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做炮”：寧可炸死，不願餓死
製作煙花爆竹，銀莊人叫“做炮”。這是一種危險的行當，很容易發生爆炸事故，國家明令禁止私自生產。而銀莊村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非法製作鞭炮，就像當年賣血，是全村人的“生意”。 “做炮”，使銀莊遭遇又一場災難。也可以說，它是這場艾滋災難的繼續。村民說：寧可炸死，不願餓死！
“炮的事”
2004年冬季我第一次進村，杜俊梅是我碰到的第一個“做炮”炸傷的艾滋病人。她用圍巾把頭臉蒙著，隻露出一雙眼睛和紅赤赤的腫脹著的嘴唇，一雙手也包裹著，抱在胸前。她的丈夫也被炸傷，加之艾滋病發病，臥床不起。2005年秋季，我又遇見杜俊梅。她的頭不再包裹，袒露著滿臉傷疤，她脫下破舊的手套，向我展示一雙完全變形的手。她的丈夫已經死去。
——你現在幹些什麽？問董俊梅。
答：安炮撚子。我這手安不了多少了。閨女手快，今天星期不上學，閨女安炮撚，自己掙個書本錢。
跟隨杜俊梅走進鄰家院子，這裏是一處安裝炮撚的作業工場。一群孩子在院子裏安炮撚，杜俊梅的女兒坐在其間。隻見她雙手動作飛快，神情專注。——安一盤炮撚多少錢？我走過去問女孩。
一毛三。
——你一天能安多少盤?
三、四十盤。
——能掙多少錢？
女孩不直接回答，而是說：十個（盤）一塊多。
這時，女孩流淚了，卻並不停下手裏的作業。她用沾滿炮藥粉末的手背抹去臉上的淚水，臉上也沾滿了黑灰色的炮藥。旁邊，女孩的滿臉疤痕雙手變形的母親說：夠她使書本錢了，閨女安炮撚的錢，平常買菜買鹽也用。女孩繼續插炮撚，低著頭流著淚，雙唇緊閉，插得極快。這所院落的女主人也在安炮撚，跟她圍坐一起安炮撚的是一些婦女。
隔壁另一家院落裏，也有兩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子在安炮撚。再過去是一處無人居住的空房院落，現在也成了安炮撚的場地。
村莊西頭、南頭的空地裏，是更大的炮場。一個個用玉米秸圈成的“圍子”裏，是一群群做炮的村民，杆撚子、配藥、摔炮餅子、裝藥……。
村主任栗衛華說，“村民作鞭炮擋不住，合法不合法都要幹，說是讓我幹我也得幹，不讓幹也得幹，我得活。寧可炸死，不願餓死。”（田野手記20051103）
冬天，村主任栗衛華帶我悄悄住進了栗莊村裏。
之前我住在鎮上。也許是因為我當初進入艾滋病疫區時正值年末歲首的春節假期，無意間避開了拜會某些級層部門的麻煩，而鄉村節日氣氛也為培養“革命感情”創造了機會。當我帶著“國家課題”又一次來到白集鎮的時候，感到我已經被當做了“自己人”。當時第一批工作隊已經撤離，第二批工作隊還沒有到來。白集鎮黨委書記答應支持配合我的實地調查，還幫助安排落實住處：“陽光家園的棉被抱兩床，住原來工作隊住過的稅所。”稅所李所長很熱情，說他已經調查了幾個村莊的艾滋病情況，希望我幫助寫材料遞上去，“為他們爭取利益”。我一度以為，我就此可以安安穩穩將研究課題深入進行下去了。一個周六，李所長突然挺不好意思地跟我說：下周一縣局大檢查，所裏住外人不合適……。李所長好麵子，話說得婉轉。他是代表地方當局下逐客令了。地方有地方的難處，我能理解。趕緊說，天冷了，我正要回去呢！好在事先我已有所覺察，已經作了撤離的準備。
“最後的午餐”。在稅所的小煤爐子上，把從集鎮上買來的大白菜粉條和鄭州帶來的火腿香腸木耳一起煮了，邀請剛剛下鄉收稅款回來的稅務員小王一起吃飯，邊吃邊聊。
——下去收款會遇到艾滋病人嗎？問他。
會！咋會遇不到？白集鎮沒有空白村，每個自然村都有艾滋病，胡廟是田營行政村的，感染率最高，全村二三百人，有七八十艾滋病人。高莊不檢測，做生意人多，怕壞了名聲，艾滋病也不少。
