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國務院檢查組來了：省委組織部下死命令，無論如何把劉倩弄回來！
“你的材料遞上去了”
直到有一天高耀潔老師跟我說：“你的材料遞上去了，但是一點作用也沒有。”我才恍然大悟，為什麽國務院檢查組不僅來到河南艾滋病疫區，還直奔艾滋病村銀莊。材料還是“有點作用”。但是當時我什麽都不知道，不知道那次我又被強行“接回去”，是因為國務院檢查組要來了，也不知道因為我在村裏，國務院檢查組的行程被阻擋延遲了兩天。
那時候我通過各種關係各種渠道向各有關部門遞交關於河南艾滋病疫區的調查報告。既然我承擔了這樣一項國家研究課題，這就是我的責任。高耀潔老師說的這份“材料”，應當是通過朋友幾經周折遞向最高領導層的那一份。
當時我跟我們研究所早已離休的老所長談起我的課題調研談起河南艾滋病疫區情況，他很震驚。當時正值全國“兩會”召開，老所長建議我寫報告給參加“兩會”的河南代表團。我一直很敬重這位老所長。他早年參加學生運動，曾經是南京地下黨一個小組負責人，革命資曆很老，但解放後因“右傾”不得誌，做個地方社科院研究所所長，一向小心謹慎。我聽從了老所長的建議。但是幫助遞交報告的朋友認為，這份“材料”應當避開河南當局設法遞交給“最高層”。
一場全村艾滋病人座談會
20070130周二
這天銀莊駐村工作隊在村委會召開全村艾滋病人座談會。一大早我先去看望病重的老歪，來到會場時會議已經開始，便在後邊門口坐下。隻見工作隊陸處長、鎮黨委張書記、李副書記三位領導坐在前台。
陸處正在講話——
……今年春節，艾滋病人每人一件大衣，一家一床被子，都是最好的，從軍區倉庫直接調撥的。八月十五發了月餅、食油，除了艾滋病家庭還發給了30多戶貧困戶。給了你們這麽多好處，應當記住！不要總是不滿足，不要亂放炮！上級領導來了，冒一炮，上級會認為多少年了你還這樣，不管你了！咱不就是哄領導哩麽，哄得好，該有啥好處就有啥好處！……你們要感謝鄉黨委，今年春節一定要過一個安定團結的春節！春節前電影先演兩天，正月十五還要唱大戲，堅決高高興興過個年！花幾個錢算啥？我跟張書記出錢演三天！大家如果認可我的工作，就多幫忙，希望大家多幫忙！一定要確保穩定！對我，對張書記，多多幫忙！……
這時候，在場的絕大多數艾滋病村民並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兩天之後，2007年2月1日，將會有國務院檢查組來到銀莊。召開這次會議，就是為了安撫人心，預防上級領導來時“出事”，“一定要確保穩定。”
陸處講完話，鎮黨委張書記講話。陸處便離開會場，出門時看見坐在門邊的我，顯然有些意外，解釋道：“昨天是廳裏有人跟我一塊來，不方便給你打電話，希望你能理解。”我笑答：當然理解。這次進村之前，接到陸處的電話：“劉教授最近好嗎？忙什麽呢？我們還是要多多聯係啊，大家都很敬佩你！”聽上去很熱情。自從他表示不方便與我接觸，我們就沒有再聯係過，接到他的電話我還是很高興。聽他說過兩天要到銀莊去，我說我也正要到村裏去，我們可以同行，一路上好好聊聊。他說好啊，到時候電話聯係。兩天之後，他沒有給我電話，我按計劃獨自來到村裏。第二天衛華告訴我，工作隊要召開艾滋病人座談會，陸處、張書記都問我是不是在村裏，說是請我也參加。當時我還奇怪，原來陸處也已經來到村裏，怎麽沒有聯係我同行呢？很久以後——準確地說，直到現在，在我係統整理我的田野手記的時候，前後發生的事情串聯在一起，我才恍然大悟，我就是這樣被“盯著”的。
