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嬉水
告老不還鄉，葉落難歸根；從心所欲不逾矩，任爾東西南北風。
After Capitalism—What?
資本主義之後是什麽社會
（1985）
資本主義之後是什麽社會？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我們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像一條紅線貫穿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始終，而社會主義的實質則是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被剝削者作為統治階級代替剝削者。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那樣：“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後來，馬克思稱這個階段為無產階級專政階段，他在著名的致約·魏德邁的信中，簡單明了地稱這個階段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2]
二十世紀發生了多次“社會主義”革命，蘇聯革命則是這類革命的起點。然而，卻沒有一次是按照《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步驟進行的；也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即依靠工資為生的工人階級）在數量上足以作為統治階級發揮作用，或者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發展足以作為統治階級發揮作用。這是因為，在革命過程和伴隨革命發生的內戰所造成的動亂中，工人階級及其傳統組織機構都受到了破壞或處於混亂之中，根本不可能使之迅速重新組織起來，也不可能使之迅速得以恢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都是在嚴密組織的革命黨（這種黨是由各種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組成）的基礎上、多數是在非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開始上台的。實際上，這些政權都是利用他們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了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並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的。但是，這樣的國家並不是象《共產黨宣言》的作者想像的那樣把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給以組織的國家。
因此，按照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定義，這樣的社會稱作社會主義社會是欠妥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決不是簡單社會主義社會的定義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在具有差不多四分之三世紀革命經驗的情況下，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些“社會主義”社會是什麽類型的社會呢？根據我閱讀的有關文獻，這個問題主要有三種答案。
第一，在托洛茨基傳統中，有些人認為，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把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手裏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定性步驟。這樣做的本身據說是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實施這種方針的政權雖然不是無產階級組成的，卻發現自己掌管的是最終由工人階級得到利益的製度。換句話，這種政權是工人階級的托管人。雖然這種政權也許會濫用職權，犯下各種各樣的嚴重錯誤，然而，這種政權的生存決定於該政權是否繼續捍衛這種新的社會製度。隨著工人階級的發展和成熟，無產階級遲早會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隻有通過恢複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反革命，這種過程才會出現逆轉。
在俄國革命後的最初幾年裏，這種觀點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根據過去半個世紀的曆史經驗，我似乎認為這種看法已經過時。
