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即便是不太關心新聞的人，也會注意到一個係列的報道，那就是包括H&M、耐克等國外品牌聲稱新疆存在“強迫勞動”問題，拒絕使用新疆棉花產品的聲明引起了輿論關注。一些新疆棉企負責人也反映，去年以來，已經簽好的棉產品出口訂單突然間全部被取消。新疆棉花為何突然麵臨困境？這個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有關棉花的問題，還是有關新疆的問題，或是有關維吾爾人的問題呢，今天我就從中國的報道和一個深入新疆的記者寫的現狀記錄，來看一看兩個方麵的分歧，最後我發表一下我個人的觀察和感想。
首先我們來看中國方麵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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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宣布對所有新疆棉企無限期取消擔保認證。這一行動導致新疆棉產品進入了國際貿易的“黑名單”，而該協會給出的理由竟是新疆棉企存在“強迫勞動”的問題。對於這種說法，新疆棉商和棉花企業工人都予以駁斥。
“強迫勞動”謊言從何而來？
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 吳豔：瑞士良好棉花上海代表處在2012年正式設立，我擔任首席代表8年多的時間內，其實一直都是帶領團隊兢兢業業嚴格地來執行“良好棉花”標準。吳豔說，對於新疆棉花是否符合“良好棉花”的生產標準，上海代表處在審核過程中一直遵循的是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的“三重認證機製”。
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 吳豔：首先是生產者單位進行一個自我評估，然後由我們上海的團隊，他們進行第二方的可信度審核。那麽最後是由第三方的審核機構出具一個單獨的驗證報告。為了回應境外有關“強迫勞動”的輿論，我們上海代表處對新疆的項目進行了嚴格的複查。經過嚴格複查，吳豔的團隊證實新疆並沒有所謂“強迫勞動”問題。
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 吳豔：向總部提交了兩份我們的調查報告，另外我們還匯總了由瑞士通標公司等第三方檢測機構曆年以來的檢測報告上交到總部。同時我們還跟國際的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相關利益方一再重申，在中國地區我們沒有發現過任何一例有關“強迫勞動”的案例。吳豔提到的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是國際公認的檢驗、認證機構，對新疆棉紡織行業生產經營情況十分了解。但是，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總部卻無視其上海代表處和通標公司提交的評估報告，聲稱新疆棉企存在所謂“強迫勞動”，並且沒有任何理由的無限期取消新疆棉企“良好棉花”認證。那麽我們總部作出暫停認證這樣的一個決定，實際上會導致近50萬噸的新疆棉花無法進入國際棉紡織生產供應鏈。
BCI錯誤認定的背後：
“人權組織”施壓，美國政府機構授意，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為何會執意地不顧事實？這個“強迫勞動”結論又是如何出籠的呢？記者了解到，參加良好棉花調查工作組的一些所謂的“人權組織”，在調查工作中向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總部頻頻施壓，他們也是所謂新疆“強迫勞動”問題的始作俑者。
“維吾爾人權項目”是一家總部設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長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開展涉及新疆的負麵宣傳活動，發布了大量與新疆人權保障和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不符的報告，甚至積極鼓吹極端和分裂思想。該組織負責人路易莎·格雷烏，曾經擔任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副總裁。
“人權觀察”號稱全世界最大的人權非政府組織。英國《泰晤士報》曾批評該組織隻關心美國認定的敵對國家，選擇性的報道這些國家所謂迫害人權的案例，奉行雙重標準。在涉及中國的人權問題上，該組織罔顧事實、極力抹黑。值得注意的是，“人權觀察”和資助“維吾爾人權項目”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因在香港“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被我國宣布製裁。