——怕艾滋病人嗎？
怕！咋不怕？！不接觸，下鄉收稅款不給他們說話，冬天下去收線，手套不管抹（不敢脫下）。錢讓他直接塞包裏，不過手，去年收了2張假錢，今年小心了。過去下去，叫吃飯就吃，現在不敢了。今天村裏有婚宴，查大莊哩，專另設一桌待艾滋病人，吃罷餐具一兜扔了。都怕哩很！
午飯後，我當著鎮上送行的人上了汽車，走人。多日相處，都有些依依不舍，他們說：劉教授還來啊！
如此告別彼此不傷情麵，也為日後工作留有餘地。
汽車開出鎮外，高速公路收費站口，接應我的銀莊村主任栗衛華已經等在那裏。下汽車坐上衛華的摩托，調頭返回。返回不走原路，而是繞道避開白集鎮，經過黃莊、中庭湖，進入銀莊村。村裏誰家正在辦“三周年”。當地風俗，人死後三年的祭祀，當時疫區這種死亡儀式頻頻，嗩呐聲聲很是淒涼。避開眾人，衛華帶我直奔村民栗可頂家，上房頂二樓。栗可頂已經等候在家裏。衛華說：“劉老師就住這裏，這是村裏一等一（最好的）的人家，一等一的房子。能給我說的話，都能給可頂大爺說。我平時遇事常跟他商量拿主意，他就像我一樣可以信任。”說罷匆匆走掉，那邊“三周年”儀式，還等著這位村主任“支應”。
房東栗可頂參過軍，當過工人，有知識有見識，在村裏德高望重，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者。這時他跟我說：劉老師盡管安心住下，俺家沒有艾滋病。我不讚成賣血，她（妻）偷著去過幾回，早，全采，沒染上。又告訴我，老兩口住樓下，二樓是兒子媳婦的新房，他們在鎮上開縫紉店隻偶爾回來，現在是我的安身之處，鋪蓋都是新的。冬季天短，說話天色已暗。聽得外麵門響，可頂說，老伴插炮撚回來了。於是下樓，可頂開門接老伴進來，隨手在門閂上加了鎖。他說，晚上不敢出門，夜裏狗咬是“走炮”，出去看見了都是事，任它咬去。就是“查炮”，問起來，咱不知道。不管發生啥事誰問都是不知道。剛剛進村，就感覺到一股緊張肅殺之氣。（田野手記20051203）
從此開始我在村裏的隱蔽生活。每天一早吃了飯，可頂嫂都出去插炮撚。可頂有時在家裏跟我聊天，告訴我許多村裏情況，有時出門去“打探打探”，我就一人在二樓整理筆記和收集來的資料。衛華不時領一些“可靠的人”來“反映情況”。在這裏，我才真正“零距離”接觸到了我的研究對象，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處境，感受到他們的感受。
村民來找我說得最多的就是“炮的事”。頭一天晚上，可頂“打探”回來說：栗存3家的炮，在東張莊窯場裝車時被查住了，罰1萬元。第二天一早衛華來說，有人想見見你，跟你說說“炮的事”。就是昨夜黑被抓住那一家。
栗存是我住進村後第一個主動找我的人。和以後所有人一樣，一上來都是先訴說艾滋病苦難。栗存說——
我兄弟五個，妯娌五個，十人都賣血，我賣血早，沒賣單采沒感染艾滋病，另外四兄弟都感染了。二哥、三哥已死亡，五弟病重。父母年紀大了，半身不遂。現在弟兄五家，倆老人，全靠我一人了。二哥看病錢花幹，留下兒子還小，女兒殘疾。三嫂另走一家帶走一個女兒，兒子16歲就跟著我外出打工。五弟已發病（衛華插話：就是你前幾天見過的，說下麵一直流水），弟媳艾滋病，還有子宮癌，兩個孩子都小著哩，將來都得跟我。
這一回是俺弟兄仨，我、堂哥、五弟，三家合一起走炮，主要是幫五弟家賣炮，他兩口這種情況，兩個孩子無論將來是丟到誰跟前，想給他們留兩個（留些錢給孩子）。夜黑在卞路口鄉張莊窯場，一共6個人，正裝車，一扭頭見一輛小車開過來了！就趕緊跑，人躲起來。堂哥跑得慢了，就藏房後頭，叫逮住了。我們幾個跑得遠，趴麥地、藏磚後，眼看著人叫抓走了。