第二種答案認為，二十世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建立的社會實質上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按照這種觀點，這種政權不僅僅不是把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給以組織的政權，而且在任何意義上都不代表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繼續由沒有任何財產的雇傭勞動者組成）；生產資料國有製的力量並不能使政權按照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行事。資本主義的顯著特征是以傳統方式在西歐發展了四百年（大約從1500年開始）的勞資關係。這種關係使控製著生產資料、受到國家權力充分支持的私人資本家同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相抗衡。因此，第二種答案認為，如果國家沒收了私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而直接對生產資料進行控製，那麽，這樣的政權從根本上講仍無發生變化。第二種答案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國家資本主義隻是資本主義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曆史演變的一種生產方式；在這種方式中，社會剩餘產品以剩餘價值的形式從以工資為生的工人階級那裏抽出來。
第三種答案在主要方麵同第二種答案是一致的。二十世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一次根本地改變資本主義的勞資關係，更不要說廢除這種關係了。社會剩餘產品，或者說至少相當一部分社會剩餘產品[3]繼續由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生產，而雇傭勞動者對這種產品的處理和分配卻隻能施加極少影響（如果說能施加任何影響的話）。根據第三種答案，革命後社會的勞資關係和革命前的勞資關係的區別在於：在革命後的社會裏，勞資關係仍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的、必有的特點，然而單獨地給曆史上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製度下定義已經不夠了。要給這種資本主義製度下定義，還須加上一條，那就是：資本不是作為單獨的麵對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的實體存在，而是作為許多資本實體存在。這種多資本實體分散地被組織，互相獨立地起著作用。
我個人認為，人們在理解二十世紀革命後的社會的時候，不可能誇大勞資關係這個資本主義特點的重要性。資本主義的全部“規律”一直是政治經濟學一一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一一研究的中心，然而這些“規律”卻都依賴於以許多私人資本實體形式出現的社會資本的存在。正是這些資本實體造成的相互壓力（這種壓力的表現形式是競爭），說明了這樣一個為哲學家們永遠讚歎的嚴峻事實：社會為了生存所需的一切被生產、被再生產、被分配，而無需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負責監督。
在這種社會（其性質截然不同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經濟徹底地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政治、宗教等）分開，獲得了自身前進的動力和自身的邏輯，並且通過演變和革命的過程，逐步建立了想像不到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的全麵統治。馬克思在研究他之前的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時極為令人信服地證明，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全部是生氣勃勃地、精力充沛地來自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則產生了社會（一個日益全球性的社會）窮富兩極分化的過程。權力來自金錢。隨著矛盾的擴大和一極反對的增加，另一極愈來愈強烈地要求維護資本主義製度及其活動方式所賴以存在的基礎。
正如馬克思預見的那樣，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資本主義的溫床裏產生、發展的。然而，二十世紀的革命卻沒有使作為統治階級來組織的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權力，這是馬克思所沒有預見到的（不過這種情況決不是同他的理論不一致）。馬克思沒有預料到這一點，原因是多方麵的。二十世紀的革命使組織嚴密的革命黨掌握了國家權力。這些革命黨由社會各階層的人組成，多數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並致力於《共產黨宣言》明確提出的綱領，即利用政黨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盡可能快的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沒收既定資產階級的財產並未消除勞資關係本身。這樣做隻是使國家代替私人資本家作為雇主。但是這樣做卻統一了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許多資本實體。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切資本實體都受一種管理的約束，而是說一切分散的管理都從屬於同一的最高權威的支配。由於錯誤地選擇（如果不是有意選擇的話），這種同一的最高權威承擔了以前一直由市場非人力行使的極其重要的權力。