記者了解到，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總部會作出這種毫無道理的決定，除了“人權組織”從中幹涉外，也與良好棉花理事會的影響有很大關係。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的決策機構是良好棉花理事會，其主要收入來源是理事會成員中的瑪莎百貨、李維斯、蘇皮馬等品牌商代表，這些品牌商代表大部分來自歐美國家。另外，美國國際開發署是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的重要讚助方，這家美國政府機構，左右良好棉花理事會的內部決策，不斷授意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總部對新疆棉企采取不正當行動。
整個2020年，美國政府對新疆棉產業也是頻頻出手打壓。從美國財政部要求美國公司完成與新疆52家棉企的清算撤資，到國土安全部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新疆棉企發布進口禁令，幾項措施幾乎封堵了新疆棉產品的出口渠道。
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 許建英：美西方打著人權的幌子，炮製所謂的新疆“強製勞動”問題，不顧事實真相，製造各種謊言，惡意炒作，其根本目的是想破壞新疆的棉產業基礎，破壞中國的棉紡產業鏈，破壞新疆就業和社會穩定，破壞新疆的民族關係。美國所謂的要保護新疆的人權完全是一派謊言，根本目的實際是破壞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這也是對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權的最大的破壞。
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總部作出的無理決定，實際是美國政府涉疆製裁的延伸，導致了供應鏈脫鉤的惡果。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和一些非政府組織、零售品牌商的所做所為，讓白棉花上了“黑名單”。因為霸淩思維的驅使、政治因素的存在，還有許多本應正常交易流通的商品，不能進入到供應鏈；還有許多互利共贏的經貿、科技、人文合作，不能順利開展。
“這種報道是不道德的！”當地時間3月25日，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采訪。在觀看了該台一則有關中國新疆的錯誤報道後，崔天凱當場指出，CNN這種偏離事實的報道和行為是不真實的，並強烈譴責美國官方和媒體對於中國在新疆問題上的汙蔑。
近年來，有關新疆“種族清洗”計劃的謬論不止。BBC使用所謂的不明來源的視頻以及不明出處的報道作為“證據”，編造所謂的“100萬人關押在拘留營”，聲稱中國政府對新疆實施“種族清洗”。不僅如此，CNN更是使用“陰間濾鏡”製作了所謂的記者實地調查視頻，並引用所謂的國際調查報告聲稱，維吾爾族人遭到迫害，維吾爾族婦女麵臨著“強製絕育”，維吾爾族兒童被禁止與家人團聚等狀況。
“中國沒有做這樣的事情！我要說清楚，中國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崔天凱說， 非常不幸是，包括一些記者在內的有些人，他們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偏見，這就是為什麽他們會在特定情況下得出截然不同的，與現實情況相悖的結論。隨後崔天凱娓娓道來向主持人講起了新疆的實際情況。崔天凱說，最近幾年，自己多次前往去過新疆。所看到的與外媒報道的完全不同。直到現在，恐怖主義都對新疆人民以及各族人民構成巨大的威脅，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在恐怖襲擊中受到傷害。其中一些人（恐怖分子）還和ISIS等組織有聯係，當地人強烈要求政府必須采取措施阻止恐怖襲擊，“（所以）阻止恐怖襲擊蔓延是我們的第一要務”。
“但我們所采取的措施並不是在那裏發動戰爭，我們沒有使用導彈或無人機。我們在教育和培訓方麵下功夫，幫助人們學習更多的法律知識，獲得良好的技能來改善生活，找一份好工作”，崔天凱說，所有這些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在過去幾年裏，新疆也沒有發生一起恐怖襲擊。
“過去四十年裏，維吾爾族的人口數量翻了不止一番，所謂的‘種族滅絕’何來？”崔天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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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麵我們在來看一個深入新疆的記者寫的現狀記錄，當然這位記者肯定不會是完全沒有傾向性，但是難得的是他是親身前往新疆實地了解，而不是坐在辦公室看文件和報道，這種報道不管我們是不是完全認可，但是這種態度需要尊重。
當我去年冬季進疆考察歸來，很長一段時間裏無法跟朋友們解釋清楚，新疆到底正在發生什麽，雖然從全疆各地形同戒嚴的態勢已經足夠震撼，踏出烏魯木齊地窩堡機場、看到持槍武警站在裝甲車頭那一刻的心情，也一點不亞於乘火車進入新義州車站、然後湧上無數朝鮮軍官檢查行李和電腦時感受到的緊張。