台上鎮黨委張書記說到銀莊今後的出路時，站在一邊的村主任栗衛華拿出一些編織樣品，說村裏幾個女孩子正在上海學習編織，下一步村裏要發展工藝品編織搞生產自救。張書記接口道：這個工藝品好。卻又話鋒一轉：那個紅絲帶就有問題！你們從紅絲帶問題要接受教訓！一個看大門的，說是市委秘書長，實際上隻是保衛科長，讓縣委出證明，是不可能的，不符合法律程式！那些紅絲帶，縣委壓到鄉裏自己消化，鄉裏隻好全收，34000元紅絲帶的錢，是對全村艾滋病人的關愛，錢已經到位，給你們村主任了。栗衛華，你發下去沒有？春節前要落實到艾滋病每家每戶！衛華傻了。
這時，會場一下亂了。因為參與編織紅絲帶的，隻是少數艾滋病感染者，初衷是嚐試著開展生產自救；而此時參加會議的是全體艾滋病人，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這件事。這時矛頭都對準了栗衛華，以為他貪汙了鎮領導對大家的關愛。
鎮黨委書記發難：我代表一級黨委政府，你代表誰？
這時我隻好站起來幫助衛華。我說，大家能不能安靜一下，請村主任給大家解釋清楚？衛華剛要開口，張書記卻突然對我發難：劉老師你究竟賣了多少紅絲帶，得了多少錢，是不是給大家一個交代？我聽出了語氣中明顯的惡意，但不敢也不願意相信。我耐下心慢慢說，紅絲帶的事情，您張書記一開始不就是支持的嗎？情況您都清楚的呀。我想努力維持與當地政府的關係，也盡量理解基層工作的為難之處。自從進入白集鎮，我一直盡己所能，幫助當地做一些事情，包括爭取各種社會捐助和基金會的生產自救項目，而且盡量做到為當地政府“貼金”。就在前不久，由於我的牽線搭橋，愛德基金會捐助白集鎮12萬元養殖項目款交接儀式剛剛舉行，白集鎮黨委政府功勞簿上又添了一項政績。甚至他們借這項養羊項目“消化”幾年前就應當用於銀莊百姓生產自救的5萬元蔬菜大棚項目款，我也盡可能理解為基層財政困難，沒有做聲。所以一直以來，關係相處還算可以。不想此時張書記卻突然翻臉，說道：我代表一級黨委政府，你代表誰？你沒有資格跟我說話！張書記的態度，使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會場一下鴉雀無聲。
這時我才意識到這種匪夷所思的不講道理並非偶然，從一開始就是有意挑釁，想到有關紅絲帶貪天之功的“報告”和用心險惡的“說明”。於是打消了解釋溝通的一廂情願。我依然慢慢說道：我隻代表我自己。在場的任何個人都有資格代表自己與您這位一級黨委政府的代表說話，套用您的話說，這“符合法律程式”。書記大約也感到自己言語失當，尷尬地似笑非笑地望著我。那情境實在荒誕可笑。於是我也笑著走近這位鎮黨委書記，他果然把耳朵伸過來，我悄悄對他耳語：“你這一套對我不靈。” 有點惡作劇。然後轉身揚長而去，任憑他在背後氣急敗壞惱羞成怒大喊大叫……。隻聽村民紛紛指責這位書記：你們還是政府哩，不是來解決問題，是來“橫事”（當地方言“挑事”）哩！
此時我看清楚了：如果能夠給他們帶來好處，他們立即貪天之功，無論政績還是物質利益；稍有不利，隨時準備出賣我。白集鎮張書記眼中的紅絲帶、聯係社會捐贈、愛德基金項目，包括我正在做的國家課題，都是如此。難道，這就是我的處境，我與地方官員的關係？或者說，學界與政界的關係？