現在都是這，派出所出來抓人，抓著送拘留所，戶家給錢“撈人”，少了不中。連夜我找所長的熟人說情，當時先給1000元穩住。那邊說要罰款1萬元，再給派出所裏每人買一雙皮鞋。又通過熟人說說，最終同意罰5000元，請客送禮又1500元。“當時不先送1000元穩住，立馬就送拘留了。”不是人叫抓住了，炮就不要了，沒辦法。弄幹了！幾家才湊這一車炮。紮本（本錢）11000元，能賺2000元，貨運到對方付款，共值13000元。沒法活了！九月間己經叫抓過一回了。那一車炮值價1萬元，抓了3人，直接上家抓人，連人帶車一起帶走哩，那一回“撈人”花了5000多元。
——這麽冒風險，為什麽還要幹？
沒法，倆老的得養活得治病，幾家小的得管。
上一回是在家院裏被抓的，有內線。派出所抓幾鋪子了，信兒咋恁準？派出所出“舉報信息費”2000元。村裏人都知道有內奸。這一回不敢在村裏了，跑張莊親戚包的窯場，還是叫抓住了。這一車死路一條了！想著我們不都是有老有小，就拚上了，早晚是個死！……這，跑一夜，借6000元扒人。我那嫂子坐路當中哭得，多少人掉眼淚。孩子該成媒時候，找老婆不好找，大兒在湖南打工結婚，蓋不起房不回來。東借西借紮本做點炮，這又叫抓了……。
栗存說，村裏艾滋病戶都在做炮。打工，沒力氣，出汗就發病。做炮，又不卡死（卡死，嚴格禁止），叫你幹，就是走不了貨。前幾天派出所查住最大一鋪，“十幾家的炮合在一起走（運出），價值35000元”，派出所沒收賣掉了。艾滋病人坐在派出所哭，路上人都同情。其中有一家兩口艾滋病，一個傻兒子。這幾天又沒收五鋪子了，值十幾萬。炮拉到於海峰炮廠去了。於海峰跟派出所長關係好，炮廠他們合夥開，沒收的貨拉炮廠賣錢，派出所抓人還收“買人錢”。俺村冤事多了，告狀他抓你，罪名定得重重的，你上訪還沒走到，派出所就攔住了。
栗存說，真算起來，村裏幾乎每家都有艾滋病。就是有的家沒有，他兄弟家也得有，家家不漏。像我們家說起來一大家人，但細數起來沒有人（健康人）。現在五弟兩口病重了，當時就是為交提留款三五十（元）應個急才賣血。艾滋病人借錢沒人敢借，賣糧食紮本做炮，這一回紮的本賠光。
兩位老人，栗存的父母，拄著拐杖，顫顫巍巍互相攙扶著也上樓來了，趕緊扶他們坐下，老父親用手捂著淚臉，老母親看著我：可咋弄哩？……
冬季的鄉村很冷，我把帶來的所有衣服穿上，又套上可頂嫂子的新棉襖，坐在二樓平台上整理資料。那天有太陽，外邊比屋裏暖和。
村民董學英來找我時兩眼己哭得通紅，坐下又是一陣痛哭。董學英的丈夫做炮被抓走了。她說，丈夫兄弟兩人，大哥一家因為艾滋病死得隻剩下大嫂一人，“他就弟兄倆，大哥一家清毀了：大哥死了，大哥家的倆兒也死了，都是因為賣血得了艾滋病。一下就去了多少口，兒子死了，媳婦、孫子、孫女都走了，嫂子受刺激神經了，瘋了。這一房就剩俺這一家了，兒子成媒難，他抓走了，我可咋辦？欠恁些賬……。”
突然，她跪下來，拉起上衣要我看她肚子上的傷疤：“拉麥秸時從車上摔下來，肝脾出血，手術大出血……，也賣過血，查幾回查不出艾滋病，可我身體也有病……”言語之間，似乎因查不出艾滋病感到“理虧”，隻好展示其另外的傷痛。也許她不知道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麽辦法來表達她的苦難。
栗山嶺，“剛從裏頭出來”，頭還光著。他說：我這頭是叫他們剃哩。有500多餅炮，一小昌河車，值1000多元。鑒定炸藥10公斤，說是可以判刑3-7年。花了1萬多元找人說情，判了3年。又托住人了，拘了40天“刑滿釋放”。
我幾乎不敢相信他說的這些話。怎麽會判這麽重？判3年怎麽40天就“刑滿釋放”了？
——有證明嗎？這些有手續，有文件嗎？問他。
有。
——你刑滿釋放書給我看看？
……沒在我手裏，在槐店集朋友家放哩。