今天的新疆，無法不令人百感交集、心情複雜。但是，或許隻有將視野從表麵向製度、向曆史拉得足夠深，才可能理解我們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一切。
這就是新疆，一個帝國的新邊疆，一場戰爭的新前線。
凍結的城市，冬季的新疆，大地冰封，零下20度的空氣仿佛凍結了。然而，整個新疆社會似乎也處在凍結狀態。
烏魯木齊街麵多鋪大塊石板，結冰以後走上去光滑、危險，需要十分小心。據說這是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到任後下令更換的，免得重演暴亂民眾撬起小塊地磚當武器。沿著這些街道，進入天山區的老城，傳統熱鬧的大巴紮（集市）裏麵人流並不多，位置稍微偏僻一點的店麵都關門了。城市建設似乎也陷入停滯，1950年代那些刷著黃色、基麵用石頭裝飾的老建築（如人民劇場和郵局），在周圍高樓的映襯下竟然輝煌仍在。
新建的地鐵線路據說遇到資金困難，被發改委勒令停工（而出租車司機則補充說，回填停建線路的成本比新建投資還高）。市民出行依賴的公交車，絕大多數都老舊不堪，屬於高底盤的過時車型，而乘客則以中老年人、特別是婦女居多，不知道市政當局是沒有錢還是其他原因，不願意改善公交。在這些公交車內，經常能看到“車隊招司機”的小廣告，這在其他城市並不多見。類似的小廣告在烏市幾乎隨處可見，連街頭每隔幾十米就設立的警亭外也總有“招聘協警”的貼紙，條件都是“有五險一金、月薪3000起、不限戶口”等。
“人都走光了”——這是在烏魯木齊市最常聽到、用來解釋各行各業蕭條的原因。
烏市的夜生活也變得分外蕭條，幾處著名酒吧街尤其明顯，我為了聊天不得不轉場幾次，因為都遇到店鋪打烊趕人，隻有當地朋友回憶起幾年前“維吧”的繁榮、哼起作為當年夜店主旋律的烏茲別克流行曲的時候，我才相信烏市大概真的應該算是“一帶一路”的起點。“人都走光了”——這是在烏市最常聽到、用來解釋各行各業蕭條的原因。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和新疆公安廳的人口年報，2014到2016年間烏市人口為350餘萬，而根據2018年自治區的人口統計公報，此前一年的烏市人口突然降到了222萬。
到底發生了什麽？當地人都說，過去一年人口減少了一百萬，其中大約40萬是漢人，還多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適齡勞動人口，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被西安這樣開放戶口的城市吸引過去；另外60萬（以維族為主）則回到了南疆。但是，還有多少人進了“學習班”？並沒有人知道。當地人說，過去一年人口減少了一百萬，其中大約40萬是漢人，另外60萬（以維族為主）則回到了南疆。
喀什的情形更糟，雖然氣溫高過烏魯木齊，但是半露天的大巴紮裏照樣顧客稀少。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Bill Porter）1990年代中期到訪喀什的時候，每個周日大巴紮的人流已經達到5到10萬之多，可是今年冬天的周日，我目測後再計算一下，或許稍稍過萬吧。可能因為處於淡季，但是對於喀什這個位於地中海東岸到太平洋的中間點、因此成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貿易城市，這麽蕭條實在有些特別。連著名的艾提尕爾清真寺前廣場也人跡罕見，最多的大概就是三個一組、背靠背執勤的輔警。進入喀什老城，或許因為煤改氣的緣故，更見冷清，街道上不多的行人也以老人和婦女為主。當然，據說眼下也是最近幾年治安最好的時期，漢族遊客可以放心地四處溜達。隻是，城市似乎已經凍結。
凍結的當然不止是天氣和人口，還有工資。早些年間，例如1990年代庫爾勒石油大開發的時候，那裏曾經是全國通脹指數最高的地方，羊肉也貴到全國矚目。今天，烏市的羊肉還是一公斤60多元，但是收入水平卻一落千丈。官方公布的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7028元，合月均3085元，基本上符合當地的消費感受，也是街頭無數協警、輔警的入門工資水平。不過，此行聽到不少“單位人”抱怨，他們作為工作時間超過20年的資深中層，月收入不過四五千，更慘的是許多年輕人，月薪普遍隻有兩千多，還不如邊境牧民參加“護邊”領取的補貼金。離開新疆，幾乎就是這些“底層”青年的心聲。
畢竟，如果按薪資水平算、不計年資的話，新疆的收入結構從高到低依次是軍人、警察、公務員、普通企業員工和事業單位職工，一些特殊行業如電力、石油等的收入水平與軍人相當或略高。這是新疆本地民眾的收入分層感受，更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態——軍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統治集團的主體。