我理解了高耀潔的絕望和懷疑一切。
我想，這次怕是又要生是非。
人事處長電話：立即回來！
自從幫助村裏建成了“希望家園”，這裏也成了我在村裏的落腳之地。午飯後，孩子們上學去了，院子裏很安靜。我正約了幾位村民來做訪談，我的手機響了。社科院人事處來電話：立即回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次的理由是，第一你在人家村子裏當地政府有壓力，影響安定團結；第二離開單位沒有請假違犯了院裏紀律。
當然都不是理由。但是有村民在場，我顧忌影響不便理論，就好言好語相對：“給我兩天時間好嗎？兩天之後一定回。我暈車，來一趟不易，做一些補充調查就回去。”
“不行，馬上回來！ ”
——我現在走不了，沒法走。
這是真的。在場的村民已經感覺出對方話音不善，都說，一定是鄉裏縣裏告惡狀要把劉老師趕走，要走，我們跟劉老師一起走！而我並不想事情複雜化激化矛盾。
“省裏說了，’十七大’前一定要保持穩定，不能出任何亂子！院裏開會剛強調紀律，你不打招呼就去了，這是違犯紀律！”電話裏很有些威脅的味道。——我做國家課題調研，名正言順。不卑不亢回過去。
“回來吧，這回還是省委組織部的命令，說無論如何要你回來。劉老師你別讓我為難，你不回來我完不成任務。”看我態度強硬，對方口氣反倒軟了下來。
——我實在沒法現在回去。你也不希望“鬧事”吧？給我兩天時間，隻兩天，相信我會處理好，事態緩和一些，我就回去，好不好？
我也好商好量。我以為就是鎮黨委書記那點事。
“不行，你必須立即回來，你不回來，院裏派車接你回來！”
——派吧。
我想起來我們年輕的研究所所長說過的話：你最近跟村裏接觸注意點，最好不要接觸！我想院裏來人看看實際情況也好，省得像以往那樣聽信謠言。關上手機，不想再浪費時間。
這回一定得給你“扳平”！
“希望家園”的負責人栗可昆看到這種情況，說：劉老師，這回一定得給你扳平！栗可昆一向處事謹慎溫和，他這麽說時，我並沒有在意。不一會兒，院子裏聚集了很多人，村民聽說有人要把劉老師“趕走”，群情激憤。
有人說，為啥叫劉老師走？誰說劉老師不好誰壞良心！有人說，冤枉好人的事多了，毛主席那麽好，還有人說他不好哩！有人說，咱不能叫冤枉劉老師，咱跟劉老師一起上省裏證明劉老師是好人！還有幾個“管事的”，一本正經聚在屋裏“開小會”，商量對策。我顧不了許多，抓緊時間繼續已經開始的座談會，想在走之前完成對“7.15事件”當事人的訪談。栗可昆已經學會了使用錄像機，這時幫助我做錄像。就這樣鬧鬧熱熱，一下午很快就過去了。直到天黑，我才勸散了大家。栗可昆也說，天黑了，今天不會來接劉老師了，都回家吃飯吧。
人們剛走，村主任栗衛華打來電話，說社科院的車到了村裏。幾乎同時村室廣播響了，劉桂枝的聲音：劉老師走哩，都到村室來送劉老師！劉老師走哩，都到村室來送劉老師！接著有人跑來說：村民把汽車堵到村室院裏了，掀翻它吧？我大吃一驚，趕忙說：那是我們單位來接我的車，為什麽要掀翻？這時院人事處派來“接我”的H也給我電話了，問劉老師在哪裏？我便請栗可昆接他們過來，吃了晚飯一起走，同來的還有我們研究所的一個年輕人小X。那天晚飯很豐盛，栗可昆的妻子小董專門炒了好幾個菜為我送行。這麽豐盛的晚餐，我的兩位同事都不吃，後來想到大約不單是客氣，艾滋病村的飯很多人還是害怕，便不再勉強。飯後，早已等在院門外的村民圍著不讓走，人們七嘴八舌吵吵嚷嚷。這種場麵使所裏來的年輕人小X激動得滿臉通紅。而人事處的H一臉冷漠。她竟然拉著我說：你這樣對你可不好！