——誰說情？花多少錢？再問。
山嶺急了：“刑滿釋放”人家可沒要錢，1萬多元是給安防大隊葛雷的。
說得我一頭霧水：葛雷是什麽人？“人家”是誰？
最終總算弄清事情脈絡。山嶺走炮被安管（安全管理）大隊葛雷抓住了，罰款7000元、取保金2000元、請客1000多元，共花一萬多元。“葛雷還嫌少，還要’抓典型’”，要按“非法製造爆炸物”論處，做500多餅炮需要10公斤炸藥。10公斤炸藥可以判刑3—7年。“手下留情”按最低限，判3年。一切合乎程序：檢察院查實，以製作500餅鞭炮的10公斤炸藥定罪，批捕科批捕，公訴人起訴，開庭審判，判決3年。
後來找周口市公安局俺哥哥的一個朋友，再找到局長說情，算是“刑滿釋放”出來了。
——為啥不一開始就找這個朋友？
答：想著事不大，就500餅炮，值不當找這麽大人情，沒想到會弄成這！在拘留所裏40天，也是做炮，不分黑天白夜，完不成任務挨打。
——誰打？
獄警打，有時找牢頭獄霸打。我在裏頭沒挨打，沒人敢挨我，怕我傳染艾滋病。
那段時間就是這樣人來人往，都是來說“炮的事”。村民氣憤不平的是：這炮不叫生產也算畢，要取締就取締，或是沒收了就銷毀，銷毀也能聽個響。“都不是。是讓他們貪了！”現在抓得狠、抓得多了，人抓怕了，不敢講理了。
他們希望我能幫幫他們，他們把我看成“上頭”來的。可我，能怎麽幫他們？
在劫難逃
村主任栗衛華家的院子裏也成了鞭炮作坊。幾個婦女圍坐一起插炮撚。衛華的母親，這位18歲就入黨的當年的婦聯會主任，負責“發炮”，就是把“貨”分發給插炮撚的人，插好了收回來給人家送回去。“幫忙，一盤落4厘錢。”
華媽年輕時當過村幹部，比一般村民能講出更多道理。她說，我也知道做炮危險，也知道做炮違法。可是不叫做炮能幹啥哩？村裏一家一家都是艾滋病，都難哩很。我知道政府不叫做炮，這兩年艾滋病人發病以後，打工人家不要，出力也出不了，他們別啥也幹不動，一累就發燒，歪歪動動一出汗就發病。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得生活啊！國家政策我也知道，到這一步也顧不了了，沒門了，不做炮生活不了，他都認炸死不認餓死。都是難哩很，不幫把手看不過，忍不下心。從去年（2004）開始，村裏有病毒的幾家做炮，不然就隻好去偷，去訛人家。東山、平安、華中、寶國這幾家，都是最困難的。這兩年才開始做。一家人要生活，沒有辦法，隻能做炮。不讓做就偷著做。
沒有做炮的前兩年，治安也亂，都去偷人家，偷雞偷羊。去年就因為有人來偷羊，賊把俺衛華打得半死。過去做炮的少，人沒啥事幹，心裏躁，打孩子。天天都到醫院開藥賣錢，到政府“糙事”。現在去家少了，一天開不了幾塊錢的藥，還去弄啥哩？都在家做炮哩，賴好弄弄，都掙個三十二十。現在都想辦法做炮，才穩定下來，也不到鄉政府鬧事了。
這是栗可領的主意，原來他就偷著做，栗山嶺管銷，栗勇使個運費錢。走安徽阜陽，也難得很，走不出去。山嶺銷炮，前幾天想著交警下班了，走炮還是叫抓住了，關一個月罰1萬元，沒錢放不出來。山嶺哥嫂艾滋病死了，撇下幾個孤兒，還有老人父母。栗保國做炮燒傷了，還不敢說，他兩口子艾滋病，他哥哥也是艾滋病，三個孩子上學，還有個86歲老娘，指靠誰？真是苦處難言，喊不出冤。
栗可信老黨員，他今年也死了，生生是“心疼死”了。他三個兒子都是艾滋病死了，二兒媳帶著孩子走了，三兒媳招夫養子。大兒媳養3個孩子，自己也帶病毒，今年沒法，請個技術員做炮，請姥娘這邊人幫忙做，在路樓叫逮住了，罰款3500元。借2000元現金交了，又打1500元欠條，人才放回來。都是些生命有限的人，活幹不了，還得請親戚幫個忙，娘家村，姥娘家村，都幫忙做點，弄不好就叫抓了。花錢撈人，賺不著錢，連本搭裏頭！母親護兒子，她說：“衛華是村幹部，不叫我做。我做炮跟他沒有關係。”（田野手記20051210）