本地民眾的收入分層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態——軍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統治集團的主體。盡管如此，公務員和基層警察的抱怨還是有所耳聞：已經幾個月沒發工資了。當然，協警、輔警和一線警員等屬於財政優先保障對象，不存在“停發”問題，可是苦了那些年資較高的資深警察和公務員。他們不僅要忍受財政困難下的工資停發，還必須以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全時狀態繼續各種值班、執勤、駐村、開會、“結親戚”等日常工作之外的“全員維穩”，像極了文革時期各單位“早請示晚匯報”、幹部們總是晚上開會、時常下鄉的狀況。尤其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員，必須麵對遠程攝像頭正襟危坐，不得打盹、看書、玩手機，第二天仍然要正常上班，真是“苦不堪言”。
而且，全疆所有的幹部調動和辭職都被凍結，士氣低落，不僅日常工作事實上處於半癱瘓狀態，外來人員到政府機關聯係不到對口辦事人員已經是常態，行政人員泰半都被抽調駐村；即使不駐村的幹部，也要與鄉村維族居民“結對子”，除了每月下鄉探望、記錄探望日誌，還要每三個月一次招待“結對子”的維族老鄉全家進城、住家。透過當事人描述和手機照片，不難感受到那種兩家人相對無語的無奈。
日常生活的堡壘化
大概任何人都很容易發現，這種“結親戚”式的漢維團結是強製的、別扭的。但幾乎沒有人敢於違反這些強製性政策，從個人收檢家中藏書到各單位、大學審查藏書，剔除任何“極端化”內容，到禁穿布卡（蒙麵罩袍）、限製禮拜，殺牲時連行一個伊斯蘭手勢也可能被檢舉，然後送進“學習班”。
所有這些都是在“維族離不開漢族”的口號下進行的，一種新的隔離在團結的名義下建立起來：城市化潮流下維族向大城市的流動被幹預，留在烏市的維族被要求回到南疆原籍；國家補貼新建大批定居安置點，要求半遊牧狀態的牧民定點集中居住；自治區幹部要求下鄉駐村，2014年起20萬幹部駐村計劃啟動，駐期三年一輪換，多數擔任行政村的“第一書記”；為了解決駐村幹部流動問題，自治區還向河南、山東等地招募曾經在新疆服役的退伍軍人，擔任鄉村幹部，長期定居南疆農村。
同時在“反極端化”政策下，全疆範圍內所有阿文招牌都被拆除，阿文誦經更是禁止。阿拉伯文字和“沙利亞法”（Sharia，即伊斯蘭教法）已經被等同於極端主義，維族被重點貼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標簽，不僅無法申領護照，而且區內旅行也受到限製。強製要求各穆斯林民族采集生物特征的計劃早已開始，至於媒體新近披露的針對維族的人臉識別計劃雖然無法證實，但是在全區的“雪亮工程”覆蓋下，大概沒有人能夠逃脫全域監控。
維族被重點貼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標簽，不僅無法申領護照，而且區內旅行也受到限製。這就是新疆的堡壘化，從烏魯木齊到喀什，從城市到鄉村，幾乎完全改變了原先的景觀，而頗有置身以色列的錯覺。
以烏市為例，每一個單位，無論政府機關，還是企事業機構，或者住宅小區，都實行全封閉管理，圍牆上架設鐵絲網，門口外安裝防撞欄杆，出入則實行人臉識別；中小學校的管理更為嚴格，每逢上下學或者午休外出時間，中學門外就有約十餘名保安在各個方向把守，禁止市民靠近、穿越；小學放學時間則通常將整條道路封閉；賓館、商場、快速公交站台等公共場所則實行進入安檢；每一個公交站台都有保安和戴袖章的街道“誌願者”全天守候警戒；加油站和公路關卡都需要對司機進行身份證和人臉識別，乘客也需要走專門通道接受檢查。
除了這些表麵可見的，據當地人介紹，其實每一幢居民樓都要求該樓居民代表24小時輪換值班，每一個機關、企事業單位同樣要求領導層級輪流值班，保證24小時響應。更可觀的還在於“屯警”的堡壘化，除了每個現有警局都加固，屯警還屯到了街麵：每一個路口必有一座兩層或更高的“便民警務站”小樓，使用鐵柵欄、鐵絲網和攝像等安防設備強化，作為警力屯在街麵的據點。此外，任何地點的目視距離內，一定還有更小型的單間警亭，供協警、輔警等輔助人員休息。某種意義上，這讓人想起日據時期的“華北治安戰”模式，以固定據點屯守少量兵員，以機動力量控製交通線路和進行支援。
為了解決警力上街問題，烏市將屯警於派出所和分局，改為直接屯在街麵。但這並非巡警體製，基本上難以看到正規製服警察的步行巡邏。街麵警力的存在仍然以三人一組背對背、或者手持棍棒盾牌、或者手持槍械在固定崗站立，明顯缺乏信心和信任來要求警察在劃定區域裏隨機巡視。以單位控製麵積的效率而論，相當浪費警力。
“雪亮”的鄉村與半軍事化管理，這些物理性的堡壘化隻是一方麵，另一麵則是2017年之後加速的“雪亮工程”。這一計劃始於2007年4月，烏魯木齊被列入第三批“網格化管理”試點城市，但尚未完工就於翌年發生了大規模族群衝突。截至2010年7月，烏魯木齊已經安裝4萬套攝像監控設備，包含8370個“防砸鷹眼攝像頭”，覆蓋3400輛公交車、200個重點公交車站，4400處街巷，270所學校、幼兒園，和100家大型商場超市。
從2015年後，這一計劃升級為九部委聯合發起的“雪亮工程”，所謂“雪亮”，取自中共政治話語中常見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隻是工程和群眾的眼睛並無關係，而是以“縣-鄉-村”三級行政區域為重心，以攝像頭網絡監控鄉村群眾。到2017年，新疆的雪亮工程投資規模開始領先其他省市，成為全國最“透明”的省區。