認識到這一點就提出了一個證明是重要的然而至今仍未解決的問題。從曆史上講，資本主義有兩個特征（這兩個特征我們剛剛討論過）：一個是勞資關係，另一個是資本分成許多資本實體。前者把資本主義製度進行剝削的基本結構的形式和內容統一起來，後者則決定著資本主義製度活動的方式和運動的規律。我們時代的革命後社會保留著第一個特征，然而卻消除了第二個特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繼續稱這種社會為資本主義社會嗎？如果不是，我們稱這種社會為什麽社會呢？
有人認為，這隻是名稱問題；兩個人在對這種社會的分析方麵意見可能一致，然而在對這種社會該取什麽名稱上卻有所分歧。這當然是事實，然而我卻認為不可以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取什麽名稱是無關緊要的。
我這樣說的主要理由是：我們對我現在稱之為傳統資本主義的東西已經知道得很多了；傳統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勞資關係和社會資本分成許多分散的實體。這兩個特征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題。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主題。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已經對傳統資本主義及其運動規律進行了最為詳盡、最富有曆史成果的分析。我認為，如果我們稱當代革命後的社會為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在對這種社會進行分析時就會先入為主，就會出現偏見，這不能影響我們的結論，而且還會引起很多混亂。革命後的社會的名稱問題毫無疑問是個複雜問題，不可能在一篇簡短的評論文章中給以充分的論述，但我認為有必要舉個例子說明我的意思。查爾查·貝特爾海姆在他的十分重要的四卷本研究論著《蘇聯的階級鬥爭》[4]中認為蘇聯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在這部書中經常這樣稱呼蘇聯，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新型的資本主義，等等。他在全書中始終揭露和強調蘇聯社會和他稱之為西方資本主義之間的相似之處。
貝特爾海姆當然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非常精通，因而不可能忽視競爭一一他確切地認為競爭是“社會資本各部分之間的一種鬥爭關係”對於產生資本主義運動規律所起的作用。既然他相信資本主義運動規律在蘇聯同樣起著支配作用，他就不得不說明在蘇聯經濟條件下競爭所采取的變化形式。我必須用他自己的話提出他認為“需要強調”的四個要點，以便說明他認為自己這樣論述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是合適的。
（1）社會資本各部分之間的鬥爭關係是社會資本的存在所固有的。社會資本總是表現為許多分離的資本形式。社會資本各部分之間的分離必然產生於工資關係和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根本分離。由於社會資本采取了互相矛盾的許多資本實體的形式，資本各部分之間的分離又必然引起不同生產過程（社會資本的再生就是通過不同生產過程實現的）的分離。
（2）社會資本各部分之間的鬥爭實質上是為占有和積累盡可能多的剩餘價值而進行的鬥爭。在蘇聯經濟中，這種鬥爭特別通過投資信貸要求和分配生產資料要求（這些要求繼續來自各個企業和“蘇維埃”托拉斯）表現出來。這些要求時常打亂國家計劃，並促成了計劃規定目標的浮誇。
（3）社會資本各部分之間的鬥爭（也可以說是競爭）不過是馬克思稱作的“資本以其他形式堅持自己的那種關係。”
（4）用抽象概念來講，競爭不過是以外部關係形式出現的資本內部的一種關係。正是這種外部關係形式受到了影響資本各部分之間具體關係的變革行動的改造。這些變革行動產生了諸如“自由競爭”、壟斷、國家幹預、經濟計劃等各種想像。這些想像的出現又引起了一係列具有證據“性質”的幻想。[5]
我全文引用了這幾段話，因為我認為：第一，這幾段話對貝特爾海姆認為蘇聯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似乎說得通的看法是絕對重要的；第二，在表明理解這種認識所涉及的問題方麵，沒有別的馬克思主義者能趕得上貝特爾海姆。在說明這一點之後，我有責任以應有的謹慎評價一下貝特爾海姆的看法。因此，我將對每一點談談我的意見。
1、社會資本的分割（我們很熟悉傳統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的分割）不是必然來自工資關係和（或者）工人與生產資料相分離。毫無疑問正確的是，社會資本再生的實際生產過程是相分離的，但是，除了極為原始生產方式的生產過程之外，一切社會資本再生的實際生產過程都是如此，而且這種生產過程的相分離根本不依賴工資關係的存在還是不存在。生產的各部分不同於資本的各部分，資本主義的全部曆史已經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甚至希法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個大的托拉斯內資本是可以完全統一的思想也是站不住腳的；造成資本不能完全統一的原因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資本集中的傾向總是伴隨著反傾向（資本現存部分的瓦解和新成分的再生）和受著這種反傾向的抵銷。
