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嬉水
告老不還鄉，葉落難歸根；從心所欲不逾矩，任爾東西南北風。
據來自上海的消息，從5月1日起視各區情況逐步解封，到5月中旬方可全麵開放，封城時間遠遠超過原計劃。
上海堅持清零政策，惡性事態頻發，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有良心的醫療專業人員也無不心灰意懶。毫不誇張地說，封城至今，上海民眾已經被逼到生存的底線，到了生死攸關，命懸一線的地步，封城引發的死亡事件屢屢發生。
時至今日，為什麽領導部門至今不思悔改，中央大員抵達上海視察後仍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絲毫不顧百姓的死活。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數千年來，在中國統治者的眼裏，至關重要的是維護自己的權力，百姓的生死存亡從來就無足輕重。由此想起戰國時期商鞅和韓非臭名昭著的治國理論。
商鞅和韓非都是戰國時期的謀士，屬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對於如何維護君權統治各有一套利益最大化的理論。
商鞅又名公孫鞅，戰國時期的衛國人，被稱為衛鞅，後轉投秦國，被秦孝公封為“商君”，故又有商鞅的名號。
商鞅除了協助秦國變法，完成了著名的“商鞅變法”外，還寫了《商君書》，闡述變法的理論和措施，同時集中提出了利用強權駕馭民眾的種種策略，即馭民之術。
例如，《商君書》寫道，“辯慧，亂之讚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奸之鼠也。” 意謂對老百姓絕不可菩薩心腸，心慈手軟，更不能以禮相待。“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說白了，不能把老百姓當做好人，或者不惜重用奸人管理，以圖太平強盛。
《商君書》還有這樣一段話：“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意思是說：國家要強大，就必須“弱民”，具體而言就是“作民之所惡”，即采取使老百姓最反感的政策。反之，如果采取的政策廣受百姓歡迎，“作民之所樂”，則會造成民強國弱的局麵，絕非治國良策。
《商君書》為統治者總結了所謂的“馭民五術”：愚民：統一思想；弱民：國強民弱，治國之道，務在弱民；疲民：為民尋事，疲於奔命，使民無瑕顧及他事；辱民：剝奪自尊自信，唆使相互檢舉揭發，惶惶不可終日；貧民：除了生活必須，剝奪餘銀餘財，人窮誌短；五者，若不靈，殺之。
韓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某些方麵不同意商鞅的看法，但是與商鞅相比，他的馭民之術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韓非的法家理論有一個重要的核心“勢”。 他所說的"勢"，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權勢，即君主統治所依托的權力和威勢。他認為："君持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治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 韓非子：八經篇》)
所謂的"勢"是統治者相對於被統治者所擁有的優勢或特權，沒有權勢則一切皆空。“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不載於勢，則功不立，名不遂"。君臨天下的關鍵並不在於其能力高強、品德出眾，而是由於擁有"勢"而位尊權重，舍此必將一事無成。政治統治依靠的隻能是權勢，而不是君主的德行。必須牢牢掌握"勢"，絕不可須臾鬆懈。若一旦"失勢"，災難和混亂就會接踵而至。
兩千多年來，對於商鞅及其變法的是非，基本處於毀大於譽、貶大於褒的狀態。商鞅因遭到排擠，在靠山秦孝公死後，馬上變成喪家犬和過街老鼠，最後落得“作法自斃”的下場。韓非子也因為與秦國的大政方針有抵觸，再加上受人嫉恨，結果入獄身亡。
盡管兩人早已作古，他們為統治者搖旗呐喊，視百姓為草芥的理論流傳了數千年之久，雖然有時統治者因時勢所迫和權力鬥爭的需要，扯出“民貴君輕”的旗幟，或者為平息民憤祭出一些安民措施，但馭民的核心思想根深蒂固，至今陰魂不散，甚至上升為當今社會的治國方略。改革開放以來冒出“新權威主義”理論，實際上是改頭換麵的馭民之術，掛著“為人民服務”的羊頭，行折騰國民之實。
上海抗疫出現了如此混亂的狀態，關鍵在於人民的疾苦並非領導人真正關心的問題。相反，民窮才便於管理，民弱則可以隨意擺布，還可以用小恩小惠要求民眾感恩（這次疫情期間，居委送菜時竟然要求居民說一聲“感謝政府”）；專業人員的呼聲更不是需要決策人聽從的意見，所謂“外行領導內行”的口號已經成為排斥科學精神的武器。
嗚呼！馭民之術不除，國無寧日，民無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