隻是，這些監控的民族指向非常明確。在喀什老城，幾乎沒有一個小巷沒有攝像頭。在南疆村莊，攝像頭同樣密集，從村口到村內道路，也難有遺漏。而防範最嚴的大概就是各村的村委會，一般都進行了改擴建，不僅作為村幹部的辦公場所，也作為駐村幹部和值班保安的住宿點，劃有單獨的生活區。而村民則被要求每周一早晨到村部參加升國旗儀式，點名並且接受政策宣導。而村部大院守備森嚴，除了鐵絲網、防撞欄杆、阻車水泥墩等，還都設有警報裝置，日常不定期地進行防恐演習，要求值班保安和村裏的治安誌願者，必須手持木棒和鐵製水管削尖的長矛及時趕到現場參加衝突處理。
就在我們離開某個村部的時候，駐村的第一書記大概為了表現指揮有力、訓練有素，突然無預警地拉響了警報，果然全村動員起來，扮演“恐怖分子”的村民被狠狠地打倒在地。半軍事化的管理模式已經成為全疆農村的標準治理模式。駐村的“第一書記”擁有最高權力，可以隨時把有任何“極端化”表現的村民送到“學習班”。當然，第一書記也擔負著扶貧、反腐等多重使命，節製原有當地民族村長通常會有的“多吃多占”的“村霸”行徑，也會努力籌款改善村莊基礎設施建設、為村民新建安居房，並以爭取“護邊員”、“安全員”名額的方式直接增加村民的收入。
南疆農村由此連普通民眾的日常收入也與“維穩”體製掛鉤，生活和生產方式也向聚居和定居化鞏固，並且被引導“向黨感恩”，這種模式也因此被稱作“要穩定不要發展”的政策實踐。雖然偶爾聽見一些漢族幹部對此路線的議論，但是並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也沒有人敢於談及前任自治區書記張春賢“以發展促穩定”的路線。
如果把"新疆模式"僅僅歸結為上述堡壘化的監控，可能真的過於簡單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對中國乃至世界——至少"內亞"層麵——的影響。
新大漢主義的監控依賴，新疆是"一帶一路"的起點區域，也構成當下中國的一個全球化節點。正如曆史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
而新疆社會凍結的驅動力，來自當局加速進行的"反極端化"，也就是消除民族特征的"新大漢主義"政策下進行的"社會堡壘化"，並且可能正是中國所支持的"全球化"一部分。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現代性支柱之一——社會監控與民族國家體係相輔相成，上述通過監控體係和新漢化的民族國家體係來完成的"全球化"，和中國在委內瑞拉的監控試驗遙遙同步，也以"新疆模式"的輸出開始改變中國內地和沿海的統治，以及對中亞"一帶一路"地區施加中國影響。
正如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在新疆，一方麵，監控在製造著族群隔離。從地窩堡機場出來，高音喇叭就提醒所有進出車輛搖下車窗接受檢查，但是隻要漢族麵孔就高速放過，而維族麵孔則須下車驗證。在賓館入口，檢查人員雖然也多是少數民族，但是遇到漢族則通常一擺手，而若有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則嚴格查驗。烏市和喀什的大巴紮更為誇張，理論上所有人進入都須查驗身份證，但是漢族遊客則可從專門通道直接進入，少數民族則需排著隊伍挨個查驗。
這裏的民族區分，完全倚賴檢查者對麵孔的判斷，和人們自覺的自我分類——後者最明顯標誌便是著裝：畢竟還是有不少婦女堅持戴著頭巾，老派的維族人也穿著講究，從外觀上一眼可以看出。監控的存在，每時每刻提醒著人們在做這種族群劃分；而且在監控麵前，漢族儼然享有特權。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並不以為這有什麽不正常，反而覺得這是對過去多年來"大維族主義"的矯正，這些矯正還包括從路牌到商店招牌和政府機關門牌，維漢雙語占全部招牌的比重和上下都被重新調整，更多商店則重做招牌，完全取消了維語——甚至包括那些在傳統維族聚居區的店麵。這種情緒也傳染了維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例如同行的哈薩克族朋友就很高興這種對待維族的方式，大意是以前也被維族欺負，現在終於可以出口氣了。
在監控麵前，漢族儼然享有特權。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並不以為這有什麽不正常，反而覺得這是對過去多年來"大維族主義"的矯正。另一方麵，同強化監控所伴隨的，是對維族民眾居住和遷徙的限製，在村莊和社區攝像頭的後邊，社區和村委的權力前所未有地擴大，他們可以要求在外地經商、打工的維族必須回到原住地，沒有許可不得離開（尤其是南疆的維族）。
然而在曆史上，這種聚集對這些遊牧、半遊牧民族與漢族（或其他優勢民族）的關係來說，並不新鮮。拉鐵摩爾曾經總結說，散居的遊牧民族一旦聚集，就會積聚起反抗的力量，無論匈奴人、蒙古人還是突厥人，都是一樣的，然後漢族的殖民政權往往就在這種新積聚的力量麵前退卻。從漢朝以來，這種漢族占據綠洲—壓迫遊牧、半遊牧族群—形成後者的反抗—再行退卻的循環不斷重複。
從漢朝以來，漢族占據綠洲—壓迫遊牧、半遊牧族群—形成後者的反抗—再行退卻的循環不斷重複。2009年"7.5"事件的爆發，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類似機製：南疆的農墾兵團占據了過多的水、土地和就業機會，壓縮了維族的生存和生活空間，後者被迫逐漸聚集，且伴隨著貧困化和1980年代以來瓦哈比教派的傳播，而逐漸形成反抗力量和反抗意識。而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對教育、扶貧和其他公共品投入等的匱乏和失責，卻被遠在烏魯木齊的維-漢精英所掩蓋、甚至利用，畢竟新疆維族內部的階層分化比漢族或者全國平均狀況更為嚴重，超過20%的維族人可以計入社會上層，而超過70%的維族則屬於中下層，維族內部的階層矛盾，往往轉化為對漢族的怨恨。