——你這話什麽意思？聽你這話，我還真不能跟你回去了呢！我說。
“不是那個意思……”她吞吐道。
——那個意思是什麽意思？再問。
“沒有意思……”她愈加狼狽吞吞吐吐。
我不再追問，隻管分開人群走出院門，裝傻充楞，邊走邊向她介紹村裏情況。走上大路，我說這是新修的道路，“六個一工程”之一，咱們要去的村室，也屬“六個一工程”。她不懂，問 “什麽六個一工程？”於是向她解釋什麽是“六個一工程”，向這位社會科學院的人事幹部宣傳普及黨和國家的艾滋病救助政策。剛走出不遠，又一群村民湧來了，老太太們上來摟著抱著我不讓走。抱得最緊的是亞東奶奶。她大聲喊著，劉老師是好人！劉老師救了俺倆小孫子，不是劉老師俺的孫子活不成！她的孫子亞東在希望家園，她把功勞記在了我頭上。
鬧哄哄中聽得有人喊說：黑更半夜把人帶走算咋回事？不能走！“劉老師不能走，真要走明天走，請個響器班國樂隊敲鑼打鼓吹響器歡送！”衛華媽的聲音。立即有人附和：明天白天舉行個歡送儀式，送塊匾！有人悄悄在我耳邊說，劉老師不要走，咱的人找的兩輛大巴車馬上就到！
正嚷嚷得不可開交，工作隊長陸處長出現了。陸處人高馬大，有的村民不認識他，見他向我擠過來，以為他“找事”，說打他！我趕忙製止說，不能亂來，那是咱村工作隊長，為咱村做了很多好事。陸處來到我跟前，低聲跟我說：有些情況，我們到高速路口再好好談……。然後高聲吆喝：請大家讓開一條路送劉教授走，你們不懂，這是組織決定，你們這樣做對劉教授並不好，對我也不好，對大家也不好。請大家信任我，我保證年前一定還請劉教授過來。我警車為劉教授開道，代表大家送劉教授到高速路口……。
就這樣，人們一路簇擁著來到村委。村委大院門口聚集著更多村民，正圍著司機訴說“劉老師是好人”，他們把他當成了上級領導。人事處H說，天太冷，請劉老師先上車休息吧？眾人拉著不讓上車，又有人悄聲跟我說，劉老師再等等！再等等！我知道他們在等大巴車，要跟我一起上省城 “扳平”。我並不想事情鬧大，我不想有任何的節外生枝，我隻想完成我的課題研究，於是上車。陸處果然開了公安廳的警車在前麵開道，他一邊按喇叭一邊伸出頭在車窗外，大聲喊著重複先前的話：請大家讓開一條路送劉教授走……。終於，大家讓開了一條路，但是並不散去，而是簇擁著我乘坐的汽車一路慢慢前行，穿過銀莊又穿過白集鎮集市。4個村莊數百號人浩浩蕩蕩，黑夜中隻聽得咵咵腳步聲沒有人說話，從來沒有想到眾人聚集一起的腳步聲，竟像大海波濤洶湧澎湃，很是莊嚴肅穆悲壯，引得鎮上居民都出來觀看。前麵警車在鎮中心十字路口停下，工作隊長下車再次勸眾人回去。隊長說：縣委書記也沒有這麽風光過，將來我走時候你們能這樣送我嗎？劉教授好不好，群眾的態度就是最好的評價！我會如實向上級匯報，請大家放心回去，我保證過年時候把劉教授再請回來！
我知道很多人還沒有吃晚飯，天氣又冷，也請鄉親們回去。人們爭相把手按在車窗玻璃上，我也隔了玻璃把手按上去回應大家。“請劉老師下車再跟我們說說話！”後邊人群喊道。H趕緊拉著我生怕又出什麽意外。我想了想，還是開門走下車來，望著黑壓壓的人群，內心充滿感動。沒有說話，不知道該說什麽，隻是給鄉親們深深鞠躬。所有人都安靜下來。我上車，說走吧。坐進車裏，好像在做夢。一切是那麽不真實，就像電影中的場麵，一出沒有導演的戲劇。
