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籠有多種樣式，工藝水平可精可細，形狀可園可方，但關養鳥的功能不變。養在籠子裏的鳥不愁吃不愁喝，時間長了往往會滋長一些優越感，哪怕籠外的天空不屬於自己，也不覺得有什麽缺憾，很少想到有朝一日飛出牢籠。直到有一天，鳥籠突然斷了糧，斷了水，饑渴難當，焦慮尤甚，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明明籠外天高任鳥飛，有充足的覓食機會，但籠門緊閉，不得其門而出，終日困坐愁城，隻能期盼救世主出現。上海封城的景象與其何其相似。
上海封城多時，解封遙遙無期，即使部分地區名義上不再隔離，但仍堅持“足不出戶”的禁令，人們很現實地感到被關進了籠子。封城前，這個早已經罩在頭上的籠子似乎藏匿於無形，人們並沒有感到失去什麽；封城後，不論寬敞奢華的豪宅，還是局促逼仄的亭子間，都成為一個個小鳥籠。家家戶戶受製於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禁錮，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表麵上歲月靜好的生活一旦爆發危機，就可能促使人們從混沌中覺醒，引發新的思考。
上海封城的混亂局麵說明，當權者的政策荒誕不經，言而無信，視人民如草芥，公信力徹底破產。麵對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的現實狀況，廣大民眾忍無可忍，紛紛對現行政策和措施提出質疑，同時也敢於直麵權威，奮力抗爭。有些小區以“敲盆行動”、“夜半歌聲”等方式提出抗議。個人抗命不從和警民群體對峙的場麵也經常發生，某些地方甚至出現集體突破封鎖線的行動。還有些市民當麵義正詞嚴地痛斥官員無視百姓疾苦的行為。在民眾洶湧的抗議浪潮下，各級官僚毫無辯駁之力，但仍不改欺壓民眾的本性。這種普遍質疑權威的現象在民主國家是家常便飯，但在長期以“籠”治國的中國大陸可以說前所罕見。
以往善良的百姓對官方的宣傳都是聽之從之，很少進行獨立的思考，更不用說發表相反的意見。前不久，戰狼和小紅粉的叫罵聲言猶在耳，喧囂一時，普通民眾對“美帝”大張撻伐的聲浪也不絕於耳。 但是近來卻很少聽到這樣的聲音，相反批評政府的聲音卻日益高漲。
據報道，上海東方衛視因準備舉行抗疫“慶功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抵製，結果不得不宣布“延期”。再如，央視官方微博對美國近日發表的“各國人權報告”發表評論，抨擊“美國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權赤字國”。按照以往的慣例，網民們會通過各種媒介發表壓倒性的附和之聲，但這一次卻遭到大量網友的嘲諷和抨擊，其中不乏直接針對政府的批評。有些網友還以美國的人性化抗疫為例，反駁官方的政策宣傳。
當然，批評官方宣傳的聲音並非僅僅來源於對“清零”和封城的反應，其他惡性社會事件頻發也是民怨沸騰的原因，但疫情期間人為造成的苦難給人們帶來的切膚之痛尤其直接、深刻和普遍。即使某些一貫為政府唱讚歌的人也因封城期間個人和家庭的遭遇怨聲連連， 不得不改變“初心”，承認社會麵臨的嚴酷現實。
這次封城事件還可能促使人們對金錢、生命和自由有了新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一味強調經濟利益的政策和宣傳，再加上法治改革和市場精神的缺席，拜金之風日益盛行，錢權的結合又養成了一大批貪官汙吏，多年來金錢至上已成為全社會追尋的不二法則和人生目標。然而，封城期間的強硬措施導致物資供應極度匱乏，政策本身導致的死亡觸目驚心。在每天都需要考慮何以果腹，何以保命的日子裏，生命的消失和人世間的苦難已成為迫在眉睫的現實，不再是遠在烏克蘭的事件，也不再是非洲饑荒造成的慘劇。《世界人權宣言》開宗明義倡導的“生命權”天天在眼前現身說法，人們必然會重新認識到生命的寶貴。在有錢都買不到食物的情況下，“安身立命”的基本需求超越了金錢的地位，人生的天平必然會朝另一邊傾斜。千萬級的富翁和勉強度日的一介貧民都在擁擠的網絡平台上搶購必需品，食物的匱乏已經上升為頭等重要的大事。維持基本生存的要求像魔術一般使所有的人，不論貧富都為了維持生存走上同一條起跑線。
日日禁足，處處受限，長時間閉門隔離的狀態不知何時才能緩解，享受自由天空下的陽光已成久違的奢望。難怪有人從方艙醫院出來後由衷地感歎自由的可貴。有些居民在小區裏公開發出“要自由”的呐喊。限製出行和鉗製輿論的政策引發了層出不窮的抗議事件，似乎在回應“不自由，毋寧死”的呼聲，盡管這樣的聲音還很微弱。
作家劉墉曾對禍福有一句勸誡，大意是：人要知“福”，也要知“禍”。
對於籠中的生活，不能隻知其表麵的所謂“福”，而不知其背後的隱藏的“禍”。這場上海封城的鬧劇雖然發生不久，但釀成的災禍之大，範圍之廣，傷害之大，無不駭人聽聞，為人們全麵認識自己現實的生活環境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反麵教材。
當然，很難說疫情過後，在官方宣傳的蠱惑下，人們的認識是否會又會恢複原狀，感恩戴德的吹捧是否也可能死灰複燃。毋庸置疑，事物的變化總會有反複，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人願意繼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按照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理論，“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一切皆流，無物常住。”
鳥籠生活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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