更加吊詭的是，對貧困牧民更有吸引力、對異教徒的界限意識更為強烈的瓦哈比教義，其傳播曾經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這種支持基於中國與沙特政府的友好關係和利益交換，包括中國1980年代向沙特提供東風導彈（這是中導條約生效後無力製止的）並支持阿富汗抵抗遊擊隊，而後者則向中國援建清真寺並提供其他文化援助，例如北大圖書館的建設、以及邀請新疆宗教學者到沙特學習瓦哈比教義。
帝國經略邊疆地區的遙遠回音？然而，目前的新疆地方政府——以及北京——似乎並沒有從曆史中學到什麽。相反，他們更樂意使用便於監控的、反城市化的集中定居模式，並且采取"市恩"方式，通過扶貧和補貼住房等補償維族，掩蓋自身的責任。隻是，所有這些在"7.5"事件後加倍的補償，以及集中居住和集中教育的半軍事化管理，無論是村莊還是學習班都貫穿著高強度的漢化教育。背後的迫切性，按姚大力對拉鐵摩爾漢化觀的推進（也是傳統中國人對漢化的簡化理解）即，這些邊疆地帶的"夷族"是否漢化，不止是表麵上是否能夠成功移植漢地製度的問題，而是關係漢族的生存或死亡，類似納粹的生存空間理論，卻更直接。仿佛這些維族的漢化與否，意味著漢族的生存危機——盡管直到今天，北京的儒生們都以所謂"天下主義"來粉飾。
這就是"新大漢主義"在新疆的興起。與其說這是出於對少數民族地區極端主義威脅地方穩定的憂慮，不如說是傳統漢地政權對邊疆統治缺乏信心的折射，而有意修改甚至放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改以強力的漢化政策為中心，推行漢民族主義的文化、經濟和社會政策。"新大漢主義"在新疆的興起，與其說是出於對少數民族地區極端主義威脅地方穩定的憂慮，不如說是傳統漢地政權對邊疆統治缺乏信心的折射。換言之，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帝國經略邊疆地區的遙遠回音，更能看到這些古老治理思想如何在全球化時代改頭換麵，呈現出典型二十世紀、頗具現代性的種族民族主義。
與當下的種種"新民族主義"相比——從1990年代的巴爾幹到克裏米亞半島，從特朗普治下的新美國主義和法德等國的新排外主義——有著近乎相同的起源因素，即因中國在巴爾幹危機的介入，混跡反動潮流中卻反而加持它，從而成為威權主義中國模式的一個樣板。新疆也因此頗有黎巴嫩什葉派從1980年代之前的邊緣族群崛起到地區中心的態勢，不僅因為宗教問題上升到了中國政治的中心，也因為中國治理層麵的新疆模式，將新疆這個"一帶一路"的起點再次推回到傳統內亞的中心，從而受到全世界的密切關注。
在新疆"再教育營"引發世界範圍關注的同時，2014年被判無期徒刑的前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提名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再次向世人提醒維族所麵臨的文化困境。類似的，許多其他新疆文化精英的失蹤命運，都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土耳其）引發前所未有的關切，也提醒中國政府，維吾爾族這個晚至1930年代才建構生成的民族，並非新疆境內唯一沒有在境外有著獨立民族國家認同的主要少數民族，相反存在著廣泛的突厥語認同。
維吾爾族這個晚至1930年代才建構生成的民族，並非新疆境內唯一沒有在境外有著獨立民族國家認同的主要少數民族，相反存在著廣泛的突厥語認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2012年訪問烏魯木齊和喀什，受到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其外長也高度稱頌喀什作為第一部突厥語詞典誕生地的文化價值。隨著埃爾多安政權的穩定和2018年選舉勝利後更加積極的外交姿態，"泛突厥主義"同樣借著全球化和絲綢之路，重新定義所謂"中心"和"邊緣"。
"新大漢主義"的高層政治調整，不同於"7.5"事件後內地滋生的所謂"皇漢派"，如今在新疆居於壓倒地位的，是一個有著廣泛民粹基礎、並得到警界支持的、非常極端的大漢族主義，這種"新大漢主義"，從中央層麵機構設置就可以窺得其傾向。負責協調新疆事務的最高機構——"新疆辦"（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的組長人選和辦公室設置的變化，反映出"新疆模式"的重心已經轉向民族政策的調整，而不再是表麵上最為突出的反恐和維穩。"新疆模式"的重心已經轉向民族政策的調整，而不再是表麵上最為突出的反恐和維穩。
這個成立於2000年的中央小組，在設立之初，組長始終由身任政治局常委的政法委書記擔任；但是十八大後，隨著政法委書記不再躋身政治局常委之列，"新疆辦"組長從2013年起改由政協主席俞正聲擔任，"新疆辦"的辦公室也不再設立在中央政法委大樓內，而移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民委）機關，由民委主任擔任"新疆辦"的辦公室主任，延續至今。這僅僅屬於中共高層政治內一個微小的行政調整，卻能管窺新疆問題主導方向的變化。
