廈政府人員是否起過作用，中共至少認為它的行為能夠代表西藏人民。

在控製了西藏外交事務之後，中共首先做出的重大行動，是取消了印度根據英國1904年與西藏噶廈政府簽訂的《拉薩條約》，和1906年與中國清王朝簽訂的《北京條約》所擁有的在西藏特權。中共與印度於1954年4月簽訂了《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協議規定：印度政府撤走其駐紮在江孜、亞東兩地的武裝，由中國折價收回印度在藏經營的郵電、設備以及亞東至江孜間的十二個驛站，由中國收回印度在亞東下司馬的租借地。這些內容印度政府於1955年全部履行完畢。（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