行至高速路口，下車與送行的陸處告別。陸處握著我的手說：劉教授，作為私人關係，我們是朋友，我敬佩你。不過這是上麵決定，請劉教授理解。年前我一定讓鎮裏把你再請來一次……。
我上車後，人事處H和陸處在路邊又一陣嘀咕。我已經見慣了這種當麵的“背著說”。這是他們的工作方式。
一路暈車，更像做夢，極不舒服的夢。半路接到一位鄭州朋友的電話，問劉老師到了沒？我便知道是栗可昆不放心，給了他電話。接了電話，再也無法控製暈車反應。司機把車開向路邊，我未及停穩便衝下車噴射出去，仿佛苦膽都要吐出來了，滿眼金星天旋地轉。
再上車時聽到H正跟院領導通電話，說是“人接到了，正在路上”。關了手機，H跟我說，你回去後一定每天給村裏人打電話，他們說一天沒有劉老師電話他們就到鄭州來！
回到家裏已是半夜，昏昏沉沉倒頭便睡，一覺天亮。很久沒有這樣好睡過了。（田野手記20070130）
省委組織部下死命令：無論如何一定要把劉倩弄回來 ！
一早醒來接到衛華的電話，說是“村委會和老黨員一起開會研究的意見，一定要派人去看望劉老師。不看看不放心。不派年輕的省得惹事，派兩個年長的會說話的老黨員，到你單位給你送塊匾，向領導反映真實情況，說說你做的好事，證明你是好人。”我說誰都不要來，領導知道我是好人。放下電話，洗澡，整理自己。然後到院裏去。迎麵碰上那位昨夜跟車上H通電話的院領導，互相點頭招呼，他竟然一句解釋都沒有，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
來到院裏，有人悄聲告訴我：知道為啥接你回來嗎？國務院檢查組要去，怕你亂說。是省委組織部下死命令，無論如何一定要把劉倩弄回來！
才知道，院裏一定要“接”我回來，並不是因為當地政府發難，也不是因為我“違犯院裏規定的紀律”。（田野手記20070131）
國務院來人了
20070201 周四
盡管電話中再三說不要村裏來人，栗可昆還是來了。他說：“村裏派我當代表。原來老支書栗可棟和栗可頂要來，我說我去過劉老師家，我先來看看情況。都說不來看看不放心，怕劉老師’出事’。”坐定後，栗可昆告訴我離開村子之後發生的情況。說村民都說要殺頭豬帶點粉條子來鄭州跟劉老師一起過年哩！說工作隊陸處找他談話了，說劉老師是好人，說過年一定要鎮裏把劉老師請回來。說鄉裏李書記也找他說情，後悔得眼裏噙著淚，說請劉老師原諒。
晚上十點多了，村主任栗衛華來電話：“下午國務院來人了。”果然國務院去了檢查組。我沒有想到的是，國務院檢查組竟然進了銀莊村。電話中栗衛華說，村裏村外撒了好些崗，也不通知我，這兩天我心情不好，在家睡覺不知道。上級直接進的村衛生室。已經安排有雲良幾個艾滋病人在輸水。鄉裏書記鎮長、縣衛生局長都跟著。村民也不知道咋回事，是啥人，都不敢說啥。怕栗新臣亂說，給（把）他支到大灘李去了。來人要到村裏艾滋病人家裏，栗樹東領著，滿堂跟著（村民認為栗樹東是政府的人、滿堂是派出所奸細），戶家也不敢說啥……。
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觀察研究國家—地方政府—民間關係的典型故事典型個案。當即決定，明天進村。
國務院來人之後
20070202 周五