當然，民委作為中國政治結構中幾乎唯一的一向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建製性根據地，在曾經擔任新疆自治區主席的維族高官努爾·白克力2018年9月後被以"兩麵人"名義清理後，恐怕無力抵製這種"新大漢主義"在新疆地區的統治、以及對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可能造成的深遠負麵影響。
最後作者簡單總結一下新疆的現狀。
1.中共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的統治，基本屬於占領駐軍的狀態。如果做對比的話，就像日軍在大陸的“統治”一樣，屬於必須無時無刻靠大量武力壓製敵人的狀態。警察不敢單個巡邏，平時都得躲在碉堡裏。
這個敵人，就是維吾爾人。這個武力，則是無處不在，密度極高的警察和武警係統。在警察覆蓋不到的鄉村，靠著極大量的監控，和半軍事化管理的農村，來維持穩定和政體自保。
2.中共已經放棄了任何“融和”維吾爾族的想法。維吾爾人受到的是無時無刻，極為赤裸公開，極為影響生活的歧視壓迫。每句公開場合的話都要小心，出行嚴格限製，回到明朝的戶籍製度，維吾爾人無法離開鄉村。
如果現在是一種極端，那09年暴亂前就是另一種極端。極度優待維吾爾族的政策，導致漢人和新疆其他少數民族都滿懷怨恨。新疆切糕的段子幾年前在網上傳播極廣，可見這種觀念多麽廣入人心。所以今天大陸對極端壓迫維吾爾族的態度，是支持的。但這種新政策，本質上，是在摧毀新疆的根基。
3.新疆的現狀極其糟糕。民營經濟在誇張的維穩成本和低迷的消費水平下大幅衰退，靠資源的國企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極為有限。新疆99%的新工作崗位都是和維穩有關的，比如各種月薪3000的巡警輔警。在這種環境下，無處可去的維吾爾人隻能忍，但漢人怎麽可能受得了？就算有內地窮人被吸引過來工作，高昂的物價，極其不方便的生活，還有在這裏養大孩子的恐怖，也會讓他們迅速逃之夭夭。要知道，新疆漢人在內地住酒店，很多酒店都不收了。
烏魯木齊是作為北疆的核心（北疆主要是漢人，南疆維吾爾），兩年流失了30%的人口，觸目驚心，現在新疆漢人想轉戶口基本都做不到了，就是為了抑製人口流失。同時，中共還在把維吾爾族趕出城市趕回鄉村，方便管理。但城市化會抑製生育率，把維吾爾族趕回鄉村，會大幅提高生育率。一方麵本來生育率就極低的漢人，還在拚命地離開新疆。另一方麵，本來生育率就高的維吾爾人，因為去城市化和貧窮，生育率不斷提高。這一減一增，中共在新疆統治的難度隻會急劇增加。
4.贏不了的戰爭。
從1，2可以看出，新疆狀況本質上是一場戰爭，中共撕破臉皮，對決維吾爾人的低烈度戰爭。但一個戰爭想要成功，最重要是知道戰爭該怎麽結束。而新疆戰爭，是看不到對中共有利的結局的。
首先，維吾爾族已經被當作了死敵，這個敵人，中共無法直接消滅，也放棄了一切同化的可能。中共的想法，可能就是拖，無限製地拖。
但是，新疆戰爭裏，中共的戰略狀態隻會惡化，不會改善。新疆漢人是中共統治的基礎，但漢人的數量在極具減少，到時候連警察都找不夠人。而需要被維穩的對象，隻會不斷擴大。同時，極其高昂的維穩經費，中共財政難以為繼。上麵文章已經提到了大規模的公務員欠薪情況，這還是2018年。到了五年後，十年後，中國內地的老齡化，會讓內地財政支出飛漲，能分給新疆的錢，隻會更少，不會更多。
新疆的結局，就是變成一個駐軍的占領地，漢人全部搬走，靠著駐軍維持治安。這很像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駐軍，但花銷隻會比美軍更多。因為美國還能在當地扶植代理人政權，但中共是全盤不信任維吾爾人，連扶持維吾爾精英來代理統治的可能性都沒有。
歐美都有穆斯林群體，也有恐怖襲擊。但它們的有限包容政策下，穆斯林大體還是社會的正常一份子，而不是死敵。總而言之，新疆這塊清朝就打下來，漢人繁衍生息的地方，維穩維到最後，會變成一個跟阿富汗一樣完全陌生的外國，一場結束不了的戰爭，成為中共財政上放血的大傷口，一個吞金的無底洞。
5.這個新疆，也代表著中共維穩製度的極限。很多人覺得中共維穩能力是無窮的，但新疆對中共就是一個死局。連新疆都解決不了，資源教育能力遠勝維吾爾人的香港人，中共更無法戰勝。
這個新疆，還計劃是“一帶一路”的起點。但一個死氣沉沉的監獄省份，能成為什麽樣的商業起點？那些一帶一路途徑的穆斯林國家政客都支持新疆的集中營，但底下的民眾，隻會對中國恨得咬牙切齒，中國又要怎麽增加影響力？
那些認為習近平多偉大英明，多有遠見的人。讓他們了解一下新疆政策導致的死局，就能讓他們改變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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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正反方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最後是我的點評時間。