2005年的冬天，衛華媽說這些話時，她無論如何想不到一場災禍正在窺伺著她。
2006年春天，衛華家走炮發生爆炸。房屋炸毀，衛華的母親、妻子、妹妹，還有一個前來幫忙的鄰居，4人燒成重傷。衛華的媽媽險些喪命，渾身傷口很久沒有愈合。衛華的妻子、妹妹也都被燒得麵目全非。這是當時村裏最大的一場爆炸事故。
2007年春天，剛剛能夠下床走路的衛華媽來希望家園找我“說說話”。她用燒傷的手撩開褲腿，要我看她的燒傷：“跟天塌了樣啊，俺仨一下子挺（躺倒）那幾個月！你想想，啥味啊……。我說，孩子啊，叫我給你擺置幹（錢花光了）了，沾親帶故的都借過來了。我幾夜幾夜睡不著。這禍，咋就躲不過哩？”（田野手記20070404）
村頭的炮場裏，老教師諸建昌也在做炮，摔炮餅子。見到我有點不好意思。他說：我得把孫子的學費掙出來！倆孫子爭氣，都考上重點高中，大孫子該上高三了，老二今年也考上。我得供他們上學。摔餅子。粗笨活，一餅子4分錢，一天摔三四百餅子，能掙十來塊。
諸老師很自尊，這是在對自己這種“非法”行為作解釋。
——你不是放羊嗎？羊呢？
現在不放羊了，羊賣了，給俺孫子交學費。
——現在上學不說不要學費了嗎？
高中，還要學費。大孫子諸繼超，鄲城三高的，眼下都上高三了。他媽不在了，艾滋病死了。小孫子諸狂標，不上學打工去了。
——孩子多大了？
戶口上，1990年生，16歲，實際年齡15歲 。那一年計生土政策，1990年以後出生的罰款加倍，村裏許多孩子1990年以後的，都報1990年出生。孫子走罷以後，學校錄取通知書下來了，錄取到重點高中了。我給他打幾回電話，都說不願意上了。錄取通知書，獎狀，我都給他放著哩。他說家庭有困難供不起他弟兄倆，讓他哥哥上。
諸老師帶我到他的家,拿出獎狀到門口亮處展示給我看：“這是學校發的喜報。頭一天走，第二天喜報送來了。7月12號走，13號送來的。”
諸老師又拿出錄取通知書給我看：劉老師你看看，通知書跟獎狀上說的又不一樣了。又弄成普通高中了。上麵寫調劑錄取。
仔細看，印著“獎狀”很大兩個字的那一張實際是一份喜報，但是內容表述有些不倫不類：獎給諸狂標，在2006年中招考試中以優異成績考入重點高中，特此報喜，以示祝賀。落款沈丘縣白集一中。但是錄取通知書內容與喜報已經不同：“經縣招委會批準你被調劑錄取三高，普通高中，學費2860元。”
常常有高考中考錄取生被冒名掉包的事情發生。
諸老師說，開始我也不讚成做炮，明知道不是好事，可現在還得幹。就像當年賣血，當初我就不讚成賣血，不允許我的孩子們去賣血，就那到底還是沒有看住，兒媳婦為了計劃生育罰款，偷著去賣幾回，感染了艾滋病早幾年就不在了。唉，當年為計劃生育罰款去賣血，現在為孩子上學做鞭炮。“在劫難逃！”諸老師說。
2006年世界艾滋病日，我受邀在北師大演講。聽了演講的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的王巍先生找到我，一定要資助村裏失學的孩子，在他的幫助下諸狂標重返課堂。但是，村裏還有那麽多在插炮撚的孩子，他們怎麽才能擺脫這種命運呢？
村裏非法生產煙花爆竹，爆炸事故不斷發生，而且情況一次比一次嚴重。 在村裏經常會碰到一些因為“做炮出事”被炸得麵目全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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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做炮最初是鎮黨委夏書記的主意。“急眼”了的艾滋病人到鎮政府“鬧事”，夏書記也“急眼”了，於是他給銀莊人指了一條出路：“做炮”掙錢。栗老六說，當時夏書記說：“不要說是我的主意，我啥都沒說過，出了這個門，我啥都不認！”可見夏書記也知道這不是好事情。