今天是星期五。之後的兩天周六、周日雙休日，當屬於我自由支配的時間，誰也管不著，不用跟任何人請假打招呼。下午下班時才出發——為了避免節外生枝，我不想“違反紀律”授人以口實。好在有來看望我的栗可昆同行。栗可昆路熟，黃昏時分帶著我來到鄭州高速路口，搭乘一輛過路長途車，到達沈丘縣天已黑透。下長途車又上一輛小三輪，悄悄進村。
村裏栗衛華幾人已經在等我們，在“希望家園”我們談到淩晨1點。聽到村民栗可喜說：“國務院來人，先是說十二號（農曆，公曆2007年1月30日）要來，結果十四號（農曆，公曆2007年2月1日）才來。村裏前一兩天辦的單親救助證，也不要火化證了。”栗可喜是一個有心人，聽了他這話心裏不由一動：1月30日，正是我在村裏被“接回”院裏的那一天！因為我一個小小人物在村裏竟然改變了國務院檢查組的行程計劃。村裏事先已經得知國務院來人的消息，回想前一天工作隊長在艾滋病人座談會上的講話，“上級要來人”的意思也明明白白。隻怪我太遲鈍，太缺少政治的“敏感性”。那幾天白集鎮政府突然要求銀莊村突擊填發低保戶名冊和孤兒救助證，栗衛華他們幾個村幹部連軸轉忙了幾天幾夜。這事村民栗可喜都知道，作為一村之長的栗衛華，肯定是得到了確切消息和指令，但是他沒有告訴我。而他對我曾經是無話不談有事必報。
這時，衛華才跟我說，參加武漢會議回來，他便被找去談話受到警告：“你是黨員，怎麽連非政府會議都敢參加？！進去（進監獄）都不知道咋進去的！”那時他剛被批準入黨，剛由村主任轉升村支書。才意識到，從那時起，栗衛華，作為一名中國社會行政級層最末端的小小村官，便被“嵌住”了。
但是，畢竟，事後他還是打電話告訴我：“下午國務院來人了，也不通知我。”特意強調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為他不能告訴我做“辯解”。也才明白為什麽他說“這兩天心情不好……”
——你現在心情如何？問他。
衛華笑了，很不好意思。
栗可頂說，前個我跟陸處長說，群眾都要到鄭州去看劉老師，說殺豬宰羊，拉一捆粉條子拉住菜，到劉老師家跟劉老師一起過年！去年劉老師跟咱一塊過的春節，今年咱還得一起過！這場麵不好收拾，張書記這回引起民憤了！這就麻煩了，群眾起來了，激起民憤了，不好辦了！群眾要求張書記直接給劉老師當麵道歉。陸處長說，這我得找張書記說說。群眾要求張書記直接給劉老師道歉，他一級政府，他是書記，賠禮道歉不太可能，叫他找劉老師直接溝通溝通，叫他把劉老師請回來！
眾人說，不管咋樣吧，這上頭來人還是對老百姓有好處，要不然這些救助的錢還不知道啥時候才能發到群眾手裏……。
20070203 周六
一早，我剛起床，亞東奶奶來了。進門就說：聽亞東說劉奶奶回來了，喜歡的啥樣，家裏門都沒顧上關就來看你了！你走那天都哭哩啥樣，半夜睡不著，年都過不成，這你回來了就好啦！倆孩子沒人管了，要不是你……。我78歲了，腿還疼。報不上孤兒，還報不上五保還報不上孤兒，俺娘仨咋過哩？一個恁高一個恁高，咋過哩？慢慢清熬了。頭一年和成（兒子）10月房子起哩工，二一年11月17 死哩，房子站成到死還沒有一年哩！和成死了10個月和成媳婦走了，倆孩子撇給我了。我分給老二了，和成是老大，可孩子我不能不管，到公社盧學斌（鄉民政所長）不給報孤兒，不是遇上你好心人，我清是沒法辦。孤兒報不上，盧學斌說要火葬證，俺死時候還不興火葬哩，哪有火葬證？把骨頭扒出來再火葬了嗎？我還聾，眼都哭瞎了。我說為人不能不講良心哪，我死了不能忘你的本啊！