民族源自於部落，自古就有，甚至遠遠早於也大於國家的概念，很多國家內部民族矛盾之嚴重，都會大於和其它國家的矛盾，這個不論東西方國家，也不論經濟發達國家或是經濟落後國家，似乎永遠是一個難解之題，尤其對於大國更加如此，我們看到過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俄羅斯，中國，印度，印尼等等國家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的很多的恐怖攻擊都和極端民族主義有關，但是如何解決這個極端民族主義的問題，卻是見仁見智，而且似乎在大國都沒有很好的模式，比如美國，英國等國是通過國家的反恐機構來做應激反應和預防，這個有點像警察抓小偷，經常會防不勝防，或是像以色列那種全民皆兵，全民防範，整體看上去像是有效，但是需要全民隨時提高警惕，這個對於全民的素質要求很高，唯一我可以看到比較成功的國家例子是新加坡，它從國家的層麵充分融合了多民族的特色，而且用國家意誌強製性的推動民族平等，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回到中國在新疆，或者說是對於維吾爾族統治的兩難，過去的幾十年，不可謂投入不大，福利不夠，記得我們小時候都知道新疆的高考錄取分全國幾乎是最低的，非常羨慕，後來工作遇到來自新疆的朋友，說到少數民族可以不受計劃生育的限製，而且很多有其它的比如免費醫療福利等等。但是為什麽在2000年後會出現幾次嚴重的種族衝突，乃至恐怖襲擊呢，那這個問題的症結在那裏，而解決的方案又是什麽呢。
我不是民族方麵的專家，當然我不太可能完整的回答第一個問題，我試著從我的理解來分析，其中有很多是和打開國門，尤其是和中東交往的加深，包括阿富汗戰爭等等，讓新疆成為極端主義的一個後方，這個是外部因素，而在國內，漢族在新疆還是處於食物鏈的頂層，盡管貌似對於少數民族更加多的福利，但是漢族的確占據著更加重要的位置和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這個的確也會引發不滿情緒。但是，同樣是穆斯林為主體，為什麽新疆維吾爾族會有更加多的恐怖襲擊的動因，而同為穆斯林的寧夏回族就溫和很多，至少沒有出現有組織的恐怖襲擊呢。我個人的智慧還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也許是東突運動喚醒了維吾爾人更多的獨立建國的欲望，而寧夏回族和漢人有更加深度的融合。
最後來看解決的方案，應該說，中國的中央政府在過去幾十年對於新疆，不隻是維吾爾族，包括其它族裔都施行過很多不同的方案，整體上來說，也比較有效，但是世紀之交，包括來自土耳其的東突運動，和來自中東的穆斯林極端運動，都在新疆維吾爾匯合，要知道隻要是建國運動一條就可以吸引無數的亡命之徒，還加上穆斯林的支持，讓危險更加加深，所以，我個人是不同意那種所謂民族問題本質上就是經濟問題的說法，這個是完全沒有認識到民族主義的本質，民族主義的本質不是對於自身現狀的不滿，更多的是對於民族自覺的一種追求，盡管新疆是維吾爾族自治區，但是的確我們在尊重民族自覺方麵還有很多不足，包括強製學習，積極漢化等等，可能初衷是好的，但是的確會引起很多的矛盾。
現在的新疆大規模學習營，很難讓世人，即便是和中國最友好的國家給予正麵的評價，如果說沒有強迫改造，那完全是自欺欺人，而日常生活的堡壘化，全民警戒的日常化，都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在過去幾年提出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在保障治安方麵的確有效，新疆，包括全國在過去幾年已經沒有出現過恐怖襲擊，但是代價也很大，在國內，新疆需要花費巨資來維持穩定，在國外，西方國家，包括中東國家也經常會把新疆問題端上台麵大做文章，這次的BCI推出的抵製新疆棉花的運動隻是一個開始，以後會有更多的不同形式的針對新疆的運動。
新疆，棉花，維吾爾人
這個看上去更加像是一個地緣政治，經濟議題，和民族主義的複雜混合體，要解決好這個組合的問題，需要不同尋常的智慧，還需要考慮中國國內，中國的朋友，中國的反對方等多方麵的因素，顯然，這個議題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更加複雜化，成為了一個兩難的無解之題，放鬆管製顯然不符合國內管製和社會安定的要求（很有可能讓過去幾年的積怨突然發泄造成巨大的動蕩），尤其是新疆現在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這個讓新疆更加成為了開放的前線，顯然開放更加符合開放的形象，但是卻不能放鬆管製，而不放鬆管製會讓新疆在長時間內成為一個西方國家，包括中東國家攻擊中國的靶子，而且這種政策其實也是財政上的無底洞，並且不會在根源上解決實際問題，隻能是造成警察治國，長治久安的一種表象。
但是，現在圍繞新疆的報道和話題，包括中國抵製H&M，耐克等相關的運動，雖然可以在中國國內激發愛國情緒，但是情緒是不能解決矛盾的，這個中國領導人當然知道，不過就像西方國家經常要找個替罪羊一樣，中國政府也在尋找替罪羊，不過手法不一定高明，結果不一定如意，這種EYE TO EYE的方式肯定永遠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時間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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