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一回到院裏，便被院長找去談話。沒有想到談那麽久。整整4個小時，話頭一打開便無法收住。從給省委省政府的報告說起，到艾滋病村的現實情況、艾滋病人的生存處境、到我的田野工作經曆、到省調查組進村調查情況及其旗幟鮮明的表態、到一夜之間情況逆轉有人製造事端我不能離開村莊的原因……。開始隻是陳述事實，有問有答，後來彼此都有許多感慨。最後，院長說：“院裏準備舉辦學術論壇，每兩周一次。你能不能講一次，把你對艾滋病課題的調查，做一次學術報告？”
——怎麽講？把握一個什麽樣的度？問。
答：暢所欲言，放開講！研究無禁區，隻在我們學術圈子裏講。
報告題目：用腳做田野，用心寫文章——我的艾滋病課題研究
這是我跟院領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我當時體會到“溝通”的快感。我想，溝通，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是很重要的。人和人之間，特別是人心和人心之間，應當是共通的，許多隔膜屏障造成的不了解或者是誤解，就是因為缺少溝通。
果然院裏第一場學術報告會安排我來講。科研處通知我的時候，我人在村裏。他們要我盡快趕回，擬定報告題綱。我提交的報告題目是：用腳做田野，用心寫文章——我的艾滋病課題研究。待我趕回院裏，報告會的海報已經張貼出來了。我跟院長談了我準備報告的內容和形式：我的田野方法、河南農村艾滋病現狀，以圖片為主，不談觀點隻談事實。院長依然說，放開講，學術研究無禁區。“沒有限製，敞開講，研究無禁區，學者要有自己的觀點立場！”又說，準備邀請一些院外人士參加，問我希望邀請誰？我說，省委組織部。我最希望省委組織部來參加，更高級別的領導更好，如果可能的話。希望他們了解我究竟在做什麽，希望把我的了解傳達給他們，希望我的研究能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我希望溝通。院長又說，我個人還可以邀請一些我認為合適的學界同人參加，以擴大社科院學術論壇的影響。
科研處跟我具體討論報告內容。說是院裏很重視這次論壇，想轉變院裏學風，有些人搞研究關起門不接觸實際，有些人連門也不關直接從網上下載，還是一些專家……。“安排這次報告，就是要轉變院裏學術空氣。以後要形成製度，每兩周搞一次。”科研處要我盡快把講稿拿出來，以便準備講評。我的這次報告是不需要“講稿”的，想了想，便把一篇已經在互聯網上流傳的研究報告《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點、社會影響及相關政策效應研究》交給了科研處。那是我提交給全國社會學年會的一篇論文，後來不知怎麽被放在了網上，有人告訴我的時候，早已經流傳開了。交給科研處的時候，我特意告訴，這不是“講稿”，隻是請講評者先感知一下河南艾滋病的基本情況，以圖片為主的課件，隨後送上。既然院裏這麽重視這次學術報告，我要認真準備，在90分鍾的報告時間內，傳達出盡可能多的信息。
“我知道的比你多，但是敏感問題，不能說”
開講的前一天，科研處又找我討論報告內容，我帶上準備好的課件到科研處。這次是科研處長出麵談。
處長說，我在下麵兩年哩，知道的比你多。（這位處長曾作為河南省“三個代表”工作隊在一個縣駐村，兼職副縣長。）我知道光是城關倆村，艾滋病就多得很。誰都知道，但是敏感問題，不能說。艾滋病的家庭成本肯定比社會成本高。（問：什麽意思？）意思就是艾滋病治病主要還是靠自己，最後傾家蕩產，社會（當指政府救助）付出還是少部分。你說的都是真的，河南艾滋病起源於血漿經濟，但是不能這麽說。你去采訪一下就走了，我們下去，馬那比……，他給你倒杯水你喝不喝？當然後來聽人說喝水不傳染。我們下去發被子，進到村裏，小媳婦在你身上摸一把，幾天惡心得吃不下飯。撈住縣委書記的手，你握不握？你是肯定不會在村裏待，采訪了就走了，不挨他們。你不知道，艾滋病人又可憐又可恨。當然主要還是可憐。發給他們的藥不吃都賣了。艾滋病人賣藥，你不知道吧？馬那比，爹媽都是艾滋病，閨女還嫁人，不是哄哩（騙人）是咋？得了艾滋病還出來打工，搞裝修，給你家裝修你都不知道，不是害人哩？！