我知道老人言辭間的誇張，我也懂得老人希望表達的一番情意。亞東10歲，是“希望家園”收養的孤兒，他的父親2003年死於艾滋病，母親改嫁，撇下亞東兩兄弟。實際上，名額有限，“希望家園”隻收養了他們兩弟兄中的一人，亞東的弟弟寄養在他們的姑姑家。
幾位當事人陸續到場，我們的訪談會開始了。
栗可喜說：國務院進村，孤兒本開始發了。發45元，填50元。人家來檢查前一天發的。為上頭來檢查，趕緊落實單親政策，一下子透明化了。再想不發也不行啦，想拐都拐不回去了。他們就是害怕劉老師在這裏，我們知道上級政策了，他們不好貪汙了。
栗雲良說：頭天都說好了，要我在村衛生所輸水。來幾個上級領導，鎮上張書記幾個陪著。他們問我低保發放情況，我不知道啥是低保。張書記說就是那180元，咋會不知道？我說那領到了。頭一天才發手裏，咋會忘記哩？又問服用抗病毒藥沒有？我說服用了。還問收入靠啥？我說靠種地。別的也沒再問啥，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幹啥哩，也沒敢再說啥。
栗中祥：北京國務院來了人，下午三、四點的時候。問大灘李（栗中祥是該村衛生室村醫）有多少人？多少人感染艾滋病？衛生室有多少房子？還問了病號的情況。大灘李感染的不多，一共就53個人感染，我說抗病毒藥都用著哩。比以前好多了，死的人數少了，下降了。我說完，張書記領著去大灘李診所去了。我琢磨著，他們跟你差不多，也是搞社會調查的。其中一個人姓陳。人家說話可好，平易近人。三十來歲，都是年輕人。沒坐車，走著往大灘李去了，一點架子也沒有。蕭峰院長，鄭局長，顧局長都跟著哩，我還能咋說？誰知道他們是弄啥的哩？當時好幾個人在場，滿堂、老六、栗可峰，白集鎮衛生院會計王曉夏，栗樹東，都在。你說啥，旁邊都有做筆錄的。他們從北京來的，肯定是跟當地政府聯係好的。國家的錢也有數，抗病毒藥，咱這還供應，有的地方都不供應，咱還能再說啥不滿意？人多，也沒敢跟人家要名片。後來他們又去了栗長山家，跟去不少人，一直有派出所倆人跟著。
栗長山：來了三個人，都30多歲，看著也是不當家的。他們問我家庭收入。我說：沒法勞動，有啥收入？CD4剩百十個，發燒。全家7口人，3個艾滋病。孩子上學，還有一個小的孩子艾滋病，老娘七八十歲了，房子漏雨。問有啥要求？我說：房子能不能蓋起來？早就要求，沒人答覆。問有多少土地？我回答：七口人四畝地，不夠吃。滿堂還說咋會不夠吃？我說麥已經沒有了，糧食換藥了。我屋裏沒任啥，搭個棚子為養羊的，也沒有羊。他們拍拍照，也沒說啥。派出所馬中峰放風，一會兒給政府打一回電話，報告說：“沒啥事。”
栗新臣：國務院來人檢查，我看（恰好）走到村衛生室門口，縣衛生局鄭局長從車上下來，拉我上車，說好長時候不見了好好說說話！一下把我拉到黃莊，又到大灘李，又到集上，就這樣叫我拉走了，拉著轉了一大圈。我在車上看到村裏路上橋上都停著警車站著警察，就對鄭局長說，我知道是上頭來人了，你“團著”我怕我說啥。鄭局長“忒兒”笑了。鄭局長說，你不管相信劉老師，她有神經病，天天背個電腦到處亂轉，又沒有錢。我說，鄭局長你沒有我知道劉老師。她在這三年裏，冷天熱天泥裏水裏蹅濕半截。哪一次埋人隻要她在這都幫忙，100，200都安排的有，都是劉老師自己的工資。她哪還有錢哩？她的錢都給村上艾滋病人了。鄭局長說，咦，怪不得你們說她好。等轉完送我回來，人家檢查的走了。走了群眾才知道，事先誰也不知道。