2、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相互分離的資本“為占有和積累盡可能多的剩餘價值進行拚命的鬥爭”。從經濟意義上講，這是一場生死攸關的鬥爭：取得勝利的資本吞並了弱小的以及沒有取得勝利的資本；被擊敗的資本遭到破產，不複存在。貝特爾海姆把這一過程與蘇聯企業要求國家銀行和計劃委員會給予較多的貸款和分配生產資料的努力等同起來。這些機構有責任貫徹分配給各種要求者一定數量貸款和一定數量物資的政策。假如貝特爾海姆的比較是合適的話，那麽，他的論點倒是關於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過程同蘇聯社會的競爭過程之間真正相似（不是形式相似）的有力例證。然而，這種比較是完全不合適的。蘇聯企業的經濟部門不是獨立的、為在資本主義殘酷鬥爭的市場上求得生存並獲得成功的組織機構；蘇聯企業的經理部門是政治官僚機構中被任命的組織。這就有些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了。如果要把蘇聯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比較，就應該把蘇聯企業的經理同諸如埃克森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這樣大型的資本主義公司的附屬機構的經理進行比較。不論是美國的經理，還是蘇聯的經理，當然都在相互競爭，有的升遷，有的被解職，但這同他們所依附的大型企業的生存和（或）發展毫無關係。貝特爾海姆堅決認為，蘇聯的大型企業和美國的大型企業受著同樣“規律”的支配，這實際上是拒絕研究兩種社會製度之間最根本的不同之處。
3、與4、貝特爾海姆在這兩點中以抽象的、（在我看來）神秘的手法重申了關於競爭的見解（長期以來，關於競爭的見解一直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見解的一部分。）然而他重申的方式是明確地認為這種見解也適用於蘇聯的社會製度。我在對第二點的看法中已經說到這樣認識是不對的。如果可以這樣講的話，我們必須肯定地說，貝特爾海姆提出的第二點、第三點對於理解我們所談的問題沒有任何用處。
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再談一點看法，這也許是有用的。在蘇聯的意識形態中，資本主義製度和蘇聯社會製度的區別往往是這樣表達的：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而蘇聯則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被說成是克服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的開明方法。這樣說的含義是：蘇聯的計劃能夠對整個經濟進行有效的控製，通過這種控製從而達到計劃中的目標。我理所當然地認為，貝特爾海姆是不承認這種含義的。計劃的控製能力是不能憑空想像的，而是必須給以證明。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成功地做到這一點：而是恰恰相反。貝特爾海姆認為計劃不過是另一種意識形態合理化的證據；計劃同傳統資產階級理論是相似的。他認為不論是傳統資產階級經濟理論，還是蘇聯的經濟計劃都沒有對資本主義的基本現實作出正確的說明，因而掩蓋了這種現實。但是，這一結論卻是站不住腳的。蘇聯的理論和資產階級理論一樣都是意識形態，這一點是相同的，但是這兩種理論不能正確說明然而卻要使之合理化的現實卻是不相同的。我認為，這一點一旦被弄清，認為蘇聯社會製度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看法不但會引起爭論，而且必然起到消極作用。我的意思是說，必須按照不同的社會現實應用不同的理論；說蘇聯是資本主義社會會分散我們對那些亟待研究的問題的注意。
我在這篇文章開始時就已指出：二十世紀的革命推翻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然而卻沒有確立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來執政這是不是說革命後的社會在黨的政權（這種政權缺乏明確的階級性）統治下將繼續發展呢？我認為，在我們所分析的社會處於不同發展階段，有些新建立的這類社會明顯地處於動亂的過渡時期的情況下，籠統地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合適的。但是我認為，對蘇聯（這個國家是這類社會中資格最老的）的情況作出回答是可能的，而且這種答案對那些多少有意選擇蘇聯為自己模式的國家也基本是適用的。