村裏爆炸事故越來越頻繁。村民向我講述接連不斷發生的爆炸事故，我請他們幫我記錄下來——
春節前夕，高喜家炮藥爆炸，一聲巨響，高喜被衝擊波撞擊到牆上鼻孔出血，一個塑膠大盆被炸得粉碎，自家和鄰家的窗戶玻璃被震碎。這是他家第二次發生爆炸，第一次炸傷了他的妻子。
2007年4月1號，栗中營做炮，小孩玩打火機引燃炮撚，孩子被燒傷。
2007年4月2號，栗可交修理炮撚子機電打火燃爆，栗可交麵部、手部燒傷。這已經是他家第三次出事。
當天晚上，馬廠工夫妻二人生氣，把自家的炮點燃響了好久，驚動四鄰，好多人都跑去看情況，生怕出事。
2007年4月6號，華中做炮撚，撚子機電開關打火引爆炮藥，三聲巨響，場棚炸飛，鄰居家玻璃被震碎。所幸華中人跑得快，沒有傷到人。
當天晚上高莊炮廠爆炸，廠房、院牆炸塌，死一人傷多人。
已經記不清日期的爆炸事故就更多了：
平安家撚子機出事，平安受傷；
長春家撚子機出事，夫妻二人受傷；
栗留安家撚子機出事，留安妻重傷，治療無效死亡；
栗洪臣家走炮車爆炸，洪臣的小兒子重傷；
栗可勤撚子機出事，可勤重傷；
栗可宇家鞭炮爆炸，可宇炸傷；
衛華家鞭炮爆炸，重傷四人，醫治花錢十幾萬元；
中良家撚子機出事，曬藥爆炸；
中良四弟家撚子機出事……。
被炸傷的人還有：慶峰、俊民、喜華、馬偉、寶國、前強、可應、老五家的兒子……。栗可珍、莫學磊好些家做炮都爆炸過，幸虧沒有傷著人，後怕，但是還在做。沒有其他生路，明知危險卻“收不了手”。
依法查處：矛盾的集合點
如果說前幾年銀莊村主要問題是賣血導致艾滋病引發出的種種社會矛盾，那麽現在，煙花爆竹的非法生產和依法查處，又成了所有矛盾的集合點。
使村民們最擔驚受怕的還不是發生鞭炮爆炸事故，而是被“兜住”查處。當地有關執法部門並不認真製止這種危險的非法行為，而是以查處為名斂財，抓人罰錢從不寫任何字據，而且胃口越來越大。這種“查處”的結果不僅不能製止非法生產煙花爆竹，反而搞得更加人心惶惶，使這種原本危險的行當偷著藏著幹，險上加險。
直接的政治後果是：民間百姓與官方政府關係更加對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有人說，我這命不值個啥，活著也是“受”，跟他拚了。有人說，再發病就上天安門，非死到天安門不行！還有人說，惹急了我腰裏纏上炸藥平了他，一分錢不花就平了他！“整個沈丘縣如同坐在炸藥包上，看吧，早晚得弄出大事！”這並非危言聳聽，村裏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非法生產煙花炮竹，他們隨時可以配製炸藥。
實際上，我走進這個村莊時，賣血、艾滋病，已經作為退後的背景，“做炮”爆炸、被抓被罰，構成更慘烈的現實。
這是一群被困住了的人。先是賣血感染了艾滋病，之後又冒著被抓被罰被炸死的危險做鞭炮，可謂以死求生。在這裏，你才會知道什麽叫“困境”。
如果當年的賣血他們是響應政府號召，並不知道後果，不知道會感染艾滋病，從理論上道義上他們被認為是無辜的，可以要求政府承擔責任；而現在非法生產煙花爆竹，卻是明知非法、後果嚴重，而且一切後果必須自己承擔。但是他們選擇了“寧可炸死，不願餓死。”是一種什麽樣的生存境況，才使人們做出這種不顧死活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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