這位“在下麵兩年”的科研處長對“下麵社會”的認知和對艾滋病的無知令我驚訝。
處長隻顧自己一路說下去，不容他人插言。然後對我說：劉老師，你看報告內容咋改改？
——我已經準備好了課件，我們先看看再說？我說。
處長並不聽我的，繼續侃下去：我知道的比你清楚，但是不管說。我在的縣，有一兩千艾滋病，隻報五百，剩下的不管了。高露潔（當指高耀潔）說實話遭打壓。政府修路、建學校、解決水問題，派幾十人下去跟他們同吃同住。政府投入很大，當然這都是前期隱瞞付出的代價。那個高露潔，就很遭人恨。當然有人恨有人不恨。要說她給老百姓辦好事了，救了很多人，少數人恨多數人不恨，當官的恨老百姓不恨。
換個題目，講南街村吧！處長突然話鋒一轉，說，南街村不是咱倆一塊改的稿子，後來就通過了？
我笑說，那是你自己改的，不是咱倆。
處長說，不改就考慮取消論壇，要顧及大局，如果你不改，我得跟院長說說取消還是延期……，海報都貼出去了，顧及影響還是要講一講吧，要不然你講講南街吧！題目不用改副標題改改。《南街社會》書都出版了，證明沒有問題了。
——先看看我的課件再說？我又說。
“隻看事實，不講觀點，請相信我，盡管院長說我們學術界內部，放開講，沒有禁區，但是我還是有分寸的。我一向的原則：不講假話，隻講真話；真話可以不講，假話一句不講。”我耐心跟他說。
但是處長還是不看我的課件，也不聽我說。
他說：要講就講南街村。
我拒絕了：南街村沒有做準備，怎麽講呢？要講以後可以講。現在要講就是艾滋病。
處長說：你先不要走開。講與不講，如何講，聽候領導研究的結果。
從科研處出來，發現貼在門口的海報已經不見了。我便知道已經有了結果。直到過了下班時間，科研處長才找我。說：劉老師，不要再搞艾滋病了，換個題目，到我那個縣去咱們合作搞研究，提供食宿。
我笑望著他，沒有說話。我以前是找他說過，想到他任職的縣做一些調查，但一直未能成行。
處長言歸正傳：院領導研究決定，這是論壇第一次報告會，要講主旋律。換別人講，你以後再講。好不好？
我笑說：好。
他說，這是你自己同意的啊！
我依然笑說：我可以不同意嗎？
那一年，當沈丘縣的縣委書記升任開封市副市長走馬上任時，我們社科院從處所長中提拔的唯一一名副廳級幹部，是這位科研處長。
“你是資深學者，要注意影響”
如果不是研究所所長告訴，我還不知道那次院裏派去銀莊“接我”的就是他，還搞不清事情的緣由。
所長說：省委組織部屢次電話院裏，開始是通知院人事處，後來是直接下命令趕快把人領回來！每次都不是縣鄉基層的意思，是周口市組織部的意思。我還跑去村裏一趟接你，和人事處的人一起。當地組織部門反映，說你要領著村民去北京上訪！他們最害怕不穩定。鎮裏書記鎮長都不跟我們進村，說肯定找不著你，看出來鎮上與群眾很對立。當地政府肯定是有問題的，但是到處都是這樣。現在艾滋病人犯罪是個大問題，他們就是報複社會，不要被他們利用。你是資深學者，要注意影響，不然我們院裏也沒法支持你。你的調查還沒有搞完嗎？要搞到什麽時候？不要再惹麻煩。河南“七君子”的事你知道嗎？省裏點名批評了，要影響改變國家政策呢！幸虧跟咱院沒有關係。一出事，省裏馬上找社科院書記談話。書記很緊張，首先想到你。院領導專門開會，分析你做事的性格，……就擔心從你這裏出問題！省裏說了，“十七大”前一定要保持穩定，不能出任何亂子！你最近跟村裏接觸注意點，最好不要接觸！書記開處所長會專門說到這件事。你隻顧自己我行我素，再這樣下去對你很不利，影響很不好！這一年多你沒有搞科研，這次論壇，你的學術分量不夠，搞研究不見得光說淒慘吧？你更多的關注艾滋病人的生存，而不是研究了。領導認為不適合在學術會議上講。
——什麽是研究？研究該怎麽搞？誠心誠意問他。
“人家說你在村裏又開會又拍照取證。”答非所問。
——那是我的研究方法啊，有什麽問題嗎？
“你改變不了現實，誰也改變不了。不要對政府有批判攻擊。”
——怎麽是攻擊政府？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不是院裏宣導的學風嗎？我真的給搞糊塗了。