認為領導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是俄國西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城市的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似乎是正確的，而且我認為基本上也是確切的。然而在內戰年代裏，由於無產階級大部分被消滅加之嚴重分散的情況，黨和無產階級之間建立的關係基本上不複存在。在以後大約二十年裏，即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黨沒有任何明確的或者說一致的階級基礎，它的統治是通過控製安全機構和武裝部隊實現的。
我認為，正是在這些混亂和鬥爭的年月裏，一個新的階級誕生了，它消滅了老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逐步控製了共產黨，最後真正取得了一個統治階級的地位。貝特爾海姆的《蘇聯的階級鬥爭》一書的大部分用來描述和分析蘇聯政權這種轉變發生的過程。貝特爾海姆稱這一新的統治階級為黨的資產階級。從這一統治階級的組織形式和作用來看，這一稱呼似乎是合適的，不過從資產階級的曆史含義來看，黨的資產階級這種稱呼卻可能會引起誤解。當貝特爾海姆在書中說明階級統治的發展時，他又犯了同樣的錯誤，即他認為，在表麵現象的掩蓋下，支配蘇聯製度的法則仍然是資本主義法則。貝特爾海姆認為蘇聯統治者國內的目標是為積累而積累，國際的目標則是控製整個世界。這種看法隻不過是當前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觀點的翻版。
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中，資本積累的必要性來自資本主義製度的某些基本特征。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積累就是征服社會財富世界，就是增加被資本家剝削的人數，因而就是擴大資本家的直接和間接控製。”最成功的資本家是那些利用最新、最先進生產方法的人。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就使對具體工業企業不斷增加的投資成為經常的必要，競爭使每一個資本家都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固有的規律是外部的、強製的規律。在競爭迫使之下，資本家為了保護自己的資本，他就必須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但是，他除了通過不斷積累以外，是無法擴大資本的。”蘇聯的社會製度完全是另一回事。那裏沒有私人資本家。（從上文可以看出）貝特爾海姆把蘇聯企業經驗的作用描寫成跟資本家的作用是一樣的作法在蘇聯製度的結構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據的。蘇聯統治者的權力、威望和特權不是來自私有財產所有製，而是來自他們對國家機構，因而從整個社會資本（隻要工資關係存在，社會資本的概念就有意義）的直接控製。蘇聯的製度中，可能有一些隱蔽的機製，強迫統治者為積累而積累（這也許是真實的），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機製肯定不同於資本主義條件下起作用的機製。就我所知，還沒有人證明這種機製在蘇聯製度中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明智的是，不理睬認為蘇聯統治者在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驅使下為積累而積累的看法，而到別處去尋找對他們在國內外事務上行為的解釋。
本文不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地方，而且我根本無資格這樣做。因此在下文中，我隻提出一些建議和假設，因為我認為這些建議和假設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我認為，蘇聯製度中沒有能同資本主義客觀經濟運動規律相比較的客觀經濟運動規律。如果這是正確的話，就可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聯統治階級在結構上缺乏執行自己加給自己的管理整個社會資本責任的組織。蘇聯統治階級必須規定自己管理整個社會資本的目標，因為它不能隻是使一種基本自發起作用的經濟目標內在化，也不能隻是受這種經濟目標的支配。從外表來看，這似乎允許蘇聯統治者有相當大的選擇範圍。他們可以選擇像貝特爾海姆所說的那種為積累而積累的政策，盡管很難看出他們為什麽選擇這樣的政策。他們也可以選擇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政策，即選擇一種旨在向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政策，但仍然很難看出他們為什麽這樣做，因為這樣做意味著為最終消滅他們的特權階級的地位而工作。最後，他們也可以選擇維護和加強他們的特權階級地位的目標。
如果我們假設（我正是這樣假設的），最後這個目標事實上正是蘇聯統治階級的主要動力的話，那麽，似乎要產生兩個結果。第一，勞資關係（即基本是剝削的階級關係）必須保持。這就要求對蘇聯無產階級實行一種旨在使之無權和馴服的政策。因此，一方麵要嚴厲鎮壓任何獨立的工人組織，一方麵要逐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包括合理的充分就業、受教育的機會、醫療、退休金，等等）