——再有一次這樣的機會，你們會怎麽辦？問。
“不知道。時間太短，都是他問你啥你說啥，他不問你你咋說？也不知道他是幹啥哩，說了有啥用？”
“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去誰家不去誰家，不去你家你咋說？”
“還有政府派出所人跟著，誰敢說啥？再說也到不跟前。”
——國務院都來人了，他們能了解到一些情況嗎？
“能了解啥？當官的都瞞著哩，群眾想說也不知道咋說，老百姓見上頭的人都緊張害怕。再說，起先也不知道他們要來……。”
“走到哪都有那幾個人跟著，都是安排好哩，專聽你都說些啥，立馬匯報你。還能說啥？說了也沒有用，人家走了你受’擠兌’。大喇叭吆喝：舉報獎勵2000元！村裏幾輩子出過這號人麽？”
有幾個艾滋病戶拿著新辦的孤兒救助證給我看，說他們剛剛領到一次孤兒救助款（200701），但是本子上填寫的時間卻是從2005年就開始發放了。他們問：以前發的錢哩？
“國家給艾滋病人錢再多，到不了咱老百姓手裏，都是底下的貪官們貪了！”“給艾滋病人開藥，藥價貴得很！”“還有假藥的事哩？！”“他們胡亂抓人罰錢欺壓老百姓！”
……
人們七嘴八舌。
最終一致要求我：劉老師，你得替我們向上級反映！
我已無話可說。
劉桂枝說，你們就會光給劉老師說，人家國務院的人來時候咋不說？
是啊。咋不說？……可又怎麽說？
究竟被“阻隔”在哪裏？
來自中央政府最高層的國務院檢查組，能夠走到中原地區一個最基層的艾滋病村莊，工作不可謂不深入。他們走進村裏的衛生室，看望衛生室裏輸液的艾滋病人；走進艾滋病家庭，調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落實情況、詢問抗病毒藥服用情況、了解百姓生活收入情況；他們訪問鄉村醫生，調查艾滋病疫情，了解治療情況。他們“說話平易近人，一點架子都沒有”。可以說，他們從最高層深入到了最底層，他們親自看到了最底層的艾滋病人，他們要了解最底層的情況。
但是，銀莊的百姓說，他們什麽也沒有看到，他們什麽也不了解。
我愈來愈感到自己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嵌住”。
國務院檢查組來到了艾滋病村。那些被帶領著參觀“六個一工程”的國內外參觀者，包括國際衛生組織的專家，聯合國有關機構的負責人，鳳凰衛視的劉長樂，他們也都來到過河南艾滋病疫區。但是，在許多相關場合，在有關艾滋病的國內國際研討會上，常常隻有我一個人在說“存在的問題”。因為我的確看到許多問題的存在，就像那個拚命要指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在強大的主流話語麵前，這孩子即便不被認為心懷叵測別有用心，也會被看做是“神經病”，不諳世事的愚蠢。這種時候，那孩子四顧茫然顯得很小很傻很無助。仿佛真的很愚蠢。（20070131-20070203錄音整理，田野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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