所長突然很生氣：“總之，以後你少參與這些事，我是很煩這種除了學術之外的事！哪個領導也不喜歡這種事！現在誰願意多事啊！不要參與進去，你沒有能力改變世界。誰也不是救世主，沒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光你的事給院裏所裏找了多少麻煩！”
這位所長比較年輕，剛剛上任不久，原本大家相處不錯。他態度的陡然轉變，讓我意外。突然感到很累。
——我一直以為我們是以誠相處的……。待他發作完畢，才慢慢遞過一句話。
他大約也感到有些過分了，緩和道：我不會像有些人圓滑，我是有啥說啥。其實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你優點很多，缺點也很突出，優點缺點都很突出……
——優點不必說了，缺點說來聽聽？我說。
缺點嘛，就是太投入，顧及社會問題太少。（不懂所雲，也許是說我不懂政治？）要更多把握住科研，不要管研究之外的事情。
——什麽是研究之外的事情？再次真心實意地問。
“可是你現在的文章格調太灰暗……”又是答非所問。
——其實艾滋病村莊也並非沒有希望，隻是人們對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群了解太少。我說。
“艾滋病本身就是悲劇，光明不可能。”他說。
知道左右不是，便不再說話。沉默聽他講：“你研究南街村的方法就很好嘛，學術界評價很高。上次學術會上崔大華老師對《南街社會》評價很高。國家課題審查通過，也出版了，證明沒有政治問題。院裏5個一等獎，崔老師等都推薦你。我們小組力爭，說出版兩年了不也沒發現什麽問題？還有一個是書記的。但是大組評選有人說當時被宣傳部審查過，票數就沒有書記的高，評了二等。你的話很對，社科研究要客觀求實，要有對社會的敏感。你應當繼承南街研究的傳統。你的南街村就做得不錯嘛，希望在所裏給年輕人帶個好頭做個榜樣 。”
麵對這麽一個新任所長，我保持無言的和顏悅色。感謝他的直爽不圓滑。這本總是被拿來做比較的《南街社會》，也並非像他們說的那麽“好”。他們也未必真的認為它“好”。說它“好”，隻是為了證明我現在做艾滋病的“不好”。證明《南街社會》“好”的根據，就是它“審查通過了，也出版了。”學術品格的優劣沒有學術界自身的標準，而隻憑非學術部門的認定。這是學術界的悲哀。我的關於南街村的研究，當初也遭人非議，能夠爭取到國家課題的立項，能夠出版，對於我所在的河南省和河南省社科院都是意外。出版的當年，科研處要我申報省級科技進步獎，說是院長的意思，原本也是好意。最終評獎結果通知下來，院裏不少人獲獎，長長一串名單，包括一些一般性調研文章，都是二等獎，《南街社會》名列最後，是唯一的一個三等獎，沒有一等獎。科研處的人很不好意思。說，對不起啊，劉老師，還不如不要你申報呢！我倒無所謂。我對這些年的各種評獎沒有興趣，那一次更是感到很滑稽。其實院裏除了令人尊敬的崔老師，至今也未必有人認真讀過這本書。我自己心裏有數，實事求是地講，它並非盡如人意，隻是因為它的真實，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美國學界曾經計劃翻譯出版，翻譯的人業已選定，我們雙方也見了麵。後來據說國家領導換屆學術政策發生變化，翻譯計劃擱淺。其實出版後的《南街社會》也引起多方爭議和批評，包括我永遠難以釋懷的南街村。惟可欣慰的是，這是一部用“心”完成的著作，我以我真實的文字存留了一個真實的村莊個案版本，一段變革時代極具中國特色的鄉村曆史；我一直認為，南街村的意義和價值並不在於鬧熱一時的風雲風光，也絕不會因“炒作”的結束而結束。從這個意義上，我以我真實的文字使這個村莊不朽，並以此回報南街村。
而現在，對於河南艾滋病村莊的觀察研究，使我感到自己比做南街的時候更加觸到了社會的深處。我沉到了社會最底層，探到了社會的底，社會底層故事也更加觸動我心。我自忖，這本關於艾滋病事件的著作，應當比南街村寫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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