第二，蘇聯統治者為了維護和加強自己的地位，他們在革命後整個曆史的進程中，一直不得不保衛自己的國家，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不斷敵視和無數次公開的進攻。這段曆史是眾所周知的，無需在此重複。[6]從我們現在觀點來看特別重要的是，麵對經濟上強大得多的敵人而進行的這種求生存的鬥爭，無疑一直是形成蘇聯統治階級的行為和意識形態的根本因素。最重要的是，這一鬥爭說明了蘇聯社會的特點。貝特爾海姆認為，蘇聯社會的特點來自該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從他的觀點來看，蘇聯社會的特點完全是由這種性質造成的。貝特爾海姆所認為的蘇聯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是指：單純的資本積累、旨在分裂資本主義陣線而進行交易（如斯大林-希特勒條約）的機會主義願望、在鄰國建立服從自己意誌的政權並在軍事給以支持，等等。
如果這種論點是正確的話，那就是說，蘇聯政策同資本主義政策比較起來，前者要不確定得多，因而潛在地講也靈活得多。資本主義政策片麵地受著資本積累必要性的製約，這種必要性在任何情況下都起作用，而且根本不顧外部情況的變化。在蘇聯的情況下，唯一的相對必要性是保持基本的勞資關係。內部沒有積累的必要性緊迫性。事實上，針對外部危險而進行的極端高速度的積累往往容易破壞保持勞資關係所需的政策。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聯製度的外部危險極大地減小之後，蘇聯統治者根本的階級利益將是立即提出如何最佳調整內外政策的問題——這也許是我們分析的最有意義的成果。
蘇聯統治者是否會對這一挑戰作出有效的反應是不可能給以回答的，即使作出回答，然而要求立即得到實踐的檢驗也是根本不能的。在當前情況下，還看不出資本主義對蘇聯（以及其他同樣性質的革命後的社會）的壓力會有所減輕的前景。隻要這種情況一日不改變，蘇聯無疑認為必須沿著過去走了半個世紀道路繼續走下去。但是，蘇聯統治者不會象資本主義那樣總是受著一種衝動的支配，這就是說，在種情況下，蘇聯統治者在不違背他們的階級利益——事實上恰恰相反——的前提下，可能會根本地改變前進的航程。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我們看到了當前國際關係中存在極大危險，並且要求采取有效行動使之向好的方麵轉化。
我們知道，我們在曆史現階段的鬥爭必須直接指向美國領導的全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浪潮。蘇聯雖然不是它自稱的社會主義社會，然而也不是我們的敵人。蘇聯像人類文明開始以來的一切社會一樣仍是一個階級社會，不過卻缺乏在內部發展自己和主宰自己的動力，而這種動力正是資本主義的標誌。蘇聯從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一直遭受著一種令它喘不過氣的壓力。當解除了這一壓力之後，它至少可能有機會（如果給它一個合情合理的機會的話）證明革命後的社會能完成的功業。
（奮之 譯）
[1]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頁。
[2] 《馬克思致約·魏德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頁。
[3]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多數發生在農民占社人口比重很大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農民生產的剩餘產品傳統上一直被地主、高利貸者和國家以地租、高利貸和苛捐雜稅的形式占用。革命之後沒收了地主和高利貸者的財產，但國家繼續占用一部分農民生產的剩餘產品，不過占用的部分也許沒有從前大。稅收或者控製收購農產品的價格和賣給農民的商品價格就是國家占用農民剩餘產品所使用的形式。
[4] 查爾斯·貝特爾海姆：《蘇聯的階級鬥爭》（紐約，1976年版）。
[5] 見貝特爾海姆上書第300-301頁。
[6] 然而，在蘇聯國內外，資本主義敵視的基本原因往往被誤解。資本主義對蘇聯的敵視不是建立在反共產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反共產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風氣很為盛行——基礎之上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蘇聯從來就不是共產主義國家，而且除了言語之外，很久以前就在一切方麵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敵視的真正原因，是沒收了私人資本家的財產。在蘇聯這種類型的社會裏，沒收私人資本家的財產是新剝削階級產生的必要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新剝削階級產生的原因。
在蘇聯、甚至一些其他革命後的社會裏，有一些真正的向傳統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在這裏指出這一點也許正是地方。這些傾向存在於所謂第二經濟或者地下經濟中。在這種經濟中，出現了私人企業。有時候，官方對這此類傾向持容忍的，甚至支持的態度。這種傾向可能是資本主義全麵複辟的小小開端。此種情況必須給以密切的注意。但是從目前情況看來，這種傾向的範圍有限，不可能重嚴影整個社會